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景年：今本《古文孝經孔傳》為隋唐舊書新證

《古文孝經孔傳》（除特殊標明，以下皆簡稱《孔傳》）自隋代劉炫出示人間並大力宣揚，初唐時期與鄭注《孝經》並行於世。至唐開元年間，玄宗作《御注孝經》，以今文十八章為底本，成為后世《孝經》的主流版本，而《孔傳》本、鄭注本漸漸為人忽略，可能在唐末五代就亡佚了。《孔傳》在中国亡佚数百年后，清初却由日本回傳國內，引起當時學界的震動，但多數人都認為此書係日本人偽造，並非隋唐時期的舊本，如四庫館臣認為“彼國之本，出自宋元之後”[0]，鄭珍作《辨日本國<古文孝經孔氏傳>之偽》,列舉十條證據證明此書為日本人偽造。然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來，胡平生、李學勤諸先生通過研讀日本出土的8、9世紀的《孔傳》殘卷，以及劉炫撰《古文孝經述議》（以下簡稱《述議》）殘卷，已證明今本《孔傳》決非日本人偽造，乃是隋唐時期的舊書[①]，也已获得不少学者认同。近年來，一些學者又提出其他一些證偽論據，以試圖再次證明《孔傳》非隋唐舊書，是日本人偽作。因此，有必要针對這些觀點作進一步澄清，以徹底还《孔傳》之清白。[②]

一、“言之不通也”並非楊簡誤入經文，乃隋唐舊本所有

《孔傳》在中國亡佚較早，《崇文總目》已無著錄，宋人似乎都沒有見過。宋代流傳的《古文孝經》都以司馬光在秘府發現的科斗字體的版本（以下簡稱秘府本）為底本。此版本在宋代流傳很廣，司馬光作《古文孝經指解》（以下簡稱《指解》），元祐年間范祖禹又在《指解》的基礎上作《古文孝經說》（以下簡稱《範說》），朱熹據此版本作《孝經刊誤》，楊簡作《古文孝經解》，其弟子錢時作《古文孝經管見》等。秘府本与日本傳來的《孔傳》本在字句、分章等方面有很大差異，明顯是兩個不同的版本系統。

在秘府本系統中，錢時的《古文孝經管見》在第二十章《諫諍章》“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下有“言之不通也”五字[③]。據舒大剛先生考察，今存《指解》、《范說》與玄宗注三者合編本，也有這五個字[④]。比錢時稍後的王應麟也曾見過帶有這五個字的版本。《困學紀聞》卷七云：

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司馬溫公解云：‘言之不通也，’范太史《說》誤以‘言之不通也’五字為經文，古今文皆無，朱文公集所載《刊誤》亦無之。”[⑤]

據王應麟的說法，秘府本的《古文孝經》正文中原來是沒有這五個字的，是范祖禹把司馬光的注解混入經文的結果。《孝經刊誤》等確實都沒有這五個字，不但如此，《今文孝經》的所有版本，也沒有這五個字。

令人感到困惑的是，遠隔重洋的日傳本《孔傳》卻有此五字。如果這五個字的來源確實如王應麟所說，那麼就很容易斷定，日傳本《孔傳》是承襲了范祖禹的錯誤，其非隋唐舊書，而是日本人偽作便有了確證。因此，問題的關鍵就在於考察王應麟的說法是否可信。

若如王應麟所說，這五個字是司馬光《指解》的內容，後來范祖禹作《范說》時誤把這五個字當成了經文，所以便出現了經文有此五字的錯誤版本。《范說》單行本雖然不存，無法印證，但所幸重慶大足石刻中有范祖禹手書的《古文孝經》，是第一手資料，但此石刻中根本沒有“言之不通也”五字[⑥]。筆者在網上查到日本有一《指解》單行本[⑦]，大約刊行於18-19世紀，但此書經、解均無“言之不通也”，可見司馬光的《指解》中，也根本沒有這五個字。此足以斷定王應麟的說法是不可信的。

