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学】

评语：劳伦斯•斯特恩是18世纪后期重要的感伤主义小说家。 《商第传》（项狄传）从形式到内容把由理查逊，菲尔丁和斯摩莱特基本完美的小说规范全部推倒，以一种无中心人物和中心故事的近乎荒诞的形式小说。斯特恩不循常规，只循观念意识的写作手法可视为意识流小说的滥觞。

评语：《感伤旅行》是斯特恩的另一部重要著作。该作借《商第传》中人物约里克牧师之视角写作者自己在英法战争期间取道法国前往意大利旅行的经历。但与一般游记不同，它主要不是写一路的见闻，而是写对一些小事的感受。这些感受表现了主人公的人道主义特征。 《商第传》和《感伤旅行》都以描写人物心理感受见长，书中的人物富于感情，往往对常人所不注意的琐碎小事感叹不休，读来有一种哀婉情调。这两部著作同理查逊的《克拉丽莎》，斯摩莱特的《亨弗利•克林克》，哥尔德斯密斯的《威克菲尔德牧师传》和麦肯兹的《有情人》构成了18世纪中后期英国感伤主义小说的主调，对当时的欧洲文坛发生了重大影响。

评语：《威克菲尔德牧师传》是哥尔德斯密斯唯一的一部小说，也是感伤主义的重要作品。小说叙述威克菲尔德牧师心地善良，却屡遭不幸。作品批评了坏乡绅欺压善良的罪恶，也通过对牧师妻子和女儿的描写讽刺了资产阶级中下层人们的虚荣心。小说文笔质朴清新，情节委婉曲折，已成为英国文学中的经典作品。

评语：高特荷德•埃夫拉姆•莱辛是德国18世纪启蒙运动后期的杰出代表。 悲剧《萨拉•萨姆逊小姐》是德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市民悲剧，标志着德国戏剧的发展新方向，莱辛通过此剧揭示了市民阶级的脆弱性，但更有意义的是此剧为市民戏剧开了先河。 悲剧《爱米丽雅•迦洛蒂》剧情虽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但莱辛所揭露的却正是18世纪德国封建小邦的各种鄙陋状态。这些统治者为所欲为，对老百姓实行专制残暴的统治，自己过着纵奢淫欲的生活，宫廷内处处是腐败。《爱米丽雅•迦洛蒂》是一部政治意义极强，反封建意识很浓的剧本，它所表露的反抗意识虽有局限，但给后来的狂飙突进诗人以巨大的影响。 喜剧《明娜•封•巴尔赫姆/军人之福》在德国文学史中，喜剧并不多见。该剧充分反映了市民阶级的正义感，责任感，自尊心等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这个剧本与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克莱斯特的《破翁记》和自然主义作家豪普特曼的《獭皮》并列为德国三大喜剧。它至今是德国剧场的保留剧目。

评语：《汉堡剧评》的重要意义是它奠定了德国现实主义戏剧理论基础，为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更为在德国建立民族戏剧作出了巨大贡献。用海涅的话说，是莱辛把德国戏剧从异族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

评语：《拉奥孔》一书以具体分析的范例划定了代表一般文学的诗与代表一般造型艺术的画的界限，并指出了艺术的共同规律和各门艺术的特殊规律。他用诗和画的特殊规律划清了长期以来模糊不清的界限。当然，在《拉奥孔》一书中还涉及了多种审美范畴，例如美与丑，悲剧和喜剧，恐惧性与崇高性等问题。莱辛对诗画一致说的冲击，他对表情的强调和个性特征的重视对后来的“狂飙突进”运动有很大意义。《汉堡剧评》和《拉奥孔》奠定了德国现实主义戏剧理论的基础。

评语：《少年维特的烦恼》是德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在国际上发生巨大影响的作品。 小说发表后不仅在德国引起轰动，而且产生了全欧性的效应，因为这部小说并不是一部单纯的爱情小说。维特是一位觉醒了的市民阶级青年知识分子，他在封建等级社会中的遭遇，他的愤怒，他的痛苦，他对个性解放，发展个人才华的要求，引起了广大进步青年的共鸣。歌德采用书信体的形式，把主人公对于周围的腐朽现象，贵族的伪善，小市民的狭隘，没有希望的爱情等感受通过比较自由，亲切的方式抒发出来。小说一方面鞭挞了封建伦理道德和等级观念，另一方面歌颂了大自然，天才和纯朴的儿童，全书充满了狂飙突进的精神。而歌德写情写景的优美文笔更是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尤其是主人公与社会格格不入，却又无力改变现状的心态正是这时期欧洲和德国的青年所面临的现实。为此，小说初发表时虽然遭到了官方和教会的反对，但在青年中引起的反响却是空前的，甚至一度形成了“维特热”。

