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童看天下提及的书单

评语：小童：“《读书方法与阅读障碍症——基础理论来自哪里？》（二） 在这种读书方法中，我们既构建起学科间相互关联的宏大结构，又亲手将此结构逐步消解、精简，直至其转化为只能被抽象领悟的纯粹本质。此时大家会惊觉到，人类所有纷繁复杂的思维方式与思想图谱，在最深层竟统一于一个简约而根本的支点——价值。它既是马克思笔下“社会关系的总和”与“人的本质的实现”，亦是佛学指涉的“生命实相”与“存在的根本意义”。 中国古人云：“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这一哲学直觉在跨文化的语境中得到了深刻印证。《维摩诘经》指出：“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佛学以此教导世人：法性一致，名相各异。世间万千语言、概念与理论体系，不过是浮于表面的“名相”，其根源皆指向同一法性。 马克思在1843年致卢格的信中亦有异曲同工之论：“理论的历史确实证明，人类思考的是同一个东西，只是由于人们的成熟程度不同，才会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在马克思的语境里，这“同一个东西”最终指向社会物质生产中的价值关系。价值的创造、分配、转化与异化，构成了人类历史与思维的深层动力。 对错综复杂的现象世界的把握，必须统一于这种本质性的价值关系中。《大般涅槃经》云：“法性常住，无有变易。”这构成了认知的底色。而具体现象的流转，正如《杂阿毗昙心论》所言：“一切有为法，生住及异灭，辗转更相为。”这种瞬息万变的波动，正如《金刚经》结尾的绝响：“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因此，读书治学绝不可对文字语言过度执着或纠缠于细枝末节，而应穿透符号的迷雾，直达价值本质。正如《大智度论》确立的认知准则：“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依法不依人。” 反观历史，中国两千多年来思想进程的迟滞，根源之一便在于主流思维长期沉浸于对典籍的注释、训诂、考据与义疏。这种“依语不依义”的路径，使思维被语言和文字的表层牢牢束缚。在此过程中，工具性的语言异化为主体，中国人被自己创造的符号系统所奴役，进而构建起一个奴役他人的儒家社会。正如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曾痛斥这种“以理杀人”的惨剧。当真理被囚禁在枯燥的文字中，它便失去了生命的温情，沦为冰冷的教条与杀人的利器。儒学大师熊十力更在给梁漱溟的信中切责：“秦后二三千年，只有夷化、盗化、奴化三化，何足言文化？……中华文化分明未成熟，先圣启其理想，后嗣不肖未能析明与实践。”他怒斥此类治学者为“奴儒”或“迂儒”，讥讽他们“以钻鼠穴为辽阔，而不睹天地之广大”。 时至今日，这种“鼠穴式”思维仍盘踞网络上，其泛滥的文化解读与哲学探讨，大多仍停留在名相辨析与概念堆砌的低级阶段。这种“依语不依义”的习气，极少能穿透文字去触碰《大乘起信论》所指出的“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的本质。这种思维的退化，实则是对心智的深度毁损，可怜可悲至极。 真正的阅读与思考，必须是一场直达价值的心智解放。我们应当实现从阅读者到觉悟者，从注释者到创造者的文化自觉。如《金刚经》所云：“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待续）”

评语：小童：“《读书方法与阅读障碍症——基础理论来自哪里？》（二） 在这种读书方法中，我们既构建起学科间相互关联的宏大结构，又亲手将此结构逐步消解、精简，直至其转化为只能被抽象领悟的纯粹本质。此时大家会惊觉到，人类所有纷繁复杂的思维方式与思想图谱，在最深层竟统一于一个简约而根本的支点——价值。它既是马克思笔下“社会关系的总和”与“人的本质的实现”，亦是佛学指涉的“生命实相”与“存在的根本意义”。 中国古人云：“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这一哲学直觉在跨文化的语境中得到了深刻印证。《维摩诘经》指出：“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佛学以此教导世人：法性一致，名相各异。世间万千语言、概念与理论体系，不过是浮于表面的“名相”，其根源皆指向同一法性。 马克思在1843年致卢格的信中亦有异曲同工之论：“理论的历史确实证明，人类思考的是同一个东西，只是由于人们的成熟程度不同，才会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在马克思的语境里，这“同一个东西”最终指向社会物质生产中的价值关系。价值的创造、分配、转化与异化，构成了人类历史与思维的深层动力。 对错综复杂的现象世界的把握，必须统一于这种本质性的价值关系中。《大般涅槃经》云：“法性常住，无有变易。”这构成了认知的底色。而具体现象的流转，正如《杂阿毗昙心论》所言：“一切有为法，生住及异灭，辗转更相为。”这种瞬息万变的波动，正如《金刚经》结尾的绝响：“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因此，读书治学绝不可对文字语言过度执着或纠缠于细枝末节，而应穿透符号的迷雾，直达价值本质。正如《大智度论》确立的认知准则：“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依法不依人。” 反观历史，中国两千多年来思想进程的迟滞，根源之一便在于主流思维长期沉浸于对典籍的注释、训诂、考据与义疏。这种“依语不依义”的路径，使思维被语言和文字的表层牢牢束缚。在此过程中，工具性的语言异化为主体，中国人被自己创造的符号系统所奴役，进而构建起一个奴役他人的儒家社会。正如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曾痛斥这种“以理杀人”的惨剧。当真理被囚禁在枯燥的文字中，它便失去了生命的温情，沦为冰冷的教条与杀人的利器。儒学大师熊十力更在给梁漱溟的信中切责：“秦后二三千年，只有夷化、盗化、奴化三化，何足言文化？……中华文化分明未成熟，先圣启其理想，后嗣不肖未能析明与实践。”他怒斥此类治学者为“奴儒”或“迂儒”，讥讽他们“以钻鼠穴为辽阔，而不睹天地之广大”。 时至今日，这种“鼠穴式”思维仍盘踞网络上，其泛滥的文化解读与哲学探讨，大多仍停留在名相辨析与概念堆砌的低级阶段。这种“依语不依义”的习气，极少能穿透文字去触碰《大乘起信论》所指出的“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的本质。这种思维的退化，实则是对心智的深度毁损，可怜可悲至极。 真正的阅读与思考，必须是一场直达价值的心智解放。我们应当实现从阅读者到觉悟者，从注释者到创造者的文化自觉。如《金刚经》所云：“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待续）”

