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可成

菏泽发展研究

来自: 菏泽发展研究(一个好的图书馆,相当于一所大学) 2017-06-02 21:57:42

  • 菏泽发展研究

    菏泽发展研究 (一个好的图书馆,相当于一所大学) 2017-06-02 22:35:56

    跟踪了解西方传媒业前沿动态的15个网站
      方可成
    管窥传媒2015年12月19日0
    之前我在新闻实验室和《中国传媒科技》杂志写媒体创新、业界前沿类文章,方法说起来很简单,无非是从下面的这些网站寻找内容,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做编译、整合。现在也有若干微信公号在做这样的事情,充当“二传手”。

    我做过很多次二传手,还将继续在其他写作中做二传手。但我真诚地建议大家:还是尽量多吃新鲜的、刚刚收获上来的一手食材,少吃加工过的罐头食品。如果能读英文的话,看一手报道获得的营养要远甚于阅读他人的编译。那是一个比微信朋友圈广阔得多的世界。

    以下15个网站是我个人心目中了解西方媒体动态的最佳资源。愿这一点点的人生经验,可以在大家提高知识水平的道路上发挥一点作用。熟读这些网站之后,相信你会像长者一样自信地告诉别人:西方的哪个媒体我不知道?虽然美国的华莱士已经不在,但我还是可以跟他的后辈们谈笑风生。

    1. Poynter
    Ponyter是美国的一所成立于1975年的非盈利性传媒教育机构,它的创办者、美国已故报人Nelson Poynter曾经说过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我宁愿当报纸编辑,而不是世界首富(I’d rather be a newspaper editor than the richest man in the world)。”

    Ponyter不仅在美国本土给记者开设了大量实用的课程,而且运营着一个更新频繁、内容丰富的网站,令它的传媒教育通过网络抵达全世界。网站的主要内容包括传媒动态、创新前沿,以及实用指南(例如怎样做笔记,怎样报道穆斯林,新闻学院毕业生应该记住的几件事)等。每次有朋友请我推荐了解世界传媒动态的网站,我总会第一个推荐Ponyter。

    2. Nieman
    哈佛大学的尼曼基金会因其记者奖学金项目而广为人知。对于没有机会获得奖学金的人来说,多看尼曼的网站也是能学到很多的。

    尼曼网站的内容很多,重点关注两个子站:一是尼曼报告(Nieman Reports),这是一份基于季刊《尼曼报告》的网站,关注当代新闻业的机会和挑战;二是尼曼实验室(Nieman Lab),专注新媒体领域的前沿话题。

    对于关注非虚构写作的朋友来说,尼曼的Storyboard子站也值得一看。

    3.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大概是在中国最著名的新闻学院了。它出版的《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是美国传媒业界的重要期刊,而这份期刊的网站大概可以算是这份榜单中设计得最新潮的。从其栏目划分可以看出它的关注重点:新闻监督、地方报道、媒体创新、商业模式。

    以上三家网站是我心目中的“Big three”。如果只有时间看三家网站,那么它们的视野、质量、体量足够满足的需求。

    4. Journalism.co.uk
    上面三家网站都在美国,这家则在英国,可以补充不少来自英国一流媒体(如BBC、卫报、金融时报)的最新动态。同样,这里也有很多关于数据新闻、社交媒体、手机应用等方面的前沿资源介绍。

    这家网站的界面并不友好,或者说不太契合来自中国的浏览者的需求。求职招聘内容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而动态更新的新闻则很不显眼。

    5. 国际记者网ijnet
    终于来了一个有中文版的网站,不过中文版的内容和更新速度远远赶不上英文版。这是一个界面看起来很素净,但内容很丰富和有活力的网站。话题前沿,且具备国际视野。举例来说,最近几天的更新就包括了难民问题报道、众筹项目、Facebbook的新app、记者如何使用Twitter、虚拟现实报道、数据新闻工具等等,所关注的国家包括了菲律宾、巴基斯坦等。

    记者朋友们还可以重点关注“机会”栏目。中国记者可以申请的国际交流项目,大部分都在里面了。

    6. Tow Center for Digital Journalism
    哥大新闻确实厉害,这又是一个来自哥大新闻学院的网站,属于其下属的数字新闻研究中心。因为是研究中心,所以在短文章之外,更有许多重要内容是以研究报告的形式呈现,值得下载下来仔细研读。最近的报告包括虚拟现实(VR)报道、众包、播客等等。
    7. 纽约时报媒体频道
    8. 卫报媒体频道
    9. 赫芬顿邮报媒体频道
    除了上述专门性的网站之外,很多综合类大媒体也开设了以传媒业为主题的频道或博客。《纽约时报》原来有一个叫“Media Decoder”的媒体主题博客,后来这个博客被升级成了一个专题页面。在此同时推荐可以一看的还有《卫报》和赫芬顿邮报的媒体频道。

    10. coverjunkie
    从遥远的博客时代开始,有一个叫做“令狐磊的杂志发现室”的帐号就一直是很多人了解外刊的窗口,特别是那些极具创意和美感的杂志封面,令人眼界大开。我是从大学开始关注的,当时令狐磊还在《新周刊》工作,现在他是《生活》杂志的创意总监。

    我不知道令狐磊是怎么收集那些花花绿绿的最新外刊封面的,但我知道一个网站,有了它,你也可以试着做自己的杂志发现室。这个网站叫coverjunkie,junkie的意思是发烧友、上瘾者,所以网站名字的意思也就是封面发烧友。在上面你可以看到全球名刊的最新封面,也可以根据分类来查看经典封面、名人封面、性感封面、争议封面、获奖封面、以文字为设计元素的封面、iPad动态封面,等等。

    11. Journalist’s Toolbox

    这个“记者工具箱”是由美国职业记者协会出品、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克朗凯特新闻学院教授Mike Reilley运营的。更新虽不频繁,但收集的资源已经不少,包括调查报道手册、写作手册、编辑手册、新闻伦理守则、科学报道资源、法律资源、数据可视化案例和工具、新闻教学工具,等等等等。不过大部分工具都是供美国记者使用的,中国记者可以有所了解、开开眼界,但没法在工作中直接使用。如果有中国的新闻学教授做一个中国版的记者工具箱,应该也会很受欢迎。

