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生生活的贫困

——论学生在经济、政治、心理、性及尤其重要的知识方面的贫困，并提出一个谦虚的建议以摆脱它

1966年11月

情境主义国际和斯特拉斯堡学生

译者按：1966年6月情境主义国际与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学生取得了联系，并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学生会的资助下出版了《论学生生活的贫困》。这本小册子开始是对学生生活进行批判，继而扩展到对整个社会的批判，这使得情境主义国际在学生中间名声大噪，也是情境主义国际思想史中的重要文本，成为1968年五月风暴的前奏之一。虽然情境主义国际已经成为历史，但他们所留下的思想遗产深刻影响了欧洲现当代先锋艺术和激进哲学话语，那些深刻的洞见在今天我们所处的境遇中仍然没有过时。伟大的实践从不会单纯消失，时间的距离也不会变成难以跨越的鸿沟，通过习俗和传统的连续性所架设的桥梁，经典文本将从历史中重生，参与到如今我们对自身生活的筹划，对自身生存境遇有过思索和探求的人一定会从其中得到启蒙。

1、把耻辱公之于众

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除了警察和牧师，学生群体目前是法国最让人看不起的生物了。但鄙视他们的那些原因往往是因为主流意识形态而生的错误偏见，从革命的视角来看，那些原因仍然被压制，难以得到公开解释。虚假反对派的游击队员知道这些错误——他们自己也有这些错误——但他们把实际的轻蔑变成了一种屈尊俯就的赞赏。无能的左翼知识分子(从Les Temps Modernes到L’Express)对所谓的“学生的崛起”欣喜若狂，而日渐衰落的官僚机构(从“共产党”到法国全国学生会)则嫉妒地争夺他的“道义和物质支持”。我们将向学生们展示这种担忧的原因，以及它们是如何根植于过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所主宰的现实。我们将用这本小册子一个接一个地谴责他们:对异化的压制必然遵循与异化相同的道路。

到目前为止，所有对学生生活的分析和研究都忽略了其本质。它们都没有超越学术专业化(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的观点，因此它们仍然存在根本性的错误。傅里叶很久以前就揭露了这种“系统性短视”，即在处理基本问题时不把它们与整个现代社会联系起来。事实的拜物教掩盖了本质范畴，大量的细节掩盖了整体。人们谈论这个社会的一切，除了它的真实面目:一个被商品和景象所主宰的社会。社会学家Bourderon和Passedieu在他们的研究Les Heritiers: Les etudiants et la culture中成功证明的少数部分事实面前仍然无能为力。尽管他们有良好的意图，但又退回到了教授道德，这是不可避免的康德伦理，意图通过教学系统(即教学系统的系统)的真正合理化而实现真正的民主化。与此同时，他们的信徒，比如克拉维茨，用一大堆过时的革命用语来弥补他们对官僚主义的不满。

现代资本主义的物化使每个人都在普遍的被动状态下扮演着特定的角色。学生群体也不例外。他们扮演着暂时性的角色——作为商品制度运作中的一个保守分子的终极作用的预演。学生只是一种启蒙的形式。

这种形式神奇地概述了了启蒙神话的所有特征。它仍然完全与历史、个人和社会现实隔绝。学生过着双重的生活，在他现在的境遇和将来那种完全不同的境遇之间保持平衡，直到有一天他会被突然被推入这种境地。与此同时，他分裂的意识使他退回到他的“启蒙团体”，忘记了他的未来，沉浸在一个远离历史的当下的神秘恍惚之中。他回避面对自己的处境，尤其是经济方面，在我们这个“富裕”的社会里，他仍然是一个穷光蛋。超过80%的学生来自工人阶级以上的收入群体，但其中90%的人的收入低于最低工人。学生的贫困是一个时代错误的现象：它还没有达到新无产阶级的新贫困。在一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道德偏见和家庭权威中挣脱出来的时代，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了直接、毫不掩饰的剥削。迟来的青春期危机可能偶尔会引发与家人的争吵，但他毫无怨言地接受了管理他日常生活的各种机构把他当作婴儿对待的事实。(只不过他们长大了，不再在那些人脸上拉屎，而只是偶尔过去骚扰他。)

学生的贫困仅仅是所有社会实践领域殖民化的最明显表现。这些投射到学生身上的社会罪恶感，掩盖了每个人的贫困和奴役。

但是，我们对学生的轻视是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他们是可鄙的，不仅因为他的实际贫困，还因为他对各种贫困的自鸣得意和满足，他病态的倾向沉湎于自己的异化之中，希望在普遍缺乏兴趣的情况下，唤起大众对他所独特缺乏的那种兴趣的关注。

现代资本主义的要求使得大多数学生将成为纯粹的低级工作人员，服务功能相当于十九世纪的熟练工人。他们目前可耻的贫困境遇却只被允诺了如此惨淡的前景和平庸的“奖励”，所以学生更愿意投靠一个不真实的生活，在那里他可以用虚假的幻梦装饰它。

学生是一个坚忍的奴隶:权威越束缚，他就越觉得自己自由。和他的新家庭——大学——一样，他认为自己是最“独立”的社会存在，而事实上，他直接受制于两种最强大的社会权威体系：家庭和国家。而作为他们表现良好、心存感激又顺从的孩子，学生群体分享并体现着这个体系的所有价值观和神秘性。过去那些强加于白领工人的幻想，现在已自愿地内在化，并由这些未来的小职员传播。