今人舒大剛先生提出了一種新的解釋，他認為這五字混入經文不是范祖禹的錯，而是合編《指解》、《范說》、《玄宗注》的人弄出來的。他推斷合編本的編者是南宋楊簡，是他誤將司馬光《指解》文竄入經文。因此，他得出結論，日傳本《孔傳》肯定出現在楊簡之後，是承襲了楊簡的錯誤[⑧]。劉增光先生進一步論證了舒大剛先生的觀點，他通過考察日本現存的《孔傳》若干種抄本，認為目前所知最早的猿投本（抄於1195年）無此五字，而此後的三千院本（抄於1277年）及其它更近的若干抄本皆有此五字，而楊簡的生卒年為1141-1225，猿投本寫就時楊簡尚在世，尚未見到楊簡致誤的版本，而此後三千院本在楊簡身後，故增加了此五字，故可確證舒大剛關於楊簡致誤的結論[⑨]。經過兩人一唱一和，似乎《孔傳》為日人偽造再成定案。

但事實真是這樣嗎？答案是否定的！通過考察相關文獻可知上述論證實難成立。

首先，隋劉炫《述議》中已經有“言之不通也”五字。《隋書·經籍志》載“《古文孝經述義》五卷，劉炫撰”，該書在中土早已亡佚，但在日本尚殘存一、四兩卷，現藏京都大學圖書館。可惜的是，“言之不通也”一句在第五卷，通過殘卷無法窺其有無。所幸日本学者林秀一先生通过考索其它文獻的《述義》引文，撰成《孝経述議复原に関する研究》一书，基本恢复了《述義》的原貌。對此，陳鴻森先生述其事云：

劉炫《孝經述議》五卷，藤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著錄，知其書唐時已傳行日本矣。是書中土久亡，宋人志目俱不載，蓋宋時已佚；惟其書日本則傳行不絕如縷。一九四二年，日本學者武内義雄教授，時任國寶調查委員會，於清點故家舟橋清賢家藏舊籍時，發現《述議》古寫殘卷，存卷一卷四兩卷，其餘所闕三卷，林秀一氏復就日本故籍所過錄《述議》之文，蒐輯比次，為《孝経述議に関する研究》一書，劉炫《述議》舊貌，十得七八矣。[⑩]

林氏此書雖於1953年就已出版，但時至今日在中國大陸極難尋覓，亦鮮見大陸學人引用。近筆者托一日本友人，從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掃描傳來，終於得窺廬山真面目。幸運得是，林書復原的《述議》中正有“言之不通也”一句！據林書所輯，劉炫對此句的解釋是：“議曰：夫子方弘諫法，乃責而說之。子曰參乎，汝之此問，是何等言與，汝之此言，是言之不通於理也。”[⑪]對於孔安國的傳文“曾子魯鈍，不推致此誼，故謂之不通也”，劉炫也發表了自己的意見：“曾子魯鈍，不解推致此意，故夫子謂之不通也。傳之此言，非經旨也，夫子自陳諫爭之道，假為曾子之問。將大弘其法，故責而說之。非曾之不悟也。”[⑫]由此可見，劉炫對經文和傳文的“言之不通也”一句都進行了解說，可見此句遠在隋朝劉炫就已見到，又怎麼可能是宋代楊簡誤增呢？

其次，劉增光先生认为猿投本《古文孝經孔傳》無此五字，但劉先生并未亲见此本，而是通过日本学者阿部隆一《古文孝経旧抄本の研究》一书所获得的信息[⑬]。此書是對日本所見的十餘個《孔傳》系統的《古文孝經》舊抄本的綜合校勘記。關於“是何言與是何言與言之不通耶”一句校勘如下：

校勘記：大永本上下與誤焉 *延德本大內本脫上下與字 *上野本寶本脫上與字〇元德本正安本寶本延德本大內本上與下有參字 *元德本參字旁有無本〇寶本延德本大內本中言下有之字衍文也〇元德本正平本文龜本兩足本尊經本靜乙本神功宮本永享本文安本龍本斯永本穀村本天文本佚存本不作弗[⑭]

校勘記中不提猿投本，似乎說明猿投本中無此句，可能劉的結論也是這樣得到的。此書校勘體例是，以一本為底本，與其他十餘個版本進行對勘，其校勘記只列出與底本相異的情況，對於與底本一致者則不列出。若某一句經文或傳文，所有版本均一致，則此句不出校勘記。所以，此處不提猿投本，是因為猿投本此句與底本一致，而不是猿投本無此句。

