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来世的城市中：保罗•威瑞里奥访谈

在来世的城市中：保罗•威瑞里奥访谈 访谈人：John Armitage 译者：董树宝 解殊慧 保罗•威瑞里奥（Paul Virilio）是法国哲学家、城市理论家，他于1932年生于巴黎。人们经常把他与城市规划、区域军事化和组织性的激进构想联系在一起，他有关交战地带（war zones）、建筑学和批判理论的未来主义著作已经刊登在许多图书、杂志和展览会目录册中。一个永久的主题是批判空间的问题，这个问题既出现在他1975年在装饰艺术博物馆（Musée des Arts Décoratifs）举办的地堡考古展览会，又出现在他2009年与雷蒙德•迪帕顿（Raymond Depardon）在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Fondation Cartier pour l’Art Contemporain）举办的“故土：停止—逐出”联合展览会。现在威瑞里奥的研究已激发了无数跨学科的研究者对艺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热情，他对信息和通讯新技术的影响的研究、对移动电话、摄像机和互联网的效果的研究，首先关系到阿姆斯特丹等城市的重新配置。这篇威瑞里奥与John Armitage的访谈虽然理论上复杂，但对艺术与市中心的焦虑、公共空间的地理政治学、速度以及当代科技革命之间关系感兴趣的任何人是容易进入的，主要是就他的《灾难的大学》（L'Université du désastre ，2007年）和《瞬间的未来主义：停止—逐出》（Le Futurisme de l’instant: Stop-Eject ，2009年)展开了一场有吸引力的讨论。 约翰•阿米蒂奇（John Armitage）任教于英国诺森布里亚大学媒体系，讲授当代艺术和文化理论，他与Ryan Bishop、Douglas Kellner共同主编了Berg出版的杂志《文化政治学》（Cultural Politics），是《威瑞里奥现场：访谈选集》（Virilio Live: Selected Interviews） (Sage出版社, 2001年)、《保罗•威瑞里奥：从现代主义到超现代主义及其超越》（Paul Virilio: From Modernism to Hypermodernism and Beyond） (Sage出版社, 2000年)的主编，目前他正为Polity出版社完成《威瑞里与媒介》（Virilio and the Media）和《现在的威瑞里奥：威瑞里奥研究中的现行观点》（Virilio Now: Current Perspectives in Virilio Studies）。 约翰•阿米蒂奇：威瑞里奥教授，在我们讨论您对当代城市概念化之前，我们是否可以探讨一下作为主要驱动力的战争地点，以支持您对促进我们理解技术与城市所做的理论尝试？ 保罗•威瑞里奥：首先，我是一个在战争中长大的孩子，但是我也是一个城市里的孩子。而且，我少年经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是一场城市战争，而且是一场超级技术的战争，这个战争涉及到运输方式、装甲车辆、城市的空中轰炸以及通讯、广播和雷达开发与使用等。因此我是一个战争的孩子，当时技术在战争中已成为城市毁坏的首要要素。这最后一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据我们所知，城市从一开始就已成为技术的地点。技术主要不是诞生在田边或者山间。在很大程度上，技术经由工艺的发展，通过艺术家和能工巧匠的工作，诞生于城市。当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技术和现代工业集中于现代城市和这些城市的郊区。结果，二战期间，正是现代城市不得不首先被摧毁。 约翰•阿米蒂奇：作为一名技术艺术的批评家，您的立场如何加强我们对战争、技术和城市的理解？ 保罗•威瑞里奥:让我来解释一下，正像人们说“我是一名绘画艺术的批评家”，涉及视觉艺术、雕刻乃至建筑，有人也可以说“我是一名技术艺术的批评家” 。