一个教统治者如何进行统治的人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邦佛罗伦萨的监狱中流行一种刑罚，“坠吊刑”（strappado）：手腕从背后捆绑的犯人被一根绳子吊在空中，从高处朝地面突然坠落，如此往复，直到他招供。这种酷刑经常会导致肩关节脱臼，肌肉撕裂，乃至令犯人的一条或两条胳膊残废。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据说经受了6次“自由落体运动”的尼科洛·马基雅维里（Niccolò Machiavelli），在之后要来了笔和纸，开始写东西。 马基雅维里没什么好招供的，尽管名字出现在密谋者名单中，但他并未参与这次针对美第奇家族成员的暗杀阴谋，后者是这个城邦新复辟的僭主。（此次谋杀行动的目标是朱利亚诺·德·美第奇，另一说是他的兄弟、红衣主教焦万尼，即未来的教皇利奥十世）。 1513年2月，遭关押两周后，为重见天日，马基雅维里不顾伤痛，要来纸笔，写了两首十四行诗，题献给“伟大的朱利亚诺”，除了希望激起怜悯，字里行间还透出一种大胆和显然不被厄运压制的风趣。“我坐着我的大腿,，朱利亚诺，戴着脚镣”，他的开场白。然后他继续写道，牢房墙上的虱子有蝴蝶那么大，他周围钥匙和挂锁发出的噪音叮当作响，像朱庇特神发出的霹雳。或许担心这些句子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马基雅维里愤慨控诉：这就是诗人们遭受的待遇！ 美第奇家族一贯以其艺术支助者的声名自豪，但不同于但丁，马基雅维里闻名于世并不因他写的诗，也没有史料记载说他得到过美第奇家族的资助。马基雅维里的父亲受人尊敬但不富有，与人文主义者和共和国官员过从甚密，他的两个兄弟曾因反对美第奇家族王朝的创始人科西莫而被斩首。科西莫在1434年从流放地归来后，为了保护美第奇家族的巨大财富，将具有历史先进性的共和国送进了坟墓。 似乎在马基雅维里年纪还小时，他父亲就已把他引荐到了当时佛罗伦萨的学者圈中，那时统治这个城邦的是深得学者和人民爱戴的洛伦佐·德·美第奇，在他治下的几十年里，佛罗伦萨人并未感觉到被统治的压迫和耻辱。洛伦佐于1492年去世，两年后，美第奇家族被赶出这个城市。马基雅维里当时25岁；洛伦佐最小的儿子朱利亚诺·德·美第奇，只有15岁。多明我会的托钵僧萨夫那洛拉取代了美第奇家族在城市中的地位。 马基雅维里从来都不是这个托钵僧的信徒，对后者那些虔诚的谎言不屑一顾，但他很欣赏萨夫那洛拉对共和政体所做的改良。 以城邦救世主面目示人的萨夫那洛拉，不久就领略到了现实的残酷，派系斗争中惨败的他在遭受14次“坠吊刑”后，被绞死，尸体被焚烧，挫骨扬灰于阿尔诺河。 1498年，无论是上帝还是萨夫那洛拉的信徒在政府中都没有立足之地，而马基雅维里则在这一年得到一份自己挚爱的工作。之后14年，他骄傲地为重回共和政体的佛罗伦萨服务，这个自由的城邦必须谨慎地加固，以对抗蛰伏的美第奇家族势力，或是其他贵族可能带来的威胁。保卫这个城市自由的首要机构是刚成立的大参议会，由超过3000名公民组成，对只有5万人口的佛罗伦萨来说，是该城历史上社会基础最广的会议。 29岁的马基雅维里于1498年5月28日——萨夫那洛拉死后第4天——被提名担任第二秘书团秘书，提名于6月19日获通过，他被委派处理外交和殖民地相关事宜。他体力充沛，头脑灵活（他曾故意不以为意地自夸能写“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和符合占星术的”文书），任职不到一个月就获额外委派，作为战争十人委员会秘书去处理重大外交事务，而且通常是去面对迫在眉睫的危机。 