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 毕飞宇

《虚拟》

毕飞宇

这个冬天特别地冷，父亲在私底下说，要做好春节前“办事”的准备，———父亲所说的“事”当然是祖父的丧事。祖父的情况说不上好，可也没有坏下去的迹象，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这么悲观。家里头有暖气，气温恒定在摄氏21度，再冷的天气和我的祖父又有什么关系呢？父亲说：“你不懂。”父亲的理论很独特，他认为，气温下降到一定的地步一部分老人就得走，这是天理，和屋子里的温度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去年夏天，祖父在省城做了直肠癌的切除手术，他的理想是过完上一个春节。春节过去了，他好好的。大年十四那天，他更新了他的理想，他在微博上写道，他要“力争”再过一个春节。这句话并不晦气，可也算不上吉利，我们都没有答理他。祖父不慌不忙的，拿起了手机，一个一个打电话。没办法，我们这些亲友团只能一个又一个帮着转发。我的丈母娘很不高兴，直接骂上了门来。她在我的微博下面贴了一句话：“大过年的，神经病！”祖父对我的丈母娘很失望，祖父对我说：“‘无知少女’这个人俗。”

祖父是一个看透了生死的人，生和死，风轻云淡，他无所谓的。但祖父也在意“春节”，这里头似乎有一笔巨大的买卖：死在大年初二他就赚，死在大年三十他就亏。也是的，落实到统计上，这里头确实有区别，一个是终年“84岁”，一个则是享年“85岁”，很不一样的。

这个冬季着实冷得厉害。电视里的美女播报都说了，最低气温“创下了三十年来的新低”。这则天气预报对我们一家来说是致命的，父亲不说话了，祖父也不说话了，他们都是相信“天意”的人。———老天爷并没有“天意”，可处境特别的人就这样，他们会把极端的天气理解成“天意”。他们的沉默使我相信，祖父也许放弃了。他觉得不远处的春节不属于他。

祖父说：“有点冷，我想到澡堂子泡泡去。”

这个我为难了。以祖父现在的状况，性命固然是无虞，终究是随时随地的人，任何一点小小的变动都有可能带来不测，一头栽倒在浴池也不是没有可能。我说：“浴室太滑了，很危险的。”

祖父很骄傲地告诉我：“我也只剩八十来斤了，我孙子抱着我呢。”他撒娇了。

浴室没什么生意。一进浴室我就后悔了。“八十来斤”的身体几乎就不是身体，说触目惊心都不为过。祖父赤条条的，他的身体使我相信，他老人家是一张非常特殊的纸，能不能从水里头提上来都是一个问题。但是，等我把他缓缓地放进浴池之后，我不再后悔。这一切都是值得的。祖父被浩大的温水包裹着，张大了嘴巴，他的喉管里发出了十分奇特的声音。他在体验他的大幸福。他满足啊。可他实在太羸弱了，他的体力已经不能对抗水的浮力。只要我一撒手，他就会漂浮起来。我只能把他搂在怀里，不让他旋转。

老话说得没错，人是会返老还童的。人老到一定的地步就会拿自己当孩子。祖父躺在我的怀里，说：“明天再来。”我说：“好的。”祖父说：“后天还来。”我说：“好的。”祖父笑了，我看不见，可是我知道，祖父的脸上布满了毫无目标的笑容。这笑容业已构成了返老还童的硬性标志。

我和我的祖父一口气泡了四天，第五天，我特地下了一个早班，祖父却说，不去了。他用目光示意我坐下，要我承诺，不要把他送到医院去。祖父说：“就在家里。”这句话说得很直白了，等于是安排后事了。我答应了祖父，并不难过，因为我的祖父也不难过。的确，祖父在死亡面前表现出来的淡泊不是一般的人可以拥有的，到底是四世同堂的人了。

深夜四点，我被手机叫醒了，是父亲打过来的。一看到父亲的号码我就知道了，我的祖父，我们这个小县城里最著名的物理老师兼中学校长，他没了。都没有来得及悲伤，我即刻叫醒我的女儿，赶紧的，太爷爷没了。