如果古代的社会贫困产生了历史上最宏伟的补偿制度——宗教，那么现在除了统治社会最陈旧的形象，即那些所有异化产物的可笑重复之外，处于边缘贫困的学生无法从其它地方得到安慰。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式的存在，法国学生总是“到来太晚”。他那封闭的小小世界所引以为傲的一切价值观念和热情，早已被历史谴责为可笑和站不住脚的幻想。

在曾经的时代，大学还存有一定的威望；学生们还能坚持一种信念认为他能在那里学习是幸运的。但是他们去得太晚了，与以前的资产阶级文化水平相比，学生如今所受机械的、专门的教育和他自己的智力水平一样，受到了严重的贬低，因为现代经济体制需求的是大量不受教育和丧失思考能力的学生。大学已成为一个无知的机构。“高雅文化”在教授的流水线生产过程中被贬低了，这些教授都像是白痴一样，其中大多数都会受到任意高中生听众的嘲笑。但是学生群体在他的精神更年期却没有意识到这一切；他继续聆听来自大师的教诲，自觉抑制所有的批判精神，让自己沉浸在神话般的幻境中成为一个“学生”，有人认真致力于学习“严肃的事物“，希望着最终他的教授会把关于世界的终极真理揭示出来。未来的革命社会定将会谴责这些演讲厅和教室里的所有噪音，它们只能造成语言污染。而学生群体只是个差劲的笑话。

学生并不知道，历史正在改变他那小小的象牙塔世界。著名的“大学危机”(crisis of The university)作为现代资本主义更为普遍的危机的一个细节，现在仍然是各种专家之间聋哑对话的对象。它只是说明了这一生产部门在对生产设备的普遍改造进行迟来的调整方面所遇到的困难。曾经的自由资产阶级大学意识形态的残余正随着其社会基础的消失而变得陈腐。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当国家为大学设定了一个相对自由的边界时，大学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独立的力量。

但即使这样，大学仍然与这类社会的需要紧密相连，为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提供充分的通识教育，使得他们其后在统治阶级中占据自己的位置。很多怀旧的可怜教授失去了他们以前作为看门人（guard-dogs）而服务于未来的统治者的身份，被重新分配到那些丧失高贵功能的职位，像牧羊犬（sheep-dogs）一样去培育计划经济的的工厂和办公室所需要白领阶级。这些教授仍然坚持他们的复古主义，作为大学技术官僚化的替代方案，沉着冷静地继续向未来的专家听众提供“常识性”的文化碎片，而这些未来的专家将永远不会知道如何去利用它们。

更严重且更危险的是，左翼的现代主义者和UNEF FGEL为首的“极端分子”，号召“改革大学结构”，“使大学重新融入社会和经济生活”，也就是要让大学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的需要。曾经为统治阶级提供“大众文化”的大学，虽然仍保留着一些过时的声望，正在被改造成培养中低层员工的强权工厂。这一历史进程使得社会生活中最后一个相对自主的部门服从于商品制度的要求，而上述秉持进步主义的人士非但没有对这一历史进程提出异议，反而对执行这一进程的拖延和效率低下提出抗议。他们是未来的网络大学的支持者，而这种大学已经处处显露出它丑陋的一面。商品经济体系和它现代的仆人——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但所有这些斗争都发生在学生的头上，发生在他主人的天国里。学生自己的生活完全不受自身控制——生活的本真完全超越了他们本身。由于严重的经济贫困，学生注定只能勉强糊口。但是，他总是自我满足，炫耀着他这乏善可陈的贫困，好像这是一种独创的“生活方式”，把破旧和做作当作是一种波希米亚式的风格。无论如何，“波西米亚主义”远非一个原创的解决方案，那种认为一个人不与大学环境彻底彻底决裂就可以过着真正的波西米亚式生活的想法是非常可笑的。但波西米亚式的学生(每个学生都喜欢假装自己内心是波西米亚人)都坚持着自己模仿的劣质版本，而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也只是一个平庸的个人解决方案，乡下的老太太也比他懂得更多。

Wilhelm Reich(一位杰出的青年教育家)之后已经过去了三十年，现在这些潜在的“离经叛道者”继续遵循最传统的做爱体位，在他的两性关系中再现了阶级社会的一般关系。学生很容易因为任何原因被招募为武装分子，这充分证明了他真正的无能。

尽管学生或多或少可以在极权主义景象所允许的个人自由的范围内使用时间，他们还是尽力避免冒险和实验， 而是更喜欢由系统的守卫者为他的利益而组织起来那种受约束日常时空的安全。虽然并没有被迫把工作和休闲分开，但学生是自愿这样做的，同时一直虚伪地宣称他蔑视“好学生”和“学霸”。他接受各种形式的分离，然后哀叹自己的宗教、体育、政治或工会俱乐部“缺乏沟通”。他是如此的愚蠢和痛苦，以至于他自愿向大学心理援助中心屈服，这些由现代压迫先锋建立的心理警察控制机构自然被誉为学生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但是，学生日常生活中真正的贫困却从文化商品的鸦片中得到了直接而奇妙的补偿。在文化景观中，学生找到了作为一个受人尊敬的门徒的自然位置。虽然他离生产点很近，但却无法进入真正的文化圣地；因此，他以一名仰慕者的身份发现了“现代文化”。在一个艺术已经消亡的时代，他仍然是剧院和电影俱乐部最忠实的赞助人，也是文化超市里陈列的包装碎片最狂热的消费者。他毫无保留不加批判地消费，这正是他所擅长的。如果“文化中心”不存在，学生就会发明它们。他是美国市场研究中的陈词滥调所指向的一个完美范例：炫耀性消费，受制于广告而对那些同质化的无价值商品保持不同的态度，狂热偏好一个品牌(例如佩雷克和戈达尔)并狂热对另一个品牌表达偏见(也许是罗伯·格里耶勒鲁什)。