但是我的立场或对你的回应实际上是，战争、技术和城市的研究与解释，至少对我而言，完全是联系在一起。 约翰•阿米蒂奇：或许，倘若那样，我们开始谈论与您的城市构想有关的重要主题。例如，对你而言城市与国家的关系、城市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是什么？据我所知，对你而言，信息通讯技术的“即时性”（real time）、互联网、移动电话等技术的“即时性”，现在已遮蔽了城市的真实空间（real space）。但是，如此发展对所谓地理学基础上的或地理政治学上的城市的命运意味着什么？或者对城市社会学家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在她的《全球城市》所标示的城市的命运意味着什么呢？ 保罗•威瑞里奥:对我来说，城市首先是地点或位置。但是，我想强调是，至少在西方国家，城市也是国家的地点或标志。首先城市是城邦，恰恰是在城邦阶段之后，城市才成为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今天成为像欧盟（European Union）一样民族国家联盟的组成部分。城市因此成为权力积累发生的地方。都市集聚是积累的地点，不仅仅是财富积累，还有权力积累。因此，城市可以被设想为国中之国，设想为今天民族国家的初始状态。在发展成“大都市”（megapolis）、“特大都市”（megalopolis）之前，城市发挥的功能，与城邦和民族国家地理政治学的逻辑是一致的。 现在虽然如此，我认为我们已经到达关于城市的批判性入口。这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今天正如你所提及的，信息通讯技术的即时性超越了城市的真实空间。因此我们逐渐意识到，而且我坚持这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你所称地理政治学的城市现在终结的可能性。的确，地理政治学的城市正让位于我在《瞬间的未来主义》所称的“来世城市”。抛弃地理政治学的城市，这样的来世城市是“气象政治学”（meteo-political）的城市，或是建基于一种“气氛政治学”（atmospheric politics）的城市，这种政治学关系到信息通讯技术的直接性、普遍性和瞬间性。不像地理政治学上的城市，来世城市并不锚定于城市的集结、集聚乃至积累，而恰恰锚定于信息通讯技术电磁波的加速度。 完全对比于萨森的构想——她将伦敦、纽约和东京构想作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网络内的焦点，构想为假设的“后现代主义”“全球城市”，我认为城市的加速度是由信息通讯技术导致的，这种加速度目前正匆忙地冲向我们，不是萨森全球城市的加速度，而是“城市世界”的加速度！ 约翰•阿米蒂奇:然而，你有关来世城市之加速度或你所谓城市世界的著作，其重要意义是什么？例如，那些来世城市，那些有关全球化的、显然是技术化和瞬间的特大都市正发生着重要变化，这些变化是什么？ 保罗•威瑞里奥:加速度的来世城市的重要意义关系到基于电磁波的信息通讯技术的瞬间性、普遍性和直接性。因为这样的电磁波是关键的因果性要素，以支持我在《灾难的大学》中所称的“光敏性惯性”（photosensitive inertia），一种新的可见性政制，其中时间的观点经历了变化，以至于今天时间以电磁波的速度被曝光。因此，时间顺序变为绝对加速度的顺序，光的顺序，或者“光学中心主义”（luminocentrism），那里三种时态——过去、现在和未来——不能描述为年代学，而恰恰必须描述为测时术（chronoscopy）。 这里，相互作用的即时性不仅将我们运送到一种不确定的“地点”，而且成为城市虚幻飘渺的新“地点”。至关重要的是，这种不确定的“地点”篡改了我们所有关于地理政治学上的城市之真实性和物质性的先前理解，可以说，是对特别真实的地点和特别的物质性城市的先前理解。换言之，地理学正在被我命名的“传导地理学”（trajectography）所取代。通过光敏性惯性和“传导地理学”，对象的惯性逐渐地被摈弃了。