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泽明自传1

前言 日子过得真快，到这月的二十三日(昭和五十三年①三月)，我就六十八岁了。回顾过去的年月，总而言之理所当然地会想起许许多多的事情。以前许多人愿我说你是不是该写写自传？但是，我却没有郑重其事地写这种东西的心情。因为，大体说来，我并不觉得自己个人的事多么有趣而值得把它写出来。首先，如果写，那就全都是谈电影的事。因为从我身上减去电影，那等数大概就成了零。 不过．这回是有人提出要求，希望我写写自己，实在是盛情难却，便答应下来了。这件事似乎也和我读了让·雷诺阿的自传受了影响有关。让·雷诺阿其人我曾经见过他。他请我吃过晚饭，和我谈了许多问题，但当时的印象觉得他这个人没有写自传的意思，然而他终于写了，这给了我启发。让·雷诺阿在他的自传里有下面一段话。 “不少人劝我写自传。 (中略)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已经不能满足于一个艺术家仅仅借助于摄影机和麦克风自由地表现他自己了，他们希望知道这个艺术家是个什么样的人。” 还说： “我们这么引以为自豪的个性实际上是由种种复杂的因素形成的。比如上幼儿园的时候在那里遇到的小朋友第一次读的小说的主人公，有时甚至是从表兄乌瑾饲养的那条猎犬那里得到的启发有关。我们并不是光凭自己就能生活得很充实。 (中略)我从自己的记忆之中找出了曾经使我得以有今日的许许多多的力量以及与这种力量有关的人和发生的事。……” (摘自三铃书房出版的《让·雷诺阿自传》) 我读了这段文章，加上同他见面时留给我的强烈印象——我曾向往达到他这个年龄——引起了我写自传的愿望。还有一位也是我想达到他那个年龄的人，他就是约翰·福特。我常常为他没有一部自传而感到遗憾，这种心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使我动了写自传的念头。当然，我和这两位者前辈比起来还是个雏。但是既然有不少人想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么，写写这方面的东西也是该尽的义务了。我没有把握让读者读起我写的东西一定感到有趣，但是，我把平素常常对后生们讲不要怕丢丑这句话，念念不忘而且时时讲给自己听。这样，就开始动了笔。其次，写这个自传的时候．为了唤起对往昔的回忆，曾找了各个方面的人，促膝谈心多次。这些人有植草圭之助，小说家，剧作家，小学时代的朋友。 ’ 本多猪四郎，电影导演，我任副导演时代的朋友。 村木与四郎，美工导演，我的摄制组里的人。 矢口文雄，录音技师，和我一同进照相化学研究所的同事。该所后来改为东宝公司。 佐藤胜，音乐导演，逝世的早坂文雄的弟子，摄制组的人。 藤田进，演员，我的处女作《姿三四郎》的主角。 加山雄三，演员，是我严格训练出来的演员中的代表人物。 川喜多可诗子，东宝东和电影公司副经理．我在国外时承她多方面关照，我在国外的情况她了如指掌。 奥迪·勃克，美国人，日本电影研究家。关于我在电影方面的情况，他比我自己还清楚。桥本忍，制片人，电影剧作家，《罗生门》、《七武士》、《生存》等剧本的执笔合作者。 井手雅人，电影剧本作家。最近以来，我的电影剧本主要是由他同我合作完成的。此外，也是我的象棋、高尔夫 球的敌手。松江阳一，制片人，东京大学出身，意大利电影大学的高材生。他的行动非常神秘，而且千奇百怪。我在国外生活期问，总是和这位弗兰肯·施泰因（Frankenstein）式的美男子在一起。野上照代，这是我的左右臂，摄制组的人。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她也是自始至终不辞辛劳给予关怀的人。 借本书的版面，对上述诸位为此书所付的辛劳。谨表谢意。 一． 旧友联欢 幼儿时期 我光着身子坐在洗脸盆里。 屋里的光线昏暗，我坐在洗脸盆里洗澡，两手抓着盆沿摇撼。 洗脸盆在从两方朝中间倾斜的澡塘地板正中间被我摇得直晃荡，澡水噼噼啪啪山响。 我这么干大概颇感有趣吧。 我拼命地摇这澡盆。 结果，一下子就把盆摇翻了。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刹那之间那莫名其妙和意料不到的冲击感，光着身子倒在地板上而颇感光滑舒畅的感触，以及跌倒时仰望到棚顶上吊着一个很亮很亮的东西。从我记事那时起，我就常常回想起这件事，不过因为这倒也算不了什么大事，所以长大之后我一直没跟谁说。 我想，大概是过了二十岁之后吧，我问起母亲，为什么这桩事我记得这么清楚。 母亲仿佛吃了一惊似地盯着我，然后说，那是我一岁的时候，因为给祖父作法事回了秋田老家所发生的。 她说，我记忆中的昏暗的有地板的那间屋子，就是老家的厨房兼洗澡间。母亲想把我放进澡塘，她自己要到隔壁的房间里去脱衣服，所以只好给我脱光衣服先把我放进倒好热水的洗脸盆里。她正脱衣服的时候，听到我突然哇地一声大哭，急忙跑进洗澡间一看，原来盆翻了，我正仰面朝天大哭呢。母亲说，头顶上非常亮的东西，是当时吊在洗澡间的煤油灯。那时，我已经身高一米八〇，体重六十公斤，忽然问起这事．她感到非常奇怪，所以注视我良久。一岁时在洗脸盆里洗澡这件事，是我最初和最早的记忆。当然，在这之前的事是不可能记得的。不过，我业已去世的大姐曾经说我：“你简直是个莫名其妙的家伙！” 她说，我下生时没有哭，不声不响出的世，两只手攥得很紧，好久也不张开，“好不容易给你掰开一看，两只小手已经攥紫了。” 这大概是她瞎编的。一定是为了跟我这最小的弟弟开玩笑编造的。首先，如果我真是下生时就把手攥得那么紧，现在我已成了大财主，坐着Rolls Royce高级轿车到处转悠了。（也许是题外的话，拿这些话开我玩笑的我这位大姐，听说她逝世前不久看电视时看到黑泽明的音乐节目，她认出来那是我，便说：“阿明真精力充沛呀。”尽管外甥与外甥女说那不是我舅舅，可她却坚持自己没有看错。因为我小的时候姐姐们常常让我唱歌给她们听。如此说来，我应该感谢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因为这一节目替我给我那晚年的姐姐唱了歌。） 可是一岁以后的事，也就是幼儿时代的事，现在留下印象的就象焦点模糊的几段很短的影片一样，很不清晰了。而且都是伏在奶妈背上看到的一些事。其一是我曾隔着铁丝网看到一群穿白衣服的人挥着一根大的木棍打球；有人跑着去接飞得老高的球，有的跌跌掩撞在追球，有人抢，抢到手又扔了出去。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父亲在体育学校任职，我们就住在学校的棒球场铁丝网后面。这就是说，我从小就看到打棒球的。应该说我喜欢打棒球有很深的根源。另一个记得很清的幼儿时代的事也是伏在奶妈背上看到的，那是离我家远远的某个地方在着火。 失火的地方和我家之间隔着一段黑黑的海面，我家在大森的海岸，远远地能看到那着火的地方，大概那是羽田一代。不过，看到那远处的大火，我吓哭了。直到现在，我看到失火还很不是滋味。特别是看到把夜空烘得通红的颜色，确实心里发颤。 幼儿时代的另一个记忆是奶妈背着我常常去一个黑黑的小屋子。 