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咸炘《蜀学论》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

刘复生 刘咸炘先生(1896-1932年)生前撰有《蜀学论》文,1936年由其子刻刊,入《推十文集》。全文二千多言,以答客问形式,提纲挈领地概述了蜀学的内容和特征。这是近代蜀学“复兴”以来,继谢无量《蜀学原始论》之后的又一篇从宏观角度探讨“蜀学史”的论著,且更为深入全面,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值得今人回顾和重视。 有客设问道:蜀学著述录于《四库全书》者,十不占一,“何周汉旧邦而下侪滇越”?特别是近二百年来,蜀士闻名者仅三四人而已。虽然有丹棱彭端淑(号乐斋)之文、遂宁张问陶(号船山)之诗、罗江(今属德阳)李调元(号雨村)之博记等著称,但也并不受到特别推重,故客问而叹曰:“何其贫也!”刘咸炘的回答是:这是“徒见今之荒秽而不闻昔之荟蔚,徒羡彼之多而沸而不识此之少而贵”。不仅肯定蜀学有过辉煌的历史,进而强调即便是在“荒秽”之时也有“少而贵”的难得价值,以精炼的笔调概论了蜀学的主要内容。 一、蜀学的主要内容 历代文献中对“蜀学”的记载内涵是各不相同的,或泛论,或特指。受到影响,对于蜀学所包含的内容,今人也有不同的见解,此不详辨。就刘咸炘《蜀学论》所论,其所谓“蜀学”,则是指以学术思想为核心的地域文化而言,无疑具有先见意义。《蜀学论》认为,蜀学之荟蔚和珍贵主要表现在易学、史学、文学三个方面。 1.易学:蜀为特盛 《蜀学论》揭示了蜀地《易》学传习的两段高峰时期。其一为汉代:　　 大易之传,蜀为特盛。商瞿北学,尚曰传疑。赵宾异说,孰为疏证?大义精于君平,而诸儒多沿施、孟。 据《史记》等书载,商瞿是春秋鲁人,追随孔子学《易》,而有传商瞿为蜀人,生于瞿上,自属“传疑”,可存而勿论。《汉书·儒林传》载,蜀人赵宾“为《易》,饰《易》文”,说箕子为“万物荄兹”云云,虽与诸说异,然而难以被证误,他死后“莫能持其说”。《华阳国志》言西汉成都人严君平“专精大《易》”,蜀人颇受其教。然而后世蜀地所传习者,主要为施、孟两家。施指施雠,孟则孟喜,二人同受《易》于汉田王孙,后来各有所专而成两大家。蜀人亦分别受教而传习之,《后汉书·儒林传》载,绵竹任安“少游太学,受孟氏《易》”;梓潼景鸾“少随师学经,涉七州之地,能理施氏《易》”。严君平直接传人虽然未明,但尚“易”之风则一脉相承。 刘咸炘认为,蜀地《易》学传习的第二段高峰时期为唐宋,《蜀学论》说:　　 象数亡于唐疏,而李氏独罗虞、郑。汉易复兴,资州之功胜也。宋有谯定,出郭曩氏,私淑程、邵,冯、张继美。来崛起于穷山,犹冥搜而合轨。卫嵩《元包》,上继玄杨。苌宏执数,下启天纲。盖汉师多通术数,故源远而流长,《义海》百卷,博莫如房。酱翁、篾叟,以程、袁彰。易学在蜀,如诗之有唐矣。 《易学》象数一派,唐初太宗命为五经正义之后,趋于沉寂。而资州李鼎祚独习虞翻、郑玄之《易》而撰《周易集解》,使汉《易》之象数一派得以复兴。宋代涪陵人谯定不仅学《易》于郭曩氏,又私淑于程、邵二子。《宋史·谯定传》载:“郭曩氏世家南平,始祖在汉为严君平,世传《易》学,盖象数之学也。”又载谯定曾往洛阳听程颐之讲道,得闻精义,后程颐贬涪期间,师友更相得宜。恭州冯时行与邛州张行成,成为谯定《易》学的传人,张行成有《皇极经世索隐衍义》名世。