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litics

评语：@保守主义的核心真理是，决定一个社会成功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 @第一，美国人的职业道德、抱负和创造力弥补了各政党之间的历 史性分歧，并使美国人能够在政府内部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 依然维持全球经济领导地位。 第二，对中国而言，儒家价值观对历朝历代和统治阶级的吸引力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每个政权都渴望和谐、稳定和人民的尊重。儒家 思想的核心价值观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尽管中国历史上曾经历了政权的多次更迭，但家庭至上、注重教育以及自我改善、 尊重和谦逊等价值观却存续了2500多年，历久弥新。 ———- ——-———- ——-———- ——-———- ——-———- ——-———- ——- @经济是一切事物的起点和终点。如果没有强劲的经济，教育改革或任何其他改革都无法成功 @美国的大学体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许多大学拥有超过10亿美元的捐赠基金。在全球排名前100的大学中，美国有33所，而中国只有7所。 和中小学一样，中国的大学也主要由国家资助，而美 国大部分的顶级大学都是私立的。20世纪上半叶，一些动荡阻碍了中 国大学体系的发展，导致大学体系目前仍发展欠佳。 ———- ——-———- ——-———- ——-———- ——-———- ——-———- ——- @成长教会我们尊重灰色。未见世界、未观全球，才笃信非黑即白、非此即彼。