当创作和组织学生心目中文化奇观的“神”以肉体的形式出现在舞台上时，学生就是他们最主要而完美的观众。学生们成群结队地参加他们最下流的展览。当不同的教会的牧师呈现出他们蹩脚又毫无结果的对话(比如“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讨会，天主教知识分子会议等)或者当文学碎片一起见证其自身无能(比如五千个学生参加一个名为“文学的可能性是什么”的论坛)，除了学生还有谁会充满报告厅？

由于缺乏真正的激情，学生们在无趣的名人那毫无激情的争论中寻找乐趣——从阿尔都塞——加劳迪——萨特——巴特——皮卡德——列斐伏尔——列维·斯特劳斯——哈利代——夏太莱，直到安托万。其功能是通过对诸如人文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科学主义——新批评主义——辩证法——自然主义——控制论——计划主义——元哲学的这些虚假问题的辩论来掩盖真实问题。

如果他看过最新的戈达尔，或者买了最新的论辩书，或者参加了那个混蛋拉帕萨德组织的最新活动，他就能认为自己是最前卫的。他尽可能快地发现最新的旅行路线，就像市场能够生产出过时很久(但一度很重要)的仿制品一样；由于无知，他把每一次复古都当作一次文化上的革命，而他最关心的始终是保持自己的文化地位。

和其他人一样，他自豪地购买了重印的平装本，上面有那些所谓的经典文本和苦涩难懂的句子，像什么“大众文化正在加速传播”。而他并不知道如何去阅读理解，只是满足于深情地凝视着他们。

他最喜欢的读物是专门宣传疯狂消费文化小说的出版社；并毫无疑问地接受它的声明作为他品味的指导。他醉心于《快报》(L’express)或《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或许他更喜欢《世界报》，他觉得这是一份准确又真正“客观”的报纸，尽管他觉得它的风格有点太枯涩为了加深他的常识，他开始阅读Planete，一本光滑的魔法杂志，它可以去除旧观念中的皱纹和黑头。有了这样的指导，他希望了解现代世界，并拥有政治自觉性！

因为在法国，学生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愿意被政治化。但他的政治参与也被同样的景观所操控。因此，他抓住了四十多年前就已被“社会主义”改革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反革命所消灭的左派那可怜又破烂不堪的残余力量。统治者很清楚工人运动的失败，工人们自己也很清楚，尽管他们愈加困惑。但学生们仍然对此视而不见，继续愉快地参加最可笑的只有他们自己参加的示威活动。这种完全的政治无知使大学成为垂死官僚机构(从“共产党”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操纵者的快乐狩猎场，这些机构极权地规划着学生的政治选择。偶尔会有变异倾向和轻微的“独立”冲动，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象征性的抵抗，持不同政见者总是会融入一个他们从未从根本上质疑过的秩序。“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的标题是一个意识形态式的伪造疯癫(他们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共产主义，更不年轻)，引以为豪的反抗共产党，然后又和教皇一起呼吁“越南和平”。

学生群体以反对戴高乐政权“过时”一面而自豪，但这样做却无意中暗示他赞同更古老的罪行(比如托利亚蒂、加劳迪、赫鲁晓夫和毛时代的斯大林主义)。因此，他们的“年轻”态度实际上比现政权的更过时——戴高乐主义者至少对现代社会有足够的了解来管理它。

但这并不是学生群体唯一的复古主义。他觉得有义务对每件事都有一个大概的想法，形成一个连贯的世界观，以至于能够让他对神经活动和无性乱交的需要变得有意义。结果他成了教会最后的传教士努力的牺牲品。带着返祖的热情，他冲去崇拜上帝腐烂的尸体，并珍惜史前宗教的腐烂遗骸，相信它们丰富了他和他的时代。与省里的老年妇女一样，学生是宗教信仰者所占比例最高的社会群体。在其他任何地方，牧师们都被侮辱和驱逐，但是大学的牧师们却公然继续在他们的屎坑一样的精神世界里骚扰成千上万的学生。

公平地说，我们应该提到，有一些相当聪明的学生。他们很容易绕过旨在控制中庸学生的悲惨规定。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正是因为他们了解这个体系；他们理解它，因为他们鄙视它，知道自己是它的敌人。他们进入教育系统是为了得到教育系统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即助学金。利用这一矛盾，他们将会平静地把煽动叛乱的病菌带到最高层。至少在目前，这一矛盾迫使整个体系维持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研究”部门。他们对体制公开的蔑视，与他们能够在智力上胜过体制内的跟班的清醒头脑是密不可分的。他们已经是即将到来的革命运动的理论家之一，并且以开始被人畏惧而自豪。他们毫不掩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如此轻易地从“学术体系”中提取出来的东西将被用来毁灭它。因为学生只有对他的学习产生反感，他才能对其他事情进行反抗，尽管这种反感的必要性在他看来并不那么自然，而在工人看来却很自然，因为工人会自发地对自己作为工人的地位产生反感。但学生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就像戈达尔和可口可乐一样。只有通过全社会的争论，才能对他的极端异化提出异议。