那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呢？长大之后我常常想起这个问题。 结果，有一天就象福尔摩斯那样解开了这个谜。原来是她背着我上厕所。这奶妈简直太不懂礼貌！ 不过，后来奶妈来看我，她仰着脸望着身高一米八〇、体重七十公斤的我，说了声：“孩子，你长这么大了！”当她抱着我的双膝高兴得抽泣的时候，我一丝也没有责备她不礼貌的心情，对于突然出现于眼前却又毫无印象的这位老太大的举止，我很感动，我茫然地低头看着她。幼年时期 从我学会走步到进幼儿园，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一段的记忆就不象幼儿时期的那么鲜明了。 其中唯有一个场面记得最清、而且色彩强烈。这就是电气火车过道口的场面。 电气火车即将通过，拦路杆已经放下，父亲、母亲和姐姐哥哥在铁轨的对面，我一个人在铁轨的这一面。 我家那条白狗在父亲他们和我这边来回地跑，就在它朝我跑来的时候，电气火车从我眼前倏地一下开了过去。结果，我眼前出现了被轧成两段的白狗。它就象直切成段的金枪鱼一样，溜圆而鲜血直淌。这种强烈刺激使我顿时失去了知觉。大概是引起了痉挛而晕过去的。后来，我茫然记得，因为发生了这桩事有人给我送来又带走好几条白狗。它们有的装在笼子里，有的是抱来的，有的拴着脖套牵来。大概是因为我那条白狗死了，父母亲给我找来的全是与那此狗极其相似的白狗。据姐姐说。尽管如此，可是我一点儿也不懂事，一看见白狗就象发了疯一般，大哭大闹说不要、不要。如果给我找来的不是白狗而是黑狗，是不是就不会这样？ 是不是因为找来的仍是白狗，以致使我想起了那可怕的情景？ 总而言之，从这件事之后足有三十多年，我不能吃带红色的生鱼片以及四喜饭卷。看来．记忆的鲜明度是和冲击的强度成正比的。还有一件记得最清楚的当，那是找最小的哥哥头上缠着满是鲜血的绷带，被许多人拾回家来的场面。 我那最小的哥哥比我大四岁，大概是上小学一、二年级。他在体育学校走梁木（体育器械）的时候．一阵大风使他跌了下来，听说险些送了命。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时我那最小的姐姐看到满头鲜血的哥哥时，哭着说：“我愿意替他死。” 我想，我家血统的人，都是那么感情过多而理性不足，善感多愁。处世厚道，感伤情调过浓，浑浑噩噩的人居多。后来我进了品川区的森村学园附属幼儿园，在这里有过什么事，我却几乎毫无记忆。 只是比较清楚地记得老师让大家在小菜园里种菜，我种了花生。为什么我要种花生呢？那时候我非常喜欢吃花生，但肠胃弱，大人只准我吃—点儿，多了不给，我想自己种了就可以多吃，然而却没有很多收获。我想，大概就是这个时期．我第—次看到电影。那时叫“活动写真”。从大森的家走到立会川车站，乘开往品川的电车，在青物横丁下车不远就有家电影院。二楼上有个铺地毯的包厢，我们全家在那里看了电影。幼儿园时期看了什么影片，上小学时看了什么影片，这些就记不清楚了。 记得清的是对那些武打喜剧，感到非常有趣。我想大概那是《吉格玛（Zigomar, 导演Victorin Jasset）》，有个场面是一个越狱的家伙攀登上高层建筑物，一直爬到屋顶，然后从屋顶上跳进黑黑的河里。还有一个电影，其中有这样—个场面：船上有一对相恋的青年男女。这只船即将沉没的时候，男青年刚要爬上早已挤满了人的汽艇，可是他看到那姑娘势必上不来，便决心自己留下，让那姑娘上了汽艇并挥手向她告别。（这影片大概是《库奥雷（Il Cuore）》） 还有就是，有一次因为电影院不上映喜剧片，结果我竟然为此撒娇，大哭一场。还记得，姐姐吓唬我说：你这家伙太不懂事了，警察要把你带走。于是，我果然害了怕。不过，我以为此时我和电影初次接触，和我后来入电影界没有任何联系。 那时我看着那会动的画面，或者笑，或者恐惧，有时看到伤心之处就抹眼泪。它对于我那平凡的日常生活，给予了有变化的舒畅的刺激和兴奋，使我毫无保留地接受丁它。回想起来，军人出身对子女一向严格要求的父亲，在那个把看电影当作对子女教育会产生不良影响的时代与潮流之中，主动地揩全家去看电影这件事，而且后来也没有改变他认为看电影对子女教育反而有益这种态度，我认为对于我之所以有今日，似乎是起了指明方向的作用。除此之外，有一件事我想在这里提一提的是，父亲对于体育的看法。 父亲不当职业军官之后，就到体育学校去工作了。他对体育一直坚持积极奖励的态度。他除了大力发展传统的柔道、剑术之外，还把各种各样的体育器械置办得齐齐全全，修建了日本第一座游泳池，并大力普及了垒球，等 等。他的这种观点，我完全继承下来了。我既喜欢体育锻炼，又喜欢看体育比赛。而且对于体育始终认为它是真正的一种锻炼。这肯定是受了父亲的影响。 我小时候身体非常虚弱，所以父亲常常唠叨说：“婴儿时期，为了你将来长得结结实实，还特意请大力士梅谷抱过你，可是……” 提起角力，我记得父亲在从前的国技馆的摔交场地上发表国演说。那时我坐在楼座上看着他，但是不记得那时我几岁。反正我记得坐在母亲膝上，由此看来，一定还很小吧。 森田小学那是我当电影导演以后的事了。 在日本剧场看稻垣(浩)先生描写弱智儿童的影片《被遗忘的孩子们》。其中有这么一个镜头，场景是学校的教室，孩子们都在听课，可是只有一个学生的课桌离开大家的行列，他单独坐在一旁随便玩他自己的。我看着看着就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忧郁感，同时不由得心慌意乱，再也坐不下去了。 我好象在哪里见过那孩子。 他是谁呢? 于是我突然想起来。 那是我啊！ 想到这，我立刻站起来去了走廊，坐在那里的沙发上。 我想可能是出现脑供血不足征兆，便躺了下来。剧场的女事务员颇为担心地走到我跟前：“您怎么啦?” “啊，没什么。”我回答了一句便想坐起，但一阵恶心，简直要吐。结果请她叫了辆车把我送回家。 那么，那时候我为什么情绪不好了呢?原因是一看《被遗忘的孩子们》，就想起了那些不愿回忆的，自己过去令人不快的事。我上森村小学一年级时，觉得学校这种地方对我来说纯粹是监狱。在教室里，我只感到痛苦和难受；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只有透过玻璃窗注视着家里陪我上学的人，看着他在走廊上来回踱步。回想过去我还没到弱智儿童那种程度，但是，智力发育很迟却是无可否认的。老师说的事我根本不懂，所以只好自己玩自己的。结果，老师把我的桌椅挪得离开大家，当作需要特殊对待的学生看待。于是上课的老师常常朝我这边望着说；“这个黑泽君大概不懂吧?” 或者是：“这对黑泽君来说，那是很难回答的啦。” 每当我看到别的孩子们都朝我这边望着嘿嘿窃笑，虽然心里非常难受，然而更伤心的是果然如老师所说，老师讲的究竞是什么我的确不懂。而且，早晨上朝会，老师一喊立正口令，工夫不大我准扑咚一声跌倒。准是一喊立正我就紧张，以致晕倒。这样就把我抬到医务室去，放在诊病床上，然后护士走来俯身瞧着我。我记得有这么一件事： 下雨天，我们在室内作抛球游戏。球朝我飞来，可是我却接不住。大概是同学们觉得这很有趣吧。所以他们拼命地拿球砸我。常常砸得我很疼，而且让人心里不痛快。于是，我把砸到我身上的球拾起来，扔到室外雨里。 “干什么！”老师大声怒斥我。现在我当然懂得老师发火的原因，可那时我还不明白。