评语：@1939年8月23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8 月23 日，蒋记:“ 俄德签订商约后 ， 忽宣布商订互不侵犯条约...... 其中所得者惟德也， 希脱勒此举实足表现其最大之能力，而最失败者为倭寇也。” ———- ——-———- ——-———- ——-———- ——-———- ——-———- ——- @美国对英法和中国的态度存在明显差距，蒋对于美国的看法并非都是正面， 蒋曾感慨道 : “ 美总统与其人民一闻英法失败 ， 不惜接济一切，其热忱非言可喻，而对我国抗战三年人民苦痛、经济困难， 求其现金数千万元借款救急，彼乃置若罔闻，可知白人种族界限之严。惜乎倭阀同种相残，至死不悟，如其果能以平等互助之精神与我华诚意合作，则东亚民族何至受白人如此之贱视哉。” @银行家陈光甫也对蒋说:“ 美国对华虽好意，但目前宁急于救英 ， 血浓于水 。” @对于蒋来说，1940 年的7 月无疑是暗淡的，7 月31 日，蒋记本月反省录:“ 倭之狂暴，俄之阴狠，英之狡狯，美之吝啬，国际上之不可靠如此，今后世界将以权诈是尚而信义公理扫地殆尽。惟吾仍以正义与公理为本，成败存亡惟有听之而己。” 这里，蒋把日、苏、 英 、美一一骂遍。关于苏联与中共，蒋称:“ 俄操纵中共以制我，并怂恿倭寇向南发展以困我。” 关于苏联与日本，蒋称:“ 俄倭之满蒙划界协定正式发表......俄实促倭攻我惟恐不速乎。” @1940 .9月 蒋又在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德、意、 倭三国同盟果己实现，此在抗战与国际形势上于我实求之不得者， 从此如我能戒慎进行，则抗战必胜之形势已定矣。” 日本宣称要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因此蒋估计近期可能进攻新加坡等地。其中关键在于:三国条约明确了德意日一方，反过来，等于也明确了中英美一方，为此，“ 我实求之不得者” 。而身份仍不明确的就是苏联， 苏联如何选边站“ 惟一重要" 。 @于难点在美国的不结盟，蒋提出一个反建议:“ 倘中英两国先订同盟，美国政府只从中赞助，并不形诸笔墨，未知善否?盖余深知美国参加同盟实甚困难，不如于中英同盟之外，另与美成立一绅士协定， 似可解除此项因难。” 詹森昨日对蒋称:美国“愿与其他各国合作，取有实效而和平之步骤”。所谓“ 取有实效”，可以理解为没有名义而有实质的合作，或许出于这一理解，蒋提出与美国订立绅士协定，等于没有结盟名义的结盟，而与英国则公开结盟。但是，公开结盟等于对日开战，卡尔不能接受，他说:“ 此项中英同盟一旦成立，将立即引起英日战争，该项同盟将为公开者耶。” 见卡尔对“ 公开，提出异议，蒋说:“此项中英同盟应严守秘密，于英日冲突开始之后，始得公布之。” @欧战爆发之始，中日两国随即不动声色地展开战略对弈 。 蒋的布局是 : 以加入英法阵线的名义， 将中日战争国际化，引导英美法加入中国的抗日阵线。日本的布局是:宣布不介入欧战，以此作为交换条件，换取英美法不介入中日战争，从而继续围困中国。为此，蔣曾暗自焦急:日本 “ 以不介入欧战为政略， 则我国危矣”。最初，日本这一战略收到成效，英国封锁滇缅路， 就是对日本不介入欧战的回报。 3国同盟的订立，日木支持在欧亚建立两个新秩序，等于放弃了 “ 不介入”，这就触犯了英美在欧亚的旧秩序及其根本利益，从而为渊驱鱼，促使英美进一步靠拢渝府，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战争的国际化，以及渝府加入英美阵线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由日本自己促成。蔣迅即识破这一点，指出:“ 余自去年欧战发动时，急欲加入英法阵线 ， 而英法反置余于不顾 ... ... 此倭敌之参加欧战 (指三国同盟条约 ， 引者注 )， 比之中国自动参加欧战 ， 于我有利无害 ， 相差诚不可以天壤比也。今倭既参加欧战，则中倭战争自可包括于欧战之内......此则去年与今日，中与倭两国之地位完全相反，我今则可渐入主动地位。” @ “不介入” 欧战，是东京对重庆相当成功的战略钳制，然而，日本却以自己的偏执与急躁，以加入三国同盟的方式，自乱阵脚 ，自撒藩篱，结果，毁掉了先前的整个战略布局。中日这场战略对弈，日本输掉决定性的一着。日本在战略上的这个破绽立即被蒋看出，故称:“ 近卫不會为日本亡国大夫候补惟一之人物也。” 近卫第二次上台之初，蒋当即指出其性格上与政治上的一大弱点一—好虛名。关于中日战争，德、意实际上帮不了日本，因此日本加入三国同盟，实质上并未获得盟友，反而增加了两个劲敌(英美 )，正如蒋之所言:“ 敌人之所得者，为鞭长莫及、有名无实之德意盟邦，而我则获得太平洋上强大有力之战友。” ———- ——-———- ——-———- ——-———- ——-———- ——-———- ——- @1940年12 月28 日，蒋记上星期反省录，关于德军在来年的作战方向，蒋这样观察:“ 德国陆军如迟至明年三月尚不向南向西，则其必向俄取攻势，以向南向西皆非其陆军用武之地，而且并无胜算， 如其能先击破欧东之俄军，则其对近东与地中海之进出乃可自如， 而且以此作与英国讲和之基础，以为亦不无可能，盖德与俄之作战， 今日己非理智与常识所可测度者也。” @1941 年1 月11 日，蒋记上星期反省录:“ 新四军被围攻受创， 而中共只求不加追击，表示遵命渡江，俄人亦对我表示接近，而无不良反响，此乃大可注意之事，岂其决与德、倭开战，故对我表示真诚合作乎。” 3照理，在新四军军部处于被围歼的情况下，苏联的反应理当强烈，然而却相当克制，所谓“ 无不良反响”。 1 月13 日， 蒋又记:“ 俄武官特手此时来通知增我飞机，是其有意为中共无形求饶乎。〞 1 月14 日，蒋再记:“第三战区围攻新四军后，中共求饶放行 ，俄国增加我飞机数量，可知俄对德、倭备战之急也。” @蒋吐露了两个真实思想:其一，英、美、澳、荷四方联合对日本展开警戒，就是联合制裁日本，“ 此为三年来余所殷切期望者 "，其二，希望美日战争暂时避免，“ 不使第三国际阴谋得逞”，“ 余始终不愿美国加入此次战争” 。美国参战有利于制裁日本，而美日相互消耗，则又有利于苏联，因此蒋既希望、又不希望美国参战。 @ 1941 年2 月4 日，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 本年国际局势亦以五、六月为难关，太平洋上是否有战争，此时大约可以看得出。” 2 月26 日，周又写道:南进问题，“ 日本刻实进退两难。进则日、美必致冲突，不进则日、德必致疏远;进则德如失败，日亦随之，不进则德果成功，日又失一机会。进退之间，日本缺一伟大政治家作最后决定 ” 2月2 7 日，周在日记中写下一段实话:“ 中日事变以后，余之观察，辄多错误，初深信决不致扩大，乃扩大延长至今:继信日本军事行动必继续发展至重庆，乃日本无力再进; 深信美、日必妥协， 乃美如此强硬。此外，对于我国估价过低，对于日本估价过高，均根本错误。” (2 这些话可以视为对自己在政治上的失算所做的检讨， 主要有两点:其一，原本估计日军“ 必继续发展至重庆”，就是必将打垮渝府，“ 乃日本无力再进”。其二，最大的失算则在于，“ 对于我国估价过低”，未料到蔣竞如此顾强。周对自己“观察辄多错误” 的检讨，看来，周己有几分悔意了。 @欧战之初，蔣介石最感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 “ 德俄联合”，随着战争的展开，蔣敏镜地识破德苏之间的裂痕。世界大国的领袖们以及各方观察家普遍认为，德国下一步将进攻英国本土，蒋则相当超前地判断，在英国与苏联之间，德国将选择东进 ，对苏联发动进攻，因为，对苏作战可以充分发挥德国陆军的优势 ，并且避免美国参战。根据这一判断，蒋随即向英国献 “ 上策”， 奉劝英国不要介入意、希战争，不要在巴尔干牵制德军，“使德可专心东进攻俄” 于日军的方向，还在欧战之初，蒋即判断其将选择南进，主要依据是两点:其一，英法被牵制于欧洲，无暇东顾。其二，日本陆军虽被牵制手中国战场，但南进的主力是海军，而日本海军不受中国战场牵制。基于南进的判断，蒋对英国人说:“ 欲得一深刻之判断 ，非进一步了解日本之民族性不可。日本人是不能悬崖勒马的， 即使错误，亦非错到底不可。” 这个预言，将在往后的战争进程中接受验证。 ———- ——-———- ——-———- ——-———- ——-———- ——-———- ——- @1941 年4 月，苏联与日本签署一项中立条约，规定缔约国在与第三方发生冲突时，另一缔约国保持中立。同时，双方发表共同宣言，规定“满洲国” 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互不侵犯，等于苏联变相承认伪满。 @1941. 4 月19 日，蔣记上星期反省录: “ 松冈由俄起程时，史大林亲自赴站，上车送行， 而且史向松拥抱接吻，其意义重大，实为苏俄自来所未有，其视倭寇重于德国十倍，此非俄有意谄倭，设计离间德倭关系，乃即俄反招德忌而自陷也，倭愚而不知戒惧耳，当拭目以观。” 如果说苏德条约是苏联离间德、日，那么，苏日条约则是苏联 离 间日、德，从这个意义上讲，两个条约实际上就是一个硬币的两 面，然 而日本却没有看出苏联的用意，“倭愚而不知戒惧”。蒋在这 个 问题的认识是连贯。 @至少从1940 年 10 月以来，蒋对于两场战争的爆发基本上是肯定的，此即:苏德必战，日美必战。 那么，这两场战争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可以说聚集为一点:苏联与日本是否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其中的关系是这样的: 作为苏联来讲，必须在与日本签约之后，其远东的安全才能获得保障，然后， 苏军才可以集中于西部，应战德军，为此，苏日是否签约，是观察苏德是否开战的一个重要依据。 作为日本来讲，必须在与苏联签约之后，其北部安全 ( 包括伪满与朝鲜)才能获得保障，然后，日军才可以放手南下，与美英开战，同样，苏日是否签约，是观察日美是否开战的一个重要依据。 @1941.4月22日，蒋继续观察巴尔千与北非战局: “ 希腊战局己将了结 ，北非德军之攻势果已停止，英军尚能维持现有阵地，则埃及或不致动摇，只要如此，则德必于六月中可以攻俄开始矣。以德之手俄 ， 在今日无认其为军事 、 为经济 、 为政治 、 为主义、 为煤油 、 为粮食计，皆非攻俄不可。 如今夏不能攻俄，使俄坐大，则其一到秋冬，在俄境即难如期作战，非至明春不能攻俄。则一年之后，德军一面消耗实力，而俄国备战增强，乃失胜良机矣。故人人多料德不攻俄，而我始终深信德必攻俄也。尤其为统一欧洲与获得煤油，求与英、美媾和，亦惟有以攻俄为和英之先声，若其此时攻俄，尚有胜俄之希望，如其与英美作战到底，则德必归失败也。” @蒋电认为，苏联的意图有四点:“ (一)为欲消灭敌国之海军而策动其南进。 (二)为欲消耗敌国在我东北整个之陆军，不得不鼓励其南进，或转用于中国之战场。 (三)为预防德国攻击苏俄，而解除苏联东顾之忧。 (四)其最深刻之用意，则在以此一举而动摇德意日三国同盟之基础，使德国认清日本之不惜背盟弃信，因而加深对日之疑忌。” @今年 4 ~ 10 月 “ 世界局势必然变化很大” ， 此即半年。 而在 4 月 2 4 日的这份长电中，蔣则两次提出:“ 世界整个战局与太平洋上形势之突变，决不能延至半年之外”，“ 须知在此半年期间，实为世界大势之安危祸福与敌我胜负成败之最大关键也” ———- ——-———- ——-———- ——-———- ——-———- ——-———- ——- @1941.5月10 日，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斯坦林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国际间甚多描测......据我驻德使馆来电，则谓德国有于下月攻苏之计划，然则斯坦林之措置，意在缓和德方耶?2( 是日， 蒋记上星期反省录:“ 史大林出任其行政院长，对德国一意迁就，欺弱惧强、患得患失之心毕露无遗。人人以德，俄战时 〔事〕最近必能避免，余以为一月半之内必可分晓，希脱勒何能容史大林在欧并立，以贻其一朝纵敌、百世之害乎。” 蒋、王二人均将斯大林的此项任职与德国联系起来，蒋不仅解读为德国即将发动攻苏的征兆，并且还具体提出“ 一月半之内”，按时间计算，就是6 月25 日之前。蒋早己判断并紧盯苏德开战，其主要着眼点之一就是夏季，此时，1941年的夏季正在到来，蒋的这个预测愈加坚定。 @ 5 月12 日， 宋美龄致电居里，内称:“ 最近得息，六月内如美与德关系仍能维持现状，不加恶化，则德决于一个半月内对俄发动战争，此息有便请转报贵总统参考。” 宋电之意，就是建议美国此时不要恶化对德关系， 以便让德国放开手脚，全力攻苏。 在当年2 月，蒋曾将同样的意思向英使卡尔提出， 劝告英国不要介入意、希战争，“ 使德可专心东进攻俄” ，自称 “ 上策” 。现在， 蒋又奉劝美国不要悉化对德关系，以促成德俄之战如期发生，等于又将同一个 “ 上策 ” 献之于美国 。 @蒋的这点意思，还在当年2 月便有过一次透彻的自述:“ 如能阻止倭敌南进，使美倭战争得以暂时避免，藉保两国海军实力，而不使第三国际阴谋得逞，此虽于中国目前之战局不利，然为世界水久和平着想，则美倭之战，决不在俄倭之先也。余始终不愿美国加入此次战争，盖期彼作确保世界和平之柱石。” 第三国际既指苏联， 也包括中共。 蒋的意思十分明白，美国避战而保存实力，才能有效扼制第三国际。 美国与苏联，是仅剩的两个尚未直接卷入战争的世界大国，蒋之 “上策” 就是希望美国避战，退而求其次，美国即使参战，在西方，应在德苏开战之后; 在东方，则应在日苏开战之后，“决不在俄倭之先”，目的就是要将战争引向苏联，不让苏联避战坐大，最终， 由美国收拾残局，主导战后的国际秩序。蒋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向英美推销 “ 上策”，着眼点全部归结为阻止第三国际发动世界革命。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蔣:“ 他是阶级政治家。” @月13日，蒋在日记中肯定地做出三个判断:“倭之南进，与德之攻俄，以及美之参战三者，是皆已成定局，如无特殊变化，则此三者必于最近期内实现，可无疑也。” @ 19 4 1 年6 月22 日，德军突袭苏联，苏德战争爆发。 由于事情完全出自预料之中，蒋仅记一句:“ 正午接德对俄宣战要报，果不出余之所料。” 那么，苏德战争对于蒋而言，其本能的头一个政治反应又是什么?是日，蒋写下这样一些话:“受共俄之压迫侮辱，动心忍性者， 至今己十有七年，今似为苦尽甘回、否极泰米之时乎 。 ” “ 我应照预定计划进行 ， 先使中共就范 ， 集中河北也 。 对俄应以有限度之合作，而不订立同盟协定。” @抗日、中共、新疆、英美，多种因素排除了“联德反俄 ” ，为此，以 “ 切近之利害 ” 为取舍，在苏德战争爆发的第二天， 蒋毫不犹豫，迅速分清利害，划清阵线，拿定大政方针，此即选择苏联，并且明确否定了中立的“ 灰色” 立场，等于“—边倒”。这一国策与后来建立的国际反侵略阵线完全相通，在这个极易产生冲动情绪的时刻，蒋又一次做出正确抉择。 @6月29 日，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 目前英、美、俄及日、德、 意两战线已分明，谁胜谁败，尚未可知。就中国全体而论，重庆己加入前者......• 今南京加入后者，则中国双方均有关系，所谓脚踏两只船，无论胜败谁属，中国不至吃亏。” @8月22日，蒋考虑对中共方针:“ 〔一)俄国对华至今尚未有丝亳诚意之表示，我欲派观察团赴俄观战，竟遭拒绝。(二)对共方针，应仍以政治解决为先。” 在苏军不断战败的情況下，所谓赴俄观战，等于摸苏军的底，苏联当然不会接受。总之，在苏德两军尚未决出最后胜负之前，所谓对中共政治解决，就是暂不动武。 @在欧战之初，蒋迅即提出一个全局性战略构想:“ 我国对欧战之政策，主旨在参加民主阵线，以为他日媾和时，中倭战争必使与欧战问题联带解决也。〞就是要力争参加国际联合阵线，将抗战国际化。 但是，蒋的这一战略构想在其推进过程中屡屡受挫，其间，碰到三个大波折: 其一，继德军之后苏军入侵波兰; 其二，英国封锁滇缅路; 其三，苏日签署中立条约。 现在，随着苏德开战，这就把苏联从中立国剥离出来，中美英苏反侵略阵线在政治上基本形成 (尚未结盟)，蒋的这一战略构想基本实现，为此，蒋有理由向全国宣布: “ 这就是我们抗战政略上的成功。” ———- ——-———- ——-———- ——-———- ——-———- ——-———- ——- @围绕日美谈判的展开，出现一个有趣现象。 7 月，松冈洋右对日美谈判甚为不满，把前清“ 三国千涉还辽” 作为日本的历史教训提出。 8 月，蔣对日美谈判高度警觉，同样，也是把这一案例作为中国的历史教训提出。这就是说，差不多同一时间，中日两国的政治家，都把同一个历史案例，作为各自的国家教训提了出来，但是，双方对于这一历史教训的记取，则完全不同。 松冈的意思是，把三国对日本的千涉引以为耻，强调“ 30年后今天的日本地位”，意即不能允许美国再次削弱日本的谈判条件。 而蒋的意思是，防止日本采用历史故技，对美国让步，以此作为交换条件， 换取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对日本让步，拿中国做交易。 @英 、苏、美三国的全球战略，都是避免两线作战。英国之所以封锁滇缅路，苏联之所以与日本签署中立条约，就是为避免欧亚两线作战。现在，美国海军舰队在大西洋护航，极有可能引发美德开战，在此背景下，美国出现“ 两洋不便同时作战” 的声音，也是力图避免两线作战。问题在于:美国为避免两线作战，极有可能效法英国、 苏联，与日本妥协，而美日妥协的实质，肯定与英国、苏联相同，还是拿中国做交易，私下出卖中国，为此，蒋对日美谈判高度警觉 ———- ——-———- ——-———- ——-———- ——-———- ——-———- ——- @近卫文麼于1940年7 月第二次出任首相，作为多年对手，蒋对其知之甚深:“ 近卫爱惜毛羽，既好虚名，又无决断，八面讨好，既无中心思想，又无斗争经验，更无费彻到底之毅力。” 1941年8 月，蒋对近卫这样观察:日本“ 一般奥论亦对美相当激昂， 而其内阁内部争辩不置，是倭寇今日对内对外，皆有不能不作最后决定之势，此必较我国在 “九一八’ 与 ‘ 七七’ 之形势更为固穷， 近卫公子何能控置〔制)此难局也” @ 日美谈判经过大半年纠缠仍无进展，10 月2 日，美方向日本提出一个备忘录，共四项，包括: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全面撤军，放弃三国同盟条约的实质性部分。等等。1 显然，这些条件日方不可能接受 。 前述 《帝国国策实施要领 》 规定 ， 1 0 月下旬完成对美作战准备，眼见战事将起，对于近卫文磨来说，情况变得严峻起来。 10 月12 日，东京高层在首相别墅召开了一个五相会议(首相、 外相、陆相、海相、企划院总裁)，近卫文鹰说:“ 对于战争我没有信心， 我负不了责任。” 这里的战争指对美国开战，近卫公子果然 “ 爱惜毛羽” 。 10 月16 日，第三次组阁尚不满三个月的近卫内阁再度总辞， 1 7日，原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出任首相 @东条上台之际，蒋正在湘南衡阳主持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 是日获知消息后，蔣记:东条内阁“ 此乃完全为军人战时内阁， 其对美对俄必开战在即，余之政策成矣”。 蒋的头一个反应，即东条内阁是一军人战时内阁， 所谓 “ 对美对俄必开战在即” ，还是北进与南进两种可能并存，但是，无论北进南进，都是日军的战略分兵， 都将减轻中国战场压力，并且都将使中日战争国际化，因此，蒋的反应不是紧张而是欣慰，“ 余之政策成矣” @自东条上台，蒋在私下对日军的攻击方向多次做出判断，其真实思想是，北上进攻苏联的准备已经完成，“ 只静待莫斯科陷落而已”，为什么又向罗、丘肯定地宣称“ 日军决心南进之步骤己定〞?因为，日军如果北进，如同德军东进，等于解脱了英美， 英美援华可能更加消极。反过来，只有强调日军南进，才能将英美的安危与中国战场直接联系，促使英美加强援华，这是蔣的故技。 眼下，渝府在美国的眼中己沦为“ 点缀”，蔣必须极力渲染日军准备南进，以防被英美进一步边缘化，所谓“ 近得确实情报日军南进之步骤己定” ，其实，还是对罗、丘的善意的敲诈。 @蒋对日美谈判高度警觉，多次自我告诚，日本有可能采用“三国干涉还辽” 与“巴黎和会”那样的外交故技，对列强让步，以换取列强在中国问题上对日本让步。赫尔所拟临时过渡办法 ，无论其主观愿望如何，其实质就是拿中国做交易，从这个意义上讲，临时过渡办法正是巴黎和会的重演。 重庆手24日下午五时收到胡电，蒋迅即展开反击。 是日，蒋致电胡适:“此次美日谈话，如果在中国侵略之日军撤退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以前，而美国对日经济封锁政策，无论有任何一点之放松或改变，则中国抗战必立见崩溃，以后美国即使对华有任何之援助，皆属虚安，中国亦决不能再望友邦之援助，从此国际信义与人类道德亦不可复问矣。请以此意代告赫尔国务卿。” 蒋电提出了实质问题:“ 在中国侵略之日军撤退问题。” @鉴于胡适不善交涉，这回，蔣主要通过宋子文展开游说。 11月25 日，蒋急电宋子文，要求宋与美国陆、海两军部长以及居里磋商，强调:“ 只要美日一旦妥协，或美国经济封锁略有一点放松，则中日两国人民观感，即视为美日妥协已成，中国全被美国牺牲。” “ 此时惟有请美国政府立即宣明与日本决不妥协之态度，并声明，如日本在华侵略之军队撤退问题未有根本解决以前，美国对日经济封锁政策决不有丝毫之改变或放松，则中国军民心理方可安定，大局方有补救。” 这里，“ 中国全被美国牺牲”，就是中国全被美国出卖。蒋要求直接与陆海两军部长磋商，就是特地绕过赫尔及其国务院，直接对其他高层人士展开游说。 25 日，宋子文致电蒋，报告当天与美国海军部长诺斯的谈话， 诺斯说:“ 依我推测，日美战事时期己到，战事发生，各事皆易解决。” 诺斯透露:美国对日主要条件，“即为日本脱离轴心国家，日本今日方与轴心续订五年之约，焉能立即取消，总之日本剂腹之时， 己非远矣”。诺斯还说:“ 英国无胜德之武力，美国必须在大西洋、 太平洋即行参战。” 诺斯称美方主要条件为要求日本脱离轴心国， 而日本不可能接受，因此诺斯认为，美日并无妥协可能。前述宋子文曾称:“ 美海军对日主战，陆军则以为美德战事终不可免，希望太平洋无事。诺斯之言正是反映了美国海军的立场。 蒋介石的强硬反击立见成效，11 月26 日，日美谈判迎来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天。 是日，美方放弃了临时过渡办法，赫尔向野村、来栖递交一份照会，正式提出美方条件，其中包括:“ 不以武力推行国策”，“ 领士完整与主权之不得侵犯”，“ 不得干涉他国内政”，尤其明确提出: “ 日本须撒退在中国及越南所有海、陆、空军及警察”，“承认现在重庆之国民政府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 ，等等。这些条件正式提出， 也就堵死了任何出卖中国的可能，同时也意味着日美谈判己无任何妥协可能。 也在当日，末子文撒开胡适，私下向蒋发出另一电报，宋称:胡适 2 2、24日致蒋两电，“ 颇有美国原则己定，事在必行之意......但总统云，向来主张美方之提议，先向关系友邦征求同意，再向日本提出 ”。也就是说，赫尔与胡适等四国大使的谈话，只是就美方意见与胡适等人商讨， 并非 “ 原则已定 ” ， 胡适把赫尔的意思弄错了 。 宋电还称:“ 适之过信国务部(国务院，引者注)，以为霍尔(赫尔，引者注)之方案，为循守美国己定之政策，不可变更，故不愿在原则上力争，仅断之于驻越北日军多寡之问题，舍本遂末，何济于事...• 适之对于美政府权要素少接洽，仅与英澳各使约略商谈，真象 〔相) 不明，几致贻误事机。” @胡适与 “ 权要素少接洽” ，作为文人，恃才傲物， 远离权要， 或许值得称道，但作为大使则是不合格。相反，宋子文能够迅速约见海长，财长，打探消息，疏通关节，这种游走于权要之间的交际活动能力，怡怡是外交官所应具备的。宋电有背后攻许之嫌，但“ 适之不能胜任” 也是实话 @11月28 日，蒋氏自记:“此次美国对倭态度之强化，全在于自我态度之坚定与决心之强毅，尤在于不稍迁延时间，得心应手，穷理致知，乃得手千钧一发时，旋转于顾刻也。而内子力助于内，子文辅佐于外，最为有力，否则如胡适者， 则未有不失败也 。” @11月30日，蒜在本月反省录再记:“倭派专使来栖赴美交涉，彼仍抄袭其甲午战争迁就列强、独对中国压迫之故智，以售狡计，果尔，美国务院主持妥协，几乎为其所算，且其势已成百分之九十九，只差其妥协条件尚未提交来栖而己。幸赖上帝眷佑，运用全神，卒能在最后五分钟，当千钧一发之际，转败为胜......妻云:“ 无论南家与住室，若无家主与老板娘时刻贯注，全神管理业务，则必不成。，其言以鉴于历次外交部与驻美大使胡适，对其使命与任务之成败，几乎毫不在意而发也。此等官僚与政客，无胆无能，而又不愿为国家略费心神，凡事只听其成败，是诚可痛可悲之至也。因之无论家与国，皆必须有主，而且必须全赖其主者自身之努力奋斗，其他皆不可靠也。” @ 在12月 7 日，胡适致电蒋，报告当天与罗斯福的谈话，罗斯福说:“ 恐四十八小时之内，日本海陆空军即己开衅•......但为中国计，也许是最大转机，但盼转告中国政府领袖，万一日美战祸发生， 中国朝野不可有庆祝之举，务宜存哀矜而勿喜之态度。” @ 8日凌晨4时，接到宣传部副部长童显光的电话，称日机己于凌晨 1 时偷袋珍珠港，特立即由郊外的黄山官邸返回市内， 上午8 时 ，特主持召开中常会特别会议，蒋说:“ 我国对日宣战，已无问题， 手续亦甚容易......此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我们中国的地位特别重要，虽不能说有举足轻重之势，但被侵略各友邦今后对日态度能否一致，我国实可操决定之影响......我国的政策可归纳为三点:(一) 太平洋反侵略各国应即成立正式同盟，由美国领导，并推举同盟国联军总司令。( 二)要求英美苏与我国一致实行对德意日宣战...... (三)联盟各国应相互约定在太平洋战争胜利结束以前，不对日单独媾和。” @ 日本对华基本战略思想之一:就是“不与世界大战”(不介入欧战 )。以此作为交换条件，换取英美苏亦不介入中日战争，将中日问题孤立起来，由日本解决。而蒋则相反，其对日战略核心就是:“如何使中倭战争牵入于欧战范围之内，使与欧战共同解决。” 日本的战略一度相当成功(英国封锁滇缅路，苏日中立条约)，最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中日这一战略对弈分出胜负。