评语：《浮士德》是一部诗剧，全书12111行诗，取材于16世纪有关浮士德这个人物的传说。从全书的内容来看，它涉及到欧洲文艺复兴以来300多年的思想历史的演变，反映了摆脱中世纪思想桎梏，不断探索新的生活，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漫长历程。歌德将浮士德的一生分成五个阶段来刻画：从求知，爱情的小世界到社会，政治的大世界。最后是事业的创建。我们不难看出，这正是歌德自己一生经历的过程，同时也多少可以看成是成千上万德国知识分子的人生阅历的缩影。这五个阶段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人生哲理性。浮士德是一个永远在追求，永远在探索，永远在完成自我，永远在超越自我，又永远在否定自我的典型人物。他不满足现状，总是在不断地追求和探索真理，不论在对大自然的探索或人类社会的体验中，总是不断前进。他还重视实践和现实，肯定人的作用，肯定人生的目的在于做出有益于社会的实践。（另一方面，浮士德精神也有历史的局限性，这种一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奋斗是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不可分的，同时也是西方启蒙时期人道主义的特点之一。） 浮士德也承认自己性格的双重性。“有两种精神居住在我的心胸，一个要想同别一个分离。”浮士德最后幻想开辟荒地，在封建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建设非资本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人间乐园，这注定要遭到失败。而且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体现了剥削阶级的殖民主义掠夺的一面。 与浮士德一样，梅菲斯特也是欧洲文学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他代表文艺复兴以来欧洲资产阶级的另一种典型，梅菲斯特的人生哲学是虚无主义，他的处事哲学是利己主义。因此，全剧贯常着辩证的精神，它表现在浮士德和梅菲斯特的两极对立上。浮士德向往光明，不断追求至善至美，体现肯定的精神。而梅菲斯特以鄙夷不屑的态度对待人的理性，他的本质就是“经常否定的精神”，就是“恶”。但是他冷静诙谐，玩世不恭，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远远比浮士德深刻。梅菲斯特一方面处处给浮士德帮忙，一方面又阻碍浮士德向上。但是，他的恶也从反面起了推动作用，他一再引诱浮士德，使浮士德从错误中摸索到正途。从根本上说来，浮士德和靡菲斯特是人的一分为二，是人的两种精神，是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所以从浮士德充满着矛盾，而且在矛盾和冲突中不断发展。 歌德在《浮士德》中对传统的艺术方法内涵（即遵从生活本身的逻辑和作家主观情感的逻辑）的继承，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但是，《浮士德》在艺术表现上又体现着明显的现代性。 其一，“化丑为美”。歌德笔下的靡菲斯特，已经成了“作恶与造善之一体”和“激发人们努力为自己”的新的审美形象。人们对他不仅不再保有对魔鬼的恐惧之情，反而将他视为前进中不可缺少的朋友。不仅如此，在“瓦尔普斯之夜”等场景和人物的描写中，“丑”也是作为审美的对象加以表现的。这样，歌德在《浮士德》中，实际上已表现出了较鲜明的现代美学意识。 其二，时空颠倒，混淆。作为一个生活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伟大诗人，歌德的美学思想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现实主义的。但在《浮士德》中他所采用的象征方法表明，20世纪被现代主义作家所广泛使用的时空颠倒，场景混淆的表现手法，已显露出端倪。作品中所出现的“天堂赌赛”，“浮士德与靡菲斯特的赌赛”，玛甘泪的悲剧及其主人公的政治悲剧的交错描写，已将空间的有序性完全打乱，幻想的和现实的因素有机交融。至于浮士德喝了魔汤而变得年轻，浮士德可穿过岁月回到几千年前的古希腊去寻找美女海伦等情节，更显示出了他对时间顺序的有意颠倒。 其三，形象的分身与变形。为了表现主观的内心冲突，20世纪的现代主义者常在其创作中，采用分身手法，将一个人剖为两个甚至几个人，以表现同一意识的不同侧面。不仅如此，为了表现作家俄某种主观情绪，他们也常将笔下的人物变形，以适应其思想情绪的变化。在《浮士德》中，我们可以看到，歌德不仅在百余年前就已经采用了这种表现手法，而且是驾轻就熟的。 如浮士德和靡菲斯特，是人的一分为二，是人的两种精神。歌德在这里采用的正是形象的分身法。至于浮士德忽而为年老学者，忽而为壮硕中年探索者，忽而为白发苍苍的疲惫老人，变形手法的运用也随处可见。 但需要指出的是，歌德对上述手法的运用，是仅将此限定在艺术表现手法的范围之内的，与现代主义作家主张以此来表现人物的潜意识，下意识的根本区别在于，他借以表现的是人的理性观念的辩证发展过程，而恰恰在这一点上，他的《浮士德》在艺术上达到了传统与现代性的有机统一。

