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家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窃查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允宜列入清华丛书，以贡献于学界。兹将其优点概括言之：凡着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此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所以宜加以表扬，为之流布者，其理由实在于是。至于冯君之书，其取用材料，亦具通识，请略言之：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龂龂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而冯君之书，独能于此别具特识，利用材料，此亦应为表彰者也。若推此意而及于中国之史学，则史论者，治史者皆认为无关史学而且有害者也；然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若善用之，皆有助于考史。故苏子瞻之史论，北宋之政论也；胡致堂之史论，南宋之政论也；王船山之史论，明末之政论也。今日取诸人论史之文，与旧史互证，当日政治社会情势，益可藉此增加了解，此所谓废物利用，盖不仅能供习文者之摹拟练习而已也。若更推论及于文艺批评，如纪晓岚之批评古人诗集，辄加涂抹，诋为不通，初怪其何以狂妄至是。后读清高宗御制诗集，颇疑其有所为而发；此事固难证明，或亦间接与时代性有关，斯又利用材料之别一例也。寅恪承命审查冯君之书，谨具报告书，并附着推论之余义于后，以求教正焉。 六月十一日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
　　
　　
　　
　　此书上卷寅恪曾任审查。认为取材精审，持论正确.自刊布以来，评论赞许，以为实近年吾国思想史之有数著作，而信寅恪前言之非阿私所好。今此书继续完成，体例宗旨，仍复与前卷「册」一贯。允宜速行刊布，以满足已读前卷「册」者之希望，而使《清华丛书》中得一美备之著作。是否有当，尚乞鉴定是幸！寅恪于审查此书之余，并略述所感，以求教正。
　　
　　　　
　　
　　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此书于朱子之学多所发明。昔阎百诗在清初以辨伪观念、陈兰甫在清季以考据观念，而治朱子之学，皆有所创获.今此书作者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然新儒家之产生，关于道教之方面，如新安之学说，其所受影响甚深且远.自来述之者皆无惬意之作。近日当盘大定推论儒道之关系，所说甚繁，（《东洋文库本》）仍多未能解决之问题.盖道藏之秘籍，迄今无专治之人，而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数百年间，道教变迁传衍之始末，及其与儒佛二家互相关系之事实，尚有待于研究。此则吾国思想史上前修所遗之缺憾，更有俟于后贤追补者也。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北周卫元嵩撰《齐三教论》七卷「。」见《旧唐书？「肆柒」经籍志「下」》）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集三教之学士「，」讲论于殿廷，是其一例。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儒者在古代本为典章学术所寄托之专家。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治。秦之法制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太史公所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之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实现之也。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采「采」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如六朝士大夫号称旷达，而夷考其实，往往笃孝义之行，严家讳之禁，此皆儒家之教训，固无预于佛老之玄风者也。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决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荡「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沈歇绝.近虽有人焉，欲燃「然」其死灰；疑终不能复「复」振，「。」其故匪他，以性质与环境互相方圆凿枘，势不得不然也。六朝以后之道教，包罗至广，演变至繁。不以儒教之偏重政治社会制度，故思想上尤易融贯吸收。凡新儒家之学说，似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如天台「台」宗者，佛教宗派中道教意义最富之一宗也。