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忿忿道：我最好的朋友都同她睡过！

面纱

“我最好的朋友都同她睡过！”

毛姆第一次见到苏，是在斯蒂文斯夫人家客厅。这是那个时代常见的沙龙，所处的默顿坊，又正好是伦敦知识分子出入频繁的坐标。

苏是昵称，她原名Ethelwyn Sylvia Jones，是位演员，但名不见经传；她感情生活不顺，新近与丈夫分了居。苏的父亲跟毛姆是同行，叫琼斯，年过六十，作品和名气都有限，最出名的一次可能是被奥斯卡·王尔德讽刺那回：写戏剧三大原则，其一是不要写成琼斯那样。但胜在精力旺盛、活泼有趣，因而在斯蒂文斯夫人沙龙里倒还不算太讨嫌。

1906年这个晚间，苏陪着父亲，第一次出现在这个沙龙，并在这里遇到了32岁的毛姆。

多年后，毛姆还时常回忆经年沉积过的这个场景。他说他看到的姑娘“蓝眼睛，肤色泛着淡金色，咯咯笑起来时是那么甜美”。他还说自己立刻就被苏吸引了，因为苏“性感得令人无法拒绝”。外貌之外，苏幽默直爽，大方，心肠软。这几项性格特点，恰好就是《寻欢作乐》中罗西（Rosie）最令读者痴迷之处——脾气好，惹人怜爱的孩子气，还有某种不知来源的乐观和活力。

第一次约会后，毛姆送苏回家，还在马车上，苏就问毛姆俩人的关系能维持多久，毛姆回答说六个星期。约会一次就寻问未来？这不是女人的通病嘛，再可爱的女人也不例外。仅凭这一点，毛姆恐怕还觉得自己在这段关系中占上风，但很快，毛姆陷入爱，更何况，他还发现，苏不只和他一个人睡。

毛姆逐渐注意到，苏可完全没有想要对任何人忠诚。在她的床伴清单上，甚至还有毛姆的好友、肖像画家杰拉德·凯利（Gerald Kelly），凯利的好友，或许还有凯利好友的好友。总之毛姆发狠时说过“我所有的朋友都跟她上过床”。

《寻欢作乐》末尾，阿申登（William Ashenden）在美国见到了晚年的罗西，会面过程中，听她跟人通了电话，毛姆此时不忘跳出来指出，“她的声调有一种轻浮的卖弄风情的味道”。这种轻浮作派，也是苏一贯就有的，她喜欢性，没有道德上的顾虑，甚至认为，“一个男人带她出去吃饭，吃完饭跟他上床是很自然的事”。

毛姆尽管彼时相貌英俊，作为剧作家的声誉日盛，也只是“带着苏去吃饭”的男人之一。而苏自己，也知道毛姆是同性恋，并且毫不在意。

还是面纱

爱而不得，还是爱过后仍然失去？

《寻欢作乐》一书，由大作家德里菲尔德（Edward Driffield）去世、他妻子请人代为立传为契机开始。故事叙述者阿申登，应传记作者阿尔罗伊·基尔（Alroy Kear）之请，向他回忆当年和大作家的交往，故事由此开启。

尽管罗西的出场并不算晚——第58页，但是成年后的阿申登与德里菲尔德夫妇重逢时，故事篇幅已过半，而直到这里，罗西与阿申登的真正纠葛才正式开始，而读者忽然醒悟的时机也往往在此一章：原来罗西才是本书的大主角。

此时，距年少时二人在黑马厩密切往来已有多年。毛姆写道，“我觉得她看上去很潇洒。我一向认为她的脸长得不错 ，现在我才头一次发现她很漂亮。她的眼睛比我记得的要蓝，她的皮肤和象牙一样白皙”，记忆鲜活如初。更深刻的醒悟则是，这原来是一个回忆录，一个对他心爱女人苏的“情感回忆录”。毛姆提笔写《寻欢作乐》时，已有56岁，距这段往事17年之久。

所以他才说，这是他本人最喜欢的书，正如他在本书序中说，“我喜欢《寻欢作乐》，因为那个脸上挂着明媚可爱的微笑的女人为我再次生活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她就是罗西·德里菲尔德的原型”。

了解毛姆对苏的情感，以及二人发生过的种种，再去读《寻欢作乐》，会体味格外不一样的情绪。事实上，这作者的深情，对苏的美好印象，昔日的吉光片羽，伴随了他的一生，完全是《寻欢作乐》整个故事的基色。