明末梁山来知德崛起于穷山,著《易》专言错综,近于汉儒,正是“冥接而合轨”。北周成都卫元嵩撰《元包》,上继汉成都扬雄之“易”。苌宏之“执数”,下启唐代成都人以术数闻名的袁天纲之易。汉代经师多通术数之学,蜀易可谓源远而流长。宋代蜀人房审权著《义海》百卷,非常庞博,今存李蘅所撰《撮要》。《蜀学论》说,程颐曾问《易》于成都治篾箍叟,袁道洁学《易》于邛眉间之卖酱翁,而开永嘉一派。伊川所说“易学在蜀”,正如所谓“诗之有唐”一样的自然了。刘咸炘所言这一段话的部分内容,可于《宋史·谯定传》得之。兹录于后:　　 (谯)定《易》学得之程颐,授之胡宪、刘勉之,而冯时行、张行成则得定之余意者也。定后不知所终,樵夫牧童往往有见之者,世传其为仙云。初,程颐之父 尝守广汉,颐与兄颢皆随侍,游成都,见治篾箍桶者挟册,就视之则《易》也,欲拟议致诘,而篾者先曰:“若尝学此乎?”因指“未济男之穷”以发问。二程逊而问之,则曰“三阳皆失位”。兄弟涣然有所省,翌日再过之,则去矣。其后袁滋入洛,问《易》于颐,颐曰:“《易》学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访问,久无所遇。已而见卖酱薛翁于眉、卭间,与语,大有所得,不知所得何语也。宪、勉之、滋皆闽人,时行、行成蜀人,郭曩氏及篾叟、酱翁皆蜀之隐君子也。 2.史学:隋前存书有二,唐后莫隆于蜀 蜀学史学有深厚的渊源和传承,《蜀学论》大体将之分作隋前、唐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蜀之史学即占有很高地位:　　 史氏家法,至唐而 ,隋前成书仅存十数,蜀得其二。陈、常接步,道将体超于赵晔,承祚词亚乎班固。 史书撰著在唐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在隋代之前存留不多的史学著述中,蜀人所著有晋代江原(今崇州)常璩(道将)的《华阳国志》和安汉(今南充)陈寿(承祚)的《三国志》两部,前者优于东汉赵晔的同类著述《吴越春秋》,后者则紧步班固之《汉书》,此亦可见西蜀早期史学之深厚了。 在五代十国战乱之际,蜀之史学则独步一世。《蜀学论》说:“十国攘攘,蜀独尚文。载记特备,勾、张与孙。”华阳(今属成都)勾延庆著《锦里耆旧传》,新津张唐英著《蜀梼杌》,贵平(今仁寿)孙光宪著《北梦琐言》均是记载五代史事不可多得的著作。《蜀学论》进而论宋世西蜀史学说:　　 赵宋史学,窳废难论。撰述非才,记注亦纷。而《东都》成书,季平抗欧阳而比絜。《通鉴》笃论,淳夫佐司马而策勋。微之《证误》之密,仁甫《长编》之勤。记注之善,后亦无伦。四贤编籍,其名喧喧,乃至王、费、杜氏传记之条理,苏、李、程氏典制之纷纶。史照、吴缜释训校文,皆见推为整核,虽支流亦有闻。盖唐后史学莫隆于蜀,而匪特两宋掌故之所存。 刘咸炘对宋代史学评价不高,此当别论。他要强调的是,这一时期的蜀中史学却呈现出多彩的局面。他认为,眉州王称(季平)撰《东都事略》乃“宋后史之最有法者”,华阳范祖禹(淳夫)佐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井研李心传(微之)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旧闻证误》、《道命录》等,丹棱李焘(仁甫)著《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此“四贤”之编籍,皆名著于世。