评语：约翰•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席勒的 《强盗》之所以如此成功，主要是因为该剧强烈的反封建专制思想引起了德国青年的共鸣。剧中的主人公卡尔身上充满了狂飙突进的精神。它追求自由，对当时社会提出挑战，他是时代的叛逆者。

评语：《阴谋与爱情》是部市民悲剧，取材于现实。剧情是写宰相的儿子斐迪南和平民音乐师的女儿露易丝的爱情悲剧。《阴谋与爱情》揭露了上层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腐败，生活上的腐烂，宫廷里的种种尔虞我诈的行径，出现在剧中的另一个主题是封建等级制度，斐迪南和露易丝之间的等级差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势必造成悲剧。《阴谋与爱情》是席勒青年时代作品中最为优秀的。

评语：评论家曾指出华兹华斯是西方抒情诗坛两大革新者之一（另一位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彼特拉克），也是现代诗的开山鼻祖。在文学史上，以他为主，由柯尔律治参与写成的《抒情歌谣集》被认为是文艺复兴后最重要的诗集，因为它在题材，风格，思想等方面启动了现代诗歌的创作。 《抒情歌谣集》由华兹华斯，柯尔律治二人共同构思，首版大多数作品属华兹华斯名下。柯尔律治的几首中包括著名的《老舟子吟》。华兹华斯为该诗集写了著名的序言提倡朴实无华，接近大众语言的诗风，在用词，选材，诗歌功能等方面提出与18世纪文学传统不相同的观点。华兹华斯后又将序言扩展，使其成为重要文献。 诗集中的许多诗篇已被世人公认为佳作，如《西蒙•李》，《我们有七人》，《痴儿》，《山楂树》，《康伯兰的老乞丐》，中短篇《麦克尔》，笼罩着一些神秘色彩的“露西系列诗”以及《丁登寺》。 非叙事性的《丁登寺》则有集子内其他作品不具有的系统思维，甚至被认为是小型的《序曲》，将自我在经历中的成长，自然对心灵的诱导，记忆与往日的瞬间，生命的损失与补偿等典型华兹华斯主题浓缩。 非叙事性的《丁登寺》则有集子内其他作品不具有的系统思维，甚至被认为是小型的《序曲》，将自我在经历中的成长，自然对心灵的诱导，记忆与往日的瞬间，生命的损失与补偿等典型华兹华斯主题浓缩。 华兹华斯沉稳，缓慢，受惠于柯尔律治的流畅与敏感，柯尔律治则得益于华兹华斯的执着与视角的恰切；柯尔律治深刻，博学，在哲思方面做过潜心的研究，而华兹华斯则长于对现实的把握和绵连而又坚定的静思。华兹华斯以心灵的历程与平凡中的瞬间等文思影响了乔治•艾略特，乔伊斯，普鲁斯特等作家。柯尔律治则以有关想象和艺术创作的理论影响了现代批评观，尤其是新批评。