这种批判绝不能在学生的层面上进行，将自己定义为这样的学生，会用一种伪价值来标识自己，这种伪价值阻止他意识到自己被真正的剥夺，因此他仍然处于虚假意识。但在现代社会开始受到质疑的任何地方，年轻人都在参与这种质疑；这种反抗代表了学生最直接、最彻底的批判行为。

2、为实践寻求其自身的理论

长久持续的麻木不仁和反革命思想已经逐渐褪去，最近几年里尤其年轻人之中开始萌发了新的讨论。但是，景观社会以其对自身及其敌人的展现，把自己的意识形态范畴强加给世界及其历史。它让人安心地呈现发生的每件事，仿佛它是事物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并将那些预示着其衰退的真正新发展，降低到肤浅的消费式的新奇感。在现实中年轻人的反叛与生活方式在他们身上所显示的仅仅是一个预兆，那种更广泛颠覆的初步表现必将拥抱所有感觉越来越不可能生活在如此社会之中的人，这是接下来革命时代的前奏。主流意识形态及其日常代言人以其颠覆现实的惯常方式，将这一真实的历史运动归结为一种社会自然的范畴:青年思想。任何新的青年起义，都被描述为每一代年轻人反复出现的永恒不变的青年起义，“当年轻人从事严肃的生产工作，并被赋予真实、具体的目标时”，起义就会消失。“青年起义”受到了名副其实的新闻通胀的影响(人们被呈现出起义的景象，以分散他们参与起义的可能性)。它被描述为一个异常但必要的社会安全阀，在系统的平稳运行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这种对社会的反抗使社会安定下来，因为它被认为仍然是片面的，被归类于“青少年问题”(类似于“种族问题”或“妇女问题”)式的种族隔离，并且很快就被克服了。事实上，如果现代社会存在一个“青年问题”，很明显就是年轻人对这个社会深刻的危机感受最为强烈——并试图表达出来。年轻一代是现代社会的杰出产物，无论他们是选择融入现代社会，还是对现代社会最彻底的排斥。令人惊讶的不是年轻人在反抗，而是“成年人”如此顺从。但这是历史原因，而非生物学原因，上一代人经历了所有的失败，并吞下了革命运动那漫长又可耻的解体的所有谎言。

在最原始的层面上，世界各地的“罪犯”以最明显的暴力表达了他们拒绝融入社会的意愿。但是，他们拒绝的抽象性使他们没有机会逃避一种制度的矛盾，因为他们是这个制度的一个自发的消极产物。犯罪是由目前的社会秩序的方方面面所制造的：房地产项目营造的都 市生活，价值观的崩溃，越来越无聊的消费者休闲的扩展、日益人性化的警察机构控制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失去了所有意义的家庭的经济生存。他们鄙视工作，但他们接受商品。他们想要景观给他们提供的一切，现在就想要；但是他们付不起钱。这一基本矛盾支配着他们的全部存在，限制了他们真正自由地利用时间、表达自己和形成一种共同体的努力。(他们的微型社区在发达社会边缘再造了一种原始主义，这种原始主义的贫困不可避免地在帮派内部再造了等级制度。

这种等级制度只能在与其他帮派的战争中发挥作用，它把帮派和帮派内部的每一个人隔离开来。）为了逃避这一矛盾，那些流氓要么为了购买商品自己亲自去工作——为此整个生产部门都专门致力于引诱他进入消费世界(摩托车、电吉他、衣服，唱片，等等)，要么他被迫攻击商品的法律，要么以最基本的方式，比如盗窃，要么有意识地通过推进对商品社会革命的批判。消费“软化”了这些年轻的反叛者，他们的反抗逐渐减弱为最糟糕的因循守旧。对于违法者来说，只有两种可能的未来:革命意识的觉醒或是工厂里盲目的服从。

普罗沃运动（20世纪60年代中期荷兰的一次反主流文化运动，其重点是用非暴力诱饵激起当局的暴力回应，1967年5月13日正式解散。）是犯罪经验的第一次超越，是组织犯罪的第一次政治表现。他们的出现源于一群从堕落的艺术世界中寻求职业的渣滓和一群寻找自我表达的年轻叛逆者的相遇。他们的组织使双方都能朝着一种新型的竞争方向前进并实现这种竞争。“艺术家”们提出了一些关于游戏的想法，他们还身着意识形态服装的拼凑品，仍然感到很困惑；而年轻的叛乱分子除了暴动的暴力之外别无他法。从一开始，这两种倾向就截然不同，没有理论指导的大众发现自己受到一小撮可疑领导人的监护，这些领导人试图通过炮制一种“普罗沃”式的意识形态来维持自己的“权力”。他们的新艺术改良主义客服了犯罪分子的暴力可能会扩展到思想层面，企图取代艺术的可能性。