继之而有眉山王当所撰《春秋列国诸臣传》,双流费枢的《廉吏传》,眉州杜大的《名臣碑传琬琰集》,都“条理”晰然。眉山苏洵修《太常因革礼》,蜀人李攸撰《宋朝事实》,丹棱程公说撰《春秋分纪》,尽记一代之纷纶典制。另有眉州人史照作《通鉴释文》,成都吴缜著《新唐书纠缪》、《五代史记纂误》皆见推于世。 凡此可知,宋代蜀中不只是保存了大量两宋史料,其史学撰述之隆,亦冠于宋世。 3.文学:盛汉与唐宋 《蜀学论》说:“文集者,古诗之流;而词,赋之扩充也。”可见此之“文集”,略相当于今之文学。蜀中文学,以汉宋为盛。其云:　　 文化江汉,庸蜀先从。二南分缉,西主召公。蜀士之作,固已弁冕于《国风》。盛汉扬声,相如、褒、雄。分国华之半,为词苑所宗。后辈踵武,李尤、杨终。 所谓“文化江汉,庸蜀先从”,是指南方江汉地区,以庸蜀最早接受华夏文明的熏陶。《诗经·国风》开篇为《周南》、《召南》,其中已见蜀士之作。汉代成都人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之赋,在汉赋中占有最炫目的地位,不仅“分国华之半”,也为后世奉为典范。后汉蜀士李尤、杨终二人作赋,都继承了司马相如、扬雄的文风。 《蜀学论》又言:“唐复元古,子昂高蹈。振嗣宗之坠响,承《小雅》之本教。”有唐一代,文坛发生多次震荡,“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天宝以还,更是文星“比肩而出”而“春道益炽”。广汉陈子昂在唐最早倡导诗文革新,复《风》、《雅》优良传统,振阮籍(嗣宗)余响,文风为之一振。唐代两位大诗人李白、杜甫也都与蜀土有不解之缘。《蜀学论》还说:“韩、柳之俦,衍扬之绪。班张以下,蹑马之踪。”认为古文家韩愈、柳宗元等人衍荡起扬雄之余绪;东汉以赋称雄的班固、张衡等人,其实亦追随着司马相如的文风。进而论唐宋古文:　　 唐宋八家,晚学所祖。蜀得其三,维子承父。明允强劲,兵家余绪。子瞻多能,为广大主。苏氏之文,盖不可比古矣。而南渡以还,衣被天下。羊肉菜羹,竟成谚语焉。子西,苏之乡人,能不苟同?子美,欧之先进,为所推许。皆宋世之佼佼。其余不可具数。 为晚学所祖的唐宋古文八家,蜀中苏氏父子得占其三。苏洵(明允)有兵家余风,而苏轼乃有多面才能,浩博广大。苏氏之文,已不是简单地比之古文了。南渡以还,苏文风靡天下,“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竟成一时之谚。北宋以诗文见长的四川眉山唐庚(子西)、铜山(今中江)苏舜钦(子美)也都是宋世之佼佼者,欧阳修曾撰《苏学士文集序》推赞苏舜钦说:“子美之齿少于予,而予学古文反在其后。”凡此,皆可见宋世蜀学之盛。 虽然元代文士寥寥,蜀土仍有仁寿虞集与当代名士吴澄、姚燧并驾于世。明学靡靡不振之际,蜀中则有新都杨慎博学广采,与何景明、李梦阳二位文坛首领遥遥相和,均乃“古学清尘之彗”,令文坛为之一亮。 文以字精,蜀学亦有优良传统。就文字学而言,扬雄著《方言》辉炳于世。汉治《雅》训,犍为李樊为太学舍人之先进者。唐代研究许慎《说文解字》者不少,蜀合州人李开冰校定《说文》,开启了五代宋初徐锴、徐铉兄弟的文字研究。而五代蜀人著《字原偏旁小说》,自宋以来多宗习其篆。蜀学之“文”,同样有着深厚的积淀。 二、蜀学的学术特征 以上三类,囊括了蜀学的基本内容,《蜀学论》梳理得十分清楚。不但分门别类,且以时间为序,蜀学的发展脉络亦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言简意赅,自可视之为刘咸炘先生的蜀学史大纲。