评语：小童：“此人的思维方式连最基础的现代思想的意义都没搞清楚。现代思想按照佛学的唯识论来说就是“阿赖耶识”，这是与之前一切时代不同的，阿赖耶识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后才被认识。阿赖耶识里的种子，就是以往历史形成并被历史继承的意识形态、价值框架。这些意识形态不断自我强化，并影响现代人的在其中解释世界，包括各种哲学、宗教、理论等等，这些解释和认识只是旧种子在现行、熏习新种子，很难跳出循环。因此哲学和科学的革命意义就在于批判性的扬弃它们。例如马克思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尼采提出：“上帝已死”和“重估一切价值”。鲁迅则说：“从来如此，便对吗？”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现代思想看起来是“粗鄙”的，远没有过去的思想高尚和伟大，不符合以往历史和现实中人们的价值观。但是在佛学中的阿赖耶识（第八识，藏识、种子识）看来，这些高尚和伟大储存着无始以来的善恶习气，制约一切感知、意识和行为，而要改变它只有通过实践，只有在人最粗鄙的地方着手才能改变。这就是大乘佛教经典《维摩诘经》的精神：不离众生欲、不离世间而求解脱的不二法门。这是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特点让《维摩诘经》也被称为《不可思议解脱经》。 这种认识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后才被认识，马克思指出人类解放只有在资本主义商品世界本身中求转化，只有在实践中深入其最激烈的矛盾，利用其内在张力来清净旧种子、培育新种子。这不是逃避，而是以大乘的入世姿态，即革命实践，在欲海中实现“转识成智”。正如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寺，以及佛教的“人间佛教改革”，人成即佛成。 因此，人的智慧、解放、答案不在以往的经典中，而在于革命的实践中。”

评语：《读书方法与阅读障碍症——基础理论来自哪里？》（一） by 小童 我本人有严重的阅读障碍症。严重时，甚至无法集中精力阅读书中的一行字，往往需要反复集中注意力几次、几十次，甚至需要放下书去干点别的事转移注意力，然后再回来拿起读——而这还仅仅是一行字。大家可以想象，对我来说阅读完一本书，尤其是理论著作，其困难程度是旁人难以想象的。 然而，从最终结果看，能比我读得多、读得更好、更深刻的人却不多。不谦虚地说，极少有人能在阅读的广泛性与深度上胜过我。而这个优势或特点，恰恰源于我有严重的阅读障碍症。因为在这种极端状况下，单靠毅力和兴趣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主动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读书方法才能坚持下去。 阅读障碍带来的一个意外好处是：我只能采用一种高度非线性的方式，通过快速翻看一本书，在简单阅读几行字后，立即拿起另一本书快速翻看……以此往复循环。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步建立起了一个跨书、跨学科的阅读框架。而由于阅读障碍的影响，这个框架不由自主地越长越大、越织越密。这种阅读方法，就要求不是把书快速掌握（把书读薄），而是把一本书的内容进行了深入拆解（把书读厚）；而且随着框架越来越庞大，需要参考的书也越来越多，书就越读越厚。 在这个过程中，读经典，但不迷信经典，要看到它的时代局限。读反面观点的对抗性阅读；重要书精读慢读、复读、拆解的分层阅读；一般书泛读，抓结构和核心论点；对工具书进行查阅式阅读；发现被忽视但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培根有句话：“有些书浅尝即可，有些书可以囫囵吞下，只有少数需要细细咀嚼和消化。” 在这个反复拆解与连接的过程中，我开始真正理解作者的思维方式，逐渐能够绕过文字本身，通过抽象力去把握本质。此时，阅读就进入了一个更高阶段，那就是把庞大的阅读框架逐步精简到无的过程，即再把书读薄的过程，最终实现融会贯通，为我所用。正所谓“大道至简”。 因为文字本身只是工具，是用来为读者指出思维的方式方法的，而不是让读者停留在理解文字的层面。思维方式方法有如面前的一座山，而文字只是指向那座山的手指。作者真正想表达的，绝不是文字能够穷尽的。正如《金刚经》所云：“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又如《道德经》所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这种阅读方法，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特别指出，阅读《资本论》需要读者运用抽象力。 例如，在阅读狄更斯《双城记》时，我无法像普通读者那样顺畅跟随情节，而是自然地代入城市学，从巴黎与伦敦的空间结构、社会分层、公共空间的政治功能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矛盾、资本原始积累、异化等各个方面建立框架，然后通过反复跳读和多书互证，我把小说中的街道、广场、断头台等细节，拆解并重构成一个关于革命如何在城市空间中酝酿的深层结构。这时，书就被“读厚”了。它不再是一部单纯的文学作品，而是政治经济学、城市学、历史学等各相关学科，同时通过这种解剖，让作品展现出19世纪城市、社会、经济、阶级矛盾的历史画卷，这样反而更能够深刻理解狄更斯的情感和著作的意义。（待续）