    12. Journalist’s Resource
    这是一个由哈佛肯尼迪学院的媒体、政治和公共政策中心运营的项目。简单来说,它的理念和我所创办“政见”(http://cnpolitics.org)很类似:用通俗的语言介绍学术研究成果。甚至其菜单导航方式都和政见很像:按照研究的主题来浏览文章。只不过,政见面向的是所有公众,而这个记者资源网则专门针对记者,为他们理解和报道当下热点新闻提供学术支持。

    13. Sense about Statistics

    这个网站的重要目标是解救不懂统计学的文科记者,让大家不要被数字给忽悠了。文章包括:相关性和因果性的区别,为什么一个因素的差别就可以导致完全相反的估计,大选民意调查中的小秘密,怎么理解培根的致癌性,等等,非常实用。

    14. Wired
    15. Mashable
    新闻业变革的前沿是和科技界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科技媒体中也经常出现和新闻业相关的内容,它们有时出现在商业模式板块中,有时出现在设备板块中(比如虚拟现实设备),有时出现在其他任何地方。这里推荐其中两个。

    怎样接收和阅读信息?
    怎样利用好上面这十几个网站?加入收藏夹或许是最简单的方式,不过最好能定期(每个星期、每半个月)打开看一遍,否则打入冷宫的可能性极大。更好的方式是用feedly之类的rss订阅工具接受更新。

    于我个人而言,此前的写作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另一个神器——Zite。这是一款阅读聚合类的app,我在里面订阅了“journalism”、“big data”之类的主题,然后就可以点进这些主题页面查看它从全网聚合而来的精华内容——很多内容都来自上面这些网站。我之前的选题基本全部是通过Zite发现的。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个app刚刚停止运作了,因为它被另一款阅读聚合应用Flipboard吞并了。尽管Zite已经将自己的算法整合进了Flipboard,同样可以用这种订阅方式进行阅读,但是不得不说,Flipboard的使用体验要比Zite差很多。有时候,资本会帮助低质的东西吃掉高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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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菏泽发展研究 (一个好的图书馆,相当于一所大学) 2017-06-02 22:36:47

    记者节接受川大《常识》采访
      方可成
    管窥传媒2015年11月9日0
    四川大学的学生杂志《常识》广为人知,是学生媒体中的佼佼者。这个记者节,他们采访了多位媒体从业者和研究者,谈论当下的媒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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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在微博中转载了石扉客老师关于新闻业界和学界的关系的讨论,那么您对于这种新闻业界和学界脱轨的观点是怎么看的?
    我写了一篇文章《新闻业受困,新闻学就难以发展》,其中引用了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1987年的美国政治学年会上发表主席演讲时说的一段话:“政治学并不仅仅是一门知识学科,更是一门道德学科……政治学家们希望做些好事,在推动政治改革方面做出贡献的冲动深深嵌在我们的职业中……要想在没有政治参与的情况下出现政治学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有政治参与扩大了,政治科学才能发展……在一个没有政治参与的社会中,政治学家将会失业。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经济学家那么看重市场,为什么政治学家那么看重民主参与。”

    我想这段话能给新闻学界和业界的关系带来启发——民主的发展和政治学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过程,市场的发展和经济学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过程。同样,新闻业的发展和新闻学的发展也应该是相互促进的过程。

    但是,必须同时指出的是:相互促进的前提是相互独立,没有谁依附于谁。学界是一个有着自身价值标准和方法准则的共同体,不可能充当业界的吹鼓手、后援团。

    很多人说“新闻无学”,那您认为如果想当一名记者,他应该具有哪些方面的素养?
    说“新闻无学”的人,肯定没看过世界一流的新闻学刊——从学术角度说,新闻的学问多着。

    当然,前面说的“学”,是指学术。如果不读博士、不当教授,是不需要接触这些的。大部分说“新闻无学”时,指的大概是技术层面,说的是新闻不用学就能写。

    谁要是这么说,就让他/她写一篇新闻看看吧,看看能写成什么样。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新闻的采访写作技术当然是需要学习的。不可否认的是,有少部分人大概可以无师自通,但这就跟少部分天才少年不用上计算机系也会编程一样,他们不代表大部分人,大部分人还是要上了计算机专业才行的。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说“新闻无学”就跟说“计算机无学”、“会计无学”一样。

    新闻不仅有学,而且做新闻需要具备的素养是对整个人生发展都非常有用的。做新闻最需要的无非几种能力:获取信息的能力,分析信息的能力,表达信息的能力。这些能力在你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都有巨大的作用。

    您对有意向从事新闻行业的后辈有什么建议吗?
    Think big, do small. 或者说,仰望星空,脚踏实地。这是一个新旧交替、惶惶不安的年代,以往稳定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但也正是这样的时刻才是容易崭露头角的时刻,因为旧权威都不复存在了。如何崭露头角?想大问题,想整个行业结构,想整个社会,想整个世界,整个宇宙,想历史与未来;但做任何一件小事都要靠谱,靠谱是最大的美德,也是最容易被人发现和欣赏的美德。

    您在美国的传播学入门课程中担任助教,就您的观察来看,中国可以从美国的传播学启蒙教育中汲取什么营养?
    紧密联系外面世界的最新变化,每年都要重新编写教案。将传播与公共生活的主题置于中心位置,因为学生们很多以后都不会从事新闻行业,但每个人都会是信息的传播者和接收者,每个人都会在传播的过程中参与公共生活。详见我博客中的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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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菏泽发展研究 (一个好的图书馆,相当于一所大学) 2017-06-02 22:37:38

    新闻业受困,新闻学就难以发展
      方可成
    管窥传媒2015年09月30日1
    (供荷兰在线中文网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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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人石扉客(沈亚川)在人大新闻学院60周年庆典学术论坛上“踢馆”,直言新闻学界“在一些重要问题的关键时刻却总是保持习惯性的缄默”,对业界的支持不够。他提出了这样的期望:“各位老师在确保你们的项目,确保你们的课题和你们的职称之外,是不是能多一点公共参与?”