评语：塞缪尔•柯尔律治虽曾与华兹华斯一同被称为“湖畔派诗人”，但他的思想更难被这轻佻的名称所标志，倒是更能证实“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很像德国哲学家”的印象式说法。华兹华斯沉稳，缓慢，受惠于柯尔律治的流畅与敏感，柯尔律治则得益于华兹华斯的执着与视角的恰切；柯尔律治深刻，博学，在哲思方面做过潜心的研究，而华兹华斯则长于对现实的把握和绵连而又坚定的静思。华兹华斯以心灵的历程与平凡中的瞬间等文思影响了乔治•艾略特，乔伊斯，普鲁斯特等作家。柯尔律治则以有关想象和艺术创作的理论影响了现代批评观，尤其是新批评。 从某种意义上，即使不提他那才华横溢的创作，他在理论上的贡献也可使其稳居伟大作家的高位。 柯尔律治的一些代表作常被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友情诗或他所谓的“交谈诗”，另一类是象征诗或神秘诗。前者大致包括《伊俄勒斯之琴》，《这个菩提树的荫棚》，《霜夜》，《沮丧》和《致威廉•华兹华斯》等。后者主要指《老舟子吟》，《忽必烈传》和《克里斯特贝尔》等。由于后者的斑驳异彩，人们对前类诗的价值稍有疏忽，而实际上它们的重要性能比及《丁登寺》和《不朽的征兆》。这些诗常像自怨自艾，之所以称之为交谈诗，主要因心中有固定的听者，如好友兰姆，华兹华斯兄妹，华兹华斯夫人及其妹妹等。此外，这类诗织体较松弛，思路舒缓。 第二类是象征诗或神秘诗，其特点是奇异，如梦魇，富有哥特式的想象力和跌宕的情绪，具有极高的艺术力度，与华兹华斯推崇自然的成分相比，更具超自然的色彩。《老舟子吟》讲述一位老水手坚持将一段海上经历说给一位欲去婚礼作客的路人听，于是从一开始该诗就在喧闹的社区与个人的精神世界之间建立了反差……该诗在道德，宗教，艺术，心理等方面引出众多评论。从结构上看，它为浪漫哲学中的迂回史观提供了例证，也有助于人们联想纯真——罪孽——救赎这宗教上宣传的模式。诗中有关万物共有同一的生命或天人一体的说教也符合诗人一贯的泛神思维。此外，我们也可依据柯尔律治有关首级与次级想象的理论，看到所涉及的创造性想象力启动的欲望与启动的过程（老水手胸中诗意涌起）

评语：乔治•戈登•拜伦是19世纪欧洲的文学奇观。在一段时间内显示出叱咤风云的魅力，引起上至歌德，雨果，普希金，下至青年男女的喜爱，将许多文人罩入其巨影。（但今天若绘制浪漫诗人的命运图表，会发现他的名声经历了最大的落差） 拜伦早期代表作《少侠哈罗尔德游记》，写厌倦生活的贵族青年哈罗尔德游历欧洲各国的观感。文体类似《奥德赛》，却缺少希腊英雄与诗内环境的契合，令人难以区分拜伦与人物的语声。

评语：叙事长诗《唐璜》是拜伦的杰作，也是英国文坛最佳讽刺史诗之一。该诗融汇英意两国优秀的讽刺与浪漫传奇传统，以欧洲文明为鞭笞对象，涉及爱情，教育，游览，战争，道德与宗教及时事政治等话题。唐璜的形象已不同于感染了许多青年读者，性情更富有弹性，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与传奇中或莫扎特歌剧中的那位只对女性有兴趣的唐璜有实质不同。诗文的风格也更加灵活和口语化，结构松弛，枝杈频生，既像18世纪菲尔丁和斯特恩等人的小说，又像意大利式的现场即兴诗，给人以情调多变，思路繁复的印象。 拜伦现象的核心是他创造了“拜伦式的英雄”，该人物西方游荡，忧郁性格常自觉居人群与习俗之上，论古讽今；虽有强烈的男性中心意识，对女性却有不断的魅力。哈罗尔德与曼弗莱德尤其代表这位孤独的反叛者，欧洲后来的小说与诗歌中也常有其身影，在贝多芬与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中也可觉出其气质。

