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子鳄诗歌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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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春 (刘春) 楼主 2010-07-14 17:13:49

  2，广西诗歌写作与优势 问：您一向很关注南楼丹霞这个社团，也给我们提过很好的意见。请谈一下当下被初步认可的“南楼丹霞诗群”，比如，在写作上存在的不足，应当注意些什么？ 答：多年以来，《南楼丹霞》这份报纸在广西文学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她不比目前广西任何一家公开报刊质量低。但我不大了解“南楼丹霞诗群”这个提法的具体意思。其他的不说，单说一点：据说费城和牛依河也是这个“诗群”的重要人物，我怎么觉得他们已经是我们桂林的诗人啊，是不是我在《南楼丹霞》多发几首诗也能够成为这一诗群的一员啊？呵呵。因此我说不出“南楼丹霞诗群”在写作上要注意什么，我只能说：如果你们真是一个“群”，那么在得到“群”的温暖的同时也要当心被同化。就像我多年以前写的一首诗那样：“即使你们抱成一团，也要成为单个的自己”。写作是个人的事情，最终成就如何，和各自的天赋、学识和生活的厚度以及勤奋程度有关，跟在人家后面，只能一辈子当学徒。 问：请以一个广西诗人的身份谈谈近年来的广西诗歌写作，以及广西诗人在诗坛上影响和取得的成绩。广西诗歌与外省诗歌，有何差别，广西诗歌的优势是什么？ 答：尽管广西诗歌和广西小说相比很不受重视，但我坚持认为，新世纪以来，广西诗歌的成就丝毫不低于小说。无论在发表、获奖、进入选本、被评论和参加正规的诗会（比如青春诗会）上，广西诗人都有突出表现，只不过浮躁庸俗的社会风气导致了诗歌的受冷落而小说等叙事文体受青睐而已。 广西诗歌与外省相比，在人数上不少，也不缺乏风格品种，在质量上则处于不上不下的位置，这主要是我们缺少那种一锤定音的人物和作品。特别是享有盛誉的第三代诗人，广西基本上是空缺。要是云南没有于坚，云南诗歌就不如广西，而云南有于坚的存在，广西的诗歌就比不上云南。衡量一个地区的文学成就高低不是看人数，和作品量的多少，而是看这个地区是否具有说服力很强的诗人和诗歌。广西“中游”的诗人不少，特别突出的就凤毛麟角了，但愿这种尴尬的情况以后能有所改变。 如果说与外省相比，广西的小说有政府大力扶持的优势，那么广西诗歌与外省相比则没有任何优势。那种以为广西有刘三姐，有十万大山，有桂林山水就会有好诗歌的想法毫无道理，哪个地方没有一些好山水啊？一首诗歌好不好，并不是题材所决定的，而是决定于诗人的思想是否深厚，灵魂是否强大。作为诗人，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写作和思考，有一天我们写出了比别人好的作品，这首作品就是我们的优势。 问：近来诗坛上颇多有关草根写作和本土化写作的论争，诗人们写作立场和追求上的意见分歧很大。对此，您有何不同见解？ 答：说来惭愧，我一直不大清楚“草根写作”的具体含义。我曾经在李少君的一篇文章和他编的一个选本里看到他所列举的这种写作的代表诗人名单，觉得挺庞杂的。我不在这个名单之列，但看了名单后，倒觉得自己比里面的很多人更“草根”呢。另外，即使“草根写作”是一条路子，那它也仅仅是一条路子而已，无法涵盖其他写作。而现在的问题是，似乎解决中国新诗的出路的只有这一条路了，舍此无它，这也许会误导一些年轻的诗人。但大部分成熟的诗人是很谨慎的，因此这个概念虽然十分响亮，但我还没有听说哪个诗人主动认为自己是草根诗人，自己的写作是“草根写作”。总之，作为一个诗人，不必因为没有被概念的提出者拉入阵营而沮丧失落。 其实，作为一个写作者，对那种概念式的东西不必过于在意，不管黑猫白猫，逮得住老鼠就是好猫。同样，不管你是“草根”还是“海龟”，写得出佳作你就是好诗人。当然，我很理解批评家的做法，对某种相似的文学现象进行整理归纳并尝试着指出方向历来是是研究方法之一。 问：您认为广西诗歌写作（诗歌评论）存在那些问题？尽管近年来广西诗人经过自己不懈努力在诗坛上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究其内里依旧是苍白的。文本的荒芜，加上评论界的缺席和部分老诗人的淡出，一种表面热闹，而内心虚无的气息正在广西诗人内部弥漫。对于一些新人的出场，广西诗歌界应当给予他们一种怎样的期待？ 答：你事实上已经回答了第一个问题。现在我回答第二个问题。从常理上说，对新人我们应该大力帮助，但是要提防对他们的误导。我们只不过是虚长几岁、多写了几年而已，只能做引路人，该怎么走还得由他们自己尝试。