战争从未远离，在当时，法国、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因互相竞争而连年交战，羸弱而纷争不断的意大利各城邦——米兰公国、热那亚、佛罗伦萨、威尼斯、那不勒斯，以及数量众多的小公爵领地、侯爵领地和共和国，成为他们野蛮军队交锋的战场。这些城邦发现，由于缺乏统一阵线，他们很难使自己不受侵犯。 更糟的是，意大利领土上名目繁多的各权力体系主要靠雇佣兵来保家卫国，那些雇佣兵比现在一流的球员还抢手，而且一旦有人出价更高，他们立刻就会倒戈相向。就是在这种局势中，马基雅维里临危受命，鞍囊中装上几本书，策马飞奔去向各城邦表明佛罗伦萨的立场，并在同时发回他的考察报告。他的职责就是探明那些统治者的意图：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他的想法为什么会转变；是什么令他前进或撤退——并通过双方的谈判和冲突来预测未来局势。总体而言，执政团似乎期望他具备心理学家的天赋以完成预言家的任务。 他干得很不赖。尽管由于贫困而不能成为大使，但他不无得意地称自己为佛罗伦萨的国务秘书，他发回的文书中，对局势的判断冷静而准确，共和国最高执政官皮耶尔·索德里尼将他视为自己左膀右臂。他被派往法王路易十二、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的宫廷——对不同政体和君主们迥异的个人性格所做的考察开阔了他的眼界。像心理学家一样，马基雅维里对人类的思维方式充满好奇。在与他打过交道的所有君主中，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西班牙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儿子恺撒·博尔贾，其时博尔贾正处于权力巅峰，1502年，全身素黑的他在自己刚刚征服的乌尔比诺的公爵宫殿里接待了马基雅维里。 博尔贾生性勇猛、攻击速度很快、极其狡诈，通过这些手段，他占领了意大利中部巨大的版图。马基雅维里特别赞赏博尔贾得到乌尔比诺的手法：先是请求乌尔比诺公爵借给他炮兵部队去攻打临近城镇，然后返回处于不设防状态的公爵领地，废黜了乌尔比诺公爵并取而代之。让马基雅维里深感无奈的是，相比博尔贾令人震惊的效率，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迟钝和谨小慎微令人沮丧。审慎虽是一种美德，但也有其不足，佛罗伦萨的敌人博尔贾给他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在这个残忍的年轻武士身上，马基雅维里看到了一个潜在的英雄：一位足够强大的领袖，能够带领人民将意大利领土上的外国军队赶出去，使它成为真正统一的国度，而不再是诗人们在诗歌中的幻想。 惊讶不已的国务秘书从博尔贾这里学到了最实用的一招，必须组建一支国民军。在之前某场战役中，博尔贾雇来替他打仗的雇佣军曾阴谋策反，此后，博尔贾开始从已攻克的领土上招募农夫组建自己的军队。马基雅维里认识到了这种做法的优势，特别是佛罗伦萨有过用雇佣军去和比萨作战，可一旦战争变得艰苦，雇佣兵就耻辱地掉头逃跑的惨痛经历，这种优势变得更加明显。 究竟谁会为几个弗罗林卖命（何况共和国的支付能力还极其有限）？另一方面，谁会不愿意为自己的祖国战死沙场？1505年，在克服各种非难和质疑后，马基雅维里拉起了一支队伍。在1506年2月15日，400名托斯卡纳的农民穿着“白色紧身衣，红白图案的长袜，头戴白帽，胸套铁甲”，手持长矛或火枪，军容严整地接受了检阅。3年后，在一场持续15年的与比萨的战争中，马基雅维里率领一支千人军队——出乎大多数人意料——取得了胜利。 马基雅维里卓越的军事将领声誉保持到了1512年，这支军队去守卫临近的城市普拉托，在西班牙野蛮军队的攻击下，佛罗伦萨国民军乱了阵脚，扔掉武器就跑，比最胆小的雇佣兵还要鲜廉寡耻。