评语：小童：「我不相信境外势力煽动躺平，因为煽动躺平等于在帮中国缓解产能过剩、降低内卷压力、延缓经济危机的爆发，增加中国财富积累，哪个境外势力会这么好心干这事？ 洛克菲勒都知道，躺平是有利于资本家的。哪个境外势力这么好心让我们看看。 但是如果从阶级斗争角度看，国安部所说的“境外势力”几乎可以肯定是境外工人阶级政党或组织。严格上讲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组织或政党的左翼势力。因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或组织既不会简单支持“躺平即正义”的消极观点，也不会无条件赞同“劳动光荣”的反动宣传。因为，这两种现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都与剩余价值生产和阶级斗争相关，但其作用机制存在本质差异。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劳动光荣”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掩盖了劳动的异化性质，服务于延长工作日、提高劳动强度和榨取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目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反复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驱动力是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这必然导致生产过剩、利润率下降和周期性危机。过度强调“勤劳”“奋斗”，在客观上加速了资本积累和生产力发展，同时也加速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激化，从而为危机爆发创造条件。 而“躺平”则更接近于分散的、日常形式的抵抗。它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资本对活劳动的直接榨取，体现了工人对异化劳动的消极反抗，但也存在局限性，因为单纯个体化的“躺平”难以形成集体力量，无法根本动摇资本主义制度，反而可能被资本通过自动化、平台经济或全球劳动力转移等方式化解。 马克思的女婿保罗·拉法格在《懒惰的权利》中尖锐批判了“热爱劳动”是资产阶级和基督教道德灌输给无产阶级的“精神错乱”，主张工人不应为“劳动权”而斗争，而应争取“懒惰的权利”——即大幅缩短劳动时间（他曾提出每天三小时），把剩余时间用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本书带有强烈的讽刺性和战斗性，针对的是19世纪资本主义下的过度劳动和生产过剩。但拉法格的“懒惰权”并非鼓励长期个人消极躺平，而是作为集体政治诉求，通过阶级斗争迫使社会重新分配生产成果，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它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出的“自由王国”思想相呼应：真正的自由始于必要劳动时间结束之后。 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从不同角度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工作伦理。如安东尼奥·葛兰西通过文化霸权理论，分析了统治阶级如何把“勤劳”“劳动”塑造成常识，使被统治者自愿接受剥削。赫伯特·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主张“大拒绝”（great refusal），包括拒绝被单向度绩效社会所同化，强调本能解放而非单纯生产主义。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工人主义）传统，如马里奥·特隆蒂等人，把“拒绝工作”（refusal of work）视为阶级斗争的核心策略之一。凯西·威克斯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大卫·格雷伯，在批判“狗屁工作”和工作伦理时，均指出资本主义制造了大量无意义劳动来维持控制。 这些批判者都不是反对一切劳动，而是反对把异化了的、强制的、过度的工作神圣化，反对用“劳动光荣”“勤俭节约”等资产阶级道德规范来束缚无产阶级，从而维持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标，是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最终实现劳动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化，让人摆脱强制劳动的枷锁，获得真正的全面发展。 总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既不会把“躺平”浪漫化为终极正义，也不会把“劳动”奉为永恒美德，而是要把两者都置于资本主义矛盾运动和阶级斗争的具体历史语境中加以分析。」

评语：小童：「我不相信境外势力煽动躺平，因为煽动躺平等于在帮中国缓解产能过剩、降低内卷压力、延缓经济危机的爆发，增加中国财富积累，哪个境外势力会这么好心干这事？ 洛克菲勒都知道，躺平是有利于资本家的。哪个境外势力这么好心让我们看看。 但是如果从阶级斗争角度看，国安部所说的“境外势力”几乎可以肯定是境外工人阶级政党或组织。严格上讲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组织或政党的左翼势力。因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或组织既不会简单支持“躺平即正义”的消极观点，也不会无条件赞同“劳动光荣”的反动宣传。因为，这两种现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都与剩余价值生产和阶级斗争相关，但其作用机制存在本质差异。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劳动光荣”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掩盖了劳动的异化性质，服务于延长工作日、提高劳动强度和榨取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目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反复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驱动力是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这必然导致生产过剩、利润率下降和周期性危机。过度强调“勤劳”“奋斗”，在客观上加速了资本积累和生产力发展，同时也加速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激化，从而为危机爆发创造条件。 而“躺平”则更接近于分散的、日常形式的抵抗。它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资本对活劳动的直接榨取，体现了工人对异化劳动的消极反抗，但也存在局限性，因为单纯个体化的“躺平”难以形成集体力量，无法根本动摇资本主义制度，反而可能被资本通过自动化、平台经济或全球劳动力转移等方式化解。 马克思的女婿保罗·拉法格在《懒惰的权利》中尖锐批判了“热爱劳动”是资产阶级和基督教道德灌输给无产阶级的“精神错乱”，主张工人不应为“劳动权”而斗争，而应争取“懒惰的权利”——即大幅缩短劳动时间（他曾提出每天三小时），把剩余时间用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本书带有强烈的讽刺性和战斗性，针对的是19世纪资本主义下的过度劳动和生产过剩。但拉法格的“懒惰权”并非鼓励长期个人消极躺平，而是作为集体政治诉求，通过阶级斗争迫使社会重新分配生产成果，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它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出的“自由王国”思想相呼应：真正的自由始于必要劳动时间结束之后。 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从不同角度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工作伦理。如安东尼奥·葛兰西通过文化霸权理论，分析了统治阶级如何把“勤劳”“劳动”塑造成常识，使被统治者自愿接受剥削。赫伯特·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主张“大拒绝”（great refusal），包括拒绝被单向度绩效社会所同化，强调本能解放而非单纯生产主义。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工人主义）传统，如马里奥·特隆蒂等人，把“拒绝工作”（refusal of work）视为阶级斗争的核心策略之一。凯西·威克斯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大卫·格雷伯，在批判“狗屁工作”和工作伦理时，均指出资本主义制造了大量无意义劳动来维持控制。 这些批判者都不是反对一切劳动，而是反对把异化了的、强制的、过度的工作神圣化，反对用“劳动光荣”“勤俭节约”等资产阶级道德规范来束缚无产阶级，从而维持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标，是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最终实现劳动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化，让人摆脱强制劳动的枷锁，获得真正的全面发展。 总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既不会把“躺平”浪漫化为终极正义，也不会把“劳动”奉为永恒美德，而是要把两者都置于资本主义矛盾运动和阶级斗争的具体历史语境中加以分析。」