相反，需要提倡的是我们要全身心地投入到光敏性惯性中，潜入到无休止加速度的轨道里面，以致这种“传导地理学”现在已达到了光速。 相似地，身份越来越被我所说的“可描绘性”（traceability）所取代。通过可描绘性，我想说的是，今天我们所有的手势、我们最微不足道的行动，都被计算机跟踪技术观察、感觉和突显。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在各种形式的控制凝视之下：各种探测器、摄像机、雷达以及其他控制和探测形式，诸如电磁波传输我们恰当称为“蜂窝式便携无线电话”的信息。抛弃我们先前扩展的旅行的古老轨迹，今天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地到达了这样“地点”：那里“即时的”的手势、信号、眼色和波现在成为我们不断增长的光敏性惯性的重要符号，这种惯性明天将我们所有人扎根于现场。 这里某种事情正在运行中，那是完全不寻常的。确切地讲，它是这样一种思想：从今以后，城市，正如20世纪60年代 Archigram小组的英格兰建筑师过去主张的，是“瞬间的城市”（instant cities），然而这些移动的城市、这些光敏性惯性的技术城市，是无形的、几乎是氛围的“地点”的城市，地理政治学的城市的结构被轨道、加速度和可描绘性的手势所取代。 正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前面叙述了我是反对萨森的全球城市的思想。但是这一反对不仅因为我的自动化视觉技术和娱乐技巧的主张。也因为，正如基督救助会（Christian Aid）和联合国等非政府组织已经证明的，即将到来的3-4千万、乃至5千万以上居民的特大都市是真正未来的来世城市。因为当人们说全球城市是我们的未来不仅仅意味着探测器的、摄影机的、雷达传感器的和移动电话的未来，而且还可以说是特大都市“获胜”的未来。7千万居民的城市——这里我认为是50年后的新德里，正如大家已经预言的——是否是地理政治学的城市的胜利，或是地理政治学的城市的失败？对我而言，特大都市的来临是地理政治学的城市的完全失败，是地理政治学的城市的完全终结，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就这一点而言，这里正发生的不仅仅是地理政治学的城市的消失和地缘政治学（geo-strategies）的消失，而且还是瞬间的电磁城市的出现，以波、光敏性惯性、直接性和普遍性为基础的城市的出现。因此，恰恰是世界已经成为城市，一个相互作用和光敏性的瞬间城市，一个难以捉摸的公共“地点”，甚至消除了首都城市本身的思想。真实空间被信息通讯技术的即时性所取代，因此这是史无前例的断裂，是21世纪关键的、变革的时空转换之一。 约翰•阿米蒂奇:在何种程度上，移动电话异乎寻常地取代了固定电话，导致了时空的断裂，以致信息通讯技术的即时性全面接管了真实空间？移动电话技术如何影响身体空间和主体性的此时性？ 保罗•威瑞里奥:好的，我来解释一下：今天，城市不再是我们实际居住的真实地点。恰恰是，在真实时间的纪元中，在技术化屏幕的年代里，那些屏幕陪伴着我们，并不断改变生活方式，城市成为一系列有形的技术轨道，与其说是由“电视收视者”（televiewers）构成，还不如说是由我在《灾难的大学》称之谓的“移动收视者”（mobiviewers）构成。 从这一点看，我们的生命进程不再与我们的家园息息相关，即使我们“居住于”大都市。这是因为我们成为加速度的上瘾者，我们正变成后久坐的（post-sedentary）男男女女，现在他们是四海为家。不管我们是在火车中还是在飞机上，这都无关紧要。这是因为，由于移动电话的革命，我们居住的“地点”是任何地方，然而，像游牧民一样，我们既是四海为家，又是无处为家，而且我认为这似乎长久地脱离了正常轨道。 想一想平常的步行者，难道他们不正处于近乎兴奋的状态中吗？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为某类人，只是被描述为意外的舞蹈动作设计者，更像残疾人。不存在那相关于对象和其他沿街行走的步行者的视觉领域，这些人反而专心于视听的时空领域，专心于他们正通过移动电话谈话的人。