更糟的是，这次战败使佛罗伦萨处于法兰西VS西班牙-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组成的神圣同盟这场更大的战役中失败者一方。“普拉托之劫”标志着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终结，蓄谋已久的美第奇派系抓住机会，推翻了共和国，此事发生在1512年9月，在被驱逐18年后，美第奇家族重掌大权。与此同时，大参议会和马基雅维里的民兵组织被解散。 马基雅维里很快就失去了秘书一职，但他似乎认定自己还是保有某种特权的，他写了一篇被现代编者称为《致美第奇派》的长文，为之前的执政官皮耶尔·索德里尼说情，后者已在他的帮助下流亡。在这篇文章中，以马基雅维里式的言简意赅，他对美第奇派系对索德里尼名誉和事迹持续进行的妖魔化提出反对意见。马基雅维里对此给出的政治理由（“攻击一个已经逃亡的人，只会有损于美第奇政府自身的势力，而无损其对手分毫”），看来似乎是以自己作为一个佛罗伦萨人的名义在为朋友仗义执言。当然，几个月后的1513年2月，经历过监禁和坠吊刑的折磨，他渴望感化美第奇家族的念头全部烟消云散了。 朱利亚诺·德·美第奇到底有没有读马基雅维里写给他的十四行诗已不得而知，但显然，马基雅维里采取的手段没有奏效。被关一个月后，他获释出狱，这要感谢一个始料未及的好运。枢机主教焦万尼·德·美第奇当选为教皇（即利奥十世），这是美第奇家族的首位教皇，大权在握、信心十足的美第奇家族因此实施大赦，除几个主谋外，释放了跟那次阴谋有牵连的其他人。在教皇当选的头4天，所有佛罗伦萨人都欣喜若狂，想着新当选的教皇会把种种丰厚的好处分给自己的同胞。在萎靡不振的前秘书回家的途中，焰火、篝火、钟声和炮声与他的落寞形成了鲜明对比。 甚至在这时，马基雅维里依然希望新统治者能再度起用他。他有丰富的经验，正当壮年（43岁），精力充沛，而且在为共和国事务奔波的那些年里，已充分展现出自己是个值得信赖、堪当大任的人。“我的贫穷就是我忠诚和德行的证明。”他对一位朋友说。他不顾一切想要重回旧宫，但直到那年春天，他依然被排斥在政坛之外。 不久之后，复职无望的他和妻儿离开城市，搬到父亲留给他的农场中，在那个杂草蔓生、摇摇欲坠的地方，他以捕鸟和打扑克度日，沉溺于日常生活的闲散中。但在夜幕降临后，他回到家，回到他的书斋，脱去白天肮脏的工作服，换上朝服，“整我仪容，进入古人所在的往昔宫廷，”在一封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信中，他写道，“在那里，我毫无顾忌地跟他们交谈，问他们出于什么动机而做出那些行动，他们亲切地回答我的问题。”李维、西塞罗、维吉尔、塔西佗……他将他们的回答记录在案，加入从他亲历的历史中得到的观察，1513年末，他完成一本传授治国术的小书，一本绝对实用，讲述如何对待军队和堡垒、如何巩固权力的书——他的目的是“给通晓它的人写点有用的东西”，所以在探讨人们和他们的行为时，他“基于现实而非想象”。在马基雅维里之前，从未有哪位作家能以如此直白的方式证明，真相是如此可怕。 《君主论》，马基雅维里为统治者写的入门指南，直到1532年——马基雅维里去世近5年后——才首次出版，之前一直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间流传，而甫一面市，它就成为西方政治思想和实践中的一桩丑闻，憎恶者有之，迷恋者也不乏。诞生10年后，某位英国枢机主教宣称，本书的作者是“人类的敌人”。亨利八世公然反抗教皇权威并夺取了教会，被认为是受到马基雅维里的启发。大约30年后，在法国，为皇后凯瑟琳·德·美第奇下令屠杀2000名反叛的新教徒担当罪责的，又是这本书（她被看作是一个马基雅维里主义者与她的家族也不无关系）。 