普罗沃运动是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最后一种改革主义的表现:日常生活的改革。尽管只有一场不间断的革命才能改变生活，但普罗沃人相信少量的改良就能改变日常生活——比如伯恩斯坦，他希望通过改革将资本主义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通过对碎片的选取，普罗沃人最终接受了整体。为了给自己打下基础，他们的领导人炮制了荒谬的“普罗沃特拉”(一种艺术与政治的混合物，用他们从未见过的一场盛宴上发霉的残羹剩饭拼凑而成)意识形态。这种新的普罗沃阶级与被认为是被动的、“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这是整个世纪那些白痴的永恒副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他们对彻底的变革感到绝望，普罗沃人对能够带来变革的唯一力量感到绝望。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动机，它是致命的威胁——一切都是为了镇压它——政党、官僚联盟、警察(他们攻击无产阶级的次数比普罗沃人还多)，以及整个社会的殖民化——因为无产阶级是唯一真正具有威胁性的力量。普罗沃人对此一无所知；他们仍然不能批评生产制度，因此仍然是整个制度的囚徒。当反工会工人的暴动激发普罗沃运动加入直接暴力时，他们困惑的领导人完全被抛在了后面，除了谴责“过度行为”和呼吁非暴力之外，他们找不到更好的办法。这些领导人在节目中主张激怒当局，以暴露他们的压抑，结果却抱怨说，他们是被警察激怒的。他们通过电台呼吁年轻的暴乱者们听从“普罗沃运动”——也就是领导人；而这些领导人那些已经充分证明他们模糊的“无政府主义”不过是又一个谎言。为到达一个革命性的批判，叛逆的普罗沃人必须开始反抗自己的领袖，这意味着与客观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结合。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普罗沃才能与真正的现代论争联系起来，他们已经是现代论争的一种羽翼未丰的表达。如果他们真的想改变世界，对那些满足于把世界涂成白色的人他们将毫无用处。

通过对学习的质疑，美国的学生直接对一个需要这种教育的社会提出了质疑。他们在伯克利和其他地方对大学等级制度的反抗从一开始就宣称自己是对整个基于等级制度、经济和国家独裁统治的社会体系的反抗。他们拒绝接受专门的教育在商业和体制内为他们设计的角色，对一种使所有活动及其产品与其生产者疏远的生产制度，他们深刻地提出了质疑。尽管经历了种种摸索和困惑，叛逆的美国青年们已经开始在“富裕社会”中寻求一种连贯的革命选择。不幸的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关注美国危机中两个相对偶然的方面——黑人和越南——小的“新左派”组织正遭受这一事实的折磨。他们的形式显示出对民主的真正追求，但其颠覆性内容的弱点使它们陷入危险的矛盾之中。由于他们极端的政治无知和对世界实际情况的天真幻想，他们对旧的左派组织的传统政治的敌意很容易被重新引导成不知情地接受它们。对其社会的反对使得他们转而钦佩或支持其最明显的敌人:中国或古巴的“社会主义”官僚机构。

像“复兴青年运动”这样的组织可以同时谴责自己的国家，并赞扬“文化大革命”，而这是现代规模最大的官僚机构——毛的中国——发动的一场假起义。

与此同时，这些半自由主义和非指示性的组织，由于其明显的内容缺失，经常陷入的危险的意识形态如“团体动态”或教派的封闭世界。人们的药物滥用是真正的贫穷的表现，也是对真正的贫穷的抗议——在一个没有自由的世界寻找自由是一种荒谬的行动，一个对宗教批判的世界已经取代了宗教本身。

它在垮掉的环境中如此盛行并非偶然(青年反叛的右翼)，在这里意识形态上的拒绝与接受最荒谬的迷信(禅宗、唯灵论、“新教会”神秘主义，以及其他腐朽的尸体，如甘地主义和人文主义)共存。在寻找一个革命性的项目时，美国学生犯了和普罗沃人一样的错误，宣称自己是“社会上最受剥削的阶层”，他们必须明白，他们与所有那些遭受商品奴役和普遍压迫的人没有任何不同的利益。

在东方世界（原文用bloc），官僚极权主义也开始产生自己的否定力量。那里的青年起义特别激烈，但有关起义的唯一资料只能是来自官方出版物对起义的谴责和为制止起义而采取的警察措施。从这些资料中我们了解到，有一部分青年不再“尊重”道德和家庭秩序(这种秩序仍然以最可恶的资产阶级形式存在)，献身于“放荡”，蔑视劳动，不再服从党的警察监管。苏联设立了一个特别部，目的明确地打击这一新的罪行。除了这种漫无边际的反抗，一种更连贯的辩论正在努力表达自己；团体和秘密杂志的出现和消失取决于警察镇压的波动。迄今为止最重要的行动是发表《致波兰共产党的公开信》，由波兰人Kuron和Modzelewski撰写，其中明确申明“废除目前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必要性，并认识到，为了做到这一点，“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东方世界的知识分子正在试图阐明并意识到工人们在东柏林、华沙和布达佩斯已经具体化的批判:无产阶级对官僚阶级权力的批判。这种起义所处的困境是，必须一下子提出并解决真正的问题。在其他国家，斗争是可能的，但目标仍然是困惑的。而在东方官僚体制中，斗争是没有幻想的，目标是众所周知的；唯一的问题是设计出能够打开实现之路的形式。