猿投本《古文孝經孔傳》為日本國寶級珍本，日本許多圖書館都藏有影印本。為進一步確證筆者的觀點，筆者委託日本朋友從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借閱影印本，並拍照發來，照片如下[⑮]：

照片中明明白白，正有“言之不通也”五字！關於猿投本的抄寫年代，日本學者石川泰成指出：“猿投本是承安4年(1174)的抄本，後被覆抄錄於建久6年(1195)。這是有準確抄寫年代的最古老的古抄本。”[⑯]可見，此本的準確年代應該是1174年。而楊簡生於1141年，1174年僅33歲，《宋史·楊簡傳》說他乾道五年（1169）中進士，在如此年輕的時候不可能有合編《古文孝經》的能力和影響力，況且在宋代的交通條件下，此書被楊簡改編後又迅速地不遠千里傳到日本，再迅速地被抄入猿投本，這是不可能實現的。而且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日本現存十餘個《孔傳》抄本，無一不有此五字，雖然其抄寫年代大多對應中國南宋之後，但這些傳本並非突然出現，而是淵源有自，如胡平生先生指出的：“京都三千大原三千院所藏建治三年（西元1277年）古抄本，據抄寫者所書跋語，可以知道其所用的底本可以上溯至北宋末南宋初。”[⑰]由此可以推斷日傳本《孔傳》自古相承的版本中本來就有此五字。

綜上所述，“言之不通也”既非楊簡，也不是什麼其他人誤增後再傳入日本，而是隋唐舊本的《孔傳》本來就有的。其實這一點江戶時期日本學者朝川鼎在《古文孝經定本》（刊于文化年間（1804-1818））中已經有了明確的說法，他說：

考之今見行范祖禹《古文孝經說》，及朱子《刊誤》朱申本、董鼎本並無‘言之不通也’字。司馬公《指解》於“是何言與”下亦無此注文，獨我邦所傳《古文孝經》經文有“言之不通邪”五字，而孔傳云曾子魯鈍不推致此義，故謂之不通也。孔傳雖偽造，其出於隋人之手明矣，然則隋時經文固為既有此文，決無《指解》注文誤入經文之理，故今從舊本。[⑱]

既然“言之不通也”五字隋唐舊本《孔傳》本來就有，而此本在宋代又已經亡佚，那宋人又是如何見到的呢？我們再細讀王應麟的話：“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司馬溫公解云：言之不通也。范太史《說》誤以‘言之不通也’五字為經文，古今文皆無。”從這句話的描述可知王應麟一定見過一種以“言之不通也”五字為解文的《指解》，和以此五字為經文的《範說》。王氏所見的這兩個版本，現在都毫無蹤影，其來源更無從知曉。筆者只能做如下的合理性推測：此五字極可能有其它版本來源，或許《孔傳》本在宋代民間有孤本流傳，好事者將其與《指解》對照時，看到經文缺此五字，便順手在經文旁加筆補上，王應麟看到此補字，誤以為是司馬光《指解》的內容。而此人在傳抄《范說》時，又直接添入經文，而這個抄寫本又恰為王應麟看到。他先後見到了此五字加在經文旁邊的《指解》，和加在經文中的《範說》，故得出以上結論。以上僅是推測，真實情況還有待學界通人研究。

二、宋初《古文孝經》字形不能決定今本《孔傳》真偽

胡平生先生曾考察過日傳本《孔傳》系統中的隸古字和俗字，并以此來證明其可靠性：“翻閱足利本(日傳本《孔傳》的一個版本——筆者)，其書體有兩個特點引人注目：第一是北朝至隋、唐的俗字的使用，第二是隸寫古文……以這樣的認識來考察日本古抄本《古文孝經》，我們不能不強烈地感到它們古風猶存。”[⑲]