马基雅维里日益声名狼藉，但这种声名狼藉很少是由于这本不合常态的书所传达的知识造成的，更多是因为人们曲解它的意思而做出很多骇人听闻的事（它被冠以“魔鬼的花招”之名，马基雅维里也被人看作“邪恶教师”）。无论哪里的君主从教会或贵族那里篡夺权力、无论引人注目的诡计和残忍的暴行在何时被运用，马基雅维里和他的这本小册子都脱不开干系，似乎他的学说之所以威力巨大，是因为他的羽毛笔在毒药中浸泡过，以至于威胁到了整个欧洲的权力结构。 如此大范围的义愤是怎么造成的？我们可以在脱离上下文语境的情况下（他的攻击者们不会不了解这种手法），例举马基雅维里一些最引人注意的邪恶观点：君主，尤其是新生的君主，不可能身体力行所谓好人应做的所有事情。为了保住他的地位，往往不得不悖逆诚实、悖逆仁慈、悖逆人道、悖逆信仰；一位机敏的君主从来不乏正当理由使他的背信弃义显得冠冕堂皇；要么去善待人们，要么就把他们消灭掉，因为，受到轻微伤害的人还有报复的可能，受到沉重伤害，他就无力报复了，所以，要加害于人，就应害到不必担心会遭报复的程度；人们对于失去父亲要比失去父亲的遗产忘得更快。 还有如下这种对黑暗面的蒸馏提炼：人们的实际生活是一回事，而应当如何生活则是另一回事。一个人要是一味假设而把现实置诸脑后，那么他学会的将不是如何自存，而是如何自戕，因为，谁要是执意在任何环境中都想积德行善，那么他在众多不善之人当中一定会一败涂地。 《君主论》是马基雅维里写给年轻的或刚刚成为君主的人的一本职业入门指南，目的是对他们对事务的判断产生影响，并更进一步，对国家的未来产生影响。一名哲学家再也找不到比写这样一本书更好的办法，去对人类的命运产生更加直接的影响了；或者，实事求是地说，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方法去谋求得到一份王室职位了。《论基督君主的教育》一书写于马基雅维里完成《君主论》两年之后，它的作者、荷兰人文主义者和学者伊拉斯谟最初将它献给了西班牙国王查尔斯，但未能得到期望的奖赏，之后又献给了亨利八世，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如下伪善的劝告，“必须先于一切其他观念，将如何尽可能深入理解基督的方法灌输到君主的头脑中”。马基雅维里完全反其道而行，认为君主应该尽可能去领会恺撒·博尔贾为取得权力所采取的手段。 马基雅维里的文本所表达的内涵，即使不是改良主义的，也是非常复杂，然而，由于他简洁明快的写作技巧，使文本的表层意义一目了然，其深层含义很容易被跳过和忽略。人们可能不愿意承认，但马基雅维里所描述的，的确就是现实中统治者或其他人行事的方式，政治的邪恶并不是马基雅维里创造出来的，就像性不是由金赛发明的一样。治国术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形式之一，就像他所处时代和地区的所有其他著名艺术家一样，马基雅维里迷恋古代的异教徒典范，但这里存在一个关键的不同之处：画家能将圣母置于古典的柱廊之中，而不必担心人物的基督教意蕴会被背景抹消。而透过表面的古典形式去接近古典思想并做深入钻研的作品——文学、哲学、政治作品——则至少要求对异教徒和基督徒理想之间存在的冲突——权力相对于虔诚、尘世生活相对于死后生活、英雄相对于圣徒——有所认识。 对马基雅维里来说，做出选择并不困难。在他看来，罗马共和国是无可置疑的黄金时代；甚至在写《君主论》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对李维的《罗马史》做评注，对古罗马的自由政体做出深入分析。在他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毫无疑问的共和主义者。