评语：例如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政治学教授特雷尔·卡弗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中就指出这一点。他认为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短评中发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即所谓“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发明背离了马克思思想。尤其在马克思逝世后，以马克思的名义构建了一个包括自然、社会和思维在内的形而上学体系，写作了一批违背了马克思思想宗旨和意愿的著作。所以很多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是“恩格斯主义”，是恩格斯晚年的作品。这个一定要分就清楚。但并不是恩格斯说的一点意义都没有，是有历史意义的，但并不具有马克思那种划时代的思想意义。

评语：坚决坚决战胜为人民办好事，为人民谋幸福的反动势力是工业革命以来，一切革命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共产党宣言》这一伟大号召和革命远景的根本推动力！ 小童看天下：最反动政治的思维出发点就是“我是为你好”。 小童看天下：法国哲学家加缪写的《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就是指出为人民办好事所导致的灾难的。

评语：现代国家要被理解为商品形式，而且是通过想象才存在的商品，并不具有任何意义的实体形式存在，其政权只不过是商品的管理者，即《共产党宣言》指出的：“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关于这个就不多涉及了，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例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话：“国家是抽象的，只有人民是具体的。” 这方面的政治理论，无论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此有很多著作，对国家的认识认识基本都是一样的，只是观点不同，可以自行查阅，例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等等。正是基于国家的性质，它的政治和外交只有通过商品形式才能去科学的理解和认识。也正是商品形式，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只有坚持国际主义才能进行有意义的活动。正如列宁在《论国家》中指出的：“国家学说被用来为社会特权辩护，为剥削的存在辩护，为资本主义的存在辩护……我们要抛弃一切关于国家就是普遍平等的陈腐偏见，那是骗人的，因为只要剥削存在，就不会有平等。”

评语：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理论也是如此。例如。达龙·阿西莫格鲁与詹姆斯·A·罗宾逊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阐述了包容性制度对于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2012年，达龙·阿西莫格鲁与詹姆斯·A·罗宾逊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阐述了包容性制度对于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两人之后的《自由的窄廊》进一步延伸了命题，主张国家和社会在互动中达成平衡，才能造就自由和富足。2023年，两人合著的《权力与进步》讨论了技术进步的问题。他们认为，若要实现共同繁荣，必须确保人工智能是与人工形成之间通过交换关系实现互补。

评语：就“放权”而言，这只不过是封建那套想法，如明代顾炎武在《郡县论》中说的：“然则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二千年以来之弊可以复振，后之君苟欲厚民生，强国势，则必用吾言矣。”这种思想正如彭小瑜在《中世纪盛期的欧洲》导读中所指出的：“也就是说，应该让各个地区都能够发挥各自的积极性来加强地方治理，并在这一基础上加强国家统一和君主的最高统治权。这就是顾炎武笔下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这也是欧洲中世纪盛期封建政治和社会的大致意思。”（【美】威廉·乔丹《中世纪盛期的欧洲》中信出版社）

评语：这是霍利参议员，他誓言领导美国共和党成为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他成功了。现在他在向大科技公司宣战，而要战胜大科技公司，在依靠美国和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基础上，更有赖于我们对基础科学的掌握和对科技的全新理解去开发。我推荐他书书《大科技的暴政》《The Tyranny of Big Tech》。 （#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接受质询 当地时间6月18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就波音公司的飞机生产制造问题和该公司员工提出的举报，对波音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卡尔霍恩进行了质询。卡尔霍恩先是被曝出年薪达到3280万美元，比去年增加了45%，遭到美国参议员乔希•霍利质疑“德不配位”！接着，当卡尔霍恩表示为波音的安全记录感到骄傲时。乔希•霍利表示，“看看你身后展示的‘安全记录’受害者照片，你还没被解雇，简直是讽刺！” CMG国际时讯） 2024年6月19日 21:34