评语：@“自由主义的斗争打倒了王权，但是它引入了高度不平等的社会权力；社会主义的斗争能够“打倒资本”，但它又可能引入高高在上的官僚权力；过度强调个人权利消解人的“归属感”，过度强调“归属感”又可能抑制个体自由。 @苏格拉底在《理想国》里没说激情是人所共有的特征，也没说激情有多样的表现形式。在他想象的城邦里，激情似乎是与一种特定阶层的人相关的东西：负责护城御敌的护卫者或辅助者。他们是战士，与开店铺的人不同，后者的首要特征是欲望和满足欲望；他们也不同于谋划阶层的领导者，那些人运用理性去决定什么对城邦最有利。苏格拉底认为，充满激情的护卫者通常是愤怒的，他把他们比作猛犬，对陌生人凶狠，对主人忠心耿耿。身为战士，他们必须勇敢，愿意冒生命危险，愿意忍受商人阶层和谋划阶层无法忍受的艰苦。愤怒和骄傲，而不是理性或欲望，驱使他们如此不惧风险，勇于担当。 苏格拉底的这些表述反映了古典世界的现实，全世界大多数有贵族阶层的文明的现实 @激情是人性的一个普遍的方面，亘古有之，但是，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应被尊重的内在自我，认为周围社会不承认人的内在自我可能是错的，这是更晚近的现象。所以说，身份概念虽然植根于激情，但只有到了现代，当身份与内在自我和外在自我的观念相结合，与内在自我价值高于外在自我的激进观点相结合时，身份方才出现。这是自我的概念发生转变后的产物，也是在经济和科技变化的压力下迅速演变的社会现实的产物。 @现代身份概念统一了三个不同的现象。一是激情，渴望得到承认的普遍人性。二是内在自我有别于外在自我，且内在自我的道德赋值高于外部社会。这直到早期现代的欧洲才出现。三是不断演变的尊严概念，承认不再只为某个狭隘的阶级所应得，而是人人应得。不断拓展的、普遍化的尊严把对自我的私人追寻变成了一桩政治事业。 ———- ——-———- ——-———- ——-———- ——-———- ——-———- ——- @黑格尔指出：法国大革命等事件激起的伟大激情归根到底是为尊严而战。内在自我不只是个人反思，内在自我的自由应在权力和法律中得到体现。 换言之，奴隶将反抗主任。那个只承认少数人尊严的世界将被新世界取代，新世界的基本原则是承认所有人的尊严。 @亨廷顿不是支持美国身份的盎格鲁——新教理解，那种理解说的是只有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才有资格当美国人。他说的是，盎格鲁——新教定居者来到美国，同时带来一种文化，那种文化对美国后来的民主成功至关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文化，不是文化参与者的族裔或宗教属性。在我看来，他这个观点正确无疑。