评语：说理的冲动与抒情的冲动融合在一起，这是雪莱的特色之一。一方面是执著的哲思，一方面是狂放无比的想像，两者联系，相得益彰，为他人不及。而《西风颂》则代表超群的艺术控制力。 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因体现其思想之精髓而在雪莱诗中占中心地位。该诗使雪莱的两大主题——社会变革与人间情爱——交织互补，并配之以两条线索：普罗米修斯与朱庇特的善恶关系和他与亚细亚的分别与重逢。这两条线索由代表必然性和原始生命力的冥王来串连，由他来影响众神之命运，决定不同人物的胜败。这位埃斯库罗斯笔下的巨人吸引诗人，是因为他以美德抗暴，他基本代表完美人格，无私，无野心，无妒意，集人类智慧与永恒灵智为一体。雪莱写这首诗时不再过分强调外在变革，而更注重自我完善和爱的力量，不再涉及具体的政治自由，而聚焦于超然而又深厚的自由含义。因此，《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实际是理念诗，旨在展现理想生活的幻景，提供宇宙新生的启示。相对拜伦的现实革命精神而言，雪莱的革命概念更是理想色彩，因此也更彻底，是对现有世界方方面面的哲学否定。 在其主要文论之一，很受今人重视的《诗解》中，雪莱在理论上赋予诗歌异乎寻常的作用。针对友人关于科技的发展使诗歌过时无用的说法，他认为任何欲达大善境界者必须依赖至广的想象力；无诗即无道德，功利主义只能导致混乱与暴力。他引经据典，指出诗歌在高级文明中亦有重要作用，从高超的角度看待诗歌与政治和道德的紧密关联。虽文中柏拉图的模仿论与浪漫主义的抒表论达到完美协调，但有关诗人“是未被确认的世界立法者“等说法接近马克思之后的类似思考。

评语：约翰•济慈最令人叹惜，享年仅26岁，留下许多精美的诗篇，包括莎士比亚与但丁在内的巨笔在那样年轻时尚未写出相当水平的作品。诗艺方面，甚至有人认为他是英国19世纪最杰出的诗人，不独属浪漫时代，从丁尼生到唯美派的主要诗人几乎都受到他的影响。尽管相对欧洲历史而言，济慈的影响力不及拜伦，但说到英国诗歌史，拜伦的声望则无法与济慈相比。…… 济慈作品在体裁，题材和风格等具多样性，主要作品包括由《恩底约•翁》，《伊萨贝拉》，《圣阿格尼斯节前夕》和《拉米亚》等组成的叙事诗，以1819年六首伟大颂歌（《夜莺颂》，《希腊古翁颂》等）为代表的短篇诗作的许多杰出的十四行诗以及具有史诗气质，未完成的“哲理诗”《海庇里安》和后来的《海庇里安的败落》。此外，济慈的书信也是其遗产的一部分。 《圣阿格尼斯节前夕》是诗体，诗语，内容有机结合的典范，是莎翁与斯宾塞在济慈诗中影响的之佐证。至少在表面上，济慈采用适于浪漫传奇的斯宾塞诗节，写发生在中世纪哥特城堡中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爱情故事。更深入一些，我们可以说一方面诗人意识到幻觉，盲目性或错觉与感情或精神生活的同一性，甚至无幻觉既无激情；而另一方面他以莎士比亚式的戏剧视角使含意和层面复杂化。 对济慈常见的误解是不假思索地称他“追求理想”，“逃避现实”，或崇尚高超的美。多思的读者则能读出他诗中表现了“梦的欺骗”，“回到现实”等含意。但若更深刻一些，应能看到此点，又能体味到他所暗示的无法超越无法遏制的浪漫欲。他绝非逃避现实的诗人，但“回到现实”多指回到现实的情感中，而不是无梦的冷现实。由于梦欲溶在凡人的血液中，现实之内的浪漫就体现了生活本来应有的甜美，丰富的意味。 济慈对维多利亚诗人（尤其是丁尼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后者对中，古题材的兴趣以及对艺术与生活，幻想与现实等关系的继续探讨。令人则更看重济慈所代表的某种新人的气质：他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情感，包括疼痛，欲念，尴尬与窘迫，美感与疾病，孤独，快乐等，都有敏锐的把握，能以生动而具体的感觉表达这类痛苦与欢乐。（当我们谈论他有关剧烈的瞬间美感概念与唯美派或颓废派的关联时，不应过分夸大负面影响。实际上罗斯金，佩特，尼采和叶芝等人都受过此类思想的影响，都在现代环境中体会到济慈式的喜悦和悲哀。） 有评论家认为，济慈的倾向是要发掘新的永久价值，他主要不是让我们相信世间充满苦难与压迫，而是让我们鼓足勇气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世界充满欢乐，健康，自由。这些都属于他人，但只要争取，也能属于我们自己。济慈思想与艺术的精髓就是让我们有勇气相信他人是幸福的，并能为此感到由衷的喜悦。