评语：从文艺作品看，这些年来，败坏中国政治风气的作家是周梅森和二月河这种小农、小资产阶级的思维模式的作家，比如《人民的名义》这种剧。从政治上看，剧中沙瑞金等众官员的形象是很丑陋的，一个个官员的德行在现实中其实都是一幅地方小官吏的模样和行事方式，中央很少有这种德行的官。所以禁播这种剧我觉得是好事，这一个个都什么官员形象？在现实中，如果中国官员都是这种德行，那真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因为剧中这种官员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比清朝的奴才都不如。因为奴才是在皇上身边生活，所以多少都有点皇上的气息在。 而沙瑞金这种样子一看就跟奴才的奴才混的气息，完全是一幅基层小官吏的样子，只不过扣上一顶省委书记的帽子（看来周梅森理解的封疆大吏就这种样子）。鲁迅说：“从前的经验，是从皇帝脚底下学得；现在和将来，是从皇帝的奴才的脚底下学得。奴才数目多，心传的经验家也愈多。待到经验家二世的全盛时代，那便是理想单被轻薄，理想家单当妄人，还要算是幸福侥幸了。”

评语：社会问题涉及很多方面，首先我们看看中国的舆论环境。中国被世界公认为流言、谣言、谎言大国。正如鲁迅先生说的：“我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害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流言’”。所以他的文章可以说是对中国虚假信息环境展开的斗争。谣言和政治息息相关，是社会关系的反应，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就是一部研究中国式流言造成的政治大动荡的著作。法国学者诺埃尔•卡普费雷的《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出版时还没有网络，今天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中国舆论环境中的虚假信息数量（也包括错误的、断章取义的科学、文化、思想和理论方面的传播）的蔓延速度非常迅速和广泛。

评语：2024-04-23 20:36 今天是世界读书日，大家提醒我说几句。人人都能读书，但却不是人人都会读书，尤其是把书读明白更不容易。正如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版序言中的第一句话就提到如何读他的书并理解的问题。他没有答案，也不可能有答案。萧伯纳的《伤心之家》甚至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去指导读者如何阅读和理解这部剧作。《资本论》的第二版和法文版序言都指出读者在阅读后理解很差，对此他说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鼓励读者“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评语：今天中国遇到的所有问题，在其他国家都发生过，没有例外。说到这个问题，有必要提及一下王教授的《美国反对美国》这本书。首先，欧洲在资本主义早期，很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家都持有这种观点，不足为奇。例如，书中这句话“美国的体制，总的来说建筑在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基础上，但它确实明显地输给了一个集体主义、忘我主义和权威主义的体制。” 当年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就持类似这种观点，认为德国政治应该是威权主义政府，他认为这种政府在发展生产力方面优于西方民主制度，同时有利于德国的大国外交政策、民族复兴、文化复兴，“为子孙后代开辟一条在各民族之间分配权力和声望的道路。”他在1916年写道，德国必须成为一个权力国家，为的是“对世界的未来拥有发言权”。韦伯认为，一个伟大民族必定会“首先追求权力”，这是历史的必然。“这个现世的法则…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就包括了为权力而战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而要保存民族文化，就必然离不开权力政治。”（【德】沃尔夫冈·J.蒙森《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中信集团出版社〉 但历史已经证明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德国的战败告终。当然，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 因为在资本主义第一阶段，威权主义政府确实比民主制度国家推动生产力发展上更迅速，更便捷。孟德斯鸠早就说过：专制比法治更便于运用。但是问题在于，经济发展不可能永远处于第一阶段，这种制度是无法跨越出第一阶段的。正如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的：“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浪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487页。

评语：《现实困境源自理论困境》（4） 我国在所有政策上全面崩溃，就是由于学术不端！这个评价对于中国当前任何派别（无论所谓左派、右派、中间派）都适用，所以大家都不是无辜的。要说这些理论观点如果应用在现实中的区别，那只不过是社会痛苦多一点或少一点的区别，并不会有实质上的区别。因为这是历史规律决定的，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决定的。因此，理论是否科学和其在现实中是否有效，首先要取决于理论是建立在什么历史观上的。进一步说，如果历史观正确，即便理论都是错的都没有关系，因为实践会自我修正，依然会推动进步。反过来说，貌似科学或合理的理论，假如是历史观错误，那么也会在现实中制造巨大的灾难。 所以一定要注意看，所有历史的进步或革命的成功，都是建立在正确的历史观这个基础上的。例如无论是法国革命，美国革命，还是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都是如此，即国家和政府是敌人。在理论中应用这种历史观时，要使用辨证逻辑，否则会沦落为无政府主义或粗陋的共产主义；而使用辩证逻辑时，要科学化经济学理论，否则会导致社会主义空想或资产阶级的一厢情愿而导致暴力的不断发生和历史周期性：而要科学化经济学理论，就要理解自然科学的本质是人的科学，或者说哲学的现实化。 因此，政治学、经济学、哲学、自然科学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理论整体，对它们之间辩证关系理解并将其理解为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是划时代的思想和科学成就，而这个理论的核心是“阶级斗争”，其历史过程被概括为“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这个理论核心是科学家们目前回避的，其回避的结果就是造成一百年以来的科学危机。世界目前依然处于科学危机当中，因为一百年以来没有任何决定性的理论突破，目前世界所有科技成果都是对十九世纪的基础理论的应用。 19世纪是科学理论的黄金时代，（爱因斯坦的理论从理论意义是被归类为19世纪，因为相对论是对19世纪物理学的深化和重新诠释）而20世纪以来，虽然技术应用取得了巨大进展（如量子力学、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但基础理论的突破相对较少，严格说是没有。例如量子力学（20世纪20-30年代）虽然建立了新的理论框架（如海森堡的矩阵力学、薛定谔的波动力学），但它更多是对19世纪物理学问题的深化，而非完全独立的范式。图灵的计算理论（20世纪30年代）和半导体技术，属于应用层面的突破，不属于基础理论创新。生物技术的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1953年）和基因编辑技术（如CRISPR），同样依托于19世纪的生物学基础。 所以一些学者认为，当代科学进入了一种“范式固化”的状态，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指出，科学进步往往依赖于“范式转换”。马克思主义是在理论中实现“范式转换”的唯一方法。而马克思想要做而没有完成的“理论史”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即如何实现“范式转换”。虽然马克思没有完成理论史，但是他的著作已经将理论框架清晰的描绘出来了，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并进行归纳。 这有必要提醒中国的Ai发展问题。那就是在物质材料具备的情况下（如芯片），中国把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集中在中国，算法再高明都不可能发展出比美国先进的Ai技术，而且都是至少落后一代。尤其是在军事方面怎么发展都是落后一代，而不可能在未来军事斗争上取得胜利。为什么？这就是历史观决定的。比如法国社会科学家杰拉德·博罗内在《认识启示录—信息社会人类天性、理性与独立性》中指出的，好的算法取决于价值观，即正确的历史观。 如果理解了这个问题，我们就能把中国所有问题归纳为一点——历史观出问题了。这个问题导致所有理论和政策都成为闹剧。而什么是正确的历史观呢？（待续）

