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

评语：授艾仁民（Christopher M. Isett）的《清代满洲的国家、小农与商人（1644-1862年）》

评语：《国家资助的不平等：八旗制度与中国东北的社会阶层化》

评语：清代东北的八旗屯垦史与社会史过去在西方学界并未特别受重视，先前的重要专著大概要追溯到现任日本帝京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江夏由树的《八旗遗产：清末奉天地方精英的崛起》（Banner Legacy： The Rise of the Fengtian Local Elite at the End of the Qing）（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2004）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教授艾仁民（Christopher M. Isett）的《清代满洲的国家、小农与商人（1644-1862年）》（State, Peasant, and Merchant in Qing Manchuria, 1644-1862）（史丹佛大学出版社，2007）。如今这个领域中难得又出版了一部相关的专著，即美国爱荷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爽所出版的新作《国家资助的不平等：八旗制度与中国东北的社会阶层化》（State-Sponsored Inequality: The Banner System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Northeast China）（史丹佛大学出版社，2017）。本书以清代八旗在黑龙江双城地区的屯垦为例，利用清代奏折与地方档案、后来的满铁调查报告，并且加上田野调查以及大型资料库的运用，来探讨十九世纪东北双城地区在国家主宰的体系中如何形成不公平的社经过程。原先双城地区仅有京旗屯垦，后来加入了盛京的屯丁，最后是民人入垦。在这个体系中，国家直接介入了财富的分配（这里主要指土地分配）并且决定人们的社会地位以达成其行政目的：即维持京旗旗人的菁英地位。最终这种由国家所设计的社会阶序实际上是在国家政策与地方实践的交错下发展起来的。当地人透过创造自己的财富向上与向下流动的模式，同时挑战与重新加强了由国家所规定的社会阶序。例如后来移民到双城地区的民人原先被清廷规定不得在双城定居与购置田产，但是部分民人却能取得地方官员的个别支持，而得以作为佣工在当地垦荒，并且取得大量土地。而本书的特色之一在于将清代八旗的户籍登记制度与1949年以后的中国户口制度进行比较，认为两者之间其实都是由国家发起的社会工程项目，而且制造了社会的不平等，可以说也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力作。 © 本文版权归作者 weictsai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