祖父却没有死，好好的。看见我把女儿都带过来了，祖父有点不高兴。因为久病的缘故，他的不高兴像疼，也可以说，像忍受疼。祖父说：“这么冷，你把孩子叫过来做什么？”我笑笑，“那个什么，”我说，“不是以为你那个什么了么。”祖父说，“还没到时候呢。”我把女儿安顿到奶奶的床上，回到了祖父的房间。祖父的手在被窝里动了动，我把手伸进去，在被窝里头握住了祖父枯瘦的指头。祖父神情淡然，看不出任何风吹草动。但他的手指头在动，是欲言又止的那种动。这一次我真的知道了，祖父的大限不远了，他要对我交代什么了。

父亲把一切都看在眼里，退了出去。我们这个家有点意思了，父亲一直像多余的人。父亲望着此情此景，明白了，这里不需要他了。祖父望着父亲的背影，很轻地咳嗽了两声。我了解我的祖父，祖父的咳嗽大部分不是生理性的，是他想说些什么，却不知道怎么说。

严格地说，祖父之所以在我们小县城如此著名，完全是因为父亲，他能当上校长，也是因为父亲。作为物理老师的儿子，父亲最有机会上大学的，但是，祖父把他的时间全部给了他的学生，那时候祖父正做着班主任呢。他每天上午六点出门，夜里十一点回家，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五十七个学生的身上。高考就是这样，结果很残酷。因为父亲在另外一所中学，父亲没有考上，而祖父的五十七个学生考取了三十一个。在当年，这是一个“放卫星”一般的天文数字，祖父在我们县城一下子成了传奇。到了九月，祖父的故事终于传到省城了，省报派来的记者为祖父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整整一个版，还配了祖父的一张标准像。黑体的通栏标题很吓人的，《春蚕到死丝方尽》。

祖父享尽了殊荣。他在享尽殊荣的同时并没有失去他的冷静。他冷静下来了，突然就有了愧疚。就在当年的十月，他建议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去补习。祖父说，好好地辛苦一年，上不了重点大学还可以上普通高校，上不了普通高校还可以上大专，就算上不了大专，还有中专嘛。祖父是对的，父亲资质平平，“考上”总还是可以的。可祖父忽略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他儿子的“感受”。《春蚕到死丝方尽》是一只无坚不摧的拳头，它把父亲击倒了，附带着还把父亲的自信心给砸烂了。是的，祖父之所以具备如此巨大的“新闻价值”，说到底就因为他的儿子：“三十一个”都考上了，他的儿子却“没有考上”。好么，全省都知道了，全中国都知道了。父亲望着报纸，像一堆烂掉的韭菜，软塌塌的，浑身散发出浑浊的秽气。父亲拒绝了“春蚕”的建议，他盯着自己的脚尖，告诉“春蚕”：“你忙你的去吧。”

父亲其实是赌气。自卑的人就喜欢一件事，赌气。可父亲找错了赌气的对象，他怎么可以和我的祖父赌气呢。新生都开学了，祖父上午六点就要上班，晚上十一点才能下班，他哪里还有心思和你玩如此无聊的心理游戏。他们的冷战持续了一两个月，其实，所谓的冷战是不存在的，那只是父亲一个人的战争，也可以说，父亲面对墙壁打了一场乒乓球。

父亲也不是省油的灯，他模仿祖父的笔迹给教育局的局长写了一封信，要求局长在县文教局给自己的儿子安排一份工作。口吻是谦卑的，却更是狷介的，有压迫的意味，酷似祖父。父亲多虑了，他哪里需要模仿祖父的笔迹呢？不需要的，局长根本不认识祖父的笔迹。但那时的祖父是整个县城最大的明星，明星就是这样，时刻伴随着传闻。社会上已经有这样两种说法了：一，祖父“很可能”去“省里”，二，“也有可能”做“分管文教卫”的副县长。局长直接找到了我的父亲，几乎是用巴结的态度把事情办了。他收藏了祖父的亲笔信，说不定哪一天就用得着呢。父亲就这样进了县教育局，在那张淡黄色的椅子上一直坐到退休。