他在序中明明白白地表示，“我对她的回忆年复一年的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把她写进一部小说”，故事情节自然多有虚构，或者如同毛姆本人在序中所言“也没有真实的必要”，情感充沛之处却俯拾即是。

阅读《寻欢作乐》，时常遭遇这样的文本，字里行间充斥着浓郁的情绪体验，好比情感的气球在眼前爆炸，这种喷薄感一方面或许是等待合适的角色与时机过于长久，因而积蓄已然饱和，另一方面，大概是因为毛姆本人，的确也是“情感十分充沛、甚至性欲也一直十分旺盛之人”，他本人晚年对自己的评价，也是“时常陷入无感的激情之中”。

传记作家塞琳娜·黑斯廷斯（Selina Hastings）2010出版的《毛姆传》中写到，直到中年，他仍然保持了对恋情的极度渴望。苏，也是一个他“真心喜欢了很多年的女人”，并且如他对凯利所说“爱得无法自拔”。但毛姆的不幸之处在于，他从来没有能力让付出的情感得到同样的回报，“爱的回馈所带来的狂喜”似乎也是哪怕一次也没有。但是在《寻欢作乐》中，阿申登的狂喜之情却有过若干次十分明显的表露。

“罗西举起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脸。我也不清楚为什么当时我有那种表现；那根本不是我想象中的自己在这种场合的表现。从堵塞的嗓子眼里我发出一声呜咽。我不知道是出于腼腆和孤独（是精神上的孤独，而不是肉体上的孤独，因为我整天都在医院里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还是由于当时的欲望过于强烈，反正我竟哭起来了。

她用双臂搂住我的脖子，也哭了起来，一边吻着我的嘴唇、眼睛和湿漉漉的脸庞。接着，她解开胸衣，把我的头拉到她的胸口。她抚摸着我那光滑的脸，轻轻来回摇动着我，好像我是她怀中的一个婴儿。她朝我弯下身子，两个乳房沉甸甸地压在我的胸口。”

爱情究竟怎样更令人念念不忘，是爱而不得，还是得到过最终失去。在文本叙述和真实体验中，两者的结论发生了冲撞，可显然过程并没有文字中那样超脱，而是饱含了情感上的一脉相承，几十年后遗留的断壁残垣，仍然足够赋予文本需要的感染力，并且成功地让罗西这个角色栩栩如生，在读者脑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面纱咯！

“爱情是个很不行的水手,你坐一次船,它就憔悴了”

认识苏的第七个年头，毛姆决心求婚。

毛姆从小就发现自己的同性倾向，因为“爱情”而准备同一个女人结婚？毛姆个性上的纠葛与拧巴，不免要为了这个决定进行一场自我说服。

《总结》一书中，他曾描述彼时他对婚姻的态度：如果我有意结婚生子，现在正是时候。这似乎是我所涉及的生活模式中必要的图案，在我天真的幻想中，婚姻会带给我安宁，摆脱恋爱的纷扰，以及随之而来的令人烦恼的复杂情况。

而苏，正是一个避风港一般的存在。“举止镇定，在大多数情况下波澜不惊”，虽然晚年他宣称从未对任何人真正卸下心防，苏恐怕是个例外。故事里阿申登与罗西的首次性体验中（即上一段摘抄文本），罗西的母性特征熠熠生辉，太阳一般吸引着阿申登。显然，苏身上也有同样的品质，这对八岁丧母的毛姆而言，无疑具备不可抵挡的吸引力。

毛姆自己，恰恰也十分有魅力。他对男人和女人，都有吸引力。杰拉德·凯利曾画过一幅题为《弄臣》的画像，画中的毛姆“坐在一扇华丽的乌木屏风前，眼睛明亮，目光警觉，一条腿随意搭在另一条腿上，帽子微微倾斜，皮鞋闪闪发亮，手套一尘不染，一只手放在一根尖部是金子的细长手杖上，一副典型的爱德华七世时代温文尔雅的花花公子形象”，已与年少时分胆怯而口吃的形象判若两人。

求婚动作发生在芝加哥。那一年毛姆四十岁，已然是英国最著名的剧作家，美国舞台也上演了他的大量剧集。而苏，正在芝加哥出演美国剧作家爱德华·谢尔顿（Edward Sheldon）的《罗曼史》，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小角色。他准备好了昂贵的订婚戒指，并计划好求婚成功后立刻启程去塔希提度蜜月——计划看上去天衣无缝，只不过，苏看到漂亮的戒指，却告诉他，“如果你想和我上床，可以，但我不会嫁给你。”