    石扉客的发言吸引了马少华、杜骏飞、曹林等多位学界业界人士的讨论,让新闻学界与业界的关系这一老生常谈的话题再度被热议。

    这场讨论其实涉及了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技术性的,也即:新闻学院的老师们是不是该多关注和了解业界的实践,是不是该更新一下老掉牙的教案,是不是该多让业界一线的声音出现在课堂上?毫无疑问,答案是肯定的。

    实际上,现在新闻学院里已经有越来越多曾经做过记者,或者与业界保持着密切互动的年轻一代教师,比如清华大学的曾繁旭、南京大学的王辰瑶、复旦大学的徐笛等等。随着这样一批教师在学界的进一步成长、壮大,新闻课堂上脱离业界一线实践的现象相信会越来越少。

    但更深层面的问题却不是那么好解决的,那就是:新闻学界应该如何参与公共事务?新闻学者应该如何界定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

    这两个问题也是石扉客的发言引发争议的核心。他认为,当业界面临来自权力的压力时,学界应该与业界联合,为业界发声、维权;另一些老师却认为,这并不是学界的职责,学者应该与记者保持距离。也有老师提出:“我们支持业界的方式是召开学术研讨会”,“学者一般不常去参与一些即时的,情绪化的意见表达”。

    学界的确应该明确自己的身份,因为优秀的学术研究需要研究者保持客观、理性的立场,使用科学的方法,需要熟悉研究对象,但不能和研究对象站到同一阵营去。否则,研究成果一定是偏狭的、无效的。

    但是,新闻学——事实上,任何社会科学都是这样——不同于纯粹的自然科学,它的发展与新闻业界的健康发展休戚与共。新闻业受困,新闻学的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捍卫新闻业界的权益、帮助业界解困,确实是学界应该承担的职责。

    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1987年的美国政治学年会上发表主席演讲时曾经说:“政治学并不仅仅是一门知识学科,更是一门道德学科……政治学家们希望做些好事,在推动政治改革方面做出贡献的冲动深深嵌在我们的职业中。”

    “要想在没有政治参与的情况下出现政治学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有政治参与扩大了,政治科学才能发展。”亨廷顿说,“在一个没有政治参与的社会中,政治学家将会失业。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经济学家那么看重市场,为什么政治学家那么看重民主参与。“

    的确,如亨廷顿所说,民主的发展和政治学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过程,市场的发展和经济学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过程。同样,新闻业的发展和新闻学的发展也是相互促进的过程。

    可惜的是,我们目前在中国还没有看到这种相互促进的发生。甚至如石扉客所说,我们看到的是“双重沦丧”。

    在石扉客贴出的发言稿后面,我们看到了一些学界人士的回应。其中有一位985院校的教授说:“其实学界中人早已不是枯守书斋一种方式了,不少人都在以各种‘介入’的方式服务社会,有人做政府智囊、有的为政府和企业做舆情监测,也有的加入NGO等等,还有不少课题并非出于纯粹的学术目的。”

    我想指出的是:加入NGO是介入社会、服务社会,但做政府智囊、为政府和企业做舆情监测不是。因为后两者是为权力说话(speak for power),而不是向权力说话(speak to power)。做智囊、做舆情,都无益于促进新闻业的发展,它们也跟新闻学无关。按照James Carey等学者的观点,新闻学有着民主的、解放的内核。但协助舆情监测、研究国家形象塑造,是宣传和控制的学问。

    实际上,舆情监测、国家形象塑造等“研究项目”的火爆,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业界的生态:挖掘真相、平衡报道、提供严肃信息的新闻媒体在萎缩,而致力于监控、操纵的生意蒸蒸日上。学界和业界的困境,是同一个问题在两个方面的表现而已。在这样的危机之下,石扉客的发言即便略带情绪化的因素,即便如他自己所说,“没有数据,没有模型”,也足以在(真正的)新闻学界敲响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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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菏泽发展研究 (一个好的图书馆,相当于一所大学) 2017-06-02 22:41:58

    与复旦大学“引擎”团队的对谈
      方可成
    管窥传媒2015年09月16日0
    今年夏天,我在复旦大学接受了新闻学院“引擎”团队(微信公号:J-Engine)的访谈。这是一个以交流新闻传播学术和思想为主旨的平台,质量不俗。以下是我们的访谈记录,由刘夕铭、张晓磊、张一然采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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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可成:换个角度,观察中国媒体与政治

    导读:2011年,方可成发起政见CNPolitics团队,致力于社科学术研究的本土传播。近四年过去,这一平台已成为学术界内外影响力广泛的新媒体之一。2013年,方可成离开了供职三年的《南方周末》,赴美攻读传播学博士。两年过去,回看当初的道路选择与当下的学术生活,有了更为丰富的感触。

    在新媒体和数据革命的浪潮中,他既是走在前沿的践行者,也是观察者。在媒体与政治的话题之间,不同的身份切换下是关于启蒙的相同价值诉求。

    在政见团队的上海系列活动期间,方可成作客《复旦引擎》,畅谈完成了记者到学者转型后的新想法,分享了新媒体实践经验,两年来的学术研究感悟,以及对中国媒体与政治的看法。

    一、乐观之余,对浪漫化思维保持警惕

    引擎:政见是由一批社科学术精英组成的社科科普团队,就您的个人体验而言,平日里不同学术背景成员之间是怎样交流的?