我们千万不要一开始就给他们太多条条框框，须知一个人写出什么样的作品与很多因素有关，一个人的经验到了另一个人那里就不见得有效。从我个人而言，对于新朋友，我更愿意给他们一种良好的氛围，让他们感到我的友好，让他们不感到孤单，从而坚持下去。我绝对不会告诉他们广西的某个诗人或某些诗人写得很差，因为这很可能就会自己在打自己嘴巴。 问：请以个人的写作经验和对诗坛的熟悉度，谈谈网络对广西诗人的影响和未来诗坛的发展？ 答：网络肯定会对诗人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网络会使诗与人之间的互动更为方便，但说到底，决定一首诗歌质量的仍然是诗人本身，对广西诗人如此，对全世界的诗人也如此。在将来，诗歌自然同样会有她生存的土壤，古时候还没有互联网和各种报刊呢，留下的诗歌要比现在多得多吧。诗歌的读者和作者少了，也不是什么坏事。我甚至想：如果有一天，诗人像藏羚羊一样少了，那也没什么，至少这能够促使人们反省自己所犯下的过失，而这，也许是人们正视诗歌的最好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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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春 (刘春) 楼主 2010-07-15 00:18:42

  3，个人写作与诗歌经验 问：我们知道，文学上交流十分重要。您和许多中国诗坛上的著名人物交往甚密，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些什么？他们对您的诗歌理念产生过哪一方面的影响？ 答：前几年，我每周都要去两次市图书馆二楼的阅览室，不是想阅读最新出现的作品，而是浏览每个文学刊物的目录。我把在目录上看到自己朋友的名字当作对自己的激励。这一招对我十分管用。每一次从图书馆回来，我都会有写作的冲动以及坚持下来的决心。近几年虽然去得少了，但由于有了那么多年的“交情”，我已与文学“永结缔约”，不担心谁把我们拆开了。同样，我所结识的那些著名人物给我的不是文学理念的影响，更多的是一种心灵上的引领，比如他们对文学的痴心与执着，以及他们为人的宽容与温和。这种影响——或许称为“感染”更合适——是潜移默化的，比那些叫你干什么不干什么的更重要。比如2004年冬天西川带着一批中外画家到桂林写生，安排好住宿后，悄悄溜出来与几个桂林诗人聊到深夜，而把他的客人们“撂”在一边。我很感慨：西川是我很尊敬的兄长，他能如此谦和，那么我难道就不能对更年轻的诗友们谦和一些，在能够给他们提供方便时尽自己的力气？ 问：您早期的诗歌多侧重于抒情，近来我发现您的诗风有所转变。如《流失》、《没有名字的人们》、《过程》等系列作品加重了生活的在场感，更多的是从生活体悟中镊取创作灵感。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您诗歌观念上的转变？ 答：对于生活，我一直“在场”。我觉得人们常常缩小了“生活”的含义。什么是生活？生活难道仅仅指的是吃喝拉撒吗？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就是生活？事实上，少年不识愁滋味，独上高楼发呆同样是生活。我以前的作品“发呆”的成分浓一些，但这同样是发自内心的，书写了我当时的所思所想，发呆和胡思乱想就是我当时的生活。诗歌写作不在乎你写的内容，而讲究的是你写得是否到位。 也许人们不大认为抒情性的作品可以贴近生活，那么即使我们暂且同意这一说法，我的作品也不缺乏“生活的在场感”。从1998年起，我就写有《基本功》、《梦见一个死于车祸的朋友》、《晚报新闻》、《歧路》、《中山路》、《第三首关于父亲的诗》、《一个人死了》、《外遇》、《叙事》、《离异》等口语化的作品，也有《坡上的草垛》、《关于男孩刘浪》《铁皮鼓》、《葵花，或者生活》等“泛抒情”作品。甚至在著名的《诗参考》杂志发表过几首“下半身”诗歌。当然，我更为注重的，则是超越了这些狭隘的风格论、表达我的世界观诗歌，比如《卡夫卡》、《一个人的一生》、《灯心草》等。这些诗歌就是我2000年到2002年期间阅读过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作品的“成果”，如果一个读者不关注民生、宪政和思想自由，是不会读懂其中的忧郁和悲愤的。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到我的观念变化——我不仅关心生活中那些表面的现象，更希望自己深入根部。 我这样说并不是反驳一些朋友所认为的我近期的作品已“加重了生活的在场感，更多的是从生活体悟中镊取创作灵感”，而是希望能够让人们认识“生活”这个词之于写作的深意。