评语：对后世来说，沃尔特•司各特爵士主要是历史小说家，但他在浪漫主义时期威望极高，不仅著有大量诗歌，小说，剧本，还有史学，传记著作多种，整理出版了大量古籍，对19世纪作家的影响甚巨，对包括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在内的小说家的影响更是无法估量。 司各特将中世纪浪漫传奇，民谣和哥特式恐怖小说因素与苏格兰俄历史传奇结合起来，开创了“历史小说”这个亚文类。

评语：简•奥斯丁是与浪漫主义诗人同时代的小说家，但她既没有正面表现时代风云，也没有多少流连于山水林间的笔墨，不写汹涌激情，回避鬼怪志异，写作倾向迥异于司各特和玛丽•雪莱（人造人故事《弗兰肯斯坦》），却有后来维多利亚时代那种向现实生活的逼近，因而成为18,19世纪小说之间的重要纽带。 她共写了六部不长的世态小说，（《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曼斯菲尔德花园》，《爱玛》，《诺桑觉寺》，《劝诫》）内容无非是请客吃饭，弹琴跳舞，择偶婚娶，用她本人的话说，只写“一个乡村中三四户人家的事情”。她用制作象牙雕品般的功夫打磨出的艺术精品，她的全知叙述者很少对虚构的人物和事件作大段正面评述，却始终将人物牢牢控制在她的反讽审视中。奥斯丁的语言技巧备受赞扬，她刻画人物主要靠传神的对话，而对相貌，服饰并不作过细的描写。她也很少用隐喻，对于滥用想象力持怀疑态度，文笔流畅，从不故作高深晦涩，然而她的虚构世界绝不像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清澈。奥斯丁的最大吸引力就在于她对人世，人性的准确把握，以及言语行为与判断意义和反映真实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20世纪对奥斯丁的评价越来越高，开始可能和形式主义的盛行有关，但现在人们发现她的作品对于当时社会的经济，意识形态，初期的殖民主义扩张等也有很大的认识价值。

评语：席勒写出过许多种有关美学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包含有27篇书简的《论人的审美教育书简》（1795）和《论朴素的诗和感伤的诗》（1796） 席勒在《论人的审美教育书简》里既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同时也不满资产阶级革命的暴力，他设想了一条通过审美教育来达到“自由王国”的途径。他认为感性和理性，主体和客体，个人和社会等矛盾只有用审美的艺术活动才能得到统一，进而达到真正自由。在席勒看来，只有在获得这种自由后人们得到精神的解放和人格的完美，然后才有可能发展政治和经济。显然这种途径正是德国古典主义文学所极力追寻的。 在《论朴素的诗和感伤的诗》中涉及到了文艺创作中的许多根本性的问题，席勒最早使用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这样的名词。他把诗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诗人是和自然现实协调统一的。他们的诗是感伤的。前者由于直接反应现实，因而是现实主义的，后者由于反映现实提升的理想，因而是理想主义的。 席勒在这里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文艺创作方法，这在当时德国文艺论著中是不多见的。

评语：恩•台•阿•霍夫曼是位具有很大世界影响的作家。除了许多德国本土的作家外，一些世界著名作家，例如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波德莱尔，爱伦•坡等都受过他的影响。由于他的作品怪诞，离奇，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幻想和现实交织的手法，深刻的心理描绘等特点，他曾被看作颓废派和神秘主义的始祖，但实际上霍夫曼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批判是显而易见的。他的创作手法为20世纪的现代派开了先河。 霍夫曼的作品里表现出来浪漫派的特色，但他并不逃避现实。相反他对当时社会中种种腐朽丑恶现象作了批判讽刺，但其形式往往是通过离奇怪诞的情节，神秘古怪的人物进行，从而也就形成了霍夫曼的特有风格。 《金罐》这篇小说的主题是庸俗生活和诗意生活的对比