父亲在那张“淡黄色的椅子上一直坐到退休”可不是一个夸张的说法，是真的。一个月之后，祖父知道了，父亲去教育局上班了。祖父一路小碎步，急匆匆地来到了父亲的办公室，他瘦小的小身体暴发出了雷霆般的震怒。祖父命令父亲回家，上补习班去！考大学去！父亲被吓坏了，都尿了。可父亲有一个特点，这个胆小的人在吓坏的时候并不哆嗦，而是抿嘴、昂头，目光在头顶上不停地扫视，像烈火中的永生，他就这样，一辈子都这样。祖父那么大的动静，局长怎么能听不到呢？这个小官油子出面打圆场了，他告诉祖父：“教育局挺好的，也算机关呢，大学毕业了也不一定进得来呢。”祖父不明就里，他用右手的食指指着局长的鼻尖，给了局长两个结论：———庸俗！———鼠目寸光！一年之后，祖父做了校长，而教育局长终于有机会出任“分管文教卫”的副县长了。因为巨大的内疚和无法抚平的创伤，在组织部的相关人员面前，祖父只说了六个字：庸俗，鼠目寸光。语气平和，十分克制。祖父是谁？他的克制就是分量。教育局长功亏一篑，这是多么巨大的一个哑巴亏。他把他的委屈和忿懑一股脑儿摁在了父亲的头上。

父亲是祖父一辈子的痛。这是一块肿瘤，硬硬的，始终长在祖父的体内。我知道这块肿瘤还是在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的那次家宴上，因为兴奋，祖父过量了。就在我伺候他呕吐的时候，他拉过我的手，第一次在我的面前流下了眼泪。他跪在马桶的前沿，一口一个对不起。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弄明白，祖父搞错了，祖父把他的孙子当作他的儿子了。祖父很少喝醉，但是，只要喝醉了，他都要来一次规定动作：跪在马桶的前沿，对他的马桶一口一个“对不起”。呕吐出来的“对不起”毁掉了这一对父子，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我的祖父和我的父亲几乎就没有对视过，也说话，却不看对方的眼睛，各说各的。他们都不像在对人说话，而是在对着另一个“东西”自言自语。说完了，“东西”就“不是东西”了。

但酒醉之后的祖父说得最多的依然不是父亲，而是一届又一届的高材生。祖父有他的癖好，往好处说，爱才；往坏处说，他的眼睛里其实没有人，只有高智商。他酷爱高智商。一旦遇上高智商，不管你是谁，他的血管就陡增激情，奔涌起宗教般的颠狂和宗教般的牺牲精神，狂热、执着，最要命的是，还沉着，更持久。他要布道，上午六点出门，晚上十一点回来。

酩酊大醉的祖父搂着他的马桶开始报人名。这些人名都是他当年的心肝宝贝。人名的后面则是长长的单位与职务，我不可能记住的。祖父却记得清清楚楚，涉及面极广，诸如世界名牌大学、国家机关、公司名称、荣誉机构，与之匹配的自然是院士、教授、研究员、副省长、副县长、办公室主任、董事长或总经理。也有记不住的时候，他在记忆阻塞之前往往要做一次深呼吸，随后，一声长叹。这一声长叹比马桶的下水道还要深不可测，幽暗，四通八达。

父亲退出去了，我握住了祖父的手。我知道我和祖父之间会有这样的一次对话，也知道祖父会对我说些什么。无论祖父怎样看淡他的生死，我的父亲终究是他一生的痛，祖父是个好祖父，但祖父却不是好父亲。祖父的歉疚难以释怀。老实说，我惧怕这次对话。———沉痛之余，我又能对我的祖父说些什么呢？父亲的一生被祖父的荣耀毁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多么希望我是一个牧师。

祖父安安静静的，但是，这安静是假象，他老人家一直想说什么，他的表情在那儿呢，可他就是不说。想过来想过去，只能是我开口了。我轻声说：“爷爷，如果你走了，真的是寿终正寝。这年头可以寿终正寝的人不多了，你很享受的吧？”祖父笑了笑，同样轻声地说：“很享受。”

我说：“我也很享受，很享受这会儿还能和爷爷聊聊天。———你想啊，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带着心思走的，你呢，什么心思都没有，了无牵挂。你蛮有福的。”

祖父沉默了半天，说：“我有福。但心思还是有的。”

我立即接过祖父的话，说：“嗨，不是就爸爸那点事嘛。那一代人不上大学的多了，他这一辈子也挺好的，多少年了，爷爷，这不算事。”