简而言之，步行者不会看见他们面前的任何东西。问题就是：这些移动电话的实践告诉我们关于当代城市的什么事情？确实，它们至少告诉我们，我们如今正面对一种新的身体空间性，一种新的“身体技术”（body technology），而且这种身体技术似乎涉及到了那些因新的身体漂移或姿态漂移而喜悦的人们。因此，当代步行者的漫游行动和不对称表现恰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如今更加不熟悉他们行走周围的直接的邻近区域。如此孤独的个人抛弃了他们周围环境的直接性，因为他们完全沉浸于那遥远的视听人物的集体幻想之中，而那视听人物如他们所认为的那样，将实现他们的欲望，但不利于任何真正的人类相见。 这些孤独的个人，我在《灾难的大学》称之谓“对象导向的”（object-oriented），但可批判地称之谓“主体迷失的”（subject-disoriented）。 对他们而言，城市不再是他们居住的“地点”，他们的“家”不会在地理政治学上的城市。作为选择对象，他们“居住的”城市，或更确切地说是真正居住于他们的城市，是那些在他们上面的城市，也是在他们里面的城市，处处都是无线电波。因此，不同于19世纪或20世纪，我们不住在城市之内，因为城市住在我们之内。在这一点上，尽管我们一再关注加速度的思想，关注那些与19世纪或20世纪相关的运输和传播的科技革命，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坚持主张城市不是“我们的”，那就是说，在城市是“我们的家”的意义上而言，它们不再是“我们的地点”。毫无疑问，这种“城市位错”（urban dislocation）有许多范例。正如我们所知，我们关于“在家”的意义最终会渗透着电话、广播和电视等，贯穿于整个20世纪。但是，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其中城市作为在我们上面的实体，作为我们完全接受的事物，正在使大都市几乎不适合人类居住，正如人们试图在日常的基础上走来走去，这一基础使整个城市固定于他们的身体。那么，通过移动电话的革命，城市现在就是我们，而且城市已经成为类似于我们身体上的蜗牛壳。因此，这些不仅仅是来世城市，而且我还要说是移居的城市。同时，其他人只不过成为我们或我们反对者的障碍。 因此，我们长久重视的行动自由，所有生命的第一自由，正让步于一种光敏性惯性之内的监禁，这种监禁不在房间之内或20世纪地理政治学上的城市之内，而是在来世城市之内，电磁波的21世纪城市之内。 约翰•阿米蒂奇:在我们失去行动自由、监禁于光敏性惯性之中与经济在来世城市之内积累的当代形式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关联？ 保罗•威瑞里奥:许多大城市的经济分析家仍旧陷于那些突显大都市经济积累之逻辑的研究中。他们仍旧被诱入了数量领域。相比之下，我们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加速度的时代。实际上，加速度如今取代了经济积累。例如，加速度是当前全球化经济危机的关键性原因之一。确实，当前资本的全球危机是积累本身的危机。我提醒你注意资本不仅是积累，而且是加速度。例如，第一批银行家是骑马者。在成为船东和航海家之前，银行家是骑士。因此，最初不管怎样，用历史术语来讲，积累主导着加速度。当然，马匹或船只的加速度是荒唐可笑的，当比较我们在威尼斯、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等城市目睹那横贯整个历史的积累力量之时。但是如今情况恰恰颠倒了！经济积累已经被加速度所取代！这是因为光速、电磁波的瞬间性、普遍性和直接性全部加速度了积累。因此，当前全球经济危机不仅是一场经济危机，而且是一场不断加速度的资本终止所引起的积累危机。 约翰•阿米蒂奇:不过，目前不停加速度的资本控制引爆了全球经济积累危机，这对城市和居民来讲结果将会怎么样？ 保罗•威瑞里奥:正如我前面多次谈到的，城市和地球都太小了，以致不能适应所谓20世纪进步的宣传和后果，特别是随着我们城市足迹和生态足迹渐渐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深。