评语：夏多布里昂是19世纪法国文学家，代表作有《阿达拉》，《基督教真谛》，《墓中回忆录》等。他的作品不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创新，直接推动了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兴起，故而被文学史家看作是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先驱（法国浪漫主义的先驱）。夏多布里昂对后世影响巨大，包括雨果在内，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几乎都曾以他为偶像走上文学之路。 中篇小说《阿达拉》是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先驱作家夏多布里昂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通过描写一场发生在荒原中的凄美爱情来向读者展示孤独之美。一经出版就轰动了法国，并预示了法国整个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 《基督教真谛》是夏多布里昂的代表作之一，全书分为四个部分：《教理和教义》，《基督教的诗意》，《美术和文学》和《信仰》。《基督教真谛》包括考证，哲学论述，旅行回忆，艺术评论和作为例证的小说等。舍弃理性思考而诉诸人们的想象力和情感，力图展示基督教的诗意和美，夏多布里昂认为，基督教是文学创作的源泉，要求文学和艺术与基督教结为一体。这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浪漫主义的文学主张。

评语：《墓中回忆录》是夏多布里昂最重要的作品。此作的文笔历来为人称道，具有一种强大的暗示力量。通过这本回忆录，作者将文学和人生合二为一。（以考证对《墓中回忆录》，以阅读对《墓中回忆录》，人们将得到两本不同的书，一本是实录的历史，一本是创造的艺术。前者有夸张不实之处，往往为后人诟病；后者则创造了想象的奇迹，放射这史诗的美。）

评语：维克多•雨果的创作超越了19世纪的多种文艺思潮，而且在时间上几乎覆盖了整个19世纪。 1827年雨果发表剧作《克伦威尔》及其序言。这个长篇序言热情弘扬浪漫主义，猛烈鞭笞古典主义，被后人视为浪漫主义宣言书。这篇宣言使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形成了有组织，有纲领的运动。《<克伦威尔>序》针对古典主义的教条，提出四条新原则：一是糅合“滑稽”和“崇高”，以反映完整的人；二是取消“三一律”，只保留情节的一致；三是强调“地方色彩”，包括历史和地理两个方面的“地方色彩”；四是提倡艺术自由，反对模仿，正剧也可以像悲剧那样使用诗体。《<克伦威尔>序》是西方文艺理论史上一篇重要的文献。 雨果的五幕诗剧《艾那尼》的首演是浪漫派和古典派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该剧摒弃地点和时间的统一，剧情曲折，气势夺人，有不少优美的诗句（由于古典主义素来以戏剧为立身之本，所以浪漫主义戏剧进入戏剧的最高殿堂法兰西剧院，并且突破古典主义者的围攻，在舞台上一展风采，这便无异于宣告了浪漫主义对于古典主义的胜利）《艾那尼》的成功标志着浪漫主义取得辉煌胜利。 雨果共创作了六部长篇小说，即《冰岛魔王》，《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笑面人》和《九三年》，另有三部长篇小说：《布格•雅格尔》，《死囚末日记》和《克洛德•格》。 《悲惨世界》是雨果最重要的小说。主人公冉阿让是一个出身卑微，历尽磨难，最终升华为博爱精神化身的圣徒式的人物。《悲惨世界》是一部内容丰富，思想博大的巨著，很难以一种创作风格或小说类型加以概括。有人批评小说中与主要情节无关的议论和思考太多，但也有人认为这正是天才与匠人的区别所在，例如，书中对滑铁卢战役的描写被公认为天才的杰作。 雨果在小说和戏剧创作上取得了辉煌成就。不过，雨果首先是诗人，他在诗歌上倾注的心血最多，收获最大，成就最高。雨果生前发表诗集19部。他在诗的语言和形式两方面继承并发展了法兰西民族传统；在诗的灵感上更推陈出新，是法国诗歌，尤其是抒情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惩罚集》，《静观集》和《历代传说集》为法国文学树起了三座诗的丰碑，分别成为法国诗歌史上讽刺集，抒情集和史诗的典范。