毛姆带着满心失望，黯然离去。

两周后，毛姆从报纸上读到 “女演员嫁给伯爵之子”，才得知苏的婚讯。这段被拒绝的惨淡往事，除了之后给杰拉德·凯利写过的一封信里稍有提及外，一度无人知晓。等毛姆再度提起，已是五十年后的回忆录里。在另一部带自传性质的小说《刀锋》中，毛姆说“爱情是个很不行的水手，你坐一次船，它就憔悴了”。

就还是面纱啊

拧巴、抵赖的行家

作为“伦敦最诙谐的单身汉和最不知疲倦的舞者”，毛姆敏感多情，对情感炙热，又十分拧巴。特别是“拧巴”一词，总能在他人生许多段落里，微妙地概括了他一生情感生活之大意。

这一点，同样体现在作家对自我形象的维护上面。毛姆的小说，以“有明显原型”著称，这些原型，因此不可避免地，是他周遭的朋友。可是面对朋友与记者的诘问，他总像做错事的孩子，大费周张地抵赖。这一点在《寻欢作乐》一书里往来尤为明显。

该小说最初在《时尚芭莎》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彼时，“英国小说中最伟大的悲剧大师”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刚刚过世。这位英国文学先驱式的人物，出身农民家庭，结过两次婚，并且大器晚成，直到人生后半段才成名。这与小说中的爱德华·德里菲尔德的背景设定如出一辙。对于这个巧合，毛姆一再否认。

另一个小说家休·沃尔波尔（Hugh Walpole）则是排名第二的话题人物，人们一眼认出《寻欢作乐》中，此君正是阿尔罗伊·基尔的原型。这个“殊荣”就完全不是什么好差事了，因为毛姆几乎把他擅长的讽刺之能事，全部发挥在基尔这个角色身上，揶揄他“竟然以微薄的才能获得如此重要的地位”，成为一个经典的“文学圈势利鬼”。

悲允的是，沃尔波尔本尊还是当年第一批读到此书的人。他把这段阅读历程写在日记里：从剧院回来后，我躺在床上，随手拿起《寻欢作乐》，结果越读越恐惧，基尔说的可不就是我，因为里面有许多只有我们二人才知道的细节。于是一夜未睡。

第二天的细节则由伍尔芙补充：我看见他（沃尔波尔）坐在床头，泪流满面，而且只有一只脚上穿着袜子。

即便如此，毛姆仍好整以暇，给沃尔波尔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有一句是“我显然从未有过肖像画你的意图。他这个角色是由多个人物共同塑造的，其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我本人”，否认得倒是挺彻底，甚至也铁齿了长达二十年。1950年，沃尔波尔才翻案，在当年新一版的《寻欢作乐》序言中，毛姆终于改口，承认阿尔罗伊·基尔就是源自于沃尔波尔，这个他结识几十年的老友。

这一类抵死不认账的个性，大约也是毛姆常被传记作家提及的“无爱的童年让他比较善于伪装”的一部分，是他被生活遗漏的缺口之一。

《面纱》中，对于爱情，毛姆有过这样的解说：我从来都无法得知，人们是究竟为什么会爱上另一个人，我猜也许我们的心上都有一个缺口，它是个空洞，呼呼的往灵魂里灌着刺骨的寒风，所以我们急切的需要一个正好形状的心来填上它，就算你是太阳一样完美的正圆形，可是我心里的缺口，或许却恰恰是个歪歪扭扭的锯齿形，所以你填不了。

毛姆从知道自己的性取向开始，就决定不将此事宣之于口，并且一生都将奥斯卡·王尔德“因风化入狱”之事引为心戒。

即便与女人交往，他也没有留下太多书信类的证据。人们今天所获知的风流韵事，都从他人的只言片语中而来。他自持背后的热烈，几乎都以爱情文本的方式泄露出来，倘若说母亲去世，“小威利一直生活于其间的那个安全、快乐的世界戛然而止”，那么这种失去无疑就是他所说的“空洞”，此后的一生，他的恋人大都具有“快活的天性”，用来抵消自己的谨慎、冰冷和缄默，对方或多或少都像苏一样，是一个“舒适而宽容”的所在。

不然呢？？

世界上只有两件东西使我们的生活值得苟且

毛姆晚年，坦承自己是四分之一正常，四分之三同性恋。这句话为作家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图景铺上色彩基调，并自我定义了性取向比例，但无疑，两种取向的基色隐隐泛出玫瑰色，正好成就了“寻欢作乐”在中文语境下的合理性。

