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革之際

评语：@李子寒泉： 钱穆的《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和《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续篇》（见《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p86—218）读了不下三遍，每次读都有新的收获与感慨。钱穆不是明史学者，但是就这两篇文章中所展现的对于元末明初思想史的观点，远超绝大多数明史学者。这两篇文章揭示了一个观点: 明祖开国，虽曰复汉唐之旧统，光华夏之文物，后人重其为民族革命，然在当时文学从龙诸臣，意想似殊不然。或则心存鞑廷。或则意蔑新朝。虽经明祖多方敦迫，大率怯于进而勇于退。实乏同仇敌忾之忱，更无踊跃奋迅之致，一若不得已而有浼者。 即使几十年过去了，钱穆的这个观点目前来看也是难以撼动的。不同于宫崎市定?，虽然他也在文章中作出相似结论: 元明革命，与其说是一开始就有革命只意识的民族革命，不如说其结果被理解为民族革命更为妥当。 但是宫崎市定更多凭借的是一种对于历史的直觉。而钱穆的这个结论则来自干他通读明初开国诸臣的文集之后，例如“刘伯温集”“宋景濂。集”“高青丘集”“苏平仲集”等十多种，一篇文章一篇文章给你分析，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给你部析，最后得出的结论。这种凝练“集部”的功夫，就像王仙芝的双拳，你看不出有什么高妙，但是就是打不过。 虽然现在的明史后起之秀张佳(葛兆光的学生)在他的《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第五章中，着重强调了元代士人的华夷之辨，但是无论是其论述的广度还是深度，离钱穆的两篇建立在十多种文集之上的文章，差距还是不小。（张佳的这部书我相当喜欢，这本书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写成，能写到这种深度实在让人佩服。但是就我的阅读体验而言，前半部分明显好于后半部分）。 在民国之后，后人多以“民族革命”看待元明易代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只是“我们认为的历史”，而不是当时人心目中的历史。 元明易代的性质，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课题，绝大多数学者都是通过“史部”去进行分析，但是元末明初的“史部”就那么有限几本，所以说来说去也只能是车轱辘话。而对干数量众多的“集部”却很少有人去进行系统的利用，一来是很可能吃力不讨好，二来是因为很多史学学者或者史学爱好者（例如我），古文水平并没有那么高，看看简单粗暴的“史部”还行，一旦进入文字考究、旁征博引、指在此而意在彼的“集部”领域，就很难受了。 对于元明易代在知识分子层面上的“民族革 命”意义，钱穆的这两篇文章，是目前为止我看到分析得最为深入的。有些文章是为辩而辩，而钱穆的文章是无辩之辩。 但是非常有趣的是，前面我说过钱穆是有强烈的济世情怀的，在国难之时，尊王攘夷自然他的必然情绪。于是在这两篇文章中，钱穆在一本正经的分析了开国文臣对于元朝的眷恋之后，常常会不由自主的说一句:你们怎么能这样，甘心做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