评语：《现实的困境源自理论困境》（2） 价值关系的矛盾是造成中国当前所有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特性：即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对立。但是对立并不是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占有和抢夺社会化生产。 中国当前问题的核心，简而言之，在于资本运动的集中趋势未能有效转化为向社会的分离趋势。这种集中与分离的矛盾，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也反映在社会结构与科技发展中。资本的集中趋势体现为资源、财富和权力向少数节点聚集，这在工业化早期和现代资本主义中尤为明显。然而，社会进步和技术发展推动了资本的分离需求，即通过信息流动、组织优化和资源再分配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和效益分享。 这种分散趋势与冯·诺伊曼描述的科技转向信息和控制的逻辑相呼应：当物质和能量的集中达到瓶颈，社会需要通过更高效的结构和信息管理来实现资源与权力的重新配置。这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演进，也是社会经济体系从集中化向分布式、去中心化发展的历史必然。他指出：“不论是近期，还是遥远的未来，科技都会从强度、物质和能量问题转变为结构、组织、信息和控制问题。”（《计算机与人脑》（The Computer and the Brain）） 而中国在无法产生分离形式的资本运动中引发“内卷”现象。所谓“内卷”，形象地说，就是资本吸血功能强，但社会造血功能弱，其表现为生产过剩、消费不足、竞争加剧、就业减少、产量增加而利润下降。若不及时调整政策方向，资本最终将“无血可吸”，导致经济全面崩溃。 这好些年来政府出台的几乎所有政策都是加强资本运动集中的政策，如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城市美化、乡村振兴，文旅投资、以旧换新、新能源补贴、降息…等等。因为这些政策不同程度上无非是让资本向特定领域或主体集中的政策，而完全没有支持和扩大社会化生产的政策。 就拿降息来说，MIT学者研究发现，向国民直接发钱与降息在刺激经济上的效果基本等同。在美国，利率下降150个基点（1.5%）大致相当于每人发放600美元。然而，降息政策需谨慎使用，因其效果可能受限且存在副作用，而直接发钱效果更佳、更精准。因为降息通过降低贷款利率，鼓励企业和个人借贷投资或消费，但其传导链条较长，效果可能因高债务水平或投资意愿不足而滞后或减弱。同时降息很可能推动资本进一步集中。因为降息通常使资金流向资产市场，推高资产价格，富人（拥有更多资产）受益更多，低收入群体获益有限，加剧了贫富分化。 这些政策出台后的效果只会导致内卷的加剧。因为内卷不是某个行业的问题，而是整个经济结构的问题，简单而言，社会没有造血能力了。因此，今天的问题已不再是是否坚持改革开放，而是能否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的问题。正如恩格斯所言：“实际的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个方面的一种正确的认识。” 资本主义的核心在于资本的积累与集中，这一过程贯穿其全部历史。没有资本集中，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然而，资本集中必然导致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的的基础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马克思），而乡村振兴是推动农民与土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压迫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封建剥削的根源不是由于人民被剥夺而离开了土地，相反地，是由于他们占有土地而离不开它。”因为只有通过发展城市化才能解放他们，但乡村振兴、城市美化、特色小镇等政策阻断了农民向城市流动的进程。（待续）