“Cakes and Ale”一语，出自莎士比亚早期喜剧《第十二夜》，爱情和友谊是其两大主题，作为剧作家的毛姆，自然通晓这部轻松调笑的作品。第二幕第三场中，奥利维拉的叔父培尔契爵士（Sir Toby Belch）的一句台词：你以为自己道德高尚，人家就不能寻欢作乐了吗（dost thou think, because thou art virtuous, there shall be no more cakes and ale?）。

你以为自己道德高尚，人家就不能寻欢作乐了吗？这句简直是对那些站在道德至高点作评判的正面反击。

寻欢作乐的语境之下，毛姆笔下的女人，总表现出一种“腐蚀性”——她们倒并不排斥爱情，可又不遗余力地追求身体的愉悦，她们的爱情生活显然离忠诚相距十万八千里，想要表面风光的婚姻，因而总显得势利，可真的身处婚姻，又显得不情不愿的，想着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真正的爱情。她们往往有某种特殊的魅力，对周遭由男人组成的世界就具有致命的腐蚀力。

罗西当然是显然的一例。甚至，用“放荡”这类字眼形容罗西这个角色都不为过。《寻欢作乐》中，当德里菲尔德过世后，他太太对他的前妻的评价，正是“色情狂”，恐怕也正是世人的普遍看法。

但对这类倾向，毛姆并不排斥。因为德里菲尔德的评价引起了阿申登的强烈反对，并说了一大段话，试图纠正他人对罗西的误解：

她生来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当她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她觉得和他同枕共衾是件很自然的事。她对这种事从不犹豫不决。这并不是道德败坏，也不是生性淫荡；这是她的天性。她把自己的身体交给别人，好似太阳发出热量、鲜花发出芳香一样的自然。她觉得这是一件快乐的事，而她也愿意把快乐带给别人。这丝毫无损于她的品格，她仍然那么真诚、淳朴、天真。

罗西，“道德败坏”。

《刀锋》中的伊莎贝尔，则一再告诉莱雷，“我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女孩子，我今年二十岁，再过十年我就老了，我要趁我年轻的时候好好玩一玩”。

《剧院风情》中的茱莉亚是当红戏伶，厌倦丈夫，“过去，在她热情的鼻孔里，他的肉体，他的青春的柔美肉体似乎散发着一股鲜花和蜂蜜的芳香，这是最使她为他迷醉的东西之一，但现在它不知怎么在他身上消失了。她意识到他不再有青春的香味，他有的是男人的浊气”，于是迷恋年轻粉丝的身体。

《面纱》中的凯蒂，即便是在深爱着她的丈夫眼里，也是“愚蠢，轻佻，头脑空虚”，以及“势利，庸俗”，她不可避免地迷上了名叫查利的有妇之夫，以为这是爱情，并一味做着离婚再婚的浮光掠影白日梦。

爱情历来有诸多解释。女人的爱情，毛姆更是在《月亮和六便士》中剖析地过于犀利，“女人除了谈情说爱不会干别的，所以她们把爱情看得非常重要，简直到了可笑的地步。她们还想说服我们，叫我们也相信人的全部生活就是爱情”。

一些人不喜欢毛姆，正是因为他在种种作品里，都塑造了这一类“形而下”的女性角色，她们不是势利，便是生活腐化，更往往兼而有之，所以这些角色的下场，总带有一种“被修理”的作者主观意愿。《面纱》中的凯蒂和《剧院风情》中的茱莉亚，都被情人抛弃。

她们当中的大部分，毛姆最终都给了一个“发现自我”的结局。罗西仍然是此间例外，因为她“从头至尾都知道自己要什么的生活”，不是什么大而高尚的精神追求，却有一种理所应当、冲破束缚的自由精神在作祟，这些反而为她的行为罗列了高尚的证据。

你就说诺顿美不美

以“不当”作风趣

毛姆偏好的这种腐蚀性，还往往发生在伦敦之外。

1916年，毛姆在去夏威夷路上，遇到了年轻的杰拉德·哈克斯顿（Gerald Haxton）。从此后，后者以秘书兼助手的身份，陪伴毛姆一直到1944年时罹患肺结核去世。此间，二人游历了许多国家，他们一起到过新加坡这个东方大港，到过南太平洋上的印尼，托雷斯海峡的星期四岛，婆罗洲北部沿海的沙捞越，这段云游天下的日子成了毛姆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