    方可成:政见团队最初是作为一个媒体项目发起的。2011年我在南方周末做时政记者,当时的时政板块编辑、也是现在的壹读主编马昌博设计了一个这样的版块,定位是以媒体的语言介绍学术界的研究观点,作为对信息、事实性内容的补充。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做起来,我就自己做成独立团队,从最初的六七人,发展到现在超过五十人的志愿者团队。

    现在回想为什么能够把政见做起来,可能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是源于媒介环境的变化。我因为写了很多年个人博客,对博客的运作比较有经验,而政见在最初其实就是一个“多人博客”,后来逐渐延伸到微博、微信等其它平台。新媒体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的机会。第二个原因在于政见本身的价值,它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稀缺资源。因为普通媒体人没有经过学术训练,很难快速、精准地把握研究论文中的内容;而纯粹学界的人因为缺乏媒介经验,可能也无法做到这种通俗化的大众传播,这可能也是我们能够获得比较多认可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和你提的问题很有关系,大家在政见的志愿工作都是基于一种价值认同,政见这个团队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共同体。在海外读博士大多时候挺寂寞,特别是人文和社科领域的博士,与理工科实验室协作的研究模式不同,人文社科的研究是自己与自己对话的过程,对于人际之间的交流就更为迫切。

    政见的成员分散在世界各地,主要依靠线上交流,线下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尽管具体的观点乃至自身所处的政治光谱可能不同,但在我看来,大家最为核心的三观都是接近的,可以说,是一群胸怀赤子之心的人。大家都很认同学术的价值、同时认同学术对社会的价值。很多成员也都表达过对这个线上群体的归属感。这或许也是网络社会带来的好处,能够为大众提供很多基于不同兴趣的社群。

    引擎:政见有很漂亮的页面设计,有格调又接地气的语言风格。这是否得益于您多年的新媒体领域的观察和实践?

    方可成:从我自己开始入读新闻学院以来,始终有一个观念,就是做能够对社会大众带来思想影响的传播。而政见自身的定位也是做社科学术的大众化传播,可以说是类似于社科版的“果壳网”。在运营的前三年,我会亲自对几乎每篇稿子做编辑,一方面是处理稿件中的敏感内容,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结合自己的媒体经验,把稿件中学术化的语言尽量转化成面向大众传播的、通俗化的内容。我曾经在内部群组里向大家讲解过如何使用“倒金字塔”一类的写作技巧,一篇文章要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往往要在文章的开头先亮明最重要的观点。从这个角度上,新闻写作和学术写作的结构可以说是相反的。

    页面设计方面主要得益于团队的设计师。政见的页面主要是由一位微电子专业的北大校友——钱争予设计的。政见的运作是得益于团队智慧,我仅仅是最初发起者而已。政见基本上是一个扁平化的团队,内部不存在什么等级,同时也是一个小有影响力的开放平台,所以我们也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发挥自己的能力,实践自己的想法。

    引擎:2012年的时候,政见上开始出现“读图识政治”系列。现在数据可视化已经是新闻行业的流行物,但据说当时政见是可视化的先驱。这种想法是如何从出现到落地的?而您的另一个平台“新闻实验室”中也是对数据新闻的前沿介绍,您能否从自我观察的角度谈谈您对数据新闻及信息可视化的认识?

    方可成:其实徐达内的EG365在2008年左右就已经开始尝试数据可视化的工作。后来到了2012年我们也开始做,正好赶上那段时间数据可视化的逐渐热门。这可能和大家阅读习惯的变化有关,比如新浪微博推广的读图习惯,以及当时逐渐兴起的手机阅读习惯。

    我曾经看过TED里一个叫作《InformationIs Beautiful》的演讲,当时的演讲者举了一个数据可视化的案例,是关于美国左右派的区分。我当时受到了启发,就也做了一个中国左右派的区分,因为大家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所以那幅图当时的传播效果很好。那以后,我们又陆续做了关于两会、香港特首选举等主体的很多期图。但后来因为做一张图的投入成本太大、生产周期太大,再加上有更多时间和技术支持的门户网站纷纷加入进来,同时读者对数据读图的新鲜感也已经不再强烈,我们自己也就做得少了。

    数据新闻是一个很火的潮流,但我个人认为有些人对它给予了“过高期望”。数据新闻在未来可能也会发展成为一种常规的报道形态,就像通讯、消息、特稿等形式一样,但不会取代现在主流的报道形态。这一点从国外当下的实践经验中也可以得到判断,国外的数据新闻相比国内发展更为成熟,但其实也没有达到一种颠覆性的程度。此外,对于国内而言,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公开性也构成了一个制约因素。我们可以去看看很多门户网站做的图,其实本质上并不是“数据可视化”,而只是“信息可视化”,类似于看图说话的形式。当然,在现在所谓的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商家可能拥有更多数据,数据可视化用在其他领域也可以有很好的前景,但对于新闻业来说,目前还面对着很多挑战和问题。人才缺乏也是制约其发展的一方面,但是现在各高校也开始开设相关课程,可能人才问题在未来两三年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

    我能想象的是,可能数据新闻会和特稿成为一种并列的报道形态,但根据国外经验来看,应该不会取代过去的主流报道。

    引擎:目前有许多人也在效法政见、东方历史评论做网络学术媒体,各种自主媒体大量涌现,就引擎所处的新闻传播学领域也有成百上千的公号在日夜运作。

    方可成: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新媒体确实降低了大众参与的准入门槛,传统媒体的审批制度对于新媒体是不存在的,使得人人都可以很快地参与进来,这在当下语境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我觉得,我们也需要保持警惕,不能把它过于浪漫化,可能有人会觉得,自媒体让每个人都有了发声的渠道、使得传播更加平等,但实际上可能并非如此。我最近在论文里就谈到了一个现象,像国内的新浪微博比国外的twitter功能复杂很多,可以随意发图、发视频、甚至内嵌长文章等,表面上这让每个用户获益,但实际上对这些功能榨取最充分的却是营销号,因为它们有最充足的时间和能力来做这些不同形式的东西。这其实是一种信息的不平等。谈到自媒体的概念,最近有一个联盟叫作WeMedia,宣称自己是众多自媒体的联合,我甚至听说它们最近宣称要上市了。(笑)

    这其实也是一个挺讽刺的现象,营销号最早被称为“草根大号”,但它们实际上都是以商业为目的。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政府现在也越来越善于利用新媒体的形式,进行宣传动员或者推行电子政务等等。所以,尽管平台是开放的,但我们也需要看清楚是谁利用了它,也要观察到其中的权力关系。

    引擎:“全民办公号”现象是否可以类比为清末民初的进步青年办报风潮?是否会陷入主义之争和党同伐异的循环往复?