（“唯有在共和国才能看到共同利益，与君主国相比，共和国有更强盛的活力，更长久的好运。”）但是基督徒所崇尚的虔诚谦卑已经令世界变得羸弱不堪，因此亟需将有英雄气概的政体带回尘世生活。 他自己时代的共和国之所以被颠覆，是因为那些被它赋予自由的人们不知道如何为自己的自由而战，他曾眼睁睁看着他的朋友索德里尼因坚信善良和正直必将战胜人们难以平息的堕落和由嫉妒引起的图谋、因拒绝限制那些被他的敌人雇来反对他的人的自由，最终导致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覆灭。 博尔贾则没有此类缺陷，对一个认真考虑过什么是真正的美德的人而言，他也不算恶魔，只是他更在乎实际到手的利益，而不屑沽名钓誉。博尔贾不怕被人冠以残暴之名，在占领罗马尼阿之后，委派一个冷酷机敏的手下去治理那个地区，事后又杀了那个人，因为他要向人们表明，如果过去发生过什么横暴的行为，根源并不在他。通过这个办法，他在那个地区建立起了和平和秩序。 马基雅维里认为，博尔贾实际上比佛罗伦萨人更仁慈，后者听任皮斯托亚毁于派系斗争，却不伸手干预。“明君因此不必在乎残酷无情这一骂名，”他得出结论说，这句影响深远的险恶格言要表达的显然并不只是字面意思所要传达的东西。（杀少数几个人以挽救更大数量的人，托马斯·摩尔在3年后所著的《乌托邦》一书中传达了相似的观点）。在马基雅维里看来，残暴和违背世俗道德之举只能在必要时使用，而且要速为速决；除非能为臣民谋得更大的利益（安全、保障、财富），决不再三使用。那些无故作恶、滥用残暴的统治者——例如西班牙的费迪南国王（1452–1516），不断利用宗教口实采取横暴行动，对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和摩尔人穷追不舍，直到把他们全部赶出了王国——将遭受谴责，无论他已经取得如何了不起的成就。“卑劣的行径能够带来权力，”马基雅维里认可这一说法，之后他背离他著名的现实主义政治忠告，补充了一句：“而不是荣誉。” 那么，他实际上是个道德家？或者——但愿不会如此——一个圣徒？马基雅维里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作家，会不断修改自己的手稿直到它达到清楚明白的效果，他用他家乡托斯卡纳的方言写作（而不是通常写严肃作品时所使用的更学术化的拉丁文），措辞简练，自豪于摆脱了“许多作家装扮他们作品的不必要的华丽手法”。马基雅维里给他的读者们提出的一道谜题是，字句简洁至此，怎么能带来如此不确定的含义？难怪有人说他是“一个杰出的文体家，一个优美的散文作家”。 “目的证明手段正当”，这句话常被认为出自马基雅维里，虽然他从来都没这么说过。这句话的原始出处是希腊悲剧，其中隐含的道德相对主义对于他的著作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君主论》可以被看作是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手段，然而，对马基雅维里来说，这个目的并未实现，没有迹象显示朱利亚诺·德·美第奇读过它，马基雅维里将这本小书题献给佛罗伦萨的继任者、朱利亚诺暴虐的外甥洛伦佐，但据说后者连看都没看一眼，反倒是对某人送给他的两条狗表现出更大兴趣。无论如何，两位君主都不认为有必要给这位作家一份工作。 在这本书最后一章，马基雅维里提出一个伟大的目标——意大利的统一——这个目标的伟大不仅值得付出任何代价去实现它，而且值得使用任何文字去描述它。行文至此，马基雅维里突然变得充满感情、决意要鼓舞人心，他不再提出论据，不再劝告，而开始积极督促这位君主去实现一个目标，这个目标远比个人权势更为远大。“意大利，在经历漫长的岁月之后，将迎来她的拯救者。”