我把砸得心烦的球拾起来扔出去，这有什么不对? 就这样我在小学一年级到二年级这段时期，简直就象在地狱受罪—般。现在看来只是按着老规矩行事，把智力发展较迟的孩子送进学校，完全是罪恶行动。 原因是孩子的智力也参差不齐。既有五岁年龄就象七岁那么聪明的孩子，但是也有虽然七岁了，却只有五岁的智力水平。原来，智力的发展有快慢。既没有过头的也没有不及的，一年有一年的水平，这样的死规定是不存在的。写到这里我很激动，因为我七岁的时候是那么呆头呆脑，学校生活使我深感痛苦，所以为了这样的孩子们不由得把我这段生活写下来。据我的记忆，仿佛突然刮来一阵风一般，吹散我的脑子处于迷茫状态的雾，使我的智力清醒过来的是我家搬到 小石川去之后，转校上了黑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记得．从此以底我就象Pan focus(摄影技术专用名词，即画面上每处焦点准确、清晰)那样，和从前截然不同了。 黑田小学 可能是在二年级的第二学期我转到这个学校的。 到这个学校之后使我大吃一惊，因为这里和森村小学截然不同： 森村小学的建筑物是外表涂着白漆的洋房；而这以里却象明治时代的一所兵营。木结构的房舍，显得十分粗陋。森村小学的学生都穿翻领的精心设计的制服；这里的学生却穿和服，下着长裤。 森村的学生的书包是背在背上的皮书包；这里的学生却是手提的帆布提包。 森村小学的学生都穿皮鞋，而这里却穿木展。 脸型也根本不一样。 不一样是理所当然的。森村小学的学生都留发，这里却全得推光头。不过，气质不同这—点，可能是黑田小学的学生们比我更感到谅诧。因为，在纯粹日本风俗的集体中，．突然跑进一个留着长发。上身穿着背带式双排纽扣西装，下着短裤，脚上穿着红色短袜和带卡子的矮帮皮鞋这样—身打扮的人。呆头吊脑，简直就象个女孩子似的。而且面色苍白的我，立刻成了大家取笑的对象了。他们有的揪我的头发，有的从我身后捅我的皮背包，有的往我西装上抹鼻涕，把我折磨得哭过好多次。 大体说来，我小时候是个爱哭的小家伙，所以到了这个学校之后立刻给我起了“酥糖”这么个绰号。 “酥糖”这个绰号的由来，是因为当时有这么一支歌： 我家那个“酥糖”啊， 可让人太为难。 他从早直到晚， 两眼泪不干。 直到现在，每一想起“酥糖”这个绰号，我都不能不有强烈的屈辱感。不过，和我一起转校到黑田的哥哥，在这个学校里成绩却出类拔萃。他神气得低压倒一切。如果没有他这种威风给我作后盾，我这块“酥糖”哭的次数一定更多呢。一年以后，就再也没有人叫我“酥糖”了。一年之后的我，在人前再也不哭，成了必须亲切地称我小黑的了不起的存在了。说起这一年之间我的变化，主要原因固然是在这期间我的智力很自然地有了突出的发展，仿佛是追补了过去的，开始迅速地成长。但是我不能忘记，有三种力量促进了我的成长。其中之一便是哥哥的力量。我们家在小石川的大曲附近。我每天早晨和哥哥顺着江户川岸边去黑田小学。 我上低年级，放学比哥哥早，所以总是一个人按原路回家。去时自然是同哥哥披肩而行。 那时哥哥每天都要把我骂个狗血喷头。我简直为之吃惊，他骂人的词儿和花样竟然如此之多，什么难听的话都朝我劈头盖顶的浇来。可有一点，他决不大声吵嚷，只是小声地．只有我才能够勉强听得见，而过往行人绝 无所闻的小声骂我。假如他大声骂我倒也好，我可以跟他吵，不然就哭着跑开，或者两手捂住耳朵。可他偏不这么干，让我无法施展对抗他的伎俩，而是慢声细语地痛加咒骂，而且没完没了。 尽管我想把坏心眼儿的哥哥如此欺人告诉母亲和姐姐，可是快到学校的时候他一定说： 你这家伙本来就懦弱无能，象个女孩子似的窝囊废，—定到妈和姐姐那儿告我的状。说我怎么欺负你啦。这个我是一清二楚的。你去告吧，你要敢告，我就更来劲儿。如此等等，先把我吓唬一通，使我就范。可是，我这位坏心眼儿的哥哥，当下课之后我受到谁欺负时，他一定赶上前来，似乎总是站在什么地方保护着我。他在学校里是个很受重视的人，歉负我的都是班级比他低的学生，所以看见哥哥一到立刻就缩回去了。这时哥哥连理他们都不理，对我说：“小明，来一下！” 说完转身就走。有哥哥给我撑了腰，非常高兴，紧跑几步追上去问他说：“什么事？” 他只说：“什么事儿也没有!” 扔下这一句便大步走了。 类似这样的事屡次出现。我这糊里糊涂的脑子就不能不开始思考：上学的路上哥哥对我的痛斥，在学校里哥哥对那些欺负我的学生们表现的严峻态度，究竟是什么用意了。这样，对上学路上哥哥那挖苦和申斥就个觉得那么可憎，而是渐渐认真地听下去了。 现在回想起来，从这时起，我那幼年的头脑开始往少年过渡。 关于哥哥的事我还想写几笔。 那是我被叫做“酥糖”时期的暑假某一天，父亲忽然带我到位于荒川的水流府练习游泳的地方。那时哥哥已经戴着三条黑杠的白幅，在练习池里游泳。他的成绩是一级，已经把比赛者们抛在后面。父亲把我暂时交给他朋友工作地点——水流府师范学校照顾，让我在那里练习游泳。在家里我是最小的孩子，所以父亲对我有些娇宠。游泳对于象女孩子那样总和姐姐们扔小布袋或者翻罟的我，很伤脑筋。父亲让我练习游泳，说是晒得越黑越好，他将买个什么东西奖励我。可是我拍水．到了练习池就是不敢下。结果，师范学校的教师大为光火，让我下到仅及肚脐那么深的水，就费了好几天工夫。往复于游泳场的路上，我倒是和哥哥结伴同行．可是他一到那里就把我扔在一边，自己急急忙忙朝竖在河中间的跳水台游去。回家之前连面都不着。我提心吊胆地过了好几天。这样，我才勉强掺在初学者们之中，抓着浮在河里的大圆木，接受噼里扑通地用脚打水的训练。有一天，哥哥摇著小船靠近我身旁。他让我上他那小船，我当然高兴。伸过手去请他拉我上船。等我上船之后，哥哥就使劲朝河心摇去。到了看得见练习场上用苇箔搭起的小屋和小旗时，他冷不丁地把我推下了水。我拼命地划水。划呀划呀，想靠近哥哥的小船。可是等我好不容易划到船前，哥哥就把船划开。如此反复几次。当水淹得我已经看不见哥哥，眼看沉底的时候，哥哥终于抓住我的兜档带把我拉到舱上。出乎我的意外，并没有喝多少水。只是吐了几口就好了。我正在发怔，哥哥开了腔：“小明，你不是能游吗?” 从此以后我果然不再怕水了。 我能游泳了，而且从此也喜欢游泳。 就在推我下水那天回家的路上，哥哥给我买了冰镇甜小豆，这时他说：“小明，听说人快要淹死的时候都是呲牙一乐呢。还果然不假，你也呲牙乐了。” 我听了真生气，不过也的确有那种感觉。因为我记得沉底之前确有莫名其妙的安适感。 另一个帮助我成长的力量，是黑田小学的班主任老师。这位老师名叫立川清治。 我转校到此之后过了大约两年半，立川老师全新的教育方针和石头脑瓜的校长发生正面冲突，结果立川老师辞职，后来被晓星小学聘请去了，培养了许多有才华的学生。关于这位立川老师，我将在以后的篇幅里写出他的事迹，这里我先写他如何对智力发育缓慢、性格乖僻的我这个学生多方庇护，第一次使我有了自信的一个小插曲。那是上图画课时发生的事。 从前的图画教育可以说平平常常。教育方针要求的，不过是按照常识要求同实物相似就可以了，用平平淡谈的画作范本。只要求忠实地模仿它，最象范本的给最高分数。但立川老师不干这傻事。 他告诉学生，自己随便画最喜欢的。大家拿出图画纸和色铅笔开始画起来。我也动手画了。我也动手画了。 我画的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非常认真、使劲地画，甚至不怕把铅笔弄断。