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城市居民，我们已经进入了我们面对20世纪进步之后果的时代。科技、地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都面对着它们自己的界限，面对着那些不单纯是如今完成的全球化的限制，而且是星球本身的限制，如今这星球非常清楚地显示了它自己的和我们自己的令人焦虑的历史。这样一个重要的时代是不容辩驳的事实，是20世纪进步之宣传所制造的毁坏的产物。 但是，这样的认识未必将我从当前全球经济的积累危机直接去呼吁创造新的政治生态学。显然，政治生态学是重要的。但是，关于速度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是重要的，特别是考虑到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不仅关涉到财富的积累，而且关涉到加速度。因此，加速度被置于了我们关注的最前沿，因为现在它处于城市财富积累的中心，知识积累的中心和所有我们生活的真正现实的中心，而我们社会生活正由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不断驱动着。今天我们正面对着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例如马克思主义没有预言：加速度的政治经济学已经逐渐取代积累的经济学。因此，目前真正重要的是一种速度政治经济学的建构问题。 约翰•阿米蒂奇:我能够理解经济积累是如何相关于加速度，是如何相关于光速的政治经济学。但是，加速度是如何联系于地理学上的集聚，如何联系于那些出于各种目的而在空间上不能移动的城市？ 保罗•威瑞里奥:加速度和地理学上的集聚是有联系的，特别是与城市有关，而且已经被联系起来了，至少是从古罗马时代就开始了。例如，古罗马人罗马城的最简单标志勾画出遍及全城的带有十字架的圆圈。的确，这种标志也是古罗马城市规划的标志，连同术语“东西向、南北向轴线”（decumanus cardo）或者东西向和南北向道路一起使用。但是这里真正重要的不仅是，城市即使在罗马时代都被分为分配区和建筑物，而且主导的是勾画、标志，或者并非停止或停滞而是由运动构成的制图或绘图。 因此，甚至在这一点上——罗马人或任何其他人或前或后也决定在这里分配或建立议会大厦，或在那里分配或建立娱乐设备，实际上，他们正在勾画运动。城市就是运动！如若人们不首先描绘、标志、绘制、标出或画出运动线，人们不可能建立一座城市。显然，古罗马城的生活并没有像如今城市那样被机动化。在那种意义上，罗马的城市远没有以今天城市的方式建立在技术基础之上。但是它们是建立在运动之上的城市，这几乎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所有古代社会都是“生机勃勃的”社会，运动的社会，如若考虑到它们深植于马背上的士兵，最身体类的运动是可能的。然而，正如我前面所暗示的，社会上主导的因素总是加速度。它总是那最至关重要的马背上士兵的速度。显然，目前人们更关注他们城市通讯联系和传播的速度。但是，从城市诞生到现在，主要的问题总是那些关涉到运动的描绘、标志、制图或绘制等问题，关涉到生机、机动化和今天的通讯。因此，尽管我先前认为我目前正在研究当代的可描绘性问题，事实是描绘的问题，可描绘性的问题，根本不是新问题。恰恰相反，可描绘性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遮蔽城市问题的难题。那么，有关城市和运动的问题总是优越于那些有关城市和惯性的难题。同样重要的是记住古代社会是游牧社会，是以运动为基础的社会。因此人类久坐的生活方式仅仅是次要现象，是那为运动而生存的生活方式之较长人类历史中的纯粹时刻。 约翰•阿米蒂奇:作为终点，即使我们有关罗马城市的问题、有关停止、停滞、游牧和运动的讨论已经是极其有益的，我仍想问：正发生在当代城市久坐的生活方式之上的是什么？这里的关键词是什么？停止？静止？游牧？当前时刻是人类停滞的时刻还是人类运动的时刻？ 