可贵的是,刘咸炘还进而总结了“蜀学”重文史和崇实学这两大学术特征。 1.“统观蜀学,大在文史” 刘咸炘承认,“若夫经生考典,子部成家,斯则让于他国,不敢饰其所无”。也就是说,四部之分,蜀学短于经、子两部而长于史、集两部。此之“集”,相当于后之文学。 刘咸炘在揭示蜀之史学后说:　　 唐后史学,莫隆于蜀。而匪特两宋掌故之所存,且汉《易》本史学之难而尊者也。 “易”之归于史学,乃秉承清人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刘咸炘深受章学诚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他亦自谓“私淑章实斋”。易学属于史学,则以上三类可视为文、史两类了。故刘咸炘总结言:　　 统观蜀学,大在文史。寡戈矛之攻击,无门户之眩眯。 重视文史是蜀学的一大特征,且蜀学之文史是开放而非封闭的,没有戈矛相攻的门户之见,对蜀学传统给予了很高评价。 2.“蜀学崇实,虽玄而不虚” 刘咸炘总结蜀学的另一个学术特点说:　　 蜀学崇实,虽玄而不虚。 刘咸炘特别指出,“赵宋之世,士习空粗;南轩、鹤山,光大程、朱”。绵竹张栻、蒲江魏了翁是南宋蜀中两位大理学家,二人治学,反空疏之习。张栻有《易说》、《论语解》、《孟子说》等,魏了翁纂有《周易》、《尚书》、《毛诗》、《周官》、《仪礼》、《礼记》、《春秋左传》、《论语》、《孟子》等九经之《要义》,“删削注疏极密,近儒宝之”,程、朱理学一派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元代“寂无多儒”,而蜀资州黄泽以说经称著一时,吴澄谓“平生所见,未有能及”,史称“近代覃思之学,泽为第一”。明代王阳明心学盛行,束书不观,而王氏三传弟子内江赵贞吉“好言通三教杂流”,正是“崇实”的体现。 刘咸炘又说:　　 至于杂流之术,固非纯俗所营。亦有赵蕤《长短》、苏洵《权衡》。《潜书》后起,庄墨是庚。唐后希见,铮铮有声。乃至北宋多杂说,南宋喜谈兵。《本草》之集,莫博于唐,《参同》之注,莫古于彭。皆著录所矜贵,又岂可以小道轻乎! 杂流之术,非仅传于民间。唐盐亭人赵蕤博考《六经》诸家异同之旨,开元四年(716年)撰成《长短经》;宋眉山苏洵著《权书》、《衡论》,均是纵横家学派后期的代表著作。明清之际达州(《蜀学论》记作夔州)唐甄卑视空言心性,著《潜书》(即《衡书》),“志在权衡天下”,有庄子、墨子之风,是唐之后少见的论著。南宋资州李石著《续博物志》、华阳范镇有《东斋记事》、苏辙《龙川略志》、黄休复《茅亭客话》等都是北宋“杂说”的代表。南宋“谈兵”,丹棱李焘《六朝通鉴博议》、《南北攻守录》,李心传父舜臣《江东十鉴》,其子道传则有《江东十考》,资州郭允蹈《蜀鉴》等则为代表作。晋原(今崇州)唐慎微修《大观证类本草》集宋代本草学之大成。而《参同契》这部道教经典,后蜀永康(今都江堰)彭晓最早为之作注。凡此,自不可以“小道”视之。《蜀学论》指出,诗歌之四种体裁(诗、词、赋、骚),蜀虽缺“骚”,“无文胜,其何伤!亦足见蜀词之先质也”。这些都与所谓崇实而不玄的传统风气是一致的。 三、力创蜀学新史的探索 特别引起我们兴趣的是,刘咸炘还在文中探讨了包括“蜀学”在内的各地地域文化特征。《蜀学论》说:　　 夫民生异俗,土气成风。扬州性轻则词丽,楚人音哀则骚工,徽歙多商故文士多密察于考据,常州临水故经师亦摇荡其情衷。