涂上色之后还用唾液湮湿涂匀，结果手上沾了各种颜色。立川老师把大家画完的画一张一张地贴在黑板上，让学生们自由地发表现感的时候，大家对于我那幅画只报以哈哈大笑。然而立川老师怒形于色地环视耻笑我的那些同学，然后把我大大夸奖了一番。夸奖的内容我不记得了。我模模糊糊记得，光是手指沾上唾液涂匀颜色这一点他就非常赞赏。我清楚地记得，立川老师在我那画上用红墨水画了个很大的三层的圈儿。从此以后，尽管我不喜欢上学，然而凡是上图画课的这一天，我总是等待已久似地、急急忙忙到学校去。得了三层红圈儿之后，我喜欢图画课了。我什么都画。而且也的确是越画越好。与此同时，其他课程的成绩也 很快地提高了。立川老师离开黑田学校的时候，我已当上班长，胸前挂上紫色绶带的金色班长徽。立川老师在黑田小学时代还有一件使我不能忘怀的事。 一天，大概是上手工课，老师扛着一大捆厚纸进了教室。 老师摊开那厚纸，我们看到，那是一张平面图，上面画着许多道路。老师让大家在这纸上画上房屋，喜欢什么样的房屋就画什么样的，要大家自己创造一条衔。大家都认真地画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主意，不仅画了自己的家，而且还画了道路两旁的树，年代久远的老树，开着花的树篱，等等。这样，他就把这个教室的孩子们的个性很巧妙地吸引出来，画出了一条条漂亮的街。 学生们围着这张平面图，眼睛无不闪着光彩，脸颊绯红，引以为自豪地望着自己那条衔。 当时的情景，恍如昨日。 在大正年代初期，老师这称呼是可怕的人的代名词。这样的时代，我能碰上以如此自由和对新鲜事物的感觉以及创造精神从事教育的老师，应该说是无上幸运的。促进我成长的第三股力量，是一个和我同一个斑，但比我还爱哭的孩子。这个孩子的存在，等于给我提供了一面镜子，他使我客观地注视到自己。总而言之，这孩子跟我差不多，他使我感到，我实在让人挠头。 他向我提供了自我反省的机会。这个象爱哭的孩子标本一般的孩子名叫植草圭之助。 (小圭请别生气，难道我们俩现在不仍然是爱哭的家伙么?不过现在你是个浪漫主义者哭丧鬼，我是个人道主义者哭丧鬼而已。) 植草和我，从少年直到青年时代，渊缘很深，象两根扭在一起的藤—样成长起来的。这期间的情况，植草的小说《虽然已是黎明——常葆青春的黑泽明》里写得很详细。不过植草有植草的观察，我有我的观察。 其次，人有这种秉性：关于自己的事情，都有希望会这样那样的愿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于是想不通就钻了牛角尖。所以，我按自己的想法写我和植草年轻时代的情况。读者把它和植草的小说对照，也许最接近真实。因为正如植草如果不写我的少年期直到青年期的情况就不能写他自己一样，我如果不写植草的情况也就不能下笔写我自己。所以，我只好请读者原谅同植草的小说难免重复而写下去。 旧友联欢雨天，两个六十开外的男人打着一把雨伞站在坡度很大的一条混凝土马路上拍照。 ． 其中一个人回过头来，望着一直延伸到坡道高处的那条砖墙，抚摸着那黑褐色的砖。 “小圭，这还和从前一样啊。” 这时那个被称作小圭的人也回过头来“嗯”了一声，随之点了点头。 “小黑，你还记得这家的孩子么？” “记得，咱们班里的那个胖子吧？他现在于什么呢?” “死啦。” 两人沉默不语。只有闪光灯的光和快门的咔咔声。 拿照相机的那人身旁的男人说：“这里就行了。这回以这边作背景。”他指着那砖墙的对面。共打一把伞的这两个人彼此瞧了瞧。 “拿它作背景多没意思。” “可也是，可供回忆的影子—点儿也没啦。” “没想到学校的房舍依如往昔，但更没料到黑田小学已经不存在了。” 两人斜穿垃圾道，进了神社。 “这里的石阶还依然如故呢。” “牌坊也是如此。” “不过，那棵大银杏树似乎比从前小了。” “是我们长大丁嘛。’ 这就是《文艺春秋》杂念社为了拍摄计划中的“旧友联欢”这—卷首插图用的照片，使我和植草阔别二十年之后重逢时的情景。那是十一月十五黄道吉日的一天。冷雨敲击着银杏的金黄色落页。神社内，有两三对父母打着伞，带着他们盛 装的年幼孩子前来参拜。可能是这种情感引起了我们的怀旧思绪，拍完照之后，我们就乘《文艺春秋》社的车去了我和植草小学时代常去散步和游玩的地方。车窗外的—切，对于我来说是陌生的。我曾划过船和捕鱼为戏的江户川上，已经架起高速公路，这公路仿佛盖子似地横跨江面。江水犹如排污水的暗渠—般，显得那么阴郁。坐在我身旁的植草，向我津津有味地谈着我们少年时代的情景，可是我却注视着车窗外面，一声未答。 雨敲打看车窗。 窗外的景色虽然变了，可是我却没有改变。 这时的我，真想象从前的“酥糖”那样哭一通。 少年时代的情况一想起要与黑田小学时代的植草和我，不知什么缘故，很容易回忆起来，好象我俩是风景画中小小的点景人物。比如说，校园里随风摇曳、花萼累累的膝萝架下的我俩；或者是去服部坂、基督坂、神乐坂的我俩；立在大榉树下面，用钉子把丑时参拜者上供用的稻草人钉在树上的我俩。如此等等，风景和环境都能比较鲜明地回忆起来，然而我们两人，只不过是记忆中的剪影而已。我不知道，这是由于年代久远了。还是我本人的资质，总之，要把我们两人当年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回忆起来，那是需要经过一番努力的。看起来，不把广角镜头换成望远镜头是不行了。 而是，如果不把照明全部集中到对好焦点的我俩身上，光圈缩到最小最小，那不会出现鲜明的记录。 那么，用望远镜头观察之下的植草圭之助其人，在黑田小学的学生中间，和我一样，也是个性格大与人殊的存在。就说衣服吧，穿的都是绸缎一类做的肥肥大大的衣裳，裤子也不是小仓的料子做的，那也是软绵绵的。 就整个印象来说，我总觉得他象个梨园子弟——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他好象一碰就倒的小小美少年式的人物。(请小圭别生气，因为直到现在还有人这么说你，这足可证明我的印象没有错。) 说起一碰就倒，小学时代的植草的确是常常跌倒而大哭。 我记得，有一次因为路不好走植草跌了一跤，一身漂亮衣服全完。他大哭，我把他送回了家。 还有一次是开运动会的时候，他跌到有积水的洼地里，雪白的运动员成了黑泥人，他抽抽搭搭地哭起来没完，我好好安慰了他一番才罢休。也许是因为同病相怜吧，爱哭的植草和爱哭的我，彼此都怀有亲近感，热诚相待，所以我们两人总是在一起。这样，我就以哥哥对待我的态度对待植草了。 这种关系，后来被植草写进他的小说中，他是在这本小说的“运动会发生的事”这一部分里写的。植草在每次运动会的赛跑项目中总是倒数第一，但有一次他突然跑了个第二，这时我一个箭步窜了上去： “好啊，好啊！加油！加油！”我边喊边跟他一起跑，一直跑到终点，大为高兴的立川老师把我两人紧紧抱住。那时，植草拿着领的奖品——记不得是色铅笔还是水彩画颜料——走到卧病的母亲跟前，他母亲喜泪纵横，她替植草向我连连道谢。现在回想起来．我倒是必须向他们道谢才对。 因为，懦弱的植草使我产生了应该庇护他的想法，不觉中就使我成了连孩子头儿也得刮目相看的存在了。 立川老师对于我俩的这种关系，大概也是极为满意的。 有一天他把我叫到教员室，以探询的口吻和我商量：设一名副班长如何。我当时很不高兴，以为这是看我这个班长不中用才这么做的。