    方可成:这个历史背景的比较很有趣,许知远也曾经开玩笑:“如果梁启超在今天,肯定是个做app的人”。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什么是好的公共空间?今天和一百年前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过去的参与者类型可能比较趋同化,但是在今天社交媒体的众声喧哗中,参与者可能更多元,比如丁香园做的一个中老年养生的公众号,主要成员都是一些医学领域的人,再比如政见里的成员更多的也是来自专业领域的人,在一百年前这显然是无法实现的。而能够让更多专业人士参与到媒体内容生产来,我认为对此应该持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

    另外,可能所谓的“左右之争”、“主义之争”也没有那么坏。中国可能更加讲究以和为贵,但在美国的语境下,就有研究认为激烈的政治辩论可以激发人们对政治事务的关注,提高人们的参与度。虽然中外的国情不同,但我认为,看待政治争论的时候我们也不必一味地以“文明”、“和谐”为基准,有时候一些激烈的争吵也未必是坏事。

    二、不仅满足于讲故事,寻找背后的理论勾连

    引擎:两年前您在博客里谈到说:“从记者到博士是一个自然的转变”。但是也提到这个过程“像是直接开到了另一条岔道上(而且是一条注定艰辛的、性价比不高的岔道)”。那时您也谈到了记者和学者之间的很多相通之处,所以这次希望问问您,这两年中遇到过哪些需要去调整、去适应的地方?

    方可成:我之前也谈到过,从记者到博士是一个完全的转变,之前在记者领域的工作经验对学术来说不会起到奠基性的作用。现在最深刻的感受,可能是学术研究里对理论重要性的强调。记者的工作是从事实到事实,但学术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讲一个好故事。对我个人而言,需要去了解更多的理论,从理论的视野里去理解我所看到的事件,或者从事件本身去寻找抽象的理论。比如我最近在做一个关于国内官方如何使用社交媒体的研究,如果是对于报道而言,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可能就够了,但对于研究而言就会不一样,比如从政治学的视角,可能就要从威权政府的理论框架里,去看待政府如何适应和调整这种新媒体环境的变化。对于记者来说,需要多去接触不同的人,但对于学者来说,可能更多的还是要接触书本。

    引擎:在《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里,您提到08年第一次尝试用人民日报的数据库做了词频统计,统计的是“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国家,那篇博客和那篇新闻都获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这类尝试是否也影响了您后来的学术兴趣?

    方可成:那篇新闻是在我博客上传播很广的博文之一,可能体现了一定的学术思路在里面吧(笑)。至于对学术兴趣的影响,可能更多的只是相关性,而不构成因果关系。这或许也是做学术和做记者之间存在的相关之处,一个是你要发现有趣的问题,另一个是要提供让人信服的研究方式。这两点或许也是既能体现在新闻报道中,也能体现在学术研究中的。

    引擎:您曾谈过自己政治启蒙和自由主义立场的形成,而且您的研究兴趣也是集中于中国媒体与政治。从做记者到做研究,您如何看待媒体与政治的关系?身份的变化是否使自己的看法产生了变化?

    方可成:这种兴趣的形成其实和我学新闻做记者的兴趣是一致的,这些兴趣都是与对“启蒙”的兴趣相关的。“启蒙”这个词有很多争议,但对我来说,至少在选择道路时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因为我觉得,一个社会的进步和观念的变革是紧密相连的,甚至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而这种观念如何被影响,是我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从选专业到找工作,目的都十分明确,就是做记者。而像《南方周末》这份报纸,九十年代在外界的评价中,一直有着为民请命的色彩,步入两千年后,也逐渐走向一些被称为“普世价值”的东西。“普世价值”同样是个有争议的词,但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新闻、评论中所倡导的“民主、自由、宪政”等观念,在大众中的传播影响力也是很明显的。

    而现在作为一名学者,可能更多时候我的身份不再是一个参与者,而成为了一个观察者,尽量从更客观的角度去看待媒体、宣传机关乃至个人观点对人的影响。对思想观念的关心,或许也是我兴趣的主线。

    对于媒体和政治关系的观念改变,其实更多体现在刚进媒体和工作三年后的差别。刚做记者的时候,会对政治产生浪漫化的、简单的想象。比如早期外界对南周会有很多两极化的评价,有人称赞它是为民请命的自由主义阵地,也有人会骂它是西化势力的棋子。但当你真正置身其中,亲眼看到市场化媒体在怎样的环境体系下生长出来,看到记者的日常工作。你会发现,大家更多只是沿着自己的理念和观察去做一份具体的报道,而不是说背后一定有一个特别宏大的理想或阴谋来牵引。这也是我后来想去做研究的一个原因,我看了一些国外对中国媒体的研究,有些很好,但有些相对简单幼稚,类似于刚才谈到的评价方式,都属于“控制——反抗”的二分法。但现实并不是这样,其中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比起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要超出很多。

    三、新媒体环境下,关注各种力量的争夺

    引擎:曾经看过您对美国传播学导论课程的介绍,美国传播学的研究与教育现状带给了您哪些不同的感受和思考?

    方可成:首先,美国的主流还是定量的效果研究。我所在的政治传播领域,主流的就是基于美国政治的研究,比如对基于两党政治的投票行为、意识形态、竞选的影响研究等等。它们或许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关心中国,本土研究还是更多关心“自己的事”,但很多人也开始重视传播学在国际化方向的努力。其次,健康传播在美国是一个很显学的研究领域,但在中国则不那么受关注,这类研究的热门一部分原因也在于政府经费的支持。此外,就是对大数据、新媒体等问题的研究。大数据等确实对传播学研究带来了很大影响,比如数据的获取等。除了对数据利用的关注,美国对数据获取的隐私、监视等问题也十分关注。还有社会运动与媒体的研究也十分热门,比如宾大的杨国斌老师就是这方面的权威。

    此外,国外的研究路径也很多元,以宾大的传播学院为例,只有20%的教授拿的是传播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也涵盖很广,从人文倾向很重的文化研究,到偏理工科的大数据量化、甚至神经科学的研究都有。美国其他传播学院也许没有我们学院这么有代表性,但这也是一种突出的特色。

    引擎:为什么选择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转学到宾夕法尼亚大学?