祖父说：“这件事吧，我有责任。我呢，痛苦了很长时间。突然有那么一天，我释怀了。我早就不再为这件事苦恼了。”

祖父的这番话出乎我的意料。我的胸口顿时就松了一下。我笑了，问：“爷爷能不能告诉我，是哪一天释怀的？”

祖父说：“你爸爸退休的那一天。都退休了，嗨，任何人都他妈的一样。”

祖父都俏皮了，都出粗口了，看起来真的是释怀了。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没有比这更好的结局了。祖父不再谈父亲的事，我反而有些始料不及，眼泪突然涌上我的眼眶。我一直忍受着疼，这疼却自动消炎了、消肿了，很让我舒服的。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如此可怕的对话居然是这样地感人至深。我只能说，我还是太年轻、太狭隘了。小人之心不可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恩怨，一代人有一代人处理恩怨的方式。时光真是一个好东西啊，它会带走一些，也能留下一些。时光到最后一定是中秋的月光，再捉摸不定，再阴晴圆缺，老天爷总是会安排好的，中秋一到，必定是万里无云，月亮升起来了，满眼清辉，乾坤朗朗。

我说：“爷爷，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样爱你？”

祖父像孩子一样笑了，说：“隔代疼嘛。我爱你，你就爱我。你爸爸吃过醋呢。”

我摇摇头，说：“不是。爷爷伟大。君子坦荡荡。爷爷就是君子。你走了，我会想念你，但是，爷爷不让做儿孙的痛苦，爷爷不让做儿孙的纠结，爷爷万岁。”

祖父真的高兴了。祖父说：“爷爷做了三十五年的教师，三十二年的班主任，九年零十个月的教导主任，六年零八个月的副校长，两年半的校长，拍爷爷马屁的人多得很呢。———还是我孙子的这个马屁让爷爷舒坦。”

我拍拍祖父干瘪的腮帮子，说：“孙子的马屁高级吧？”

祖父说：“高级。你哪方面都比你爸爸强。”

我从被窝里抽出手，说：“爷爷，孙子明天接着拍。———你看，天都亮了，孙子还要上班呢。”

祖父的手是无力的，但是，祖父无力的指头再一次抓住我的手了。因为发力，都颤抖了。他不再微笑。他的脸上有了苦楚的神色。

“疼么？”我说。

祖父摇了摇头。祖父补充说：“不是。”

祖父有话要说，是欲言又止的样子，是羞于启齿的样子。

“是不是欠了谁的钱？”我说，“有我呢。”

祖父闭上了眼睛，摇头。他的眉头拧起来了，眉毛很长，眉头与眉头之间全是多余的皮。

事态突然就严重起来了。虽然很困，但是，我还是集中起注意力，仔细地设想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只能往坏处想，祖父是不是做了什么特别亏心的事了？我试探着说：“是不是欠了谁的人情？”

祖父依然是摇头。我的话没能说到祖父的心坎上，祖父很失望，越发凄凉了。

我必须把话挑明了。我说：“爷爷，你知道的，你不能让我猜。我到哪里猜呢。你也不亏欠谁，你还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呢？”

祖父睁开眼睛，望着我。祖父似乎是鼓足了勇气：“———你说，”祖父说，“你说我能得到多少个花圈呢？”

嗨，———嗨！这算什么事呢。这不是事。多少个花圈都不是事。

我说：“你想要多少个花圈？”

祖父没有给我答复。他老人家再一次把眼睛闭上了。因为太瘦了，他闭上眼睛之后有了遗容的迹象。但是，爷爷的呼吸是急促的。他有心思，他忧心忡忡。

祖父十分凄凉地憋了半天，他轻声地却又是清晰地说：

“当年荣校长是182个。我数过两遍。”

我想让说话的语气变得轻松一点，特地挑选了嘻哈的语气：“你想要多少个就有多少个。”

“不能做假。”祖父依旧闭着他的眼睛，神情诡异，语气是中学教师所特有的，刻板，严厉，“死是一件严肃的事。不能做假。”