在文学中，“生活”是无限宽广的。我不大相信所谓的“体验生活”这一说法。我们本来就在生活之中，从来就没有停止体验。因此，“体验生活”是靠不住的，说“体验生活中自己不大熟悉的部分”还差不多。至于近几年来我的作品介入“狭义的生活”力度大了一些，也许和年龄与见识的增长有关。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经历了不少生活沧桑的人还能回头去进行纯粹的抒情，而且这会被人戴上“装嫩”的帽子。但是，如果真有这样的诗人，那么他不仅不应该受到诗歌界的嘲笑，而应该受到尊敬。 问：您来自农村，放过牛，吹过竹笛，对于农村和城市两个文化范畴以及它们两者的触及面一定会有深切的理解。生活在城市，会不会偶尔产生一种离开根的痛苦：故乡的青草，干了。在城市只看到运草车。如何看待自己的故乡，面对疼痛的乡土？在您的诗歌中，还在吹过故乡的风吗？城市是不是诗歌最好的居所？ 答：从生活的方便程度而言，城市比农村强，但大多数生活在城市的人，主要是为了生存而不是为了享乐。如果农村具有与城市一样的方便，我相信很多人愿意返回农村做一个村民。但现在的情况是所有人都往城市挤，这说明了什么？至少说明农民很辛苦，他们在人格上和收入上无法获得与城市人相似的待遇。我的老家在农村，对农民的辛苦自然有所了解，有时候我甚至不敢回老家，怕看到一个村庄的荒芜。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在我的诗中，从来就不缺少故乡的背景，那山、那水、那土、那草、那人，都在我的诗中出现过。我甚至用我的村名为标题写过两首诗。有意思的是，近几个月，我的诗歌作品中又密集地出现了故乡的元素。这些作品张贴在我的博客“刘春的文字”（http://liuchun74.tianya.cn）上，欢迎朋友们批评。 问：诗歌的气质应该是高贵的。但当下诗坛出现了一些“崇低”、“入俗”现象，站在您的写作立场上，怎么评价这些现象？ 答：我写不出那样的作品，但我尊重所有形式的写作。只要作者是认真的，而不是玩笑式的、泄愤式的玩弄诗歌。有时候我们要透过词语看其内涵，比如王朔说“千万别把我当人”，有的人觉得那是在搞笑，而我却觉得那是作家的一种智慧。 问：能否向我们推荐您自己认为写得最好的诗，并简要描述写这些诗时的状态。另外，您喜欢当下哪些诗人的诗？ 答：我有时候比较自信，或者说是自恋，看到自己写的作品信心就膨胀。我觉得我就是人们讽刺的想扯着自己的头发飞上天的人。（笑）我从1992年开始，基本上每一两年都有自己满意的作品出现，比如《蓝，或兰》、《梦见一个死于车祸的朋友》、《一个俗人的早晨》、《命运》、《第三首关于父亲的诗》、《坡上的草垛》、《关于男孩刘浪》》、《葵花，或者生活》、《卡夫卡》、《旧报纸》等。其中《蓝，或兰》作于1994年2月，至今仍是我最喜欢的作品之一。我说不清写这些诗时的具体状态，因为对于不同的作品，写作的驱动力也不同。在1994年之前，我每天晚上11点左右只要一闭上眼睛，用铅笔在稿笺上写数十行文字，次日整理，就能够变成两三首诗歌。《蓝，或兰》就是这样写出来的。1994年到1997年，我的写作缓慢了很多，很多时候处于“为谱新词强说愁”的状态之中，强迫自己在某天一定要完成一首诗，比如有一首《雪渐渐大了》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完成的。当时和一个朋友在广西师大我的单身宿舍聊天，没有什么水果吃，我就叫朋友到外面买西瓜。在他出门之前，我说，你回来后我写一首诗给你看。20分钟后他捧着西瓜回来，我的诗也正好完成。后来在首诗在《诗神》上发表了，看起来还不算太差。 至于特别喜欢的当代诗人，我列举不出。我喜欢的诗人一般都已经去世了，有的已去世了几百年。目前我只有比较喜欢的诗歌，比如《傍晚穿过广场》、《对一只乌鸦的命名》、《看一只蜡烛点燃》、《小小炊烟》等等。你知道她们的作者是谁吗？ 问：当代诗歌逐渐沦入一种圈子化的相互欣赏，自娱自乐，美其名曰：坚持操守。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是诗歌（诗人写作）偏离了大众生活呢？还是大众远弃了诗歌？或者其他什么原因。 答：我不认为现在诗歌状况有多糟糕。诗歌“亲近”过“大众”吗？也许，但那是特定的时代使然。现在被冠以“偏离大众”的罪名，同样是时代使然。这个时代需要的是叙事性作品，需要的是现炒现卖式的和快餐式的、不经咀嚼和回味就能读懂的作品，而大多数优秀诗歌是和这些因素背道而驰的。 问：请谈谈你对诗歌的理解。 答：对这个问题我已经在我的文章以及回答其他记者的提问时多次涉及，今天就把以前的话再表述一遍吧。 用最简单的话说：诗歌是一种与心灵相关的技艺。这句话，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诗歌必须与心灵有关。