    方可成:其实如果仅仅从就业数据上来看,威斯康星的新闻传播学院甚至是略好于宾大传播学院的。但从我个人的学术兴趣方面考虑,宾大有一个很好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对中国研究非常活跃,每周都有很多讲座,学术资源也比较多。另外我个人也比较想到东部去学习生活。

    引擎:是否可以介绍一下您现在所做的研究?

    方可成:我刚刚在两个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是与一位牛津毕业的政治学博士后合作的。很巧的是,我过去就知道她的名字,2013年《南方周末》发生了新年献词事件,当时我关注了外媒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在华尔街日报上看到一篇很好的文章,就记住了作者的名字Maria Repnikova,一位俄罗斯人。后来在宾大传播学院发现她来做博后了,就有了这次合作。Maria一直研究中国媒体,而我们最近的合作是研究近两年中国政府在社交媒体上宣传手段的变化,我们总结了一个观点,是政府当下的宣传手段里使用了大量的“参与性说服”(participatory persuasion)。Web2.0概念的核心就在于大众参与、用户可以贡献内容,而新的宣传手段里也大量运用了这种参与手段,比如呼吁网民转发、点赞,邀请网民主动上传图片。一个例子是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后的四周年,网络上出现了戒严谣言,政府就呼吁大家以“随手拍”的形式来展示和谐首府,抵制谣言带来的动乱。再比如政务微博通过回复大家的需求,来形成一种开放参与式互动。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前段时间范冰冰微博引发的很火的“我们”,后来北京市公安局的微博账号“平安北京”也发了一个“我们”,配图的左边是一个警察形象,右边画了一个人,写着“朝阳群众”。“朝阳群众”这个词本来是一种大众的戏谑,平安北京使用的这样一种转化手段可以说十分高明。而除了这些显性参与外,也还有很多隐性参与,比如人民日报的挺火的微信公共号“学习小组”,能够给大众营造一种参与领导人政治生活的氛围。

    Screen Shot 2015-06-05 at 15.11.32

    今年暑假我要研究的就是其中的具体一部分,就是党媒的社交媒体账号为什么能够火起来。如果你们关注现有的媒体公众号,会发现受到关注最多的其实是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而不是南方周末、新京报或其他市场化媒体,探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是十分有趣的。

    可以看出来,我比较关心在新的媒体环境下各种力量如何争夺。比如宣传部门和民间媒体如何争夺舆论阵地,再如左右派之间如何进行争执,以及背后意识形态的交锋对民众的影响。这也是我目前研究兴趣的主线。

    引擎:最后,按照我们的惯例,请您为读者推荐一些读物吧。

    方可成:我就推荐英剧《黑镜》吧,已经出了两季和一集番外,我觉得每一集都很精彩。这部剧带有一定的科幻色彩,但很多现象也正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发生。它的主线是在讨论人的生存境遇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改变,会把对问题的讨论推到比较终极的、哲学的层面上去。我觉得非常适合新闻传播学的学生。

  • 菏泽发展研究

    菏泽发展研究 (一个好的图书馆,相当于一所大学) 2017-06-02 22:48:15

    志愿者团队的生产力如何保持?
    张跃然政见编委会成员、观察员

    政见团队沟通工作事宜的微信群,名字叫做“[跃然@你] CNPolitics 工作群”。

    去年秋天,政见的一位同事在纽约试图拉一位姑娘加入团队,那位姑娘最大的顾虑是:“我听说你们那个张跃然催稿催得特别凶,我怕交不上怎么办……”

    的确,我目前在团队里除了写稿之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催人干活:催观察员写稿、催编辑编稿、催同事为专题栏目贡献素材……

    在催人干活的职业生涯中,我使出过所有可以想象的招数:邮件催、私信催、朋友圈公开催、请吃饭催、从北京跑到上海催、从波士顿跑到纽约催……日复一日,我在同事们心中的形象也变得面目可怖起来。有一次,我在微信上祝一位同事生日快乐,那位同事回复的第一句话居然是:“我过了期中考试就交稿!”还有一次,一位同事告诉我,她在梦里梦见我催稿,于是被吓醒了。

    真是令人悲伤。

    这悲伤的现实,背后折射出的正是任何志愿者团队所必须面临的最大挑战:如何保证大家投入时间精力干活。

    每当向外界宣称政见是“志愿者团队”时,语气中总带有些许自豪感,好像团队成员个个都是充满高尚情操的理想主义青年一样。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情怀并不能转化成日常的生产力。

    志愿者团队之所以是志愿者团队,本质就在于一不能建立有足够约束力的强迫机制,二不能为成员的工作提供物质回报。尤其是在政见团队出于种种考虑,拒绝了正规化、拒绝了投资、拒绝了内容变现之后,在激励成员干活方面更显得无能为力。

    所以究竟靠什么让大家干活呢?

    靠政见的宏大愿景和理念吗?“拆掉知识的高墙”、“为公共舆论提供有价值的声音”,口号喊得好听,但宏大叙事只能作为日常生活的点缀,而不可能成为日常生活本身。把自己想象成宏大叙事的一部分、为自己做的事赋予某种崇高的意义,这更像是干完活之后的心理安慰,而不是促使自己干活的直接动力。

    团队赖以维持运转的许多工作,都是日常而琐碎、单调而乏味的,比如稿件编辑、配图、微信推送。做好这些工作,需要日复一日的毅力和耐心,而这些工作恰恰很难被宏大叙事的想象赋予意义。而对于司职写稿的观察员来说,想写出一篇高质量的稿件,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大家的学业和工作已经那么忙了,好不容易有点闲暇时间,为什么还要做如此劳心费神的事情?这不是自己找虐吗?