评语：《中美贸易问题》（4） 美国通过重振制造业对抗全球化负面效应，但这场运动的本质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制造业是手段，工人阶级的全面发展是目标。特朗普将关税调整称为“经济革命”，并将宣布措施的日期称为“解放日”。他在2025年4月9日的社交媒体上写道：“我为能成为工人的总统而感到自豪……”（“I'm proud to be the President for the workers…”）。这些表述表明，关税不仅旨在恢复经济竞争力，更试图重塑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策研究所及外交政策计划负责人约翰·费弗指出：世界期待新时代的马克思奋笔疾书，只有马克思主义可以解释和解决世界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如财富集中、工人边缘化）印证了马克思的预言，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生产关系变革才能解决。（《金融危机与全球左翼》，2009年）。 将关税仅视为制造业回流的工具是不全面的，其深层目的是为工人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以制造业为基础促进解放。正如马克思在《1848年至 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的：“一般说来，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是受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所制约的。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统治下，它才能获得广大的全国规模的存在地位，这种存在地位能够把它的革命提高全国规模的革命；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它才能创造出现代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同时又是它所能用以达到革命解放的手段。只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除掉封建社会的物质根蒂，并且为无产阶级革命铺平它唯一能借以实现的地基。” 列宁认为，美国工人阶级因身处资本主义中心，具有引领全世界革命的能力，其斗争对世界无产阶级运动至关重要。在《致美国工人的一封信》（1918年）中，列宁写道：“美国工人同志，你们是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堡垒中的无产阶级，你们的斗争将决定世界革命的命运。”在《论欧洲联邦口号》（1915年）中，列宁提到：“美国工人以其实际的斗争方式和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为国际无产阶级树立了榜样。”巴黎公社运动将美国工人阶级视为欧洲工人阶级的领路人。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革命性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因为制造业的外流，导致美国工人阶级陷入生产关系的桎梏，其个人和组织能力下降严重。原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称自己为“列宁主义者”正是看到了这一点。现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我们要用关税收入重建美国工人阶级的未来。” 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将罗马帝国的衰亡与公民活力丧失、自由民阶层萎缩、依赖奴隶劳动、道德与纪律衰退联系起来。罗马的灭亡表明，一个社会如果不能维持其核心人口（对罗马是自由民，对美国是工人阶级）的活力和参与度，就可能陷入危机。工人阶级素质下降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和政治矛盾的根源。美国当前的情况与罗马有相似之处（财富集中、劳动贬值、公民疏离），如果美国不能通过教育、就业和分配改革重振工人阶级的信心，社会矛盾可能进一步恶化，类似罗马失去社会根基。 美国的社会危机就是全球化的危机，美国如果无法完成制造业的振兴，全球化将失去根基。这不存在东升西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指出的：只有美国选举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马克思在给安年柯夫的信中说：“只要从世界地图上抹去北美，结果就会出现紊乱状态，就会出现贸易和现代文明的彻底衰落。”况且“东升西降”这种认识正如鲁迅讽刺的：以妾妇之道治天下就是《红楼梦》中林黛玉说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种认识。 美国的关税调整是一场革命，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混乱状况都是正常的，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必须聚焦于这场革命的性质是一场工人阶级解放运动。这场革命正如当年美国共产党创始人坎农指出的：“只要工人阶级在美国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就可以宣布资产阶级统治和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在地球上各个角落都死亡了。如果说俄国革命让工人们和殖民地人民行动起来的话，胜利的美国革命将携百余倍的威力改变地球的全部面貌。” 马克思指出，保护关税政策在过去的德国是对抗封建主义和专制强权的武器。而今天的美国保护关税政策依然如此，只不过扩大为与隐藏在全球化中的封建主义和专制强权进行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任由自由贸易横行，那么必将导致全世界无产者发动规模巨大的暴力革命，所以马克思对此曾对自由贸易信徒讽刺道：“马克思指出：“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制度。”因此，如果不看到这个问题的本质，妄言自由贸易是进步的，是有好处的，那么深受其害的只能是自己。（待续）

评语：《中美贸易问题》（2） 想了解美国的政治和政策走向是什么？面对各方各派的言论、评论和报道，通过历史科学或马克思主义理论就能很简单而清晰的看清楚，完全不需要猜测。比如，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去审视副总统万斯、现任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以及很多川普身边人的背景和思想就可以准确把握其行动和对策。副总统万斯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他是川普第一任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学生）的思想直接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和要求。 这里有必要再次提醒读者：与马克思思想一致的人并不代表阅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并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同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也不一定不按照马克思主义方法；而支持马克思主义的也不一定理解马克思，而且历史中很多情况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反的。例如苏联解体就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因为苏联的全部历史是与马克思的主张完全相反的，它的失败证明了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和他所批判的他之前那些社会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运动是比资本主义更加糟糕的先见之明，马克思将这些人的理论视为他的敌人。而马克思从未将资产阶级理论家视为敌人，正如恩格斯说的：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争论仅限于理论争执。 但是历史的讽刺在于，这些人重新披挂上场，借用马克思理论中的各种概念和范畴，演出历史新的一幕。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赛亚·柏林对苏联的那种“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心灵》中有句话：“本来发明用来描述西方资本主义的概念和范畴，结果却与它的不共戴天之敌为匹配，此乃莫大的历史讽刺。”而列宁早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因此，我们不能从一个人的言论或思想是否支持和反对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去看，而要从历史规律去看。 这个问题就是著名经济学家、思想家萨米尔·阿明所说的：“《资本论》这个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所肯定的智识与政治工具证明了，它自己就是正确预言资本主义现实的历史演化总路线的最好工具。没有一种在马克思主义之外的情况发生——或者说，常见的情况是，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通过思考这个现实的尝试，而得出类似的结果。” 因此，当看到川普政府的核心主张与马克思理论中对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和要求高度一致丝毫不应感到意外，这是由于历史规律本身在发挥作用，即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导致的。所以马克思说：“世界历史进程就是这样，它是怎么样，就得怎么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638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掌握生产资料、通过劳动实现自我价值为前提。这一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与特朗普政府首任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的政策主张不谋而合。莱特希泽认为，美国必须摒弃“服务业立国”的幻想，转而通过关税保护和技术投资双管齐下，全力恢复制造业的地位。他在担任贸易代表期间推动了《美墨加协定》（USMCA）等政策，强调制造业不仅是经济命脉，更是工人阶级尊严的来源。莱特希泽主张，美国应重建“生产型社会”，让工人通过切实的劳动——而非依赖福利——重拾自我认同，进而恢复社区活力与国家凝聚力。他在回忆录《无投降》中写道：“一个只靠金融和服务业的国家无法长久强大，生产才是工人阶级和国家的根基。” 与此相呼应，副总统J.D.万斯（J.D. Vance）进一步从社会与文化视角深化了这一观点。他认为，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工人阶级在经济中扮演积极的生产性角色，而非被动地沦为福利体系的接受者。万斯在其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中，以铁锈地带（Rust Belt）为背景，剖析了工人阶级因制造业衰退而陷入的经济困境、文化失落和心理危机。他指出，长期依赖福利不仅削弱了经济自立能力，更侵蚀了工人阶级的道德感和精神内核，导致社区解体、家庭破碎。他在竞选俄亥俄州参议员时曾明确表示：“我们要让俄亥俄的工厂重新运转起来，让人们通过劳动重建生活，而不是靠救济苟延残喘。”万斯强调，恢复制造业不仅是经济政策，更是重塑工人阶级精神与国家认同的关键。（待续）