老师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他问我：“如果由你推荐，你打算推荐谁？” 我提了一名本班成绩优秀的学生。 老师听我这么一说，立刻讲了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话。他说，“我的意思是找一个成绩稍差的家伙当副班长。”我大吃一惊地看着立川先生。老师笑眯眯地瞧着我说：“让差劲儿的家伙当副班长，他一定认真地干。”然后他招呼我就象我们班同学招呼我 一样说：“小黑，让植草当副班长怎么样?” 话谈到这个地步，我深深感到老师对我们是何等地亲切。我万分激动地瞧着立川老师。他说了声：“好！就这样定啦!”站起身来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又笑着跟我说：“立刻告诉植革的妈妈，他妈妈一定会很高兴。” 这时，我简直觉得老师的身上出现了一轮光环。 从此以后，植草前胸佩戴上红色缎带的银色徽章，不论是在教室，也不论在校园，和我形影不离。 从此以后，植草也就当上了推也推不倒的副班长了。 立川老师曾经说过，植草是个懦弱儿童的标本，但是他此刻也注意到植草身上沉睡未醒的才能。 他为了使植草尽可能快地开出智慧之花，把他移栽到副班长这个盆里，而且放在向阳之处。 不久，植草写出了使立川老师大吃一惊，十分精采的长篇作文。 旋风智力上我和哥哥相差十岁，但实际上他只比我大四岁而已。 所以，我上了小学三年级之后，从一个完全幼童的精神状态而勉勉强强成了一个少年的时候，我哥哥已经上了中学。这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 我前面已经提过哥哥是个秀才，他还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东京市举办小学学生学力测验，他名列第三，六年生的时候就名列榜首了。然而就是这位哥哥报考当时名牌中学东京府立一中的时候，却名落孙山。 这件事，对于我父亲以至全家来说，简直是一场恶梦。 我记得当时家里的气氛特别反常。 我感到，这件事仿佛—阵旋风袭击了我们的家。父亲心境黯然。母亲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姐姐们嘁嘁喳喳，尽可能不理睬哥哥。 那时连我也为此事非常气愤，感到十分惋惜。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哥哥是什么原因落榜的。他参加任何考试从来都得分很高，而且考试归来，表现出绝对有把握的神情。能想到的只能是这么两个原因：其一是最后权衡的时候，因为优先录取名门子弟而被挤掉了；其次是口试的时候，自负心很强而又极富个性的哥哥，言谈举止超出了标准。但奇怪的是，当时哥哥是什么状态我却毫不记得。我想，他很可能是把这事置之度外，采取超然的态度。但不能否认，这事给了他很大的冲击。证据是以这件事为分界线，哥哥的性格突然变了。 此后，他在父亲劝说之下进了位于若松町的成城中学。当时，这所中学的校风近似于陆军少年学校。可能是他对于这个中学的校风很反感，从此开始，他对于学业采取了完全视同儿戏的态度，耽溺于文学，因而和父亲常常发生冲突。父亲是户山陆军学校第一期毕业生，毕业后当了教官。他的学生后来有当了大将的。由此可见他的教育方法纯粹是斯巴达克式的。这样的父亲和崇拜外国文学的哥哥意见相左，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了。不过那时的我并不想理解父亲与哥哥为什么争吵，只是忧伤地站在一旁望着。这样一来，遭到意外的旋风袭击的这个家，又遭到了一股寒流的袭击。 我有四个姐姐和三个哥哥。大姐的孩子和我同岁。可见，生我时大姐已经出嫁了。大哥比我大好多岁，我记事的时候他已离家自立门户，很少看到他。二哥在我出生之前病死了。所以，和我生活在一起的只有本书里常常提到的这位哥哥以及三位姐姐。我姐姐们的名字都有个代字。从业已出嫁的姐姐起，按年龄为序：茂代，春代、种代、百代。我则以年龄为序称尚未出嫁的姐姐们为：大姐姐、中姐姐、小姐姐。 前面我已提到，哥哥认为我不成其为他的伙伴，我就只能跟姐姐们一起玩。直到现在甩布袋和翻罟还是我的拿手好戏呢。(我常常把这拿手戏表演给朋友和我们摄制组的人看，无不吃惊。他们读了本书，对于我那“酥糖”时代的旧闻佚事，当更加吃惊。) 和我经常一起玩耍的是我的小姐姐。我清楚地记得上幼稚园的时期，我和小姐姐在父亲供职的位于大森的学校里游戏。那地方是学校的呈钓状的一块空地，一阵旋风刮来，把我们刮得离地而起，我们俩赶紧抱在一块儿，刹 那间就掉了下来，我哭着抓着姐姐的手跑回了家。我这个姐姐，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得了一场病，就象突然被旋风刮走的一般，去了另一个世界。 我不能忘记，我到顺天堂医院去看她的时候，病床上的姐姐那凄凉的笑容。我也不能忘记和这位姐姐过偶人节时陈列偶人的欢悦气氛。我们家有旧的古装宫廷佣人，还有三宫女、五乐工、浦岛太郎（注：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乌龟把他驮进龙宫，过了三年极其荣华的生活，告别龙宫时龙女赠以宝盒，叮嘱他不要打开。他回家之后食言，竟然打开，结果冒出一股白烟，他本人立刻变成老翁。－译著）、带哈巴儿狗的女官，等等。还有两副金屏风、两盏纸罩蜡灯、五套泥金彩绘的小桌，上面摆着成套的泥金彩绘小碗盏，连小到能放在于掌上的银手炉也一应俱全。我们关上电灯，在光线微弱的房间里，借着纸罩蜡灯的柔光看摆在铺着猩红毯子的五层坛上那些宫廷偶人，它们仿佛就要开口讲话一般，栩栩如生，美丽之极，我甚至为此而有些发怯。我的小姐姐招呼我坐在偶人坛前，给我放上小桌，让我在小手炉上烤手，用大拇指甲那么大的酒杯喝甜酒。 小姐姐在三个姐姐中最漂亮，柔媚得过了头。她身上有一种象水晶一般透明、柔弱易殒，令人哀怜的美。哥哥受重伤时，哭着说自己情愿替他死的就是她。即使现在我提笔写到她，也难禁热泪滚滚，不胜唏嘘。 为我这个姐姐举行葬礼这天，我和全家人以及亲戚坐在寺庙的正殿上听和尚诵经。当诵经声、木鱼声加上铜锣声达到高潮的时候，我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尽管父、母亲和姐咀们怒目而视，但这笑就是止不住。 哥哥把我带到殿外，我心里明白，他领我出来为的是到外面申斥我。然而哥哥毫无怒气。我以为他准是把我扔在外面再回正殿去，可并非如此。他只是朝诵经高潮中的正殿回头望了望。 “小明，往那边去!”扔下这么一句便离开石条铺的甬路朝外面走去。我紧跟在他后面。哥哥边大步走去边冒了一句：“你真浑！” 我高兴了。 我之所以笑出声来，和他的责备的意思并不相符。我只是觉得可笑，自己又控制不住所以才笑的。不过，听了哥哥的话倒觉得舒畅了。同时我也想到，我纵声大笑，我小姐姐能高兴么? 我这位姐姐只活了十六岁。 我自己都觉得奇怪，然而却记得清清楚楚，她的戒名是：桃林贞光信女。 剑道大正年代的小学，五年级就加上剑道，而且列为正课。 