保罗•威瑞里奥:正如我已经指出的，不同于古罗马的城市，乃至19世纪和20世纪的城市，来世城市并不是来自停止和停滞，而是来自以前地理集聚的爆炸，来自地理政治学上的城市的解体，来自从现存城市物质性的当代撤离。我们向往的城市是这样的城市：它们是非物质性的城市，它们是通讯、空中走廊和高速铁路线的城市，它们是拥有如城市一样的机场、火车站和海港的城市。那就是为什么我在《瞬间的未来主义》谈及的不是都市生活或城郊生活，而是加速度的“城市远郊生活”（exurbanism），经由一系列诸如互联网等技术，正准备取代工业化时代城市的都市生活和城郊生活。 城市远郊生活丝毫不像那刚刚过去的久坐的都市生活，因为当代社会和城市越来越是游牧式的。来世城市是运动的城市，是移民的城市，是暂时庇护的城市，是新兴城邦引起隔离的城市。这些是“异乡人”的城市，他们住在鹿特丹、阿姆斯特丹和其他地方的钢制集装箱，而且由于都市生活和城郊生活屈从于“城市远郊”的批判性空间，屈从于城市的灭绝，接下来是重要经济公司的外包，随之撤离。基本业务，包括它们研究和开发试验室以及其他设备——如今任何经济公司最有价值的部分——接着会离开它们传统上受局限的生产空间。因此这样的工业和公司正朝来世城市的外包“中心”进发，正朝那些城市进发——它们不再建基于久坐的都市生活，而是建基于游牧生活或加速度的城市撤离，其中没有人觉得四海为家。记住我刚才对你说的描绘、标志、制图、绘制和建筑物在时空中的分配。这些不仅仅是话语！实际上，考虑到最终要离弃20世纪，我们目前正在描绘和规划来世城市。我们正试图获得一种城市远郊生活，这种城市远郊生活既需要久坐的都市生活的终结，也需要整个世界的重新安置！这种发展完全意味着地理政治学上的城市的终结，至少在发达国家意味着农村—城市撤离的终结，意味着来世城市的开始。 换言之，我们正“退向”那些建基于运动的城市，并且，正如我一直主张的，即使在地理政治学上的城市之中，在那些附属、中心和边缘已经获得的城市之中，“出口”——火车站的、海港的和机场的——始终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瞬间的未来主义》的副标题取之为停止—逐出！ 因为我们这里面对的是停止和逐出的运动，“地点”和逐出的城市的运动，因此停止—逐出是指巨大比例的、前未听闻的人口增长的事件，例如瞬间传播和高速旅行的事件，目前这导致了十几亿的人在21世纪是错位的。然而，与此同时，作为城市世界的居民，我们也正被告知要离开它，要“逃离”，要成为来自物理和人类地理世界的流亡者或被抛弃者。 但是，正如我在整个访谈中已经强调的，基本观点是全球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即时性统治着萨森假定的全球城市的真实空间。例如，速度不仅表明一种权力的形式，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形式，而且是地理学的终结。因为那个原因，当代速度的瞬间性带来的是一种“空间污染”。这是我在其他地方称之谓“世界的旧时代”，因为，像人类一样，伴随着世界渐渐变老，时间似乎更加迅速地流逝。但是今天我们也看见加速度的运输和通讯迫使世界在瞬间条件下运行，这些条件仍然对地理学、历史学以及我们对真实时间和真实空间的感觉具有真实的影响。但是随着距离和物质的污染具有影响力，当前成问题不仅仅是地理学的终结。因为加速度的瞬间性也表明了历史的终结，不是在弗朗西斯•福山论证的意义上，而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我们逐渐接近尘世事物的自然、历史和空间范围，诸如人类对距离的中心感等。当世界以前的滔天罪行完全被化简为速度-空间，那么地理政治学、地缘政治学以及城市和民族国家的人类空间尺度相应地被涂去了，以支持城市瞬间的领域，这一领域不仅仅远离了真实世界的自然地理，而且也是技术化可描绘性的和当代“传导地理学”领域，换言之，是一个几乎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的领域。 转载《城市文化评论》（第5辑），2010年5月，花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