评语：《如何认识和使用AI产品》（1） “逻辑会带你从A到B，想象力会带你到任何地方。”——爱因斯坦 AI产品作为理性的辅助工具，在人类的日常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它们并不具备思想。AI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处理任务：1. 基于逻辑和数学的数据驱动任务，如模式识别、优化和预测、大数据处理等。2. 基于明确定义的问题，如棋类游戏、数学计算、自然语言处理。3. 重复性和规则性的工作，如金融交易、自动驾驶、数据分类等。这些功能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内部的管理水平并缩短决策时间。 然而，依赖AI也可能导致错误。例如，埃隆·马斯克曾提及有150岁的人还在领社保，这实际上是基于对COBOL语言的误解。COBOL是一种古老的编程语言，在处理日期数据时，如果无法确认或识别，可能会默认1875年，导致2025-1875=150岁这样的荒谬结果。因此，AI提供的数据或答案需要正确的辨识和解读。 企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而AI产品唯一不能提供的就是创新能力。创新依赖于不按常规出牌的感性能力，而AI的“创新”只是基于已有数据的重新组合、优化或模拟。它无法真正打破已有的框架，只能在既定框架内进行变化。这点是每个人和每个企业在使用AI时都应谨记的，千万不可混淆两者的区别，以免阻碍自身的认知能力。 人类的所有知识最初都来源于感觉世界。通过验证、扩展和系统化这些感觉，形成假设，然后通过实验和观察来检验。正如科学方法论中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爱因斯坦也指出，创新的来源是：直觉的工作超越理性，创新是直觉战胜逻辑的结果。人类的进步依赖于理性，但愚昧同样可能源自理性。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言：“人出生时是无知的，而不是愚蠢的；他们是通过教育变得愚蠢的。”知识源于直觉和想象力，而教育有时可能抹杀这一点。 因此，AI作为理性工具，仅能辅助人类思考。它的发展和应用取决于人类感觉能力的提升。感觉世界基于共同的物理刺激，但知觉世界因个人的背景、经验、文化和心理状态而高度主观和个性化。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大问题：所有思想家和科学家与一般人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的强烈的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反传统、反常识、质疑一切的批判精神，而且很多都有各种怪癖、以及对新奇和未知的开放态度，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所以科学创新在本质上是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工作。 对于科学创新的特点，杨振宁在《读书教学四十年》中指出：“在每一个有创造性活动的领域里，一个人的爱憎，加上他的能力、脾气和机遇，决定了他的风格，而这种风格转过来又决定了他的贡献。乍听起来，一个人的爱憎和风格竟与他对物理学的贡献关系如此密切，也许会令人感到奇怪，因为物理学一般认为是一门客观地研究物质世界的学问。然而，物质世界具有结构，而一个人对这些结构的洞察力，对这些结构的某些特点的喜爱，某些特点的憎厌，正是他形成自己风格的要素。因此，爱憎和风格之于科学研究，就像它们对文学、艺术和音乐一样至关重要，这其实并不是稀奇的事情。” 我们在利用AI时需要社会培养并容纳这种鲜明的个性和批判精神，因为AI虽能帮我们处理大量数据，但这种技术的进步不应掩盖或阻碍我们对人类个性、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的需求。因为，知识的来源、推动社会和技术进步的，是每个人鲜明的个性、丰富的生命表现，是人在无限的想象力中不断打破已有知识框架，拓展其边界的感性世界中发展的。而感性发展需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来实现，这就需要社会为一个更加人性化和解放的未来铺平道路。

评语：来自豆友 @篆音者 的发现，微博 @小童看天下 未提供书名。 @小童看天下：「马克思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方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时空关系问题，如果当这种矛盾发生时，还在生产与消费这种问题上找原因，那就正如英国经济学家艾伦·比蒂说的：“在经常犯这类错误的国家，政府紧张，不稳定，只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评语：2014-08-08 22:49 来自 iPhone 回复@Peter-ton：啥都可以解释，人类学，语言学，量子力学，建筑学，扫地也可以。图根特哈特从人类语言的述谓结构出发解释佛教也不错。反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更可以，例如达赖喇嘛，赵朴初都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滤嘛。但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应作如是观。他懂个屁。

评语：2014-6-16 18:36 来自 iPhone 回复@意大利语口译大师：你错了，人家是真懂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人真正的自由，但是由于有苏联，人家不提马克思的名。美国60年代的自由派精英运动的口号“Great society program”就是取自杰出的社会主义者Wallas的一本书的名字。这个你不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