    我的经验看下来,志愿者团队要想维持生产力,主要靠两点。

    第一,人的惰性需要外部压力来克服,而“催”就是外部压力的来源。所以,需要有人死皮赖脸地催、持之以恒地催、丧心病狂地催。

    第二,更重要的是,之所以有人愿意付出大量时间精力为志愿者团队干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团队中的成员们相互之间产生了超出一般同事关系的生命联系。当最初在政见的“宏大愿景”感召之下产生的玫瑰色激情渐渐淡去、当日常而琐碎的工作看不到明显的物质或非物质回报时,唯有团队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和共同体意识,才能支撑着大家日复一日地持续奉献。因此,对于志愿者团队来说,团队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这里便隐含着一个悖论:一个团队若想长期以志愿者团队的形式存在,那它几乎是不得不变成小圈子。只有当小圈子将大家团结在一起,当大家对这个小圈子产生归属感、将这个小圈子视作社交生活的重要部分之后,大家才会发自内心地希望维系这个小圈子的基石——政见这个平台本身——存在下去、并心甘情愿地为它添砖加瓦。这其中令人无奈的地方在于,小圈子使得团队或多或少地趋向封闭,这当然会对团队的后续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在吸纳新成员方面。

    这个问题,我并不知道如何解决,或许也根本无法解决。毕竟,这几年的经历让我明白,志愿者团队的对外形象和其真实的日常运作之间,存在巨大的割裂。后者的模式,更多的是焦头烂额地遭遇问题、手忙脚乱地解决问题,基本上没有空间让我们去寻找完美的解决方案。

    如何在科普过程中平衡专业性和通俗性、如何应对剧烈变化的信息环境、如何处理学术和政治之间的多元关系……这些问题都十分重要,但对我个人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永远是:如何让政见不间断地有稿可发——这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而恰恰是一件需要花费大量心力去做的事。在隔三差五就要担心过几天会不会稿荒、担心编辑能不能按时把文章编完、担心明天会不会“开天窗”的状态中,我只觉得:政见每多活一天都是胜利。

    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活下来,政见居然活了五年。

  • 菏泽发展研究

    菏泽发展研究 (一个好的图书馆,相当于一所大学) 2017-06-02 22:51:01

    方可成,你给我站住,说教你传播学理论的老师是谁?
    不阅即焚19192016-12-03 11:59:02美国大选 社交媒体 阅读(0)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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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南柯太守

      方可成算是我的师兄,我们都来自我国著名(垃圾)新闻系——北大新闻系。方师兄是新闻系的一个传奇,在校的时候做了挺多事,包括担任北大新传社社长,创办校园电视节目《第八日记者报道》。而我的预备前女友是新传社前社长,我的正式前女友又是第八日前负责人,所以,虽然我本科的时候忙着当学生干部,忙着谈恋爱,一直没正经做过校媒,但我是新传社和第八日,乃至北大新闻界的忠实黑粉。方可成对于北大新闻界是一个阴魂不散的存在,他先做了《南方周末》记者,再后来去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了传播学博士,其间做起了微信公号“新闻实验室”,在新闻系学生中间扮演实践与理论的双重布道者的角色,吸引了一届又一届前仆后继的迷弟迷妹。
      从弗洛伊德的角度看,由于我试图加入北大新闻界而不可得,加上历任前女友的伤害,所以自然对方师兄怀着深深的偏见。你看,只要经过弗洛伊德的理论武装,再荒诞的逻辑也变得合情合理,而在我看来方师兄的“新闻实验室”做的也是这种扯虎皮做大旗的事情。
      我一直以来尊奉自己的“无赖野辩术”,但为了避免这个话题沦为:“你是北大新闻系的!”“你才是北大新闻系的,你全家都是北大新闻系的!”这种无聊的口水仗,还是决定举个例子,摆事实讲道理。
      今天早上有人给我发了一张截图。
      
      我试图抛开偏见,理解方师兄的逻辑。
      美国主流媒体阻击川普当选的失败已经是众所周知,无论我们做出怎样的价值判断,它们呈现的“舆论”都与美国真实民意发生错位,这种错位源于东西海岸媒体精英背离了中西部的人民(或庸众),美国主流媒体正面临一个巨大的信用危机,已经有记者跳出来反思:“为什么我们在过去几个月里成了希拉里的拉拉队?”
      而《南方周末》在方师兄的眼中想来这个社会的异类,不轻易与当权妥协的社会的良心,但同样的,无论我们做出怎样的价值判断,南周十二年的追踪,最终给一个逝者讨回了公道。
      如果方师兄想说的是,“社会良心”和公信力的确认导致了订阅量激增,那么美国主流媒体显然不符合,至少在这个信用危机的时间节点上不符合。如果方师兄想说的是,落败导致了对既有价值观的抵抗性认同,简单说,就是订阅量激增是对川普无声的反抗,那么,这次成功的南周也显然不符合这个条件。
      这两者怎么想也没有类比的可行性。恕我无能,实在是理解不了,唯一的解释是,结合“新闻实验室”之前发的文章,可以想见方师兄渴望为美国主流媒体站台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功臻化境,草木竹石皆可为剑。