舒大剛先生利用日本刻書家天瀑山人所刻的《佚存叢書》本在中國的影印本，與宋初《汗簡》、《古文四聲韻》等書所收“古孝經”字形進行了詳細對比，並指出：“《四聲韻》所載“古孝經”字形，與日傳《古文孝經》在字形上有可比性的共69例，《四聲韻》有而日傳《古文孝經》無者282例，日傳本《古文孝經》有而四聲韻無者24例，這些都無可比性，共306例。從有可比性的69例看，字形相同或相近的僅19例。相同的只佔69例中的30%弱，不同的多達50例，占70%強，如果將無可比性的一起加上，二者的不同文字多達356例，兩者相同與不同的比例是19:356，約為1/18，約5%。”[⑳]由此，他認為二者差異巨大，沒有同源關係。由於他認為《古文四聲韻》所收錄的“古孝經”字形是可靠的，故日傳本字形不可靠，故應是日本人的偽作。舒先生的论断，有四点值得推敲。

首先，舒先生通過對比認為日傳本《孔傳》與《汗簡》、《古文四聲韻》所載的“古孝經”字形相同點很少，但其結論卻是日傳本《孔傳》非隋唐舊本（即非隋唐之際傳入），其言外之意即是《古文四聲韻》所載的“古孝經”字形即是來源於隋唐舊本。但這個“言外之意”未必能夠成立。《古文四聲韻》所征引的“古孝經”字形，據舒先生推斷，來自於唐大曆年間所出土、為韓愈所見之科斗本《孝經》[21]。而隋唐舊本的《古文孝經》是隋初由劉炫發現的，雖名曰古文，但毫無疑問是用今文而不是科斗文字所寫。一個是唐大曆年間出土的古文科斗字形本，一個是隋初出現的今文本，雖然不能斷定二者哪個是真的《古文孝經》，但二者明顯就不是一個版本系統，二者有差異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以日傳本《古文孝經》不同于《古文四聲韻》的“古孝經”，並不能證明日傳本《古文孝經》不同于隋唐舊本的《古文孝經》。

其次，舒先生認為“不僅《汗簡》所列《古孝經》是真的，而且《古文四聲韻》的404例《古孝經》字形也不是假的”[22]。據筆者研究，《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雖然大部分比較可信，但也有可疑的內容。《古文四聲韻》卷三11有[23]字形，隸定為“古”，但各版本《孝經》正文都沒有“古”字，筆者思索良久，後來恍然大悟，知此“古”字必來自“古文孝經”標題！而如果是孔壁出土的真《古文孝經》，是無論如何也不會自題“古文孝經”的！可見，帶有“古”字的《古文孝經》肯定是後人偽作，而《說文》所收“古”字的古文字形正與此同，可見此字形應該輯自《說文》。另外，《古文四聲韻》還有一些來自“古孝經”的字形，在各類《孝經》版本中都不存在。如“支”，卷一6。“仁”，卷一26。“寵”，卷三2。“處”，卷三9。“露”，卷四10。“帕”，卷四37，似為“怕”字，但經文無“怕”、“帕”字。“稱”，卷四46。“麥”，卷五21。“什”，卷五26。這些來源可疑的字，本身就說明《古文四聲韻》所引“古孝經”並不完全可靠。

第三，舒先生所做的資料統計也並不嚴謹。

一方面，舒先生所說的“無可比性”中，《四聲韻》有而日傳本無者為282例，占絕大多數。但到底什麼是“無可比性”呢？“《四聲韻》有日傳本無”者，當然不是字之有無，既然二書都有某字，則字形肯定可以比較，又為何歸入“無可比性”之列呢？筆者推測，其所謂的“無可比性”，最大的可能是字形完全一致，只是一個是古文，一個是楷書而已，考察其所言的282例，與日傳本完全一致的俯拾皆是，如東與（卷一17）、同與（卷一17）、公與（卷一18）、臣與（卷一66），人與（卷一67）文與（卷一74）先與（卷二89）何與（卷二107）三與（卷二114），王與（卷二120）等等，例子不勝枚舉，這些字形完全一致，舒先生卻將它們歸入“無可比性”中，進而在統計時又歸入不同者，最終得出相同者僅佔5%的結論。可見，“無可比性”的歸類掩蓋了事實真相，二者的相同字應遠多於5%。

另一方面，我們再看舒先生所作對比的69例。對這69個字，舒先生只是對字形進行簡單圖畫式對比，而沒有從文字源流角度進行分析，所以僅發現19例（實僅18例）相同。但據我們研究，69例中字形相同或有淵源關係者達41例，占59%。如果再加上上文所言所謂“無可比性”的282例，從數據看，二者具有高度的符合性。