他断言，“这些蒙受外国军队蹂躏的地区将以何等的爱戴、何等的复仇欲望、何等的赤诚、何等的感激涕零来迎接他！谁还会把他拒之门外？什么样的意大利人还会拒绝效忠？” 《君主论》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民族主义者的盛世在350年之后才到来。马基雅维里对此其实早有洞察，在《论李维》第一卷的《序言》中，他说，“人有嫉妒贤能的天性，所以任何新思想或新学说的发明倡导，其冒险犯难，几乎与在未知的海洋或大陆探险相若。” 这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他的言简意赅之中能够蕴藏如此深邃的含义。“像《论李维》和《君主论》这样的书，不会展露出它们按照作者本意所蕴含的充分涵义，除非我们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夜以继日地’对它们冥思苦索。那些已经做出充分准备的读者，注定会遇到各种提示，这些提示，拒不接受直言不讳的阐发。纸笔或打字机，拒不为它们服务，更不要说人手和口舌了。”利奥·施特劳斯在《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索》一书中得出结论说，“这样一来，读者就会懂得一个真理，就是，不应该用语言讲出来的话，是不可能用语言讲出来的。” 正如浮士德对瓦格纳所说的：“那些对于世界、对于人们的心肠和思想有所理解洞察的少数人，那些不知讳莫如深、三缄其口，而是愚不可及，向粗鄙的俗人和盘托出、直抒胸臆的少数人，从来都是落得被钉在十字架上烧死的结局。” 然而，尽管意识到泄露天机可能带来的危险，马基雅维里还是“决心要开辟一条前人从未涉足的新路”。在达尔文之前很久，马基雅维里就向世人展现了一个没有天堂和地狱，却更加可信的世界。一个真实的世界，而不是想象的世界。在这个真实世界中，凶残和诛杀是政府维持权力的惯技；信义和诚实被视为胆小懦弱，为有识之士所不齿；力量和权术是成功之匙；荒淫无度已司空见惯；而恣肆自私，只需所图得遂，便有百是而无一非——如此残酷的现实中，尘世的政府（而不是天国）是解决人们天赋苦难的唯一希望。 马基雅维里的思想在他身后的整个历史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17世纪的不列颠反对君主制的人之中，在19世纪德国的民族主义者之中，都能看到他留下的印记——但直到近代，学者们才开始将他从被诅咒的恶名中挽救出来。意大利人罗伯托·里多尔菲1954年所著的那本里程碑式传记《尼科洛·马基雅维里的一生》，展现了主人公个性中意大利式热烈、多情的一面。而利奥·施特劳斯在几年后宣布，马基雅维里之所以发表那些骇人听闻的声明，只是为了吓人一跳和逗人发笑。全面的救赎当属塞巴斯蒂安·德·葛拉奇亚1989年所著、获普利策奖的《地狱中的马基雅维里》，这个之前被当作魔鬼的男人，在其中被定义为一个知识渊博的基督教思想家。 现代政治哲学流派的人都将马基雅维里看作是一个理智的自由战士，一位从古代向现代世界传达自由模式的信使。然而我们这个时代最让人吃惊的地方，并不在于专家们希望纠正公众关于某个邪恶历史人物的观点，而是这个人物最引人兴味、然而最恶劣的部分被广为传播。《黑手党经理人：马基雅维里式管理入门》、《女巨头论：成为马基雅维里式女人》，还有的书起一个平易近人的标题《马基雅维里会怎么做：目的证明手段正当》，所有这些书都能成为畅销书。 马基雅维里本人可能从来都不是一个马基雅维里主义者。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导的商业社会，他已成为“胜者为王——哪怕不折手段”这个原理的象征。就此而言，历史上头一次，他成为了一个文化英雄。 “在失去一切之后”，这是马基雅维里在提到他从监狱出来、谋职失败、在权力殿堂外郁郁寡欢的岁月时的说法，但即使在哀悼命运不济时，他也依然不放弃谋取美第奇家族的垂爱，差不多在一种亢奋的状态中，他用各种各样的体裁和形式疯狂写作。他完成了《论李维》，一本歌颂共和主义理想的学术性著作——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喜欢这本书——书中的内容他似乎已经向朋友们、聚集在鲁切拉伊宅邸花园中日益增多的美第奇家族的反对者大声宣讲过。他专心写诗，用但丁的三行体来写作主题经典的诗歌。在这段黑暗岁月中期，他甚至转而去写喜剧。一部是关于一个怕老婆的恶棍，改编自罗马剧作家泰伦斯的作品；另一部是《曼陀罗》，兼讽刺、下流、甚至可说得上污秽于一体的滑稽剧。后者是马基雅维里有生之年取得最大成功的作品，这部戏于1520年首演，大获成功，那年晚些时候，在教皇利奥十世的宫殿还安排了一场御前演出。也就是说，在失去一切之后第七年，感谢教皇对这出关于通奸、揶揄教士不可靠的道德的喜剧的喜爱——也是在这一年，利奥十世将马丁·路德逐出教会——马基雅维里终于获得了美第奇家族垂青。事情多多少少有了转机。 一个人要想成功，必须善于因势利导。这是《君主论》首要的一课，马基雅维里似乎曾下决心照此行事。一个共和政体时期的共和主义者，在君主统治时则成为君主的仆人：“假如一个人的习性能够顺应时势变化，命运就不会变幻无常。”在暴虐的洛伦佐死后，马基雅维里从教皇利奥十世和他的堂兄弟朱利奥·德·美第奇、即佛罗伦萨枢机主教和它实际上的统治者那里接到一个委派，写一部官方的《佛罗伦萨史》。 写作一部由美第奇家族授权的史书，不能得罪他们，同时还要保证说真话，这让马基雅维里极度痛苦。最终，他找到一个巧妙的办法，即通过对事实的夸大或者淡化，努力编排，以便“说的仍然是实话，而所有人对它也没有任何可抱怨的”。他细数这个家族对“行使专制权”的欲望所导致的后果——让持不同政见的人除了阴谋策反或进行暗杀活动之外别无选择。他得出一个直白的结论，在美第奇政权统治下，“佛罗伦萨根本不知自由为何物”。而这些话，马基雅维里在写作时是安排让美第奇家族的敌人说出口的。 说到密谋，1522年，一个刺杀朱利奥·德·美第奇的阴谋被揭发，主谋是参与鲁切拉伊宅邸花园讨论的向往共和制的年轻贵族，那个圈子之后被驱散；马基雅维里最好的朋友们不是逃亡就是被砍头。而他——虽然十多年前卷入过刺杀美第奇家族成员的阴谋，处境非常不利，却既没被抓，也没被讯问。研究马基雅维里的学者们都赞同佛罗伦萨当局认为他根本不知道这次阴谋这种观点，因为对他的朋友们来说，他太容易被怀疑了，不可能冒险让他参与这次行动。但是罗斯﹒金在《马基雅维里：权力的哲学》一书中指出，马基雅维里常常写到政治阴谋方面的事，对自己遇到过的那些阴谋家，他的态度一向都是公开表示支持。马基雅维里1522年正在写作中的《佛罗伦萨史》，提到15世纪刺杀米兰公国的暴君斯福尔札（Sforza）的主谋时，将他和古罗马共和国的英雄相提并论。因此，马基雅维里在此事上的清白是值得商榷的。当然，在1522年，根本没有证据来指证他。 可能因为被牵连到1513年那次谋杀密谋中，马基雅维里对谋反者应遵守的行动原则做过深入思考，得出结论说：除非必要，绝不信任任何人；对有能力采取报复行动的人绝对不留活口；最后一条，绝对不要将计划形诸笔墨。 1523年，朱利奥·德·美第奇当选为新教皇，也就是克雷芒七世，之后不久，随着战争越来越迫在眉睫，马基雅维里出任教皇专为他而新设立的一个官职：城防官，负责监督佛罗伦萨环城城墙的加固。他狂热、乃至有些心醉神迷地投入了这项工作，而且完成得很出色。1527年春，当皇帝的军队向南进发经过意大利时，佛罗伦萨坚固的城墙和堡垒令他们知难而退，他们绕开这个城市，转而进军罗马，这群亡命之徒于5月4日抵达罗马，6日涌入城中，对这个城市进行了残酷的洗劫。 