      方师兄在这次美国大选中是忠实的希拉里粉,一体两面的,也是美国主流媒体价值观坚定的维护者。他在大选结果出来前后,连发数文为美国主流媒体站台。
      他先是在大选投票日前11天,写了一篇《美国媒体真的失去原则,一边倒支持希拉里了吗?》,大意是全世界最棒的《纽约时报》,报道了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怎么可能有偏见?如果你觉得有,多半是因为你接收到的信息是被污染的。基本论证过程:第一步就是贴了几篇美国主流媒体报道希拉里丑闻的截图,说你看人家报了呀。然后说,要区分新闻和评论,评论有立场,但新闻是客观的啊。最后说,客观中立绝不等于各打五十大板,川普那么坏当然要报川普。这篇简直是贵新闻界剪裁事实,强词夺理的范文,可以抄送各级党报党刊日报晚报都市报各级单位学习了,我不准备评述了,美国媒体在此次大选中有没有偏见,留给大家自己判断。
      真正让我感到有趣的是,11月1日发表的《关于阅读英文媒体的几句实话》,引述微博@木谣的长微博,说“英文阅读对中国人来说普遍太难了”,依然是“你们接收到的信息是被污染的”论调,含沙射影说国内川普粉都是不懂英文的low逼,所以才会被忽悠。当然,我英语不好,是没有资格评论美国大选,但不巧的是,我做了相关的研究。
      大家也需观察到,这次美国大选,作为中国青年知识群体聚集地的知乎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川普粉”现象,那他们到底是不是不懂英文的low逼呢?我怀着这个疑问,在知乎“特朗普”话题下,按点赞数从高到底,找到前100个高赞答案,因为知乎与传统的意见领袖形成机制不同,知乎的高票回答是通过普通用户的点赞形成的,所以这100个高票回答不仅反映了知乎意见领袖的主流观点,还可近似视为所有关注该话题知乎用户的普遍态度。
      完成抽样后,对100个对应的答主进行人口学基本信息的统计,包括居住地、职业经历、教育经历等信息,然后自此基础上,向答主发出访谈邀约,接受访谈人数共计24人。
      在人口学信息统计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群体具有相当强的精英属性。在公开了居住地状况的答主中,有过海外居住经历的答主要超过一半;在原始数据中,我们还发现,即使是没有海外居住经历的答主,其居住地绝大部分都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
      公开了教育经历的答主中,有过海外教育经历的答主是只受过本土教育的答主的三倍。其就读的学校,既有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常春藤名校,也有来自牛津大学、杜克大学、南加州大学等全球知名学府。即使是在没有国际教育经历的答主中,也不乏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国内一线名校。相当一部分答主具有硕士乃至博士学历。
      而在行业方面,咨询、投资、贸易、互联网、科技、文化传媒等第三产业从业者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其中不少人还是属于管理层或者创业者,工作地域也是遍及美国、加拿大、国内一线城市。
      如果说,因为有部分人没有公开自己的居住地、教育经历和行业,导致这个数据片面化,但是从我们进行的对24位答主的深度访谈时获知的人口统计学信息上来看,答主们的精英性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国外教育经历、硕博士学历、高端职位几乎是每个受访者的标配。而正是这些国际性、知识性、精英性的高票答主,引领了知乎特朗普讨论的主流风向。
      而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会发现,知乎上这批川普粉是深入嵌入到全球公共议题的中国青年知识群体,基于相似的信息流,却与处在同一知识层次的美国青年形成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和立场,成为特朗普最主要的中国支持群体。而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恰恰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当代中国青年知识群体介入全球公共议题的特征和机制。
      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群人?他们在想什么?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想?这类问题,是我认为的,今天中国新闻系的学生和新闻工作者最应该去解释的,而不是单纯把不同意见者描绘为一群不懂英语的low逼。方师兄大概会很高兴,他拥有了和美国主流媒体同构的傲慢与偏见。
      不是我说大话,我认为,正是通过这些一个个问题的解释,我们学新闻的才可能真正去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我们这个时代。我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一套解释,大家等我发论文。

      在大选结果出来以后,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方师兄之前的立场是有问题的,他没能理解中国和美国川普粉背后的一种深刻的社会结构变化和社会文化意识变迁。当然通过这场大选去倒推之前的言论是没有意义的,理解这些言论才是有意义的。
      但好玩的是,方师兄仍坚持“美国主流媒体无偏见论”,前面说了,有没有偏见大家自己去判断,我相信你们不是不懂英语的low逼。但美国主流媒体的重大失误是显而易见的。
      然后方师兄悻悻地写了一篇《美国媒体确实有偏见,但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说美国主流媒体只是误判了形势,忽略了很多声音,这种失误是技术层面的,而不是价值观层面的,然后从技术上做了一些不痛不痒的批评。
      可是就在之前那篇《美国媒体真的失去原则,一边倒支持希拉里了吗?》里,方师兄可是刚说过:“在大选报道中,媒体还有一个重要的指责,那就是维护社会规范。”川普之所以被黑,是因为不断挑战社会规范,“媒体捍卫的不是什么腐败的体制,不是什么希拉里权力帝国,而是社会规范”。且不论这种社会规范到底是什么?意味着什么?但至少,维护社会规范可不是技术失误。
      进一步说,方师兄理解的“维护社会规范”是一种美丽光明的东西,是美国主流媒体的勋章。当然,我们可以假设方师兄本硕期间没有好好学传播学理论。媒体维护社会规范的说法,出自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那篇经典论文《大众传播、流行品位和组织化社会》,这一观点对媒介在惩恶扬善问题上的强力效果做出了细致入微的考察,而默顿是在批判意义上使用“社会规范强制”说。后来拉扎斯菲尔德的学生卡茨说,社会规范强制说还能帮我们理解“多数无知”和“沉默的螺旋”。在我的理解上,“社会规范强制”这套东西,恰恰是我们理解为什么媒体有时候对社会现实的错判的一套分析工具。
      当然,“社会规范强制”到了福柯手里就要被喷死了,这个就涉及更深层次的政治取向和价值取向了,这里按下不表。总之要我说明的是,大家在用大词的时候,三思而后行。

      我觉得无论你是希拉里粉,还是川普粉,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或者青年学者,至少得最基本的逻辑和学理。更重要的是,二十岁出头的我选择继续学新闻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试图去理解我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我们这个时代——无论它如何魔幻——而不只是去贬低它。
      你当然可以保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但如韦伯在《以学术为业》里所言,搞学术的人(姑且把方博士当做学术青年,当然同样也适用于新闻工作者)不是领袖,不是先知,不要让价值判断替代知识判断。
      【强行出镜:庄牧羊说,如果没有韦伯,卢南峰的喷人火力会不会骤降?】
      下面进入刻薄环节,“新闻实验室”公号里对传播学理论的理解(最近给我留下印象的是对国内勒庞热的解读),总让我觉得方师兄的本硕阶段,就像是在海边玩耍的孩子,一直忙着捡贝壳,直到读了博士受到了美利坚灯塔和英语的加持,才忽然看到一直摆在眼前的知识的大海,一时欣喜若狂,急吼吼捞起海滩上的淤泥就往脸上糊,还往那些满怀纯真理想的新闻系学生脸上糊。
      所以今天早上,我在师门微信群里愤怒地质问:“方可成的传播学理论到底是谁教的?”
      我导师一脸黑线:“是我。”
      然后我默默把“垃圾新闻系”吞回了肚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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