评语：@杰里米·希布鲁克（Jeremy Seabrook）曾提醒过他的读者，当今社会依赖于“制造人为的、主观的不满足感”，因为本质上“人们满足于自己拥有的东西才是最可怕的威胁”。[10]于是，人们真正拥有的东西被淡化，被贬低，被较富裕的人锋芒毕露的奢侈消费所掩盖：“富人成为被普遍崇拜的对象”。 @较幸运的阶层对穷人的情绪是恐惧、愤怒和厌恶的混合物，但恐惧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制造“人类废弃物”，或者更正确地表述为，制造无用的人（“过剩”“不必要”“编外”“冗余”的人口，即那些不能被留下、也不被接纳的人口），是现代化过程不可避免也难以处理的结果，与现代化如影相随。这是秩序建立（每种秩序都会丢弃现存人口中“不协调”“不合适”或“不受欢迎”的部分）和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可能不破坏和废弃之前行之有效的谋生方式，也必须剥夺一些从业者的生计）不可避免的副作用。 在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些“未开化的”“欠发达的”地区往往被视为或作为能够吸纳发达国家过剩人口的土地，是出口“过剩人口”的天然目的地，是倾倒现代化人类废弃物的理想垃圾场。清除和处理全球“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人类废弃物，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征服的最深层意义。 地球的这种饱和，本质上意味着过剩人口处理面临严重危机。在过剩人口的产生有增无减，不断上升到新高度的同时，地球上的垃圾场和垃圾回收的工具却急剧短缺。 雪上加霜的是，“过剩人口”又增加了一个强大的新来源。全球化已经成为第三条过剩人口的生产线（另外两条是秩序建设和经济、技术的进步），也是最多产、最不受控制的一条生产线。它为旧问题披上了新衣，赋予旧问题全新的意义和前所未有的紧迫性。 ———- ——-———- ——-———- ——-———- ——-———- ——-———- ——- @全球化正在产生一种全球经济。在这个体系中，任何一个国家试图阻止其工人贫困化的努力只能导致他们丧失工作机会。 我们应该教育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认识到不公平：我们这些坐在桌子后面敲打键盘的人的工资，是那些打扫厕所弄脏双手的人的10倍，是那些在第三世界国家制造键盘的工人的100倍。我们应当让他们看到问题的所在：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财富是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100倍 @“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告别圆舞曲》（La Valse au Adieux, Galimard, 1976）[2]中描述了所有已知社会中显然存在的“对秩序的渴望”： 渴望把人类世界变成一个无机的世界，在那里一切都完美运行，按部就班，服从于一个超越个体的系统。然而，向往秩序就是向往死亡，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不断破坏秩序的过程。或者换句话说：对秩序的渴望是一种堂皇的托辞，是强烈厌世的借口” @人类是“一种能够创造其他事物的存在，是变化的源泉，因此他们也不断改变自身” @工作是“人对上帝的责任”这则观念暗示了，把穷人限制在贫穷状态是一种道德要求。人们普遍认为，穷人往往安于现状，不会为了更多利益而拼命工作，所以他们的工资必须保持在满足生存的最低水平。这样一来，即使有了工作，穷人也只能勉强糊口，就会为了生存而保持忙碌。用阿瑟·杨格（Arthur Young）的话说，“只要不是白痴，所有人都知道底层阶级必须保持贫穷，否则他们永远不会勤奋 @杰里米·边沁，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改革家、现代智慧的代表（他的主张被当代有识之士一致称赞为“卓越的理性，极具启发”），进一步得出结论：任何形式的经济诱导都达不到目的，要对付善变又愚蠢的穷人，赤裸裸的强制最为有效。他建议建造500间房屋，每间房屋容纳2 000个“累赘的穷人”，由专人全权负责，不间断地监视。按照这个方案，那些“人类的垃圾、糟粕”、没有明显生活来源的成人和儿童、乞丐、未婚母亲、不守规矩的学徒等，都应该被抓起来，关进这种强制劳动的场所，他们将在那里“变废为宝”。对于来自自由派的批评，边沁愤怒地回击：“你们说这是侵犯自由，我的回复是：我们侵犯的是作恶的自由！”他认为，身处贫穷的事实就说明穷人并不比不守规矩的孩子更有资格获得自由。他们不能管理自己，只能被管理 ———- ——-———- ——-———- ——-———- ——-———- ——-———- ——- @把穷人培养成未来的劳动者，曾经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很有意义。它促进了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的发展，很好地完成了“社会整合”的任务——秩序维护和规范管理。然而，在“后现代”的消费者社会，这两种意义都不成立了。现在的经济不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它已经学会了在减少劳动力及成本的同时增加利润和产出。同时，对规范和“社会纪律”的服从，主要是通过商品市场的吸引力来保证，而非通过国家管理的强制力和圆形监狱网络管理之下的训练来保证。在经济和政治上，后现代的消费者社会无需把大部分社会成员卷入工业劳动就能够茁壮成长。实际上，穷人不再是后备劳动力，工作伦理的呼吁越来越虚无缥缈，与当今的现实脱节。 当今社会主要把其成员看作消费者，其次才部分地将其成员看作生产者。想符合社会规范，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就需要对消费市场的诱惑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需要为“清空供给”作出贡献，需要在经济环境出现问题时，积极参与“消费者主导的复苏”。穷人没有体面的收入，没有信用卡和美好前景，他们达不到要求。今天穷人打破的社会规范——使他们“不正常”的规范，是消费能力规范而非就业规范。今天的穷人是“不消费的人”，而非“失业者”。他们首先被定义为有缺陷的消费者，因为他们没有履行最重要的社会责任——积极有效地购买市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消费者社会的资产负债表中，穷人明显是负债，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们记入现在或未来的资产。 有史以来第一次，穷人成了彻底的麻烦。他们没有任何价值可以缓释或抵消自己的罪恶，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回报纳税人的支出。他们是一项糟糕的投资，永远不可能收回成本，更不用说带来收益。他们就像一个黑洞，吸入任何靠近的东西，吐出的只有麻烦 ———- ——-———- ——-———- ——-———- ——-———- ——-———- ——- @美国社会政策的目的不再是消除贫穷，而是缩小穷人（官方认定的有资格接受援助的人）的数量：“这种细微的差别很重要，就像昔日一个好的印第安人是一个死的印第安人那样，今天’好的穷人’是隐形的穷人，他们不造成负担，没有任何要求。简而言之，就像不存在一样” @临时雇用制深刻影响了饱受其苦的人，通过把人们的未来变得更不确定，它制止了所有的理性预期，尤其熄灭了人们对未来的基本信念和希望。然而人们需要这种信念和希望来反抗（特别是集体反抗）目前这个最无可容忍的现状 @“摆脱那些纯粹的麻烦，就像擦拭美丽风景中的污斑，或是抹去有序世界、正常社会之画布上的污点。阿兰·芬基尔克劳特（Alain Finkielkraut）在他最近的著作中提醒我们，当道德考量被彻底压制，同情心消亡，道德的障碍被拆除时，可能会发生什么？ 纳粹的暴行并非因为喜欢暴行，而是因为责任；并非为了施虐，而是为了美德；并非基于快感，而是基于方法；并非肆无忌惮、释放野性的冲动，而是以优秀的价值观为名，以专业的能力持之以恒地完成面前的任务。” @科尼利厄斯·卡斯图里亚蒂斯最近指出，西方世界的危机“恰恰在于不再质疑自己”。然而，“质疑自己”正是西方世界追求令人惊讶的、史无前例的自我完善的最深层秘密，也是西方世界成功追求最雄心勃勃目标的最深层秘密。