在英国，青年起义首次有组织地表现在反炸弹运动中。这部分斗争聚集在模糊的“一百委员会”周围——它能够把三十万名名示威者号召到街头——完成在1963年春季最美丽的行动与“和平”间谍丑闻。因缺乏激进的观点，它不可避免地回落，被传统政治操纵者和贵族主义的和平主义者吸收。但是，在日常生活的控制方面，英国特有的复古主义并不能抵抗现代世界的攻击；世俗价值观的加速分解产生了深刻的革命倾向，表现在对主流的生活方式方方面面的批判。英国青年的斗争必须与英国的工人阶级联合，其工厂工人代表运动和未经批准的罢工仍然是世界上最具斗争性的。这两场斗争只有找到共同的愿景，才能取得胜利。工党政府的垮台是促成这种联盟的另一个因素。他们的碰面将引发爆炸，相比之下，阿姆斯特丹的普罗沃运动所引发的骚乱将是小儿科。只有这样，才能产生一场真正的革命运动，来满足实践的需要。

日本是唯一一个将青年学生和激进工人融合在一起的发达工业化国家。

著名的革命学生会组织者Zengakuren和青年马克思主义工人联盟是在共产主义革命联盟的共同定位上形成的两个主要组织。这个组织已经在处理革命组织的问题。同时，它也不抱任何幻想地与西方资本主义和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主义进行斗争。它已经把几千名学生和工人组织在民主和反等级制度的基础上，所有成员都参加了组织的所有活动。这些日本革命者是世界上第一批以先进的革命纲领和广大群众参与的名义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斗争的革命者。在一次又一次的示威中，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学生涌上街头，与日本警方展开暴力斗争。然而，共产主义革命联盟缺乏对这两个系统一个完整的和具体的分析，尽管它战斗如此凶猛。它尚未明确界定官僚主义剥削的确切性质，正如它尚未明确阐明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和对景观的批判一样。革命共产主义联盟从根本上仍然是一个先锋政治组织，继承了古典无产阶级组织的优秀特点。它现在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革命团体，今后应该成为讨论的一极，成为新的全球无产阶级革命批判的一个集结点。

3、创造一往无前的情境

“前卫意味着与现实步调一致”(《国际形势》第8期)。现代世界的激进批判必须把所有的整体作为它的对象和目的。这种批评必须针对世界的真实过去、现实现状以及要改造它的前景。

除非我们能够揭示其隐藏的历史，除非我们了解全部的历史国际革命运动，否则我们不能把握当今世界的全部真相，更不必说的制定颠覆它的计划，而这开始于一个世纪前的西方无产阶级的揭秘的批判性审视。“这场反对整个旧世界组织的运动在很久以前就结束了”(国际形势第7号)。

是的，它失败了。

它最后的历史表现是1937年5月在巴塞罗那失败的西班牙无产阶级革命。但是，官方的“失败”和“胜利”必须根据它们的最终后果来评判，它们的本质真相必须被公之于众。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同意Karl Liebknecht在遇刺前夕的言论:“有些失败是真正的胜利，而有些胜利比任何失败都更可耻。”因此，无产阶级力量的第一次伟大“失败”，巴黎公社，实际上是它的第一次伟大胜利，因为早期的无产阶级第一次显示了它自由组织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历史能力。然而，它的第一个伟大的“胜利”，布尔什维克革命，最终被证明是它最灾难性的失败。

布尔什维克秩序的胜利与德国“社会民主主义”镇压斯巴达主义者开始的国际反革命运动不谋而合。共同获胜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共同之处，远比它们表面上的对立更深，因为布尔什维克秩序也只不过是旧主题的新变种，旧秩序的新伪装。俄国反革命的结果，在国内建立和发展了一种新的剥削模式，官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国外是传播了一种“共产主义”国际，其分支机构的唯一目的是保卫和复制他们的俄国模式。资本主义，以其官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变体，赢得了新的生命，跨过了克朗斯塔特的水手，乌克兰的农民，柏林、基尔、都灵、上海的工人，最后是巴塞罗那的工人的尸体。

第三国际表面上由布尔什维克建立，以抵消退化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改良主义和用“革命共产主义政党”团结工人阶级先锋队，但其和创始人的利益联系及其紧密，以致于难以带来任何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第三国际基本上是第二国际的延续。俄国模式被迅速地强加于西方工人组织之上，从那时起，西方工人组织的演变就趋于同质化了。新统治阶级的官僚主义，凌驾于俄罗斯无产阶级之上的极权主义独裁，在其他国家的工人大众屈从于政治和工会官僚阶层中找到了共鸣，这些官僚阶层的利益与其普通选民的利益明显矛盾。

当斯大林主义的怪物还萦绕在工人阶级的意识中时，资本主义已变得更官僚化和极度发达，解决了内部危机，并自豪地宣布这一新的胜利是永久性的。尽管存在明显的差异和对立，但一种单一的社会形式统治着世界。旧世界的原则继续支配着我们的现代世界；已故几代人的传统仍然压在生者的心头。