马基雅维里营救了克雷芒教皇。他对自己所挚爱的佛罗伦萨所做的事远远多于他所认为的，却很少去顾及个人利益。在接下来的混乱中，美第奇政权被推翻；共和政府恢复；大参议会重新召开。每件事都是马基雅维里期盼的，即使他现在已被看作是所有人的敌人，因为在这场不幸的战争中，他支持了克雷芒七世。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又一次被排斥在旧宫之外，这次排挤他的不是美第奇家族，而是共和政府，他们之所以排斥他，理由都是对他在政治上的不信任。而这次和之前一次不同的是，58岁的他已经没有精力东山再起了。不久，他因胃病而卧床，几周后，在他心爱的孩子、他忠实的朋友和一位牧师的陪伴下，共和政体的修复者马基雅维里撒手人寰。 古怪的是，一个精于决胜之道的行家居然如此命运多舛，乃至最终全盘尽输。然而，与《乌托邦》一书的作者托马斯·摩尔相比，马基雅维里还不能算是自己信仰的牺牲者，摩尔被据称从《君主论》里学到不少东西的亨利八世斩首，但最终被宣布为圣徒。当然，摩尔有挑战他那个时代道德规范的勇气；而马基雅维里呢，他就是他的时代：他对自己时代的政治习惯和从未被人宣之于口的原理给出了永久形式。 尽管人们常说，现代政治学始于马基雅维里，但大多数政治家仍然对此遮遮掩掩，拒不提及他的名字。1972年，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这个最有争议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者”，被问到他是否是一个马基雅维里主义者时，回答说：“马基雅维里的理论根本不适用于当代世界。”但现实是，人们继续在马基雅维里制造的政治学和道德规范的裂缝——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个人道德和现实政治——中挣扎，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早马基雅维里1760年的韩非子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法术之士”，二者不论是身世，还是其学说，乃至在文体、论证手法上，都有很多相似之处。） 尤其，20世纪是一个乌托邦被批判的世纪，希特勒和斯大林，以及其他行种族灭绝之实的君主们相信，他们是在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纪，手段是灭绝，而目的被证明是幻觉——是否目的可以证明手段正当？人们依然在愤怒而悲伤地对此提出质疑。是否能因为一个虚无缥缈的更美好未来，而去做一个人的荣誉、良知禁止他去做的事？对出于政治意图而实施的酷刑，马基雅维里没有异议，即使是在他自己成为受害者之后。“只要能拯救祖国，不管什么策略都不应回避”，他在《论李维》中说，“凡是一心思虑祖国安危的人，不应考虑行为是否正当，是残暴还是仁慈，是荣耀还是耻辱。” 这毫无疑问是历史上很多政府不言而喻的立场，很多残酷暴行就是以维护祖国安危和政权稳定的名义而犯下的。 “当国家强大和安全时，个人道德将被再次提倡。”虽然马基雅维里——不同于那些给出此类安慰的人——认为，人类的天性决定了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时候。“我爱我的祖国胜于爱自己的灵魂”，马基雅维里曾说，然而若对他的著作做一个全面评估，这句话所要表达的真实意思究竟是什么是很难做出判断的。而就目前世界局势来说，这个选择堪称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