评语：@其他一些头脑更冷静的人指出，在任何情况下，想保持独立都是不可能的。不管是在1918年还是1919年取得胜利，不管有没有大批美国军队加入战争，协约国都需要依靠美国。在底特律的航空发动机与匹兹堡的钢铁背后，还有一种无形的但具有决定性的东西：美元贷款。从1915年开始，华尔街就在为协约国提供资金。哪怕美国际联盟邦储备委员会没有在1916年11月突然进行干涉，尽管有J. P. 摩根抱着同情心的合作，协约国在1917年的战争过程中也无疑会达到自己的贷款限额。然而，这个富有的民主国家——美国，打破了私人资本市场的限制，用一种财政与经济实力的全新几何结构取而代之，从而向伦敦、巴黎和罗马输送了巨额公共贷款。正是由于获得了来自美国公共贷款的直接融资，协约国才具有了对付德国的关键优势。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这位杰出的年轻经济学家是英国财政部的顾问，他曾经预言，给德国最后一击，将使英国只能任凭美国摆布。劳合·乔治有意冒这个险，他想借此让美国明白，美国自己也能从跨大西洋联合中获利。然而，正如凯恩斯即将于1917年夏天在华盛顿亲身感受到的，现实中跨大西洋的伙伴关系并不像民主联盟的口号听起来那么可靠。在凯恩斯看来，威尔逊政府对于能有机会将英国变成一个“财政上彻底无助而需要依赖他人”的国家十分感兴趣。 @凯恩斯极富个人特色地指出了问题的核心：协约国对美国的依赖不是必需的。协约国可以像德国一样，在没有美国资源的情况下进行这场战争。只不过那就将是与伦敦、巴黎和彼得格勒方面在1917年年初所计划的截然不同的一场战争。伦敦方面决定带着协约国走向华尔街，这是有意采取的高风险战略的一部分，也是竭尽全力进行“最后一击”的计划的一部分。这的确让协约国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国内的物质条件上，都拥有了让人惊叹的物资优势。然而，一旦下定决心要把美国拉下水，一旦这一做法奠定了军事战略和协约国宣传的基础，那么就会带来巨大的依赖，而威尔逊政府在参战前后都对这一点十分清楚。1917年春天，威尔逊的财政部部长（和女婿）威廉·麦卡杜清楚地表明，他打算让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承认，威尔逊对于德国的民主进程一直持高度怀疑的话，那么就非常容易理解1918年10月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了。美国的总统先生绝不是一个普世论者，但他总被误认为是。对于威尔逊来说，真正的政治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根本上是由更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和“种族”影响所决定的。他对于德国的看法非常简单。从1917年夏天之后他就十分确定，德国的“战争头子”在搞一个双管齐下的战略：“……如果他们赢了，就维持现状；如果输了，就让步，搞一个议会制政府。” 出于这个原因，德国国会多数派与魏玛共和国的命运取决于威尔逊的考虑。在巴黎和会上，他想尽一切办法不与德国代表团会面。威尔逊说：“他也许不会介意与旧制度下旧的铁血民族会面，但他痛恨看到那些新制度下不伦不类的生物……” ———- ——-———- ——-———- ——-———- ——-———- ——-———- ——- @1931年2月，在第一个痛苦难耐的五年计划的高潮时期，斯大林向工厂主反复强调的：“松懈就意味着落后，而落后就会挨打。我们不想挨打……我们已经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到一百年，我们必须在十年之内赶上它们。我们要么成功，要么失败。” 斯大林在这里明确说出来的不仅是一种全球竞争时代的常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些感受到在全球权力游戏中落后将意味着什么的人，那些体验过革命热忱所带来的失望、亲眼看到西方资本主义为对抗19世纪主要挑战者——德意志帝国主义——而调动起的压倒性力量的人，都持有这种典型看法。被列宁赞誉为秩序井然的现代社会保护者的那些人，拉特瑙、鲁登道夫以及团结在他们身边的那些人，进行了一场勇敢的战斗，但他们最终走向了失败。还需要些更加激进的东西。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中，斯大林的话被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的规划者和政治家不断重复，而随着去殖民地化过程逐渐开启，在印度、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后殖民国家，也是如此。 ———- ——-———- ——-———- ——-———- ——-———- ——-———- ——- @20世纪头十年得到的教训并不只是人们通常所以为的，民主政体非常软弱。尽管它们的确有软弱之处，但比起被取代的君主政治和贵族政治来说，它们远远更具生命力。更具战略性的一点在于，大众民主时代的来临似乎使得某些权力政治越来越漏洞百出。19世纪末期那些刚盖好了一半或者四分之一的舒适大房子——俾斯麦的政治制度，英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有限选举权——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垮掉了。在这之前，德国国会和日本国会看起来好像真的在遏制德国和日本的帝国主义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日本到美国，全面或几乎全面的成年男子选举权在各处都成为默认的规则，在一些新生国家，同样成为默认的还有民族共和主义。这些体制往往还很微弱，不那么强壮，但它们所反映出来的民众的要求则是真真切切的，这也使得在任何近似于自由主义的状况下，大规模的帝国主义扩张都很难得到支持。 在民族主义野心家面前日益清晰地出现了两种选择：要么偷懒，因循守旧搞民主制度，要么另辟蹊径，在国内推行一种新式的独裁主义。看起来没有什么妥协的余地，这绝对不是什么传统的方案。如果说野心家自己有一个历史榜样的话，那就是波拿巴，而他很难说是一个传统主义者。两次大战间的独裁主义运动及其所创造出来的政治制度是对国际国内政治剧变的一个全新回答。但这一挑战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墨索里尼之流的独裁统治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特例，始终停留在边缘地带；20世纪20年代波兰和西班牙的独裁统治在人们看来都不会长久。只有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它们对现状发起全方位的挑战时，苏联、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才完全摆脱了束缚。前无古人的新帝国主义毫无顾忌地向本国与其他国家的国民发动攻击。伪善从来都不是纳粹主义的罪行之一。 但什么给了野心家机会来进行他们孤注一掷的反抗呢？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个联合体似乎展现了国际合作的新水平。美国与协约国共同采取军事行动，它们将经济资源聚集到一起，努力表达某种共同的价值观。“一战”过后，法国、英国、日本，以及有段时间的意大利，希望强化这种关系，美国则是所有这些考量中的关键因素。直到20世纪30年代，从凡尔赛谈判中诞生的国际联盟确实作为一个新的国际政治舞台发挥了作用。20世纪20年代，欧洲所有重大创新都是围绕日内瓦而展开的，这并不是巧合。然而，在失去了它重要的政治灵感来源——美国总统——之后，国际联盟成了这个新时代典型特征的象征：美国权力缺席的存在。正如一位英国的国际主义者指出的，美国是“我们所有盛宴上的幽灵” 当然，伍德罗·威尔逊曾经希望美国能够从国际联盟内部发挥影响力。但正如他在1917年1月“没有胜利者的和平”演讲中已经清楚说过的，他并不想把美国置于某种类似国际联合体的架构的顶端。早在凡尔赛的时候，他就已经脱离了战时的伙伴。20世纪20年代早期形成的现实结构是对威尔逊野心的一次反讽。正如奥斯丁·张伯伦在1924年指出的，美国在国际联盟的缺席，以及英国和法国对它的依赖，这两者一起造成的结果就是美国成了一个事实上的“超级国家”，它可以否定世界其他各国共同做出的决定。 而这正是威尔逊及其共和党继任者的野心。

评语：@毛泽东1937.8:联合抗日下，要把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贯通起来 @1945.5 毛泽东在7大： 我们中国有无产阶级 大资产阶级 中间阶级……3个阶级都在活动，尤其是抗日战争快要胜利时，都在准备日本打垮之后干什么 @开罗和德黑兰2个会议，2个主帅结论基本相同： 毛的结论：可能招致日寇正面进攻之祸 蒋介石：不久期内日寇必定对华发动一全面之攻势 @蒋介石日记：愿主赐我衡阳战事胜利，当在南岳顶峰，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 @毛致电周：红军迫近柏林，苏联参与东方事件可能性增长。在此种情形下，美、蒋急于和我们求得政治妥协。 毛判断非常准确，雅尔塔会议正是决定苏联入华作战。 @1945.4.21 毛：我们敌人还很强大，有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国民党，一个守着前门，一个守着后门……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从前讲“大贾深藏若虚”，做生意的人本钱大他就藏起来，就像没有一样”。 @蒋介石：俄对外蒙之要求，志在必得，绝不能以任何高度自治或准其驻兵方式满足欲望。 若不允许其所求，则东北、新疆各种行政之完整性无从交涉，共党问题更难解决；而且外蒙事实上已为俄占有，若为虚名而受实祸，绝非谋国之道……乃决心准外蒙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而与俄协商东北、新疆、中共问题为交换条件 @日本突然投降，空出半个中国的面积。 国民党原本聚集于西南、西北、兵力相对集中。 共产党散布于华南、中南、华东、华北、西北地区，拥有十几个大小不等根据地，兵力相对分散。 国民党因为接受面过大，战略推进没有重点，没有主次，全面进兵，到处接收。 共产党有取有舍，敢于放弃南方地区，全力向北发展。结果国民党由集中变分散，共产党由分散变集中。 战略选择而言，共产党最大成功和蒋介石最大失算，都在东北。 中共并不从一纸条约认识问题，判断苏联将把这个道义支持给予中共，对中共“基于伟大之同情”，中共主动进军，以及苏军默许，把中苏条约在东北变成一纸空文。 中共对东北的进军，最为重大意义在于：打破了中苏条约对东北的政治秩序安排。 @1945.12罗荣恒致电林彪：国民党接收沿长春路各大城市存在很多困难，他在华北不能击破我们，这样造成他对东北进军之相当陷入孤立。 @四平失守，是中共政治意图和军力不相符的结果 四平之战以武力决战方式，为国共之间一系列政治争论，做了最终结论。政治上表现为，国共谈判返璞归真，不再围绕国家政体话题，而是提出实力范围的划分为题。也意味着谈判本身的终结为期不远。 @中国政治上：在战场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得不到。而政治协商恰恰就是尚未经战场上决定性较量，却在谈判桌上变更国家权力的民国政治逻辑。 @马歇尔：听说共产党人是不能信赖的，但另一方丝毫不比共产党人更值得信任。 @周恩来对马歇尔说：军队的统编、整编、训练是蒋最不放心的，所以一切他都可以不谈，而先把此事弄成合乎他的愿望。如果一切都如他希望实现，他放心了，而我们就不放心了，因为一切都无保证了。 联合政府的口号本身是一个双赢的构想，政协协议也是双赢的协议，但是根据民国的历史局限，至少在当时，国共没有双赢的可能。