第四，舒先生僅選取《佚存叢書》本進行對比，而此書刻於1799－1810年間，年代較晚。如果我們再參照更早的一些《孔傳》抄本，還可以發現其與《四聲韻》所收“古孝經”字形有更多的相合處，今略舉幾例：

卷一17，隸定為“無”，實為“亡”，假借用法，日傳本凡“無”皆作“亡”。[27]

卷一24，隸定為“才”，假借為“哉”，經文有“甚哉孝之大也”，膽澤城出土漆書《孝經》“哉”正作“才”。[28]

卷二13，為“揚”，即“敭”，日多個抄本都作“敭”，為古文字形的直接隸定。[29]

卷三7，隸定為“始”，字形為“乨”，是“始”字古文，日傳本膽澤城本、猿投本、三千院本、弘安本並用此字。[30]

卷四10，隸定為“度”，日傳本作[31]，為古文字形的直接隸定。

由於受資料限制，筆者無法見到所有《孔傳》系統的《古文孝經》版本，只能就可見資料進行初步对比研究，但即使這樣，我們就發現了這麼多高度相似的字形，這很難用偶然來解釋。《四聲韻》雖然字形來源比較駁雜，但是不能否認其大部分都是可信的，這些可靠的字形，與日傳本《古文孝經》的字形，極有可能同出於漢代的真本，由於這一點不關本文主旨，故不在此討論。

三、鄭珍《孔傳》偽書說證據皆不能成立

劉炫《述議》文獻斑斑可考，足以駁斥形形色色的今本《孔傳》為日本人偽造說，無需筆者贅言。但為進一步揭開真相，茲再對指斥《孔傳》為偽影響最大的清末學者鄭珍的相關觀點進行駁證。由於鄭氏所說的“偽”，包括非隋唐舊本（即日本人偽撰）、非漢代舊本（即非孔安國原本）兩層含義，本文限於主題，只討論前者。這裏將他的觀點歸納為三條：

第一，認為今本《孔傳》與劉炫觀點不同，故其為偽書。他指出兩條例證：

1、炫既撰孔氏注本，別作《古文稽疑》一篇明之，又《義疏》三卷，書皆不傳。要主孔氏駁鄭氏。兩漢以來，並謂《孝經》為孔子與曾子陳孝道，獨炫謂孔子自作，特假曾子之言以為對揚之體，並非因曾子請業而對，是所撰《偽孔傳》大端也。今《孔序》乃云：“曾子躬行匹夫之孝，未達天子諸侯以下之事，因侍坐諮問而夫子告其義。遂集錄之，名曰《孝經》。”則與炫說不應。其偽一。

2、鄭氏注“孝始於事親”三句云：“父母生之，是事親，為始；四十強而仕，是事君，為中；七十致仕，是立身，為終。”劉炫駁之。文具載《邢疏》。是必偽《孔傳》與鄭異義。乃持以難鄭氏。今傳解此三句，正與鄭義同。其偽四。[32]

第1條指出《孔傳》與劉炫在《孝經》作者問題上觀點不同，第2條認為劉炫曾反駁《孝經》鄭氏注，而《孔傳》卻與鄭氏注同，而與劉炫相反。其實此處鄭珍有一個先入之見，即認為《孔傳》是劉炫偽造，既是自己所作，自然就不可能與自己觀點相左。可惜他無緣一讀劉炫的《述議》，否則決不會認為《孔傳》為劉炫偽造。在《述議》中，劉炫對《孔傳》內容多有批評商榷之處，如言“孔之此說，竊有未安”[33]，“其言非經旨也”[34]，“傳解慈愛恭敬，非經旨也”[35]，對《述議》有所關注的程蘇東先生指出：“《述議》的特點就是主述一家而不必專守此說，以通經、訓注為主而兼有駁議、問難、異同評。”[36]孔穎達《左傳正義序》也指出：“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為翹楚……而采賾未深，未能致遠……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習杜義而攻杜，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37]習杜義而攻杜，正與其習《孔傳》而非孔是一個道理，這正是劉炫不主一家、唯當是從的學術風格的體現。鄭珍即使讀不到《述議》，但若能認真一讀傳世的《左傳正義序》，也不會以此論證今本《孔傳》為偽了，而譚德興在這方面還進一步支持鄭珍[38]，實在是誤中之誤。