一周两个小时，先用竹刀，从学习姿势开始，再练习左右交叉看对方面具的招数。过不多久，就戴上学校用旧了的一股汗臭的剑道用具，练习五分钟胜三刀的科目。教课主要是由多少懂些剑道的老师担任，但是有时设馆授徒的剑客也带着徒弟前来指点。其次是选出成绩优秀的学生加以特别培训。这些人有时和那些剑客的徒弟们使用真剑表演某一流派的招数。教我们的这位剑客的名字叫落合孙三郎(似乎叫又三郎，总之那名字就让人觉得很象个剑客的名字。究竟是孙三郎还是又三郎，现在记不准了)。这人身材魁梧，是个伟丈夫型的人物。他和他的徒弟们表演流派程式的时候，那神态是凄厉的，足使我们这些学生个个惊心动魄。那位剑客说我的招式精确，常常亲自指导我练习，所以我也练的特别起劲。 有—次，我用竹刀朝剑客的上半身砍去，大喊着“砍你的脸！”而冲上去的时候，就觉得好象蹬了空，两脚噼里扑通乱蹬，总也够不着地。这时，落合孙三郎一只粗壮的胳臂把我举到比他的肩还高，我大吃一惊，同时对这位剑客的尊敬自然更加诚挚了。我很快就向父亲提出，要求准许我拜落合为师，到他的武术馆习武。 父亲很高兴。我这要求是激扬了父亲武士精神呢，还是唤起了父亲任陆军教官时的情感，总之，他准许我这样干，确实是一件荒唐事。现在想来，原因在于那时正是他期待的我的那位哥哥走下坡路的时候。 父亲很可能是出于这种心理，他过去对于他的期待落了空，这回把这种瞩望转到了我的身上。 从这时起，父亲成了对我要求极其严格的父亲了。他说：“专心致志学习剑道我非常赞成，但是就便也要学习书法。还有，早晨去落合道场练武之后回来，务必到八幡神社参拜。” 落合道场离我家很远。 从我家到黑田小学本来就很远，象我这么大的孩子走起来实在吃力，而且腻烦，可是从家到落合道场却有这个距离的五倍还多。侥幸的是，父亲让我每天早晨参拜的八幡神社，在去落合道场那条路并不太远的黑田小学旁边。如果按照父亲的命令行事，那就必须这样：去落合道场完成早晨的练习之后，参拜八幡神社，再回家吃早饭，然后又按原路去上黑田小学，放学后又按原路回家，再到教书法的老师家，练完书法再到立川老师家去。那时立川老师虽不在黑田小学教书了，可是我和植草两人仍然每天必到老师家，接受立川老师尊重个性的自由教育和师母诚心诚意的款待。我们俩每天如此而且都把这件事当作最愉快和最充实的活动。我是不管有什么事，去立川老师家的宝贵时间是绝不放弃的。然而这样一来，势必每天早晨天不亮就离开家，天黑后才能回来。参拜神社，我本打算马虎过去，可是父亲却把这事看作重要并应该留下纪念的行动，他交给我一个小日记本说每天早晨请神官在上面盖上神社的印。这样—来，马虎不过去了。本来是难以做到的事，可自己提出要去，所以毫无办法。 从和父亲一同去落合道场拜师习武的第二天起，除了星期天和暑假之外，这样的体罚一直持续到我从黑田小学毕业。即使冬天父亲也不许我穿袜子。每到冬天手和脚就生冻疮和皲裂，使我叫苦不迭。母亲心疼我，精心护理我。她每天让我把手和脚泡在热水里。母亲堪称典型的明治时代的妇女，同时她也是典型的武人的妻子。(后来我读山本周五郎著的《日本妇道记》时，其中有一个人物的事迹跟我母亲一模一样，使我非常感动。)不过母亲总想背着父亲庇护我，对我采取放任的态度。我写这些事，读者可能以为我在写修身训话用的美谈佳话而不感兴趣，但我决不是为此而写的。只是写到母亲就不能不这样写，是我母亲的客观事实使我顺理成章地这样写了。首先我认为父母都和外表相反，实际上是父亲感伤情调较浓，而母亲则是现实主义者。 后来，战争时期父亲和母亲疏散到秋田县乡下老家，我曾到秋田看望两位老人。那是我即将离开他们返回东京的时候。我想，也许再也见不到父母了……我从家门出来，眼前是一条笔直的道路，我一步三顾地回头看看送我出门的父母亲。那时我看到母亲很快就回去了，而父亲却久久伫立门旁，直到我走出老远，回头看他影影绰绰只有一点点大小的时候，他仍站在那里望着我，久久不去。战争时期有一支歌叫“父亲啊，你很坚强”，可我愿意改成“母亲啊，你真坚强”。母亲的强韧，特别是在忍耐力方面，是令人吃惊的。 那是有一次母亲在厨房里炸虾时发生的事。 炸虾的油起了火。当时母亲两手端着起火的油锅，手也烧了，眼眉、头发也烧得滋滋地响，然而她却沉着地端着那油锅横穿过起座间，穿好木屐，拿到院子去，放在院子的中央。后来医生匆匆忙忙赶来，用镊子把她那烧得黑黑的皮剥了下来，然后涂上药。那是使人不能卒睹的场面。然而母亲的表情丝毫未变。 此后将近一个月，她双手缠着绷带，仿佛抱着什么东西似地放在胸前，她没喊过一声疼，没说过一声难受，而是平平静静地坐在一旁。无论怎么说，这样的事我是做不到的。 写的离题了，关于落合道场学习剑道，以及我的情况再略加补充。 每天去落合道场的我这个人，居然完全以少年剑客自居了。 因为还是个孩子，这倒合乎常情。原因是我读了立川文库中许多关于剑侠的故事。比如塚原卜传、荒木右卫门，以及其他剑侠，等等。那时我的打扮不是森村学园派头，而是黑田小学那样，上身蓝地白条的长褂，下身穿小仓布料做的裙式裤，脚蹬粗齿木屐，剃和尚头。我在落合道场习武时的形象，只要把藤田进扮演的姿三四郎的高度缩小三分之一，宽度缩小二分之一，用带子束紧的剑道服上再插一把竹刀，那就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了。早晨东方未明时刻，我就响着木屐声走在路灯依然亮着的江户川岸旁的大道上。走过小樱桥就是石切桥，过了石切桥再越过电车道，快到服部桥的时候，头班电车才迎面开来，驶过江户川桥。 从家走到这里，总要三十分钟左右。然后朝音羽方向再走十五分钟，向左执走过一段缓坡之后．再奔目白区。从这里起再走二十分钟，就远远听到落合道场晨课的鼓声了。在这鼓声催促之下，快步走上十五分钟之后，才到达道左边的落合道场。算起来，离开家门目不斜视地走去，总共要一小时二十分钟。 道场的晨课是这样开始的：首先老师落合孙三郎以及门下弟子全体面向点上灯的神龛端然正座，把力气集中在脐下丹田，排除杂念。静坐的地方是木板地，既硬又凉。冬季为了抵抗寒冷，肚子也得运足力气。脱光衣服之后只穿单薄的剑道服，冷得上下牙不停地厮打。虽说排除杂念，如此寒冷也就顾不得有什么杂念了。静坐完了之后，就练习左右开弓的劈砍。寒冬腊月为了使身体尽快地暖和，天暖了又得驱赶睡魔，所以始终必须全神贯注。这个课目练完之后，按级别分开，再练三十分钟按规定程式的对砍对杀。再次静座。对老师一礼，晨课就告结束。这时，即使寒冬腊月，也是浑身汗水淋漓。不过，出了道场再向神社走的时候，脚步毕竟沉重了。此刻饥肠辘辘，只想尽早回家吃饭，不能不疾步赶往神社。遇上晴天，我到达神社时，银杏树上照例洒满晨晖。 我在正殿前拉响鱼口铃(金属制的，扁圆，中空，下方有个横而长长的切口。用布条编的一条大绳子吊着，拉动这条绳子鱼口铃便响起来)，拾手致敬，礼拜已毕，就到神社内一角处的神官家里去。我照例站在门庭处大声说：“早晨好!” 我这么一喊，长褂、裙裤，头发全白的神官走出来，接过我递上的小日记本翻开，他一声不响，在那印着月份和日子的一页盖上神社的印章。这位神官，我看他出来时嘴总是活动着。大概我到达这里的时候正赶上他吃早饭吧。 从神官家出来，走下神社的石阶，又得一直朝回走，路过黑田小学门前，赶回家吃早饭。 来到石切桥畔，沿着江户川走来，等走到离家不远的时候，旭日初升。所以我总是挺着胸脯沐浴在灿烂的晨光之中。