正如英国文学评论家西利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所说，“即使一切消亡，还有一个从新加坡到马贵斯群岛说故事的人的世界留了下来，这个世界专属于，而且永远属于毛姆”。

如同贝克街专属于柯南·道尔，或者吉卜林与印度的关系，毛姆的地域性则在以橡胶园、桥牌室为背景的远东地区，并将“移民社交圈”——英国政府官员和家眷、阶级略低一等的专业技术人员，与原来所处的西方文明世界隔绝后，与当地的种植园主形成新的“上流社会”，这个毛姆小说中特有的背景和样本人群，发生在《面纱》中，在发生在《在中国的屏风上》和《客厅里的绅士》里，尤其《木麻黄树》所收录的短篇小说，“准确地描绘了英国人在远东的生存状况”。

热带土地上的社会，封闭的社区，远离英国主流社会，男人女人似乎更容易犯错，毛姆的关注点也时常着重于“性关系”。移民社交圈中英国传统淑女稀缺，更稀缺的则是社交活动。她们往往是某人的妻子，“可以痛快地把风流韵事当作消遣”。《信》（The Letter）即是其中最著名的文本之一。这个以吉隆坡一个校长妻子的故事为灵感创作的短篇小说，由于在《赫斯特国际》（Hearst Magazine）上首发后，反响过于热烈（40年代还由著名导演威廉·惠勒执导了同名电影），还一度引起过当地公务人员的谴责——故事所涉人员的不满和应付这些不满简直成了毛姆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游历所得的当地见闻，使得毛姆的写作素材十分丰裕，如果说“故事圣手”之名也拜其所赐的话，那么故事题材的“腐蚀性”，也是西方评论界普遍认为毛姆的作品不够伟大的重要原因。

不过，事实证明，毛姆也没有在追求伟大，更准确的说，他声称自己不追求这种“严肃意义上的伟大”，当然，这一点，如果考虑毛姆的拧巴个性，其实倒可以暂缓于轻下结论，毕竟，他也曾讽刺性十足地表达对评论家的不满：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批评家说我野蛮；三十几岁的时候，他们说我轻浮；四十几岁的时候，他们说我愤世嫉俗；五十几岁的时候，他们说我能干；现在我六十几岁了，他们说我浅薄。所以一旦他自我评论为 “in the very first row of the second-raters”，即“处于二流作家中最优秀的作家之列”，显然令批评家们甚为满意，这句话被大量引用，几乎为他盖棺定论。

今天看来，与毛姆同时代的英国短篇小说作家普里切特（V.S.Pritchett）的评语或许更为公允：毛姆，这个与政治和信仰两不沾边的怀疑主义者，却在乌托邦和个人主义的废墟之间幸存了下来。毛姆活跃在一个人们在政治或宗教中寻找精神寄托的年代，却仰赖被人遗弃的东西堪堪存活。毛姆自己也说，他最喜欢的身份是哲学家，沉思哲学问题，用所有人都能懂的语言来表达。

1945年，毛姆应《红书》（The Red Book）杂志之邀，列他本人心中的十佳小说，并作相应评论，列书单这个至今仍然流行的行为，发生在毛姆身上尤显意味十足。一个二流作家会如何选择一流小说呢？显然十分值得期待。但这件事最具讽刺性的地方在于，从那时开始，许多文学爱好者的阅读之路，恰好就参照了这样书单。这张书单上的小说曾被称为高雅文学而很难真正畅销，“畅销而不伟大”的毛姆，列了这张书单，“不得已”地，书单上的书逐渐畅销了起来。

在历史进程的机缘巧合中，拧巴的毛姆，“以不当作风趣的精髓”，神奇地将了严肃文学一军。

他在《人生的枷锁》（Of Human Bondage）里写道，世界上只有两件东西使我们的生活值得苟且，这就是爱情和艺术。 我总觉得你我应当把生命视作一场冒险，应当让宝石般的火焰在胸中熊熊燃烧。做人就应该冒风险，应该赴汤蹈火，履险如夷。这正是毛姆式爱情与生活的写照。

（《三联生活周刊》第874期，读吧，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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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14 19:55:29， 兰波 (TIME WILL TELL)面对驳静 显然因为懒惰找的借口“两年前写的稿子.....如果超过十个人问我就去找找” 时，直接甩出了一个豆列：https://www.douban.com/doulist/40949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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