评语：@“我不记得我们是什么时候重建的房子，”她说，“但在1963年，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记得我看着我的父亲，衣着考究，好像是准备过某个节日，还穿着白包布。他走到路上，我和其他孩子在一起，然后他说：‘再见，我的孩子们，我要死了。’我们都哭了。‘别哭，别哭，’他说，‘你们没看到一辆吉普车从路上经过吗？你们的舅舅们都被抓上车了，我不会等着他们来猎杀我的，我就在这儿等着跟他们同归于尽。’我们不停地哭，劝他别去死，虽然其他人都被杀了。” 卢旺达的图西族就是这么数着年过活的：以一种跳房子的方式——1959年、1960年、1961年、1963年等，有时在他们不觉得恐惧的时候，会跳过好多年直接穿越到1994年；有时则会放慢速度，度日如年。” @然后他找到了正在等待免费烈酒的比齐蒙古将军，将军命令一名中士把这些民兵赶出去。保罗记得比齐蒙古是这么说的：“去那边告诉那些民兵，如果他们敢杀人，我就杀了他们。哪怕他们敢打人，我也要杀了他们。他们要是五分钟内还留在这家酒店里，我就要开枪了。” @法国第一支“绿松石行动”（Opération Turquoise）部队从戈马开进卢旺达西北部，在那里他们受到了热情的联攻派民兵团伙的欢迎——挥舞着法国三色旗，举着写有“欢迎法国胡图族”之类口号的标牌——同时千丘广播电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建议胡图族女性要为这些白人男性好好打扮一番，并调侃她们说：“现在图西族女孩全都死了，你们的机会来了。” @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他曾说过：“假设有野心和才能的人不会在我们中间继续涌现，便是否认世界历史的真实性。而一旦他们出现，他们就会本能地在自己激情的支配下去寻求满足，就像在他们之前的那些人所做的一样……无论是以解放奴隶为代价，还是以奴役自由人为代价。” @卢旺达议会通过了一项特别的种族灭绝法，根据罪犯在犯罪集团中的地位对罪责进行分类，并对已认罪的较低级别的罪犯予以减刑。虽然根据卢旺达的标准刑法，所有杀人犯都会被判处死刑，但种族灭绝法只将死刑留给了第一级分类中所定义的精英分子：“在国家、地区、社区、部门或基层一级的策划者、组织者、煽动者、监督者和领导者……”以及“以其施暴时的热情或过分的恶意来彰显自己与众不同的那些臭名昭著的杀人犯”和“实施了性酷刑行为”的行凶者。对于大批的普通凶手和他们的同谋（追随者）来说，终身监禁的最高刑罚可以酌情减轻，只要主动自首并诚恳认罪，甚至只需服刑七年。对非致命性伤害和财产犯罪的处罚也可以相对减轻。

评语：@蒋介石已经不把北上红军作为追剿终点，蒋介石认为“由毛泽东、彭德怀等率领向甘肃逃窜”的红军只是一小部分，其余大部分仍将留在川北和川甘边境。需要重点对付的应该是这支红军 @斯大林建议：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 @毛泽东致电李克农，要他转告张学良、王以哲：“当今之世，唯有苏联是真正反侵略者又真正有实力者，英国亦探俄政策，中国更应该速决大计” @各地反蒋派之所以看重力量并不强大的西北红军，除了红军战斗力印象外，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背后的苏联号召力。 @潘汉年认为张学良“缺乏进步的政治斗争认识，他父亲遗留给他一些军阀办法尚未刷洗干净，恰巧这一付旧本事与蒋去斗，正是必败之数” @蒋介石：俄非不可联，但须我们清共后 @日本支持的伪蒙军队进攻傅作义军队，这种情况下停止葱定远营进行援助事实上不可避免。 苏联没有及时停止原定的援助计划，多半仅仅是由于红军作战行动已经全面展开。 红军渡河失利终于为他们放弃这一冒险计划找到机会。 @陈立夫：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目前红军可暂时保留3k人，师长以上领袖一律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党的政府干部可按材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 如果中共能够派周恩来出来，或许蒋介石可以统一保留10000人也未可知。中心意旨，必须先解决军事，其他一起好办。 蒋介石内心计划大概是：把红军全部赶过黄河以西，感到外蒙去由苏联解决，否则遍设法将红军困在宁夏边境苦挨，自取灭亡。 @张学良不希望战争，共产党也不希望，他们的目的说到底是：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但是毛泽东早就十分清楚，扣押蒋介石，并且逼迫改组南京政府这一举动，无异于根本上否定南京政府。

评语：@在整个执政机构内部，经过所有权力来自党权，但党权被分解为3个相关但相对独立的部分：决策、执行权 、检察权。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推行下去，就是因为当时的试错成本很小。深圳的改革能够成功，是因为深圳当时只是一个小渔村。成功与否，对国家、对地方影响并不大。中国改革到今天，并不缺改革，改革的广度有了，所缺少的是深度和力度。而具有深度、力度的改革必然涉及试错成本。这就要求改革设计者在设计改革时，充分考虑试错成本的问题。 @史学家钱穆所言，如果滥用监察权，就必然演变成“内部反对党”，并且为了反对而反对。监察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发现问题，但如果为了发现问题而去找问题，那问题就来了。因此，在各个朝代，监察权都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在理解了决策权和监察权之后，执行权的状况就很容易理解了。执行权被夹在决策权和监察权之间，当决策权和监察权强化时，执行权就受到巨大的制约。行使执行权也需要权力，当权力不足时，执行往往裹足不前。同时，执行官员也是理性的，在面对毫无限制的监察权时，他们自然也选择“不作为”，因为“作为”往往导致监察机构的关注。 @中国试图通过技术升级追求高附加值经济。 这也是西方担忧中国的主要原因：中美贸易战是技术冷战。 @政府收入，无非3大来源： 土地 和 房地产（尤其地方政府） 政府债务 发行货币 这3方面的资源已经使用过度，空间有限。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收入高度不平等、社会严重分化，需要通过税收调节分配，中国会趋向高税收方向发展。 从世界经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至关重要的是保护企业家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这两方面比什么都重要。企业家的私有财产也是国家总体财富的一部分，需要被有效保护。如果不安全，私有财产就会随同其主人（企业家）“逃亡”。针对减税，一些企业家说：“感谢给我这个赚钱的机会，但我赚的钱的安全仍然得不到保障。”在财富随时归零的情况下，所有其他方面的经济刺激举措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英格兰银行前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最近出版了一本题为《金融炼金术的终结：货币、金融与全球经济的未来》的书。在总结了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后，作者说，他从危机中学习到了两点。第一，泡沫持续的时间远较我们预估的要长。以前的危机是这样，这次（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一样，都持续了数十年的时间才最后破裂。第二，泡沫破裂的速度也远较我们预估的要快。 @怎么理解中国财富行为？ 第一：没有有效法治保障，财富缺乏安全感。 第二：缺乏社会公平。 极左思潮抬头是有其经济根源的，那就是社会公平的缺失，例如收入差距过大，社会过于分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引入的可以说是原始市场机制，需要政府确立的社会保护机制不足，甚至没有到位。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创造的大量财富流向极少数人，而大部分人没有获得应当得到的财富，少部分人甚至成为牺牲品。 第三：公权力不受限制或不作为 法治不健全就决定公权力没有限制。在公权力面前，更多财富也无济于事。 第四：没有有效监管。 至少有两个结果：首先，没有有效的监管，市场经济盛行“大鱼吃小鱼”的现象，金融业和互联网企业大肆收购实体企业，导致金融、互联网、房地产业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也就是说，实体经济所创造的财富被不当收购。其次，政府为了鼓励发展新兴产业，往往简单地通过不监管的办法任其发展。这种无政府状态下的发展最终必然出现大问题。一旦出了大问题，政府又简单地采用粗暴的方法，用行政力量关停企业、“抓人”等来整治它们，造成财富的大浪费。 第五：财富本身失去方向 资本本质就是自我积累和扩张。 在中国，这种简单的积累和扩张并不可行。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不正当的政商关系，因为政府不放心企业财富的“政治化”，企业需要政府的支持进行再扩张。 @一个穷人占多数的社会永远是不稳定的，“有恒产者有恒心”。在找到创造财富机制，人们更需要找到有效的财富保护机制，只有同时拥有2者，一个国家经济才能可持续发展 @中国商人居多，缺少企业家。 商人以赚钱为己任，以钱多钱少衡量企业成功，企业家以改造世界为己任。 第一，离钱太近，离科学技术太远。大多数人见钱眼开，唯利是图，但对科学技术不那么感兴趣。商人自古就有，但企业家更多是近代工业化的产物。经验地看，近代以来的企业家群体是资本和科学技术相结合和整合的产物。西方的企业家改变了世界，但离开了科学技术则无从谈起。世界上很多文明都好商，但商本身不足以构成国家崛起的动力。成功的国家都实现了从商人到企业家的转型。没有这个转型，国家崛起会变得极为困难。当代中国尽管也培养了一大批专注技术的企业家，但相对庞大的商人群体来说，这个群体的人数仍然太少。 第二，离权力太近，离使命太远。企业有无使命？可以说，企业家的初心是有的。看看中国企业的发展历史，很多企业最初也是雄心勃勃，想干一番大事业，但可惜的是，逐渐地或者很快地，企业的使命发生了异化。对一些人来说，钱就成为唯一的“使命”，而另外一些人则以和权力的关系来衡量成功。“权力崇拜”文化在中国根深蒂固，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血液，企业家更不例外 第三，离官员太近，离老百姓太远。经验地说，官商永远是一体的，但“官民一体”或者“商民一体”似乎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理想。官商一体主要是因为两者有共同的利益。中国企业家或者商人是最懂得官员需要什么的一个群体；而官员也最懂得企业家或者商人需要什么。官员有潜规则（金钱等）或者政绩工程的需求，企业家和商人有政策寻租的需求，两者经常互相帮忙，或者互为工具，通过合作达到各自的目标 第四，离政治太近，离社会太远。所有社会，政治和经济不可绝对分离。企业家需要关心政治，不关心政治的企业家不会太成功。不过，企业家本身不是政治人物（除非弃商从政），不能把自己视为政治人物。当然，企业家参与政治则是另外一回事。企业家具有丰富的经验，尤其在经济事务方面，他们的实践知识对国家的发展至为关键，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到国家政治过程之中，把这部分知识贡献给国家。但是如果企业家的政治参与过程演变成为政策寻租过程，就会离政治过近。离政治过近的危险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政治变化无常，今天的朋友可能是明天的敌人 第五，在国际社会上，离机会太近，离规则太远。对中国的企业来说，走向国际市场实在不容易。国际市场已经被发达国家占领，中国企业家是国际市场的后来者，“走出去”处处受挤压，要承受更多、更大的风险。这就要求企业做更多的努力，尽量根据市场的规则来行事，以减少风险。但企业家对这个客观环境认识不清或者没有足够的认识，从而把自己推向风险地带。很多企业家走出国门之后，一旦看到机会，便失去了理性，什么事情都敢做。 一些企业家在国内也经常是机会主义者，出了事情，就通过和权力、官员、政治的关联来化解风险，求得问题的解决。问题在于，如果走出国门之后依然是机会主义者，要通过什么途径来化解风险呢？国内的权力关系很难延伸到国外。当然，也有一些企业家走出去之后的确能够和当地政府权力、官员、政府建立各种关联。不过，这种关联也正是这些企业所面临的巨大风险。一句话，对企业家来说，如果对机会所包含的风险评估不足甚至看不到风险，最终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简单地说，政府是一个（法治）构架，而不应当管那么多细节。细节属于市场和社会，没有市场和社会，就不会有任何可持续的发展动力机制 @“这种局面也使得亚洲国家处于一种极其难堪的状态：尽管西方的概念和理论不能解释亚洲经验，但人们仍然不得不用西方概念和理论来解释自己。今天中国的状况更加令人担忧。中国实在太大了，不能像早些时候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那样伪装自己。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一点也不想伪装自己。 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做法刚好相反，其他亚洲国家强调的是自己和西方的雷同，而中国主张的是自己和西方的不同。不过，中国并没有能够让西方（甚至亚洲国家）理解和接受的“故事”。这使得今天的中国和西方（及那些接受西方话语的非西方国家）处于意识形态的对立。” @十八大以后，中国开始比较系统地“走出去”，并且成为国家政策，尤其表现在“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方面。过剩的资本、多余的产能和成熟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等要素组合在一起，构成了“走出去”的巨大动力。 在西方看来，中国对外在世界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西方认为：中国和世界体系的关系从：学习、接轨、维持 转向了“修正主义”；在内部，中国越来越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开始输出自己的模式，无论是经济模式还是政治制度模式。 对西方来说，转折点是2008年：西方发生大规模经济危机，处于长期调整阶段。 @对中国，特朗普到底害怕什么呢？对特朗普来说，中国的核心力量在于其日渐成长的“消费社会”。中国成为“消费社会”对美国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国的“大市场”，也就是经济力量。真正可以促成中国改变整个世界格局的是其庞大的“消费市场”，而非其他因素。 @这次贸易战的核心就是技术冷战，就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的。说到底，通过这场技术冷战，美国希望延缓中国在技术层面往上爬，至少可以拖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可以说，促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促使中国回到贫穷阶段是美国所需要的。只要中国停留在“内部贫穷”状态，就不会有外在的影响力。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是避免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最有效方法。 @虽然中国市场对美国很重要，但一旦冷战开始，对安全的考量会占据美国对华关系主导地位，美国会为了安全而不得不放弃中国市场。美国可以去开发其他市场，但如果中国被排挤出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或者中美经贸脱钩，会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开端。 @只不过是一些人在近年太高调了，唤醒了美国本来就潜在的“中国威胁”意识。其实，国家和个人是一样的，低调和谦虚总是促成进步，而自我膨胀、夸大意识会最终走向失败。这也是二战前日本的例子，这种心态是一个崛起中的中国所必须避免的。 @中国文化多有变化的观念，少有进步的观点。变化和进步不同，前者是适应外在环境，后者则是改变环境。例如，中国历史上也是有诸多技术发明的，但这种发明并不为各方所重视。进而，即使一项发明被重视，中国社会也是把此生活化，而不是用来做各方面的改进。 在一定程度上说，到了今天，这种现象仍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例如美国人把互联网技术用来征服太空，中国很多人则把互联网用于生活（外卖、网购等）。再者，对中国社会的大多数人来说，即使在生活层面，只要过得去，就没有去“折腾”的动力。 中国国家大，消化危机的能力也强，一般小的危机影响不了整个国家。因为个别危机影响不了整个国家，因此也不会得到重视，任其存在和发展，直到演变成大的危机 美国人是最没有承受感的，一旦感觉到危机，就要表达出来，通过媒体等宣扬就成了真的危机感。中国社会具有强大的承受能力，对一般危机不表达，对真正的危机感也无以表达，而是遏制下来。这一方面表明了中国社会的韧性，但同时也表明了中国社会的致命弱点 @一战、二战都是各国外部化内部矛盾的结果，不仅导致了灾难，更没有解决内部的任何问题。而福利社会则是内部发展的结果。简单地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了，但西方的内部社会主义运动则成功了。 @食而不思”可能是未来很多普通人的常态。当机器可以替代人们思考的时候，大部分人的思考能力必然下降，到最后变成不会思考。懒于思考也是人性弱点的一部分，资本是不会漠视这一现实的。”