第二，宋邢昺《孝經注疏》多引《孔傳》，鄭氏乃根據邢疏所引來判定今本《孔傳》的內容。他發現對於玄宗的一些注文，邢疏只指出前半句屬於《孔傳》而不指明後半句，故鄭氏認為後半句既然沒指明，應該不屬於《孔傳》，而今本《孔傳》則有全句，故斷定是後人粗略地抄撮邢疏的結果。他舉了如下兩個例子：

1、《孝治章》（筆者按，應為聖治章）注“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三句，《疏》云“此依《孔傳》”，且引劉炫《義疏》解之。至“製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也”三句，《疏》不云依某，又自解之，則非《孔傳》也。

2、（筆者按，同章）注“容止，威儀也，必合規矩，則可觀也”四句。又注“上正身以率下”一句，《疏》皆云“依《孔傳》”。至“進退，動靜也。不越禮法，則可則也”及“下順上而法之，則德教成也”數句。皆明皇自撰，故《疏》不云依某。今一概認作《孔傳》入之，是《疏》之體例尚未別白也。

首先看第1條。《述議》卷四劉炫云：“作謂有所造立，事謂有所施，為總百物之端，為器用之事，造作興於己，成器施於物，故言製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39]此句明明白白，正是解釋傳文“製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也”的，則《孔傳》原文肯定有這一句。再看第2條，玄宗注為：“容止，威儀也，必合規矩，則可觀也；進退，動靜也，不越禮法，則可度也。”邢疏云：“云‘容止，威儀也，必合規矩，則可觀也’者，此依孔傳也。”不說玄宗注後面“進退”一句出自《孔傳》，鄭氏遂以為該句非《孔傳》內容。今本《孔傳》為：“容止，威儀也；進退，動靜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俯仰曲折必合規矩，則可觀矣。詳其舉止，審其動靜進退周旋，不越禮法，則可度矣。”對比玄宗注與《孔傳》可知，玄宗注文明顯是抄撮孔傳而成。又《述議》同卷云：“趣時為進，止舍為退，故云進退動靜也……趣舍之宜，或進或退，故進退周旋不越法，則可度矣，度者其禮法言，動必合禮，乃為法度也，動有法度乃可觀望，有可觀望，乃成法度，可度亦相通矣。”[40]這段話正是解釋玄宗後半句的，足證玄宗後半句注仍為孔傳之文。鄭氏還舉了《天子章》中的一例，因與此同類，不再細辨。

除了這種情況，鄭珍還發現邢疏有些明確引自《孔傳》的內容，而今本《孔傳》沒有，他舉了《孝治章疏》引孔安國曰“亦以相統理”和《感應章》說“禮，君燕，族人與父兄齒也。”也說來自《孔傳》，而今本《孔傳》無此二句。於是他批評道：“可見空腹野夫，即目前注疏猶未細檢，宜其文俚俗至是。”語氣甚是嚴厲。再考劉炫《述議》，並無此兩句的解說，可知劉傳本中本來就無此兩句。由以上我們可知，邢疏在引用《孔傳》方面並不準確，可能有混亂疏失之處，這是因為《孔傳》在唐末五代已經亡佚，邢疏所引《孔傳》極可能是輾轉引用，難免發生各種訛誤，故可能會誤把不是《孔傳》的內容說成來自《孔傳》。專力維護鄭珍學說的譚德興在這一點上也不得不承認：“從辨偽理論上來說，某書缺少某些應有的內容，似乎難以證其為偽。因為由於傳抄、脫誤等原因，缺少某些應有的內容，這在中國古代典籍中較常見。單憑此點，似乎難以證日本《古文孝經孔氏傳》為偽書。故鄭珍此證在理論上似乎難以成立。”[41]

第三，認為《孔傳》效仿隋陸德明《經典釋文》的體例。他說：

陸氏《經典釋文》，其初本標經文用朱書，標注文用墨書。故《序例》云“朱以發經，墨以起傳”。本因摘字為音。經傳相間，欲便覽者分別，乃如此書之。“起發”云者即標之謂也。今《孔序》亦云“朱以發經，墨以起傳”。不知經何待發?所起者又何傳也?是直不解陸氏所謂，徒見其倒于古無有，以為甚奇異，可以欺世也。

