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左眼：被湮沒的台灣史

评语：九零年代藍博洲受台灣不同地方的學校和團體邀請做報告，期間認識了許金玉和辜金良。後來他經兩位前輩認識到張志忠的弟弟張再添，沒有這段經歷，《台共黨人的悲歌》可能就不會、又或者會晚許多年面世。五零年二月，許金玉的老師、省工委郵電支部書記計梅真被國民黨逮捕，四月，蔡孝乾供出台共骨幹人員名單，計梅真雖飽受虐待但未有供出一個名字。國民黨軍警對她說，不講的話，我們就把你教過的學生都抓回來一個個拷打，倒不如你讓那些學生自首，這樣的話我們就不會動那些學生。計梅真不信，讓對方簽協議書作出承諾，可是她還是被國府軍警出賣了，學生還是被捕了，此事讓她感到生不如死。計梅真受同房的、後來與陳明忠結伴的馮守娥鼓勵：既然將死，何不在這段時間發揮所長教育其他難友？計梅真這又樂觀起來。一段段，都是共黨人的生命史、悲劇史、信仰史。

评语：在讀這本之前剛好讀了藍博洲寫的《春天》：郵電案被捕者當中，除了計梅真和錢靜芝，其他無一不是本省職工，在今天的台灣，省藉還是一個政治議題，可是那時候的共黨人已經讓人看到，不論省藉，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紅色理想，只是這個理想被雙戰體制下扼殺了。許金玉本來是一個文靜內向的工作者，紅色理想把她改變了，她在監獄裡見到計梅真，問的是怎樣才能當一個合格的共黨人。本書其他受訪者被問到有沒有後悔走這條路，每一個老前輩都說不後悔，計老師錢老師讓他們知道自己是人，是可以站起來改變自己命運的工人。他們受訪時都已八九十歲，想做的，就是把紅色理想故事傳承下去。戒嚴體制下台灣工人運動和工會組織受到限制，那一代最傑出的工運組織者無不面臨失去自由或生命的命運，這也是本書主題。計梅真和錢靜芝組織工人的方法，至今還是值得我們學習。

评语：今台灣親日者眾，清末開始日本在台灣進行五十年殖民統治，這固然是親日思想得以在台灣生根的原因之一，但是台灣人民在日殖期間曾經進行過長時間的武裝抗日鬥爭，哪怕後來遭受日帝國主義者鎮壓，先進的台灣人民還是持續透過文化活動、透過組織工會和農會，進行反帝反殖反資的工作和宣傳。抗戰期間，一些台灣青年還是千方百計回到祖國大陸參與抗日。因此，台灣人民不是在日殖期間就變得親日親帝的。台灣光復之後蔣國府在台灣實行的諸般政策不得人心，國府官員多求五子登科，這些因素催生出二二八事件。這場慘劇並非獨派講的那樣是種族矛盾，但在抗日戰場節節敗退的國府士兵對海峽對岸的同胞開槍時卻勇猛異常，這也是一歷史事實，後來蔣國府對高舉反帝反殖旗幟的台共黨人進行肅殺，美帝不讓解放軍登陸台島，這些事件，都嚴重影響台灣社會的意識形態發展。

评语：林書揚文集（一）自序中「不管別人怎麼看怎麼想，本人覺得自己的生命史已經証明了它」。接下來的兩個段落： 「換言之，那是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前者代表著一個血緣和文化的歷史共同體處在外來強權的控制下無法自主决定本身的發展方向，因而必須以整體團結的力量爭回主體性，這樣的自然要求。而後者則首先代表著共同體中佔有最大的人口比例，承擔著最基本的社會生存手段的生產責任的勤勞大衆對更公正更合理更進步的社會正義的當然要求」。 「的確，生活在其中的台灣資本主義，已經衍生出太多的，本身無法解決的難題群。還有，我們的族群所背負的歷史問題，也不是用摔開、割斷的方式能夠解決的。正面面對著它，苦撑下去，這樣的態度才是時代的良心。承受而不是逃避時代的痛一一不論是病痛還是產痛，一心祈望終能超脫它，這就是一時代的良知良心」。

评语：外來的資本帝國主義使得古老帝國搖搖欲墜，強制使得落後國家生產關係轉變，逐步變成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脆弱的資產階級、兇殘的軍警政權，慢慢的生長。二二八事件是帝國主義侵略落後國所帶來的必然後果，抽離了當中的階級性，就無法讓過去成為真正的過去。林書揚的這部著作有兩大意義：一是剖析他的二二八事件以及五零年代白色恐怖的看法，二是在台灣解嚴之後呼喚九零年代青年重新認識五零年代青年走過的路。藍綠兩方為了政治原因，扭曲了作為地方性官民衝突的二二八事件的起源及意義，然而面對官方利用軍法對左翼人士進行暴力迫害的白色恐怖事件，兩大陣營皆刻意淡化，或作扭曲，不願人們談起那場有世界性意義的被鎮壓的左翼運動。最後幾個章節談台獨、談台美日關係、談軍國主義，甚有裨益，能見到林書揚對其時台灣經濟和日本經濟作出部份分析。

评语：書名應為：史明台灣史論的虛構。

评语：曾醫師這本書非常重要：《悲情城市》前段就是講這段時期，從書裡可以看到當時的台灣民眾普遍是以期待和興奮的心情迎接光復，當然，戰爭結束、體制轉換和回歸祖國，這些轉變同樣會帶來複雜的情緒，任何一件事情都足稱是巨變，但我們可以看到，在台灣以前被禁止的習俗重新出現了，各種文化的和政治的團體陸續成立，整個社會充滿生機，這是以前日本人在推行皇民化運動沒有看到的，所以說當時台人眷戀日本不要中國是胡扯。日本掠奪台灣資源和後來國府貪污腐敗都是後來台灣經濟動盪的原因，陳逸松一批左翼人士說，那是政治的、也是經濟的問題。當時不少有識之士指出，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的用人方法將決定建設台灣的成敗，蘇新的說法非常有代表性，民眾當時是夾雜著歡喜與痛苦的心情的，歡喜的是台灣光復，痛苦的是政府仍任用奸黨，這時民眾的心情也開始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