评语：@美国的这种极具竞争实力的领先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公司卓越的创新和创业能量，而这一切则得益于美国人对于传统权威不服从的特点。从这个角度看，多元化是益处多多的。虽然一些人强烈反对美国持续的移民潮高峰，认为移民对美国就业和文化构成威胁，但这些移民却是美国极为重要的人力资本来源。 然而，美国人太热衷于为自己的个人主义和多元化唱赞歌，以致常忘记了物极必反的道理。美国的民主和商业均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因为它们同时吸收了个人主义和共同体之长。那些出身他国的企业家除了他们的科技天分外，若只是单有挑战权威的能力，是绝无可能获得成功的。他们同时还必须是优秀的组织者和能够建立和激活大型企业的公司人。但是很容易出现过度多元化的局面，人们在这样的社会中除了司法系统外没有任何共同点——没有共同的价值观，也因此没有信任的基础，甚至没有可供交流的共同语言。 @韦伯常常因认为日本和中国等儒家社会无法成为成功的资本主义社会而遭抨击，但是他实际的观点可能更狭隘一些：他希望知道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以及现代世界的其他现象，譬如自然科学和对自然的理性控制等，只出现在新教主义的欧洲，而没有出现于传统中国、日本、韩国或印度。他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正确的，他认为这些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不利于经济现代化。只有当从外界引入现代经济，资本主义才能够在这些社会中发展起来，在日本和中国这都是与西方接触的产物。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社会模式迫使这些社会摒弃了其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关键元素。中国抛弃了“儒家政治”（political Confucianism），整个帝国体制和附庸其上的儒者阶层；而日本和韩国摒弃了严格的传统等级制，前者不得不为武士道精神重新定向。 @不难理解为什么华人社会里，最早实现工业化和繁荣发展的地区，包括香港、台湾和新加坡，都是受西方列强国家控制或影响，譬如英国和美国。从传统社会向自由主义国家的移民，如去美国、加拿大和英国，要比在国内的同胞发展得好很多，这并非偶然。在所有这些案例中，自由社会的组织架构都成为一种解放力量，帮助摆脱传统文化对企业家精神发展的压抑和对物质财富积累的限制 @自由主义有一个很强的信念，认为在表面之下，其实世界各地的人基本上都相似，而更多的交流将带来深层次的了解与合作。不幸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彼此熟悉催生的是轻蔑而非同情。 @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显然是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非常重要的支柱；当然，资本主义经济也有可能与威权政治体制共存，譬如今天的中国大陆、从前的德国、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和西班牙。但是从长远看，工业化进程本身需要教育程度更高的民众、更精细的劳动分工，而二者都是民主政治制度的支持力量。因此，当今几乎所有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 @创业机会为无数雄心勃勃的人提供了能量释放的途径，而他们先前可能只有通过发动战争或革命才能得到世人的“承认”。 @

评语：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公开的档案显示，芬兰人当时的怀疑没有错：倘若苏联在1939年10月如愿以偿，一定会充分利用其得到的领土优势，打开芬兰防线的缺口，从而达到占领整个芬兰的目的。苏联正是以这种手段在1940年成功占领波罗的海的三国。正是因为在这场战争中芬兰拼死抵抗，苏联进展缓慢且代价巨大，苏联才会在1940年3月放弃原先征服整个芬兰的想法。

评语：@欧洲并不等于西方，西方的范围要大过欧洲，欧洲的范围也超越了西方。 @根据福音传播者马太和马可的记载，有一天，法利赛人的追随者和依附于罗马的统治者希律·安提帕斯（Herodes Antipas）的追随者一起向耶稣这个实实在在传神之道的人，提出了一个暗藏陷阱的问题：是否认为人们向恺撒（即罗马皇帝）纳税是应该的。如果耶稣说不应该，那就意味着鼓动叛乱；如果说应该，则意味着支持罗马人的外来统治——这必让他人心丧尽。所以无论耶稣怎么回答，都意味着在政治上亮明立场，也意味着一个识别敌我关系的决断。由于耶稣并不想这样作答，他选择了一个辩证的答案。他要来一枚罗马钱币，在确认那上面印的是皇帝提比略（Tiberius）的头像之后，他回答说：“这样，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属灵权力与世俗权力之间的分离才是欧洲的“根本性差别”。 @只有从属于西方教会的那部分欧洲，才有保证个人自由和团体自由的体制性条件，于是只有在那里才能出现理性的神学，以及其他理性的学术——如法学和哲学，而且理性主义精神还推动了其他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只有在西方教会的范围内，一种有条理的质疑才能产生出精神上的生产力——尽管教会严厉地打击这种生产力，却已无力消灭它。