评语：戴奥菲尔•戈蒂耶是从浪漫主义转向唯美主义的代表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莫班小姐》，诗集《珐琅与雕玉》等。戈蒂耶在《<莫班小姐>序》中集中阐述了自己的艺术观。他否定了文学艺术的功利目的，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也因此这篇序言被看作唯美主义的宣言书，而他的诗集《珐琅与雕玉》正是这种理论的实践。毋庸赘言，戈蒂耶的文学艺术思想对法国19世纪下半期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古已有之，而真正把它作为一种确切的文艺理论宗旨并形成一定流派，则是19世纪的唯美主义运动。（1818年，法国哲学家库切将当时流行于文艺界的种种概念提炼为”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口号，这标志着唯美主义运动的开始。）戈蒂耶是最早主张并把“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付诸于创作的法国作家。（1835年）他在《莫班小姐•序》中系统地阐释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思想，集中地提出了艺术和社会生活无关，艺术的目的在于美和艺术形式的唯美主义主张。他的诗集《珐琅与雕玉》正是这种理论的实践。自此，“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在法国流行，并很快跨越国界，传入其他欧美国家。（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是一个人物系列，虽然这一称谓是在屠格涅夫发表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之后才广为流传的，但这类人的基本特征在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已经确定下来了。 “多余人”形象的特点是，出身贵族，教养良好，天赋很高；对沙皇政府和贵族阶级无甚好感，他们也有远大抱负，但因缺乏坚定的生活目标和实现理想的毅力，结果一事无成；贵族视他们为叛逆的多余人，劳动人民又把他们划入老爷的行列，同样视他们为多余人。 奥涅金是多余人的鼻祖，后来的文学作品中相继出现“多余人”的典型，如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他们身上都或多或少地闪现着奥涅金的影子。 “多余人”人物系列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独有的成就，同时也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最高成就之一。 “小人物”形象是19世纪俄国文学的传统形象之一。从普希金的《驿站长》，果戈理的《外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不断发展。这些“小人物”题材的作品，不但表现了他们生活的贫困凄凉，孤苦无依，而且是反映了他们对社会的不满和抗议，也表达了作者对他们的深切同情。是俄国文学具有强烈人道主义精神的标志。）

评语：普希金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不但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而且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普希金一生写作了800余首抒情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他的政治抒情诗在当时尤为流传，如《自由颂》，《致恰达耶夫》等，对解放运动起了促进作用。 除诗歌外，他还创作了许多小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短篇小说《驿站长》，它讲述一个小驿站长辛酸悲惨的一生，鲜明地表现出作者对小人物的同情，开创了俄国文学描写“小人物”的先河。 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的代表作。这部作品再现了19世纪20年代俄罗斯广阔的社会生活，别林斯基称之为“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书中的主人公奥涅金有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之称。这一人物典型对后世影响深远。《叶甫盖尼•奥涅金》)在艺术上体现了诗与散文有机结合。普希金第一个在俄罗斯文学中把诗人的抒情诗和散文的叙事性融合起来，创造出了他自己所说的“自由的形式”的“诗体小说”。这是一种全新的独创性的艺术形式，是作者在艺术形式上对俄罗斯文学的重大贡献。（普希金是俄罗斯语言和文学的创造者，他在《叶》中把诗的精炼，含蓄和散文的流畅，朴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典范的俄罗斯文学语言：既是诗的，又是散文的。） 普希金是俄罗斯近代文学的开山祖师。在开拓文学主题，塑造人物形象，运用各种文学体裁方面，都做出了伟大的创造，给后来的文学家开辟了道路。 （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是一个人物系列，虽然这一称谓是在屠格涅夫发表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之后才广为流传的，但这类人的基本特征在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已经确定下来了。 “多余人”形象的特点是，出身贵族，教养良好，天赋很高；对沙皇政府和贵族阶级无甚好感，他们也有远大抱负，但因缺乏坚定的生活目标和实现理想的毅力，结果一事无成；贵族视他们为叛逆的多余人，劳动人民又把他们划入老爷的行列，同样视他们为多余人。 奥涅金是多余人的鼻祖，后来的文学作品中相继出现“多余人”的典型，如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他们身上都或多或少地闪现着奥涅金的影子。 “多余人”人物系列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独有的成就，同时也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最高成就之一。 ）（“小人物”形象是19世纪俄国文学的传统形象之一。从普希金的《驿站长》，果戈理的《外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不断发展。这些“小人物”题材的作品，不但表现了他们生活的贫困凄凉，孤苦无依，而且是反映了他们对社会的不满和抗议，也表达了作者对他们的深切同情。是俄国文学具有强烈人道主义精神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