祖父终于耗尽了他的体力，他的手放在我的手背上，但已经无力握住我的手了。

———荣校长的音容笑貌我记不住了，我见过他么？我没有把握。想必还是见过的。那时候祖父喜欢把我带到他的学校里去。我对“荣爷爷”的葬礼至今还有一个模糊的印象：整个县中都白花花的，洋溢着盛大和隆重的气氛。那是1982年的春天，57岁的荣校长在给补习班的同学上历史课，就在下课铃响的时候，历史终结了，他倒了下去。那可是80年代初期的小县城哪，绝大部分葬礼只有十来个花圈，182，说“铺天盖地”一点都不过分。就是在那一刻，我对死亡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它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又体面又庄严。那一天的祖父穿着他的第一身西服，领着我，在县中的花圈之间不停地徘徊，回过头来看，祖父其实在数，一直在数。然后，校对。在确定无误之后，祖父把“182”这个天文数字记在了他的脑海里，同时，接过了荣校长遗留下来的职务。“182”这组莫明其妙的数字就此成了祖父的梦，成了祖父关于死亡的理想和标尺，岁岁年年都在萦绕。

“知道了。”我对我的祖父说，“你放心。”

事实上，当我说“知道了”、“你放心”的时候，我一定是困乏了。我是敷衍的。我“知道”什么了？我做什么才能让他老人家“放心”呢？在许多时候，生命的确是一个特别诡异的东西，让人很无奈。我的祖父哪怕再清醒一天也好哇，我们还可以再商量商量。就在我说“知道了”、“你放心”的第二天中午，祖父说不行就不行了。他进入了弥留。他在弥留之前似乎经历了一场大醉，他说了一大堆的人名，人名的后面还附上了长长的单位和职务。祖父躺在那里自言自语，仿佛主持一场盛大的却又是虚拟的会议。他在介绍与会代表。祖父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念完那个长长的名单，他的历史也终结了。

我没有在现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父亲告诉我的。父亲说：“还开会呢。”父亲是笑着说这句话的。事实上，父亲，这个县教育局的退休会计并没有笑，但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我看见了，父亲在笑。俗话说，“皮笑肉不笑”，父亲的皮并没有笑，他的肉却笑了。父子之间就是这一点不好，我们的眼睛里从来都没有皮，直接就是肉，甚至骨头。

我不想看见父亲这样，我害怕父亲这样的表情。他有他的历史，都是我没有经历过的。我不能说什么。祖父就躺在我们的身边，一边一只耳朵。我不能说什么。我走上去，拥抱了我的父亲。我没有想到我会拥抱我的父亲，这是我们父子俩的第一次拥抱，彼此都不太适应。父亲挣扎了几下，却没能逃脱我的怀抱。他也老了。下一代总是在上一代的怀抱里风一样长大，而上一代却要在下一代的怀抱里风一样老去。可拥抱真他妈的是个好东西，一拥抱目光就避开了。就在对方的怀里，却谁也看不见谁。很好。一点风都没有。

我的耳朵却出问题了，我的两只耳朵成了两座空洞的礼堂，一边一个。礼堂里空无一人，因为空荡，到处都是祖父的回声。

我放下我的父亲，回头望着我的祖父，———他的弥留又瘦又小，是黑色的，像一个麦克，一把就能抓起来。我不敢弄出任何动静，我不想听麦克的回音。

严峻的问题就此摆在了我的面前，———祖父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关于花圈，他是渴望超过182个呢还是等于182个？还是有几个算几个？最为关键的是，———我到底能不能“做假”？

有一点我可以肯定，祖父赋闲多年了，以祖父实际的影响力，如果亲友团不出面、不“组织”，简言之，不“做假”，他无论如何也凑不齐182个花圈。他又不是在岗位上轰轰烈烈地倒下去的。再说了，这年头早就不是1982年了。再再说了，这是什么时候？大家都忙着过年呢。

死亡不再是问题，标志着死亡的纸质花朵却成了一个问题。

祖父还活着，他在呼吸。可到底有多少个花圈才能让我的祖父高兴呢？我必须问问我的父亲。父亲在阳台上。我来到阳台，意外地发现父亲把阳台拾掇过了，是一个小书房的样子，干净，整洁，短而高的书橱里全是大而厚的“会计学”、“统计学”、“运筹学”和“市场营销”。因为阳光充足，小书房里洋溢着庄严而又励志的气场。父亲端坐在阳光底下，是刻苦攻读的模样。听到动静，父亲的身体伴随着转椅转了过来，取下老花镜，捏住了他的眼窝，他用十分肯定的语气告诉我：“高等数学很重要。”我给了父亲一根香烟，他送过来一只巴掌，谢绝了。我点上烟，借着吐烟的工夫，附带拉开了推拉窗。我说是的，不过高等数学很费脑子。父亲同意我的观点，他在转椅里头做了一个扩胸的动作，说，身体必须跟上，开春之后就开始长跑。