然而每当我沐浴在这旭日晨光之中的时候，却不能不想到，普通孩子的一天是从此刻才开始的，而我…… 这种念头并非出于不满，而是来自满怀自我充足的良知。于是，从此刻开始，我才开始了和普通孩子一样的一天的生活：吃过早饭就去学校上课，下午回家，整个日程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学校的课程自从立川老师走后，我总觉得不能令人满意，干燥无味，甚至认为上这样的课简直是受罪。 棘针与诋毁 我和新来的班主任老师怎么也合不来。可能是内心深处彼此对立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毕业。 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位老师彻底反对立川老师的教育方针。他总是找个什么借口，借题发挥地嘲笑立川老师一直行之有效的教学方针。他不论干什么，总是面带冷笑并以嘲讽的口气这么说：“要是立川老师嘛，结果就是这样啦；如果立川老师在嘛．他就一定这么干啦”，等等。他每次这么讲时，我都用脚踢邻桌的植草。这时植草冲我一笑，算是对我的回答。 曾发生过这样的事。 那是上图画课的时候。 老师让大家写生，是画装点教室的插在白色瓷瓶中的波斯菊。 我想侧重描绘那花瓶所以用浓紫强调了它的影子。我把波斯菊的轻巧的叶子画成绿色的烟团，在它上面画了盛开的粉红色和白色的花。． 新任老师把我这幅画贴在黑板旁作揭示板用的木板上。这个揭示板专门贴学生们那些出色的书法、作文、绘画，对全体学生示范和供参考。老师说：“黑泽，站起来！” 我真高兴。以为又是夸奖我呢，颇有几分自豪感地站了起来。 然而他却指着那幅画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 他指责，这花瓶的影子象什么？哪里有这么浓紫的影子？这云一般的绿色是什么？如果有说这就是波斯菊的叶子，这人不是混蛋就是疯子。 他的话全是诋毁和棘针。他这么干是居心不良，满腹恶意。我感到自己面无血色，茫然若失。 这究竞是为了什么？！ 那天下课后，我象狠狠挨了一棒似的，一个人无精打彩地往家走。正从服部坂高坡往下走时，植草追了上来。 “小黑！这家伙岂有此理，太岂有此理了!简直胡说八道，我们不答应他！”植草反复地说这几句，一直陪我走到我家。我觉得这一天是我平生第一次接触到人心的棘针与诋毁。 跟这样的老师学习不可能有什么乐趣。但我绝心顽强地为了我的学业奋斗下去，坚持到底，绝不招惹他一句指责。这天下午回家时我心烦意乱，这段路程感到比往日长了三倍。而且，这天在书法老师那里学书法的时候，也令人不快。 书法 父亲很喜欢书法，壁龛处总是挂着书法，很少挂画。 他挂的书法主要是中国碑的拓片，或者是有交情的中国人给他写的。直到如今我还记得，有一轴是古老的寒山寺碑石拓片，好几处大概是由于碑石残缺而有了空白。父亲把空白处写下来，教给我唐代张继的《枫桥夜泊》这首诗。直到现在我还能十分流畅地背诵它，而且能挥毫自如地写下来。后来我们在某高雅的酒家举行宴会，那里的壁龛上挂着笔法十分高超的这首诗的字画，我下意识地把它朗读下来，演员加山雄三听了大吃一惊地注视着我，连说：“先生，您真了不起呀。” 拍《椿三十郎》时，有一句台词是“在厩后等候”。而加山居然说成“在厕后等候”。所以，加山听我朗读“枫桥夜泊”而大吃一惊，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了。但是也得揭开这个秘密，秘密就在于它是寒山寺的诗，所以我能朗读，假如是别的汉诗，那我可就一窍不通了。证据是父亲素来喜欢的中国人写的汉诗字画之中，直到今天我还记得的句子：“剑使青龙偃月刀，书读春秋左氏传”，它的含义我却不懂。我又把话扯远了。我百思莫解，父亲既然这么喜爱书法，他为什么让我跟那么一位老师学书法呢？ 可能有这么两个原因吧，一是这位老师住在本街，二是我哥哥曾跟他学过。记得父亲领我去拜师的时候。这位书法老师问起哥哥，劝父亲可否还让哥哥来继续学习。听说，哥哥在这里也是一位秀才。不过这位老师的字我实在不感兴趣。他的字，不能不说“谨严实直”。但是老实说，这是——种不香不臭就象印刷用的活字一样的字。既然父亲的命令如此，我只好每天按时到，和别的学生并桌而坐，按老师的范本习字。父亲留着明治年代流行的胡子，这位老师也留这样的胡子。不同的是，父亲留着明治年代元勋式唇须和颊须；而老师留的却是明治年代官员式的唇须。这位老师总是坐在同学生们相对的桌前，以一副谨严的面孔看着我们。 我们看到他身后的院子，院子里摆的多层盆景架占了很大一部分空间。架上的盆景，无不古根虬枝，老态龙钟。我看着这些盆景，觉得坐在老师面前的学生也酷似那些盆景。学生认为自己哪个字写的好就拿到老师跟前，恭恭敬敬请他看。他看了之后就用红笔修改他认为不妥之处。这样的活动要反复多次。老师认为满意的，就用他那图章——因为是隶书篆刻的，认不出——往蓝印台上按按，然后盖在学生写的字旁。大家都称它为蓝图章。凡是给盖了蓝图章的，他就可以提前回去。 我一心一意地想早早离开这里去立川老师家，所以尽管我一直不愿学他那字体，但是还得好好地去模写。 不过，不喜欢毕竟学不下去。半年之后，我向父亲提出，这书法实在无法继续学下去了。加上哥哥从旁说了许多好话，才被允准停学。当时哥哥说的话现在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我只记得他把我对那位老师的书法漠然视之的不满作了条理清晰的说明，最后得出了不再继续学下去乃是理所当然的结论。哥哥为此有条有理的论证，使我惊呆了，仿佛听他论述别人的事一样，我认真地听着。 虽然不上那私塾了，但父亲让我继续学习楷书，规定一张仿纸写四个字。直到现在，这类的字我还写得不错呢。比这再小的，如草书那就糟得不成样子。后来我进了电影界，一位前辈曾这样说；“黑泽的字啊，不是字，那是画。” 紫式部与清少纳言 （注：紫式部（978－1084），平安（794－1192）中期的女作家。藤原为时之女。嫁藤原宜孝，不久居孀。为日本中古时期三十六歌仙之一。名著有《源氏物语》，《紫式部日记》，《紫式部集》。清少纳言，平安中期的女文学家。生卒年以及本名均不详。“清”为父姓，“少纳言”为女官名。公元993年任皇后定子的女官，公元1000年，皇后殁后消息不明。与紫式部齐名。遗作有随笔《枕草子》，家集有《清少纳言集》。） 我写这个自传式的东西之前，曾和植草圭之助共话往昔。这时植草说了这么一段话。 他说，在黑田小学前面的坡道——服部坂那里，我曾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你是紫式部，我是清少纳言。” 可我却毫无记忆。 首先，上小学的学生不可能读过《源氏物语》或《枕草子》。 细想起来，大概是到立川老师家学习的时期，立川老师谈日本古典文学时谈了不少。 即使这么说过，大概也是我从学书法的老师那里出来后，同在此等侯我的植草一起，愉快地跟立川老师学习，然后我们一起告辞，在传通院去江户川的坡道说的，而非服部坂。即使如此，同紫式部和清少纳言相比，实在是不知深浅，荒唐之至。不过所以冒出如此幼稚的想法，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植草爱把作文写成有故事情节的，且相当长；我则只写短短的感想文。