评语：@“一个在任何方面都以善行自持的人，在置身于恶者之中时，难免遭到毁灭的命运。 因此，想要保全自己地位的君主，必须知道怎样成为恶者，并且必须掌握在何种情况下有必要真的做出恶人一般的行为来” @“对个人之间的法律、契约、协定来讲，守信是有用的。 但是在掌权者之间，是否维持信义，则仅仅依据各方的力量对比来看了。” @“任何人都不具备将所有优良品质集于一身的能力。纵使真的有那样贤明的人物，他也无法在现实的人世间将这些品质完全发挥出来。 因此，作为领导者，必须注意如何避免使自己亡国的恶行，同时还必须保留那些不会使自己亡国的恶行。 ” @“如果是依靠他人实行新的制度，其过程中必然会产生阻碍，达到自己的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假如他们是依赖自己的力量，不管中间遇到什么问题，总是可以战胜困难而取得成功的。 因而，所有武装起来的先知都取得了胜利，而没有武装起来的先知则失败了。” @“一个国家，若没有以自身的力量来确保自身安全的意志，就无法期待独立与和平了。 因为如果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所能依赖的也就只有侥幸了。 “世界上最不可靠的东西，就是不以自己的实力为基础的权势和名誉了。” @为形势所迫时大胆果敢的行为，可与缜密思考后的行动等量齐观 @本来就被委以困难无比的军事指挥职务的领袖，如果由于各种外部的担忧而乱了军心，那么就算是指挥官再有能力，也无法取得光辉的战果 @“优秀指挥官一定会践行下面两点： 第一是想出敌方想象不到的新型策略。 第二是对敌将所出的策略，不仅能尽数看破，还能着手最终将其一一击破。” @个人命运的好坏，在于能否采取与时代相适应的行动。 若做长时段的考察，具有摆脱各种困境的能力的人是非常少的。 我以为，这种稀少的原因有以下两点： 第一，人是很难违背自己天生的性格的； 第二，对于天生就善于解决各种问题的人来说，从困境中脱身也是完全不同的情况，找到能够接受的策略，其实是非常难的。 因此，尽管时代在不断变化，人们的做法同以前相比还是一样的 @选择被爱戴的做法会导致下属的轻视，而选择被惧怕的做法会招致下属的怨恨。然而如果选择一种中间的道路，就违背了人的本性，最终会让情况很棘手。 总之，既然完全把握人心是最困难的事，汉尼拔也好，西庇阿也好，他们都已经在最大程度上发挥了自己的能力。 @“从自由社会到奴隶社会，或从奴役状态向自由政体变革的时候，有的国家可以通过不流血的方式完成，而另一些国家则最终爆发流血事件，其中有着怎样的原因呢？ 这与该国家建立之初的情况有关。 如果该国本身就诞生于暴力之中，政体变革的时候就会伴随着很多流血牺牲。因此，当该国陷入危机当中之时，过去的牺牲者和现在的牺牲者之间必然存在一种报复的关系。这种积怨就导致了一再的流血冲突和死难的结局。 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是在本国多数国民的赞成中得以成立的，即使出现对变革的要求，只要在统治阶级内部进行调整就可以了。虽然也有积怨和报复之类，却不至于使无辜的人流血牺牲。” @“民众的本质中有善良的方面，而与其本质中恶的方面相比，其善的方面并不重要。 即便民众的本质是善良的，这种本质需要在好的体制之下才能发挥出来；相反对其本质中恶的方面，则要从一开始就在制度上对其进行防备。 @在艰难时期，真正强有力的人物会活跃起来；而太平盛世里，则是拥有财富和门第的人，享受自己权倾一时的感觉。 @无论结局多么败坏的事件，一开始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 @“如果详细检视声名显赫的领导者的行为，除了偶尔的机遇之外，没有人能依靠幸运成功。虽然有机遇，也只是给他们提供了物质基础，唯有他们自身的才能才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也就是说，即便是有很好的机会，如果他们自身的能力未能充分发挥，机会就会浪费掉；相反，如果他们没有赶上好机会，自身的能力就无法发挥。 @命运是不停变化着的。如果一个人在命运的变化中仍然坚持自己做事的方法，只要他能够密切协调和命运的关系，就可以做到在这种变化面前立于不败之地。 有一点我是很明确的： 我可以断言，勇敢果断的人，在命运方面好过谨慎小心的人。 毕竟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如果你要在她面前取得主导权，就必须采取暴力的手段。 命运这个女人宁愿屈服于那些露骨地表现出征服她的欲望的人，而不会青睐那些冷冰冰对待她的人。 总之，命运就像年轻人的女友一样。年轻人因为缺少心计，不考虑事后的种种，于是就激烈而勇敢地征服了命运这个女人。” @李维曾这样说：如果一个人自认为其在命运面前别无选择，这个人就已经盲目了。 当命运要成就自己伟大的事业时，常常就会选择一位才能与品质兼备的人作为她的工具，而他也常常能抓住她所赋予的好境遇。 当她要给人间带来灾难时，也会选取一位相应的人。 而倘若有人要逆命运之意志而为之，她的回应要么是死亡的代价，要么是通过剥夺他所有的力量，使这个人再也无法做出违逆命运的事情。 环顾历史，我可以断言一条真理，那就是，人们只能顺应命运，而绝对无法违逆之。 人们可以在命运的大网中往复穿梭，却无法切断任何一根命运的丝线。 因此，因为命运不济而绝望是不应该的事。 命运在想什么，谁都无法探悉，而有时她就会在我们的期待中微笑着出现。 因此，无论落入怎样的逆境之中，都不要放弃人生的希望 @命运的裁决，对于没有勇气改变制度的人来说，是不会改变的；而上天，对于想着自己要灭亡的人来说，既不会帮助他，也无法帮助他。 @实力出众的人物，无论是受到命运的青睐或遗弃，其态度并不会与平时有多大变化。 无论命运如何改变，他们常保留着一颗泰然处之的心，因此在他人眼中看到的，就是命运对这些人没有任何影响。 相反，命运的转变可以通过弱者的外表体现出来。在好运面前，他们会陷入狂喜，仿佛是因自己个人之力而得意，从而导致周围的人无法忍耐而憎恨他们。 然而，一旦好运不再降临到他们身上，这些人立即沮丧下去，最终变成奴颜婢膝的人。 如果君主拥有这种弱者的性格，就会带来糟糕的结局。 这一类君主在逆境中并不考虑如何防御，而是急于逃避。此外，这些君主一定是在好运降临时抱着碰运气的态度，而在逆境中不考虑对应策略的，这种情况最糟糕 @对于想成大事的人，首要的是专心做准备。 等到机会来临之后再做准备就晚了。在幸运向你微笑之前，就应该完全准备好。 倘若能不懈怠地做到这一点，只要有好运来临，就能够捕捉到机会。 如果一开始抓不住好机会，好机会就会从手边溜走” @残酷无情的现实是，一个人手上拥有的权力越大，他就会越倾向于滥用权力，最终日益令周边的人难以忍受 @谁都愿意处理尽可能简单的事务。 然而对同一件事来说，就有能简简单单办到的人，也有经过刻苦努力却最终实现不了的人。 究其原因，能办到的人肯定在办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并且对是否抓住机会具有良好的判断力。 毕竟，无论怎样全力以赴，并非总能成功的。 这时候，判断力的好坏，就是一个人人生顺利与辛苦的分界线了” @

评语：@中国历史，是从自由而入于专制；西国历史，是从专制而入于自由 @大凡一种思想，不能说是好不好，只看它是合我们用还是不合我们用。如果合我们用便是好，不合我们用便是不好。

评语：@现在诸君研究佛学，也应当用怀疑的态度去找出它的意义，是否真正比较得普遍适用？诸君不要怕，真有价值的东西，绝不为怀疑所毁；而能被怀疑所毁的东西，绝不会真有价值。我希望诸君实行笛卡尔的怀疑态度，牢记苏格拉底所说的“未经考察过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 @有许多没有忍耐心的年青人也许听了不满意。他们要“彻底改革”，不要那一点一滴地立法；他们要暴力革命，不要和平演讲。我要很诚恳地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地指示我们，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能承认反对的人会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所以我很坦白地说，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 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改革.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了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中国思想的先锋老子与孔子，也可以说是自由主义者。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在二三千年前，这种思想能被提出，实在是一个重要的自由主义者的传统。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孟子给读书人一种宝贵的自由主义的精神。”

评语：@梦想做大事业，人或笑之，以为无益。其实不然。天下多少事业，皆起于一二人之梦想。今日大患，在于无梦想之人耳。 @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 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 易卜生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们自己。 @一个受过训练的头脑，就是对于易陷入于偏见、武断和盲目接受传统与权威的陷阱，存在戒心和疑惧。同时，一个受过训练的脑筋绝不是消极或是毁灭性的。他怀疑人并不是喜欢怀疑的缘故，也并不是认为“所有的话都有可疑之处，所有的判断都有虚假之处”。他之所以怀疑是为了想确切相信一件事。为了要根据更坚固的证据和更健全的推理为基础，来建立或重新建立信仰。 @东方的文明最大特点就是知足。西洋近代文明最大特色就是不知足 @杜威博士在天津青年会讲演“真的与假的个人主义”，他说，个人主义有两种： （1）假的个人主义——就是为我主义（Egoism），他的性质是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利益。 （2）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他的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种运动是非常的事，是变态的社会里不得已的事，但是他不是很不经济的不幸事。因为是不得已，故他的发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是很不经济的不幸事，故这种运动是暂时不得已的救急的办法，却不可翻存在的。

评语：未来10年，随着中国在两极化中1极地位日益显著，中美结构矛盾进入一个激化时期。到2023年，中国对外战略将完成从地区大国到全球性大国战略过度。第一个特征就是增强对外战略主动性，外交战略从应对型变成塑造型。第2个特征就是引领性增强，第3个就是中国对外战略表现为政治导向型，并可能恢复结盟原则。

评语：@就像马克思曾经预言的那样，在我们这个时代，财富不平等已经大大加剧。今天，墨西哥的一个亿万富翁的收入就相当于他最穷困的1700万同胞的收入总和。 @财富和权力的巨大不平等、帝国主义战争、愈发沉重的剥削和越来越压抑的状态：如果说这些都是当今世界的典型特征，那么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近两百年来一直不断思考并着力解决的问题。

评语： @“不爱尺璧而爱寸阴者，时难遭而易失也。故良将之趋时也，衣不解带，足不蹑地。” 译：为将者要不爱美玉而珍惜每一次战机到来的时间，因为有利的时机难以相遇而极易错失，所以作为良将之追逐作战的时机，睡觉时衣不解带，起身时足不停地不露任何踪迹地去捕捉战机，即使脱落了脚上的靴子也不去睬它，以免贻误战机 @知人性 夫知人之性，莫难察焉。美恶既殊，情貌不一，有温良而为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译：这个世界上没有比真正地了解一个人的本性还要困难的事情。每个人的善、恶程度不同，本性与外表也是不统一的。有的人外貌温良却行为奸诈，有的人情态恭谦却心怀欺骗，有的人看上去很勇敢而实际上却很怯懦，有的人似乎已竭尽全力但实际上却另有图谋。然而，了解一个人的本性还是有七条办法的：用离间的办法询问他对某事的看法，以考察他的志向、立场；用激烈的言辞故意激怒他，以考察他的气度、应变的能力；就某个计划向他咨询，征求他的意见，以考察他的学识；告诉他大祸临头，以考察他的胆识、勇气；利用喝酒的机会，使他大醉，以观察他的本性、修养；用利益对他进行引诱，以考察他是否清廉；把某件事情交付给他去办，以考察他是否有信用，值得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