認為《孔傳》序是效仿陸德明的朱墨之論。劉炫《述議》對《孔傳》序“朱以發經，墨以起傳”也有解說：“經傳不相分辨故朱墨為別，後漢以來，注書者皆粗細為異，時人因以粗細寫之，粗細既便於事，故不復改用朱墨。”[42]可見劉炫所見本有此二句，鄭氏懷疑不確。且《經典釋文·序例》云：“今以墨書經本，朱字辨注。”與《孔傳》“朱以發經，墨以起傳”文句並不一致，而且意義正相反。

結語

通過本文論述，今本《孔傳》非日本人偽作的結論已經非常明顯。回顧這一問題的爭論經過，有兩個方面值得我們反思，一是域外僅存而國內不存的漢籍之價值有待重新評估，其中的大部分並非都是低劣的偽書。認為他們都是偽書而刻意貶低其價值的，很大程度上源於傳統“夷夏之辨”的心理。四庫館臣評價《孔傳》云：“殆市舶流通頗得中國書籍，有桀黠知文義者，摭諸書所引《孔傳》影附為之，以自誇圖籍之富歟？”[43]使用“桀黠”、“自誇”二詞，已充分彰顯館臣的蔑視之意，但尚以“殆”之推測之語，留有餘地。至鄭珍則語氣更為嚴厲：“驗此十事。知作是書者，彼窮島僻番一空腐之人，見前籍稱引《孔傳》，中土久無其書，漫事粗捃，自詡絕學，以耀其國富秘藏耳。”連用“窮島僻番”、“空腐”、“自詡”、“耀富”等詞，這已不是蔑視，而是赤裸裸的語言攻擊行為，已失去一位真正的學者應有的客觀與冷靜。今本《古文孝經孔傳》的真偽問題，作為學術史上的一大公案，其中滲透著中日文化交流的曲折經過。二是自清代以來的辨偽思潮，以及近現代的疑古思潮，都有必要作進一步清理，其中雖然有不少創見，如閻若璩對《古文尚書》的辨偽、胡渭對易圖的辨偽等等，但它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其所形成的輕易懷疑、否定和魯莽、粗暴的學術風氣，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影響，這些都有待我們以扎實的學術探討來進行研討和反思。

（本文刊载于《孔子学刊》第七辑，青岛出版社2016年版）

注释：

[0]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7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年，第29頁。

[①]參見胡平生：《日本<古文孝經孔傳>的真偽問題》，裘錫圭等主編：《文史》第23輯，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87-299頁；李學勤:《日本膽澤城遺址出土<古文孝經>論介》，《孔子研究》，1988年第4期。

[②]本文旨在論證今本《孔傳》為隋唐舊書，不涉及其是否漢代真本及與孔安國的關係問題。

[③]錢時：《融堂四書管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8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93頁。

[④]舒大剛：《司馬光指解本<古文孝經>的源流與演變》，煙台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第31頁。

[⑤]王應麟:《困學紀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75頁。

[⑥]參見舒大剛:《試論大足石刻范祖禹書<古文孝經>的重要價值》所錄石刻全文，《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

[⑦]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網址:http://www.wul.waseda.ac.jp/kotenseki/html/ro12/ro12_00564/index.html。

[⑧]舒大剛:《試論大足石刻范祖禹書<古文孝經>的重要價值》。

[⑨]劉增光:《古文孝經孔傳為偽新證》，《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

[⑩]陳鴻森:《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孝經類辨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九本，1998年版，第314頁。

[⑪]（日）林秀一：《孝経述議復原に関する研究》，東京：文求堂書店，1953年，第280頁。

[⑫]（日）林秀一：《孝経述議復原に関する研究》，第282頁。

[⑬]劉增光：《古文孝經孔傳為偽新證》，第43頁下注3。

[⑭]（日）阿部隆一：《古文孝経旧抄本の研究》（資料篇），日本慶應義塾大学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库藏，無版次信息，第105-106頁。

[⑮]本文的猿投本《孝經》照片和林秀一先生著作的相關內容，都是日本友人阿部恒先生提供的，特此致謝。該猿投本《孝經》影印本版權頁題“昭和四十一年六月一日頒佈開始，猿投影印叢刊”。