我的祖父，我们县里最著名的物理老师兼中学校长，他死在了小年二十六。这一天特别特别地冷。我第二次转发了祖父的最后一条微博，同时向这个世界通报了祖父仙逝的消息。从时间上看，祖父的最后一条微博是在我们长谈之前留下的，他睡不着，所以把我叫过来了。祖父在微博里极为洒脱：“也许是最后一条了。心绪太平。桃李满天下。来吧，无恨、无悔、无怨、无憾。”下面有12条留言，有11条是夸他的。也有一条态度不明，这个态度不明的人是“无知少女”，她用不咸不淡的口吻告诉我的祖父：好好过年吧。

祖父总共有1139个粉。

就在我转发祖父的微博的时候，我的心颤了一下。祖父并不是我知道的那样淡定。

祖父选择的时机很不对，他老人家留给我们的时间太局促了。在这样的时刻，愿意前来参加葬礼的人算是给了天大的脸面。老实说，我不关心葬礼的人数，我唯一关心的是花圈的数量。但花圈的数量让我揪心，不用数的，别说“铺天盖地”了，几乎构不成一个体面的葬礼。

前些日子我还在纠结，到底要不要“做假”。“做假”是容易的，简单地说，像传销那样，动用我的“亲友团”再发动他们的“亲友团”。现在看来我的担忧荒谬了，无论我怎样组织，那也是无济于事的。我突然就觉得我祖父白疼了我一场，这让我揪心。我“知道”个屁！我“放心”个屁！全他妈的吹牛。

女儿问我：“爸，怎么搞的，怎么就这么几个花圈？”

我取出钱包，来到了殡仪馆的花圈出租处，要来纸，要来笔，要来墨。我努力回忆祖父酩酊大醉的那些夜晚，那些人名我不可能记得住，那些单位和职务我同样不可能记得住，但意思无非是这样的——

剑桥大学东方语言学中心副主任 罗绍林 遥寄哀思

斯坦福大学高能研究所研究员 茅开民 遥寄哀思

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 储 阳 遥寄哀思

清华大学KGR课题首席教授 石见锋 遥寄哀思

北京大学再教育学院副院长 马永昌 遥寄哀思

北京北部非洲问题课题组组长 朱亮 遥寄哀思

新疆煤炭开发院地质调研院院长 王荣辉 遥寄哀思

南沙科考站负责人 柳仲苌 遥寄哀思

广州外贸外语大学葡语系教授 施放 遥寄哀思

甘肃省发改委金融处处长 高群兴遥寄哀思

宁夏回族自治区水资源办公室主任于 芬 遥寄哀思

山西林业大学副校长 赵勉勤 遥寄哀思

江西井冈山精神办公室主任 李 浩 遥寄哀思

重庆城管突击队副大队长 王有山遥寄哀思

南京消防器业股份董事长 安如秋遥寄哀思

中凯实业总经理 白加雄 遥寄哀思

……

我一口气写了两个多小时，并不悲伤。事后我并没有数，我不想知道具体的数据，数字永远是有害的。作为祖父的孙子和祖父的遗嘱执行人，我尽力了就好。我再也没有去看那些花圈，我不知道如何面对那一大堆陌生的姓名、陌生的单位和陌生的职务。世界就在这里了，我亲爱的祖父，你桃李满天下，———这从来就不是一件虚拟的事。

父亲没有给祖父送花圈，却亲笔为祖父书写了一幅挽联。我知道父亲会写什么，是现成的句子：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父亲一直站在祖父的遗体旁边，却没有瞻仰祖父的遗容，一秒钟都没有。他紧抿着双唇，头有些昂，目光在扫视他手书的挽联，最终落在了下联上。他的眼眶里没有泪，但是，毕竟上了岁数，有了水光，很亮，像洞穿。

2013年9月27日 三稿于南京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