对这个世界的反对来自于其内部，发生在它自己的领土上，由所谓的革命组织提出，但这种反对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反对。这种伪对立，传播了一种最糟糕的神秘，虽然或多或少地唤起了僵化的意识形态，而最终却帮助巩固了主导秩序。作为工具的工人阶级所组成的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伪造的仅仅是自身的解放，他们已经成为控制阀和调节系统的机制，领导人的私有财产寻求他们自己的特定的解放，利用政党作为垫脚石，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从来不会招致质疑。党的纲领或工会章程可能含有“革命”措辞的痕迹，但它们的实践到处都是改革派。(此外，由于资本主义本身已成为官方的改革派，他们的改革主义实际上已变得毫无意义。)无论当事人能否夺取政权——在那些比1917年的俄罗斯还落后的国家——他们只能复制极权主义反革命的斯大林模式。而在其他地方，他们已经成为官僚化的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一种毫无变革但却不可缺少的补充物，反对派不可或缺的维持其人性化警察体系的替代物。面对工人群众，他们始终是官僚反革命的坚定和无条件的捍卫者，是其外交政策的忠实代理人。他们不断地努力使经济和国家的普遍独裁永久化，他们是这个充满谎言的世界上最大谎言的传播者。正如情境主义者所言，“一个普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系统，尽管会产生对极权主义的自我监管，但只是表面上受到了虚假的反对形式的对抗，而这些反对形式仍然存在于这个体系本身的领域，实际则是在强化它。官僚主义的伪社会主义只是旧世界等级制度和异化劳动力的伪装中最浮夸的一种。”

至于学生会主义，它只不过是对长期堕落的工会主义的闹剧毫无意义和荒谬的模仿。

对一切形式的斯大林主义进行理论和实践上的谴责，必须成为所有未来革命组织的基本准则。例如在法国，由于经济落后，人们对危机的认识有所延迟，革命运动只能在斯大林主义的尸体上重生。史前最后一次革命不断重申的口号必须是:斯大林主义必须被摧毁。

这场革命必须一劳永逸地同它自己的史前决裂，从未来汲取它的一切诗性。那一小群自称代表“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遗产”的“激进分子”只是来自坟墓之外的声音，它们绝不能预示未来。这些从“被背叛的革命”的巨大海难中幸存下来的遗迹最终总是保卫着苏联；这是他们对革命的可耻背叛。即便在落后国家——那些他们用来加固理论的地方——他们也几乎难以维持对他们的幻想。第四国际内外弥漫着游击队和在托洛茨基尸体上诞生的或多或少有着这些倾向的琐碎争吵，他们都被相同的革命意识形态统治着，而这种同质化的理论和实践无法把握现代世界的问题。四十年的反革命使他们脱离了革命。既然现在不是1920年，他们只能是错的，而且他们早在1920年就从未做对过。

“极左分子”团体Socialisme ou Barbarie解体后分裂成两个分支——“Cardanist-modernist”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如Pouvoir Ouvrier)——这也就证明了如果有必要，就不可能有革命在现代之外，也没有任何现代思想改造以外的革命批判。这两方面的任何分离，都不可避免地要回到史前革命的博物馆，或回到制度的现代主义，即回到占支配地位的反革命:Voix Ouvriere或Arguments。

至于各种无政府主义团体，除了对自己被贴上“无政府主义”的意识形态标签抱有一种可怜的信念外，他们一无所有。

可怜的《世界报》(Le Monde Libertaire)显然是由学生编辑的，其混乱和愚蠢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既然他们可以容忍彼此，他们将可以忍受任何事。

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以其不断的现代化来标榜自己，现在必须面对一个实力相当的对手:它自己所产生的同样现代化的否定。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吧。历史运动的实际解谜，是对革命意识中萦绕不去的幽灵的祛魅；日常生活的革命正面临着艰巨的任务。革命和它所宣告的生活都必须被重新创造。如果革命计划从根本上保持不变——废除阶级社会——这是因为产生该计划的条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但是，这一计划必须以一种新的激进性和连贯性重新进行，吸取以往革命失败的教训，以便使其部分的实现不只是带来社会的新分裂。

由于制度和新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只能是全面的斗争，未来的革命运动必须在它自己内部消灭任何倾向于再现商品制度所产生的异化的东西——商品化劳动所支配的制度。它必须是对这一制度活的批判，是包含了满足其超越所必需的一切要素的否定。正如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正确指出的那样，革命组织是理论与实践、人与历史、工人群众与无产阶级这个阶级之间的必然中介。(卢卡奇的错误在于，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履行了这一职责。)如果要在实践中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立即将“理论”倾向和差异转化为组织问题。一切最终取决于新革命运动如何解决组织问题；它的组织形式必须符合它的基本目标:本世纪在国际上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所预示的工人委员会的绝对权力。这样一个组织必须对它所对抗的社会的所有基础——商品生产，以及它所有意识形态的伪装，国家，以及国家造成的强制分离——进行彻底的批判。

理论与实践的分离是旧革命运动失败的绊脚石。只有无产阶级斗争的最重要时刻，才能克服这种分裂，发现属于自身的真理。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弥合这种分裂。意识形态无论多么具有“革命性”，总是为统治者服务；这是显示敌人第五纵队存在的警戒信号。这就是为什么意识形态批判归根结底必须作为革命组织的核心问题。谎言是异化世界的产物；它们必不能出现在一个声称承担社会真相的组织中，如果没有这个组织，他们就会成为谎言世界中的又一个谎言。

工人委员会权力的所有积极方面必须在任何旨在实现这些积极方面的革命组织中初步体现出来。这样的组织必须同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进行一场殊死的斗争。1905年的革命和俄国工人自发的自组织已经对这一邪恶理论进行了行动上的批判。但布尔什维克运动坚持认为工人阶级的自发性不能超越“工会意识”，因此无法把握“整体”。这相当于对无产阶级进行斩首，使共产党能够走在革命的“前头”。正如列宁所做的那样，挑战无产阶级解放自己的历史能力，就意味着挑战无产阶级完全掌控未来社会的能力。从这个意义来说，“一切权力属于苏联人”的口号，无非是党对苏联的征服和建立党国家，以取代无产阶级武装力量日渐衰弱的“国家”。