吾蜀介南北之间,折文质之中,抗三方而屹屹,独完气于鸿蒙。 如古有言扬州人性轻扬不可轻信一样,刘咸炘对各地的“地域文化”特征的总结是否准确当然值得深入探讨。他还说“韩、柳之俦,衍扬之绪;班、张以下,蹑马之踪。盖东南之美水涣文章而包络吴楚者,岷山之滥觞也”,以东南美水发源于岷山而及于文章,自然也可再论。但刘咸炘对“土风”和自然环境对“文风”影响的重视,可以窥知20世纪初以来,风起云涌的“新史学”潮流对远隔国学“主流”的蜀地学风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一具有新识的视角,在同时代的史家中并不多见,与他的讲学挚友蒙文通先生在《古史甄微》中强调“地理关于文化之重要”一样,构成了20世纪前期“蜀学”的一道明丽色彩,在中国学术史上则是难得的一笔。在他1926年撰成的另一部论著《治史绪论》中,有《土风》一篇,专论于此,略录于后:　　 大抵土风生于地形气候。地中温带,大判为南北。南之形多水而候温,北之形多山而候寒。北瘠南肥,北质南文。北刚南柔,北鲁南敏,此大略也。……北人守宋学,南人工词章。书画之北宗方严,南宗变纵,此质文鲁敏之分也。　　 土风既与时风并重,则有良史,更须有良方志。方志,横断之史也。而自来方志,仅是地记类书,不足当之。吾撰《蜀土俗略》考勘,贯汉、隋、宋史及《华阳国志》,约为三端。因以三端解释蜀中古今治乱,风俗、人才、学术之故,作《蜀诵绪论》,为方志开一生面。 “三端”是他对蜀地区域文化和风俗特征总结的三方面,此不赘述。他在《蜀诵绪论》中指出:“一代有一代之时风,一方有一方之土俗。一纵一横,各具面目。史志之作,所以明此也。否则唐与汉同,燕与越类矣。”他以这种地域文化的特有视角,编撰了《蜀诵》这一形式和内容“别开生面”的地方志,而且非常自信。《蜀诵》是地方志,《蜀学论》是学术史,而其重视地域文化的思想,则是一以贯之的。 自元以降,蜀学寂寥,如元虞集就说“颇恨蜀学微绝”。乾隆十一年(1733年)进士四川丹棱人彭端淑《大雅堂记》一文中追慕两宋蜀中“人文之盛”,也对“今已不可复”的现实大为感叹。虽然如刘咸炘所说是“少而贵”,可数者的确不多,蜀学“荒秽”自是不争的事实。19世纪后期,一些在蜀官员和学者发出了“复兴蜀学”的呼唤,振兴“蜀学”成为清末以来蜀中知识分子的孜孜追求。直到咸丰十二年(1852年)何绍基和同治十二年(1873年)张之洞先后任四川学政,大昌兴学之风,方一改蜀地文教落后的局面。此后,蜀中人才继继而出,“蜀学”渐趋活跃。生活在20世纪前期的刘咸炘是这一时风的感受者,同时也是复兴蜀学的积极倡导者,《蜀学论》可看作是晚清以来一次有力的回响。全篇充满着炽热的乡土情结,言辞或稍有过者,自可以“同情之理解”视之。 如何复兴蜀学?刘咸炘作了多方面的努力。他试图重修《宋史》使蜀学发扬光大即是一桩显例。为此,刘咸炘著《重修宋史述意》指出,“宋一代之史学实在蜀”,后来却“反如鄙人”了。刘咸炘在成都大学国学研究会上的一次讲演中说:为学态度有深广二种,蜀学“长于深而短于广”,如好为议论之类。若要想辅之以广,“当复宋世之史学”,此则专指浙东史学而言。而绍复浙东史学,“正是中兴蜀学,非吾蜀学者之当务乎”!因此,他对计划中的重修《宋史》以“中兴蜀学”寄予了莫大希望。 刘咸炘之论蜀学,不仅梳理其表征,且揭其所以然,再则率而力振之,不愧是近代以来,“蜀学复兴”的一位热炽而睿智的倡导者和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