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表达方式，它都应该是诗人的个性、情感、人生观、世界观的反映；其次，诗歌是一门技艺。它是语言的问题，也是技巧的问题。诗歌的语言必须精练与精密，语句要衔接得当，然后，通过字、词与句子恰到好处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我曾经引用过艾略特《四个四重奏》中那一段诗句来说明什么是诗歌的语言，读了之后，你就知道什么是诗歌了—— 　　结束是我们的出发之处。每一个正确的 　　短语和句子（那里每一个词都是恰到好处， 　　各就其位，互相衔接，互相衬托， 　　既不晦涩，也不炫耀， 　　旧的和新的进行不费力气的交易， 　　普通的词，然而精确，毫无俗气， 　　正规的词，意义确凿，但不迂腐， 　　完整的辅音跳舞在一起） 　　每一个短语和句子都是一个结束和开始…… 问：最后，请谈谈您近年来出版的几部著作。从最早的诗集《忧伤的月亮》到近来的《幸福像花儿开放》以及新近出版的诗学随笔集《让时间说话》等等，在您的写作生涯中有何变化？此外，也谈谈您未来的写作理想以及扬子鳄的发展方向。 答：我最早的诗集不是《忧伤的月亮》，而是《大地的婴儿》，出版于1993年我19岁时。《忧伤的月亮》出版于1998年，是我在24岁之前所写的作品选，以“唯美”的抒情诗为主。这本书里面的一些作品曾经受到过一些读者的喜欢，带给了我一些世俗的荣誉，比如在2001年获得了广西最高文艺奖“铜鼓奖”。同时，这本书也让一些同行对我的创作风格产生误解，以为我是一个“抒情至上”的诗人。我现在仍十分喜欢这本书里的部分作品，不仅喜欢技巧和内容，而是里面弥漫的干净而纯洁的气息。那是人生最值得珍惜的部分，过去了就没有了，永远难以追回。与《忧伤的月亮》同年出版的是随笔集《博尔赫斯的夜晚》，现在我没有看到她有任何留下来的必要，完全是当年为了混稿费在报刊上发表的短文结集。2001年出版诗集《运草车穿过城市》包含了《忧伤的月亮》中我比较满意的部分，也加入了数十首不那么“抒情”的新作。因此，她是一本过渡性的集子，可以看成1998年后我的诗歌风格改变的初步成果。2004年是我比较幸运的一年，这一年我出版了三本与诗歌有关的书，它们分别是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刘春卷》、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幸福像花儿开放》和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诗学随笔集《或明或暗的关系》。《刘春卷》由广西政府出资，旨在展示本省文学领域的最高成就，因此，我把自己各阶段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都收了进去，这些作品基本上涵括了几个月后出版的《幸福像花儿开放》的内容。也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精选本。 《幸福像花儿开放》是我目前最满意的作品集，她完整地体现了我的创作的各种路数。而我不大满意的随笔集《或明或暗的关系》，却成为所有作品中带给我最大经济利益的一本。这要感谢出版社编辑的厚爱。当然，也有一些读者读这本书表示了喜爱，前段时间我一个陌生人在我的博客上留言，说《或明或暗的关系》是他2004年读到的最优秀的书，纠正了他对诗歌的认识。看那行文好像还不是说反话呢。（笑）2005年夏天出版的随笔集《让时间说话》我相对比较满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或明或暗的关系》姐妹书，它们相互衬应，相互补充，如果把这两本书对照着读，会很有意思。我手头上还有一本新随笔集，这是我最满意的随笔集，如果出版，也许会在诗坛造成一定的响动。 从上面的叙述，也许你们可以了解到我的一点写作经历和对文学的理解——我一直希望自己的视野更加开阔，不仅写作诗歌作品，也希望把自己的思想通过非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我不想做一个纯粹的诗人，我想做一个有灵性的学者，哪怕是半桶水的学者。 至于“扬子鳄”今后会如何发展，我想，还是按照以前定下的老路吧，网络论坛自由一些，纸刊严谨一些。但无论是网络还是纸刊，关注的绝对不限于诗歌本身。否则，我宁愿不办下去。 2006年10月11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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