总而言之，那时我的朋友好象只有植草一个人。我总是和他在一起。然而我们两家的生活却截然不同。 植草家是商人家风，而我家则是武人家风。各自谈起旧事，他讲的和我说的内容完全不同。 植草说的是小时候从她母亲衣襟下面看见了她那白白的腿肚，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啦，本校同一年级的女生班班长，是本校最美的美人，住在江户川的大泷附近，叫什么什么名字，好象你很喜欢她啦；等等。可是我对这些却毫无记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的剑道大有长进，五年级就升为副将，父亲为了奖励我给我买了一副黑护胸的剑道用具；比赛的时候我用“反斩腹”的招数一连战败了五个人；当时把我打败的对方头目是染房的小老板，当我和他两刀碰在一起难解难分之际，我闻到一股强烈的蓝靛味儿。总之，我记得的都是我曾经大逞威风的事。其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是有一次我遇到别的小学的孩子们的伏击。 从落合道场回家的路上，走到江户川桥附近的那家鱼铺门前，有七八个六年级学生，手拿竹刀、竹棍、木棍聚集在一起。孩子们有孩子们的地盘，那一带不是黑田小学的势力范围，他们瞪眼瞧着我，看样子不怀好意，我不由得停下了脚步。但是，以少年剑客为自豪的我，决不允许自己屈服于这个阵势。我大摇大摆地从鱼铺门前走过去。背后那些孩子们居然没敢动手，我也一块石头落了地。紧接着，一个什么东西朝我头上飞来，我正要用手去挡，噹地一下那东西砸到我的脑袋上。我回头一看，原来石子如雨点般飞来。他们一声不吭地用石子砸我。这种不声不响地暗下手，看来决心很大。 我想逃跑，可是我的竹刀不答应。因此．我把扛着的竹刀取下，拉开架势瞧着他们。然而我那竹刀尖上拴着的剑道用具，却使我没法应战。他们看到我这副样子，都吵吵嚷嚷地挥舞着手里的家伙冲了上来。 我拼命地挥了一下竹刀。剑道用具被抖掉，竹刀轻了。他们虽然又喊又叫，可是却没有闷不出声时的迫力了。 竹刀上没有东西就轻便自如了。我就跟练习时一样，用竹刀猛砍他们，并大声喊着我要砍的地方：“你的脸！”“前胸！”“手！” 因为他们没对我采取包抄的办法，只是七八个人扎成一堆，各自拿着自己的家什从正面进攻，所以，他们占不了便宜。这些人手里的家什虽然挡住了我的竹刀，但也只是窜上来又退回去。我很容易地打着他们的脸、前胸和手。我还记得，因为“刺”这一招太危险所以没有使出来。总之，我学到的武功对付他们还是绰绰有余的。 不一会儿他们纷纷住鱼店跑去。我刚要追过去，鱼店掌柜拿着扁担冲了出来。这时，我把大打出手时脱下的粗齿木屐捡起来，拔脚就一溜烟逃跑了。记得很清楚，我穿过—条很窄的胡同，为了避开胡同里阴沟泛起的臭味和躲着那业已腐朽的阴沟板，只好左拐右拐地跳越着跑。跑出这条胡同才把那木屐穿上。剑道服下落何处就不知道了。很可能成了拦路寻衅的那帮家伙的战利品。 我没心思跟别人说这件事。因为丢了剑道服不得不求母亲想办法，所以只好告诉她。 母亲听我一说，一声不响，就从壁橱里把哥哥已不用的那套给了我。而且把我头部被石头砸伤之处洗干净，搽上药。除头部外，没伤别的任何地方。 直到今天，我头上还有块伤疤。 (现在写到丢失剑道服和有关粗齿木屐的事，我忽然想起，我曾下意识地把我这一记忆用在我的处女作《姿三四郎》里处理粗齿木屐的情节。由此可见，这就是创造来源于记忆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遭到这次拦路袭击之后，我就稍稍变更了去落合道场的路线。从此就再也没有路过那间鱼店。 当然我并不是怕那帮孩子们，而是我没有心思和那位耍扁担的鱼店拳柜交手。 这件事我记得曾和植草说过，可是现在植草却说他记不得了。 我说，原因是你是个只记得女人的色鬼，可他却说并非如此。他说在学校上完剑道课之后，只有我们俩仍然留在室内操场上，我俩在那里兜着圈子厮杀，打得难解难分，象这样的事就记得清清楚楚。我问他为什么这事记得清楚，他说让你打疼了。我说，“不错，在剑道这门课程上，你从来没有胜过我一次。”他却说有一次我曾败在他手下。我问他什么时候，他说那是我进了京华中学，他上了京华商业学校之后，两校比赛的时候。我说那次我没参加，可他却固执地认为：“你不参加就算我胜了，胜利毕竟是胜利。” 总而言之，这位风流小生自不量力，也实在拿他没办法。 那还是我们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在久世山我们和别的学校的学生打起来。 敌方在一个高岗上摆开阵势，拿石头和土块猛砸我们。我们这边的人，只好跑到登上这个高岗必经之路的一个山崖处的洼地暂避。我正想派几个伙伴绕到敌后，可是植草却大喊大叫着什么冲了出去。 要说这家伙没有头脑也就在这方面。一个一点儿本事也没有的家伙孤身一人陷于敌人之中，后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况且，要想爬上那个山崖，得有很大的决心和力气。那是红壤地带，非常滑，而且坡很陡，爬上一步甚至要滑下两步。尽管如此，可见植草却全凭—时的勇气冲了上去，结果，遭到石头和土块的集中攻击，头上挨一块较大的石头，一下子从山崖上滚了下来。我跑上前去一看，只见他嘴撇着，翻了白眼。 刚刚想夸他是个出色的勇士，可转眼间就成了实实在在的累赘。 回头朝上望去，只见对方站在山崖顶上，用鄙夷的神情俯视着我们。 我站在植草身旁俯视著他，仔细思索送他回家时怎么说才合适。 顺便我要提一下，植草16岁的时候，也是在久世山这个地方，干了一件其行动的确符合其人的事。有一天夜里植草单独一人站在这久世山上，因为他给一位女学生写了—封情书，所以在这里等她。他上了久世山，俯视阎罗堂那条山道，伫候良久。但是，尽管他指定她前来相会的时间过了好久，那女学生却踪影全无。他想，再等十分钟。 再等十分钟，再等十分钟地望着那条山道等下去，偶一回头，他发现个人影。他想，终于来了，激动得心怦怦直跳。细看来人，原来长着胡须。后来，据植草自己说，“我只好壮起胆子，不跑，而是迎上前去。” 那人把植草的情书拿出来，问他“是不是你写的”，而且自报姓名，递给植草一张名片，说他就是那姑娘的父亲。植草首先看到的是那人的工作单位：警察厅营缮科。 据植草说，这时他来了勇气，对这位父亲理直气壮地倾诉了他对那姑娘的爱情是多么纯洁。而且还居然把他对那姑娘的爱硬比作但丁对贝雅特里齐的爱，反复表白。我：“后来怎么样了？” 植草：“他父亲终于理解了我。” 我：“那么后来和那姑娘怎么样了?” 植草：“吹了呗。因为我们还都是上学的学生嘛。” 总之，这事似乎可以理解但又无法理解。这位紫式部没有写《源氏物语》，我以为实在是光源氏（注：《源氏物语》的男主人公）的一大幸运。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以紫氏部自居的植草，写出了长篇作文。而他称之为清少纳言的我却成了剑道组的头目。 第一部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