“一切权力属于苏联人”必须再次成为我们的口号，但这一次确实没有布尔什维克不可告人的动机。只有在事关整个世界的时候，无产阶级才能开展革命运动；否则什么都不是。它的权力的唯一形式——普遍的自身管理（generalized self-management）——不能与任何其他权力共享。因为它代表所有权力的实际解散，它不能容忍任何限制(地域或其他限制)；它接受的任何妥协都会立即转化为让步，转化为投降。

“自身管理必须是当前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这不仅关系到这场斗争的成败，而且也关系到它所要采取的适当形式。它本身就是它所实践的材料，也是它自己的前提”。（《阿尔及利亚的阶级斗争》）。

对世界的统一批判是一个革命组织一致性和真实性的保证。容忍某一特定地区存在压迫制度(例如，仅因为它以“革命”自居)就等于承认压迫的合法性。容忍社会生活中任何一个领域的异化，等于承认一切形式的物化都是不可避免的。仅仅是抽象的工人委员会的权力是不够的；有必要具体说明它的含义:抑制商品生产，并由无产阶级持有权力。尽管存在着表面上的差异，但所有现存的社会都受商品逻辑的支配；这也是极权主义自我监管的基础。商品物化是实现全面解放、实现生命自由建构的根本障碍。在商品生产的世界中，实践不是按照自主确定的目标进行的，而是按照外部力量的指示进行的。经济法呈现出自然法的形态；但他们的力量完全依赖于“那些参与其中的人的无知”。

商品生产的本质是在一个完全不受创造者控制的世界的混沌和无意识的创造中失去自我。相反，广义自身管理的革命性核心是每个人对整个生命有意识的控制。商品异化的自身管理只会使每个人都成为自身生存的程序员——与资本主义的兴衰循环相抗衡。因此，工人委员会的任务将不是对现有世界进行自身管理，而是对其不断进行质的转变:实在性地放弃商品，这将是人类自我生产历史上的巨大迂回。

这种经济衰退自然意味着工作的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型的自由活动，从而消除了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分歧:日益具体化的劳动和被动消费的休闲之间的分歧。目前正在分解的群体，如Socialisme ou Barbarie或Pouvoir Ouvrier，虽然坚持工人权力的现代口号，但却继续在走老工人运动的道路，意图通过其“人性化”的构想推行劳动的改良主义。但现在必须攻击工作本身。这并不是一种“乌托邦主义”，废除工作是第一个抑制商品社会的有效条件，消除在每个人的生活分离的“休息时间”和“工作时间”——这种互补领域使我们疏远了生活——这是商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内部矛盾的持续表现。只有克服了这种对立，人们才能使他们的至关重要的活动服从于他们的意志和意识，并在他们自己创造的世界中看到自己。工人委员会的民主是解决目前所有分裂的办法。它使得“存在于个体之外的一切”成为不可能。

历史被创造历史的人有意识地主宰——这是整个革命工程。近代史和所有过去的历史一样，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人类活动(无意识）的结果。在极权统治的时代，资本主义产生了自己的新宗教:景观。景观是意识形态在人间的实现。世界从来没有如此颠倒过。“就像马克思时代的‘宗教批判’一样，对景观的批判是今天任何批判的基本前提”(《国际形势》第9期)。

人类历史性地不断面临着革命问题。日益宏伟的物质和技术手段，只有在每个人日益深刻的不满足中才能与之相媲美。资产阶级和它的东方继承者——官僚主义，不能把这种过度发展(而这将是未来的诗性基础)发挥任何作用，恰恰因为他们都必须努力维持旧秩序。他们最多可以用它来加强警察的控制。他们除了积累资本什么也做不了，因此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指对自己的生活失去权力，而且知道这种境地的人。新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是毫无价值的资产阶级世界财富唯一的继承人——这种财富一直以来通过转换和取代去培育全面觉醒的人类对自然界和自己本性的全面挪用。这种对人性的认识，只能意味着对真实欲望的无限增殖和充分满足，这种欲望被景观深殖于革命无意识的最黑暗角落里，它只能在其宣传的梦幻般的谵妄中，以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实现。要真正实现真正的欲望——这意味着废除所有的伪欲望，包括系统每天制造，以保持自己权力的伪欲望——而如果没有对商品景观的主动压制，这是难以实现的。

现代历史是可以解放的，它所取得的无数成就只有通过它所压制的力量才能自由地使用——那些去除掉权力对境遇、意义和自身活动产物控制的工人。在十九世纪，无产阶级已经成为哲学的继承人；如今，它再次成为现代艺术的继承者和对日常生活有意识的批判者。只有同时对艺术和哲学的觉醒才能完全解放他们。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改造世界和改变生活是一回事，它们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镇压的不可分割的密码，是现世统治必然解体的密码，是最终可能进入自由统治的密码。对异化现实所强加的一切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彻底批判和自由重构是其最大纲领。

诗性唯一能够承认的是对生活中所有时刻和事件建构中的自由创造，这是由一切人共同创作的史诗，这是革命狂欢的开端。无产阶级的革命要么是伟大的节日，要么什么也不是，因为节日是他们所宣扬的生活的基调。狂欢是这个节日的终极原则，它的唯一规则就是没有终点的尽情生活和没有限制的自由欢歌。

（译者：把猫叫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