[⑯]（日）石川泰成：《復原隋唐時期<古文孝經>的可能性——通過分析日本出土的漆紙文書和古抄本》，賈磊磊，楊朝明：《第五屆世界儒學大會學術論文集》，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3年，第399頁。

[⑰]胡平生：《孝經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19頁。

[⑱]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網址:http://www.wul.waseda.ac.jp/kotenseki/html/ro12/ro12_01577/index.html，第二十章後注。

[⑲]胡平生：《日本<古文孝經>孔傳的真偽問題》，第290頁。

[⑳]舒大剛：《論日傳本<古文孝經>決非“隋唐之際”由我國傳入》，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2期。由於《汗簡》僅收“古孝經”字形9個，而《古文四聲韻》收有404個字形，除去重複共351個字，故其討論以《古文四聲韻》為主。

[21]舒大剛：《論宋代的古文孝經學》，《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3期。

[22]舒大剛：《論日傳本<古文孝經>決非“隋唐之際”由我國傳入》。

[23]本文所用《古文四聲韻》為《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224冊。本文標注《古文四聲韻》字形體例為：卷次+原書自帶頁碼（非影印者所加頁碼），此處是卷三第11頁，下同，不再另注。

[24]日傳本字形直接采自舒大剛先生《論日傳本<古文孝經>決非“隋唐之際”由我國傳入》一文附錄。

[25]（日）石川泰成：《古文孝經舊抄本之研究（資料篇）》，第105頁。

[26]（日）石川泰成：《古文孝經舊抄本之研究（資料篇）》，第116頁。

[27]徐海東：《<古文四聲韻>疏證（一二三卷）》，西南大學2013年博士學位論文，第353頁。

[28]（日）石川泰成：《日本出土木簡·漆紙文書を用いた『論語』『古文孝經孔氏伝』の隋唐テキストの復原》，《九州產業大學國際文化學部紀要》，第56號，[87]-[115]（2013），第110頁。

[29]（日）石川泰成：《伝錦小路本『古文孝経』隸定古文並異體字疏證》，《九州產業大學國際文化學部紀要》，第55號，[29]-[50]（2013），第31頁。以下簡稱《小路本疏證》。

[30]（日）石川泰成：《小路本疏證》，第32頁。

[31]（日）石川泰成：《小路本疏證》，第34頁。

[32]本文引用鄭珍之語皆轉引自譚德興《論鄭珍對日本<古文孝經孔氏傳>之辨偽》一文，《遵義師範學院學報》，2007年第4期。

[33]日本京都大學圖書館藏《孝經述議》殘卷，網址：http://m.kulib.kyoto-u.ac.jp/webopac/bdyview.do?bodyid=RB00007930&elmid=Body&fname=K998011.jpg。

[34]日本京都大學圖書館藏《孝經述議》殘卷，網址：http://m.kulib.kyoto-u.ac.jp/webopac/bdyview.do?bodyid=RB00007930&elmid=Body&fname=K998050.jpg。

[35]（日）林秀一:《孝経述議復原に関する研究》，第280頁。

[36]程蘇東：《京都大學所藏劉炫<孝經述議>殘卷考論》，《中華文史論叢》，2013年第1期，第173頁。

[37]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標點本春秋左傳正義》（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4頁。

[38]譚德興:《論鄭珍對日本<古文孝經孔氏傳>之辨偽》，第25-27頁。

[39]日本京都大學圖書館藏《孝經述議》殘卷，網址：http://m.kulib.kyoto-u.ac.jp/webopac/bdyview.do?bodyid=RB00007930&elmid=Body&fname=K998045.jpg。

[40]日本京都大學圖書館藏《孝經述議》殘卷，網址：http://m.kulib.kyoto-u.ac.jp/webopac/bdyview.do?bodyid=RB00007930&elmid=Body&fname=K998046.jpg。

[41]譚德興:《論鄭珍對日本<古文孝經孔氏傳>之辨偽》，第28頁。

[42]日本京都大學圖書館藏《孝經述議》殘卷，網址：http://m.kulib.kyoto-u.ac.jp/webopac/bdyview.do?bodyid=RB00007930&elmid=Body&fname=K998022.jpg。

[43]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7冊，第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