（其创造者慧思所作誓愿文，最足表现其思想。至于北宋真宗时「，」日本传来之《大乘止观法门》一书，乃依据《大乘起信论》者。恐系华严宗盛后，天台「台」宗伪托南岳而作。故此书只可认为天台「台」宗后来受华严宗影响之史料，而不能据以论南岳之思想也。）其宗徒梁敬之与李习之之关系，实启新儒家开创之动机.北宋之智圆提倡《中庸》，甚至以僧徒而号中庸子，并自为传以述其义.（孤山（（闲居编））其年代犹在司马君实作《中庸广义》之前。（孤山卒于宋真宗干兴元年，年四十七）似亦于宋代新儒家为先觉.二者之间「，」其关系如何，且不详论。然举此一例，已足见新儒家产生之问题，犹有未发之覆在也。至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此种思想上之态度，自六朝时亦已如此。虽似相反，而实足以相成。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者。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诏「昭」示者也。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承审查此书，草此报告，陈述所见，殆所谓“以新瓶而装旧酒”者。诚知旧酒味酸「，」而「人」莫肯售「酤」，姑注于「于」新瓶之底，以求一尝，可乎？
　　
　　
　　
　　太虚：冯著《中国哲学史》略评
　　
　　冯君友兰所著中国哲学史，曩尝稍一翻涉，顷始阅尽，其殊胜处诚有如审查所言者，然于佛学未能与子学俱重，故于向未之儒道拘蔽，未尽解脱，以视蔡孑民先生“不以一派之哲学一家之教义梏其心”，似有未逮。中国民族文化，哲学乃是主脑，竖承三千年来子学佛学之结晶，而横吸欧美各国近代现代之思想，始足复兴且充实恢弘之。汉末来之道教与北宋来之道学，则最为锢闭削弱中国民智者也。而此书反多奖许，将汉武以来划为经学时代。致儒道对佛之误解偏见，不能去除，陈君寅恪且谓以完成宋明新儒家为惟一大事因缘，尤使言固有文化者，仍落宋儒窠臼，与蔡孑民先生“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之旧习”，何其反耶。此其故皆由于中国传承之佛学，未能充分详述，于佛学莫见其全之所致。冯君亦知“东晋至唐季第一流思想者皆为佛学家”，则此数百年之佛学，实应与春秋战国数百年之子学并重，划为另一时代，故我于冯君此书上编之子学时代，大致赞同，而愿为之商请者，则改下编经学时代使三倍其量，而全书划为“诸子分途竞兴时代”(即子学时代)、“诸子分期独盛时代”(秦为法家独盛时代，但秦统一人另一时代，汉初为黄老独盛时代，汉武为今文独盛时代，东汉为古文独盛时代，魏晋为老庄独盛时代)、“佛学传受化成时代”(东晋到唐季应详叙昆昙俱舍法相诸有宗义及三阶教等救世苦行与君相之佛教治化等，最少应不灭于子学时代之叙述)、“子佛融合道学时代” (宋至明清)。窃观明代之兴起，根器原颇雄大，追隆汉唐而非宋可比，然其后仍渐弇陋者，受宋儒拘锢之所致也。今欲复兴民族者，不可不注意于此。（原载《读书周报》第22期，1941年3月）
　　
　　
　　
　　牟宗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五四前后，讲中国思想的，看中了墨子，想在墨子里翻筋斗。其他皆不能讲。既无兴趣，也无了解。原来中国学术思想中，合乎西方哲学系统的微乎其微。当时人心目中认为只有墨子较为接近美国的实验主义。实则墨学的真精神，彼等亦不能了了。彼等又大讲墨辩。盖因此篇实含有一点粗浅的物理学的知识，又含有一点名学与知识论。虽然这些理论都极为粗浅，而又语焉不详，不甚可解，但在先秦诸子思想中，单单这些已经足够吸引那些浅尝西方科学哲学的中国学者。因此，研究墨子，其实是墨辩，一时蔚为风气。钻研于单词碎义之中，校正训诂，转相比附。实则从这里并发现不出真正科学的精神与逻辑的规模。而那些钻研的人对于逻辑与西方哲学，也并无所知，连人门都不可得，更不用说登堂人室了。舍本逐末，以求附会其所浅尝的那点西方哲学，而于中国学术之主流，则反茫然不解。　　
　　
　　　　　　
　　
　　后来冯友兰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彼在自序里自诩其中之主要观点是正统派的。可是冯书之观点实在不足以言正统派。冯书附有陈寅恪和金岳霖二先生的审查报告。其中陈氏多赞美之语，如说冯书“能矫附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此实亦只貌似如此，何尝真是如此?陈氏是史学家，对于中国思想根本未曾深入，其观冯书自不能有中肯之判断。至于金岳霖先生，他是我国第一个比较能精通西方逻辑的学者，对于西方哲学知识论的训练也并不十分外行。他看出冯书“讨论易经比较辞简，而讨论惠施与公孙龙比较的辞长。对于其他的思想，或者依个人的意见，遂致无形地发生长短轻重的情形亦未可知”。金氏虽知冯氏之思想倾向于西方的新实在论，但是力言冯氏并未以实在主义的观点批评中国思想。这虽在冯书第一篇容或如此，但在第二篇就不见得如此。冯氏以新实在论的思想解析朱子，当然是错的。以此成见为准，于述及别的思想，如陆、王，字里行间当然完全不相干，而且时露贬辞。这即表示其对于宋明儒者的问题根本不能入。对于佛学尤其外行。此皆为金氏所不及知。金氏早声明他对于中国哲学是外行。我们自不怪他。　　
　　
　　　　　　
　　
　　同时冯书另一致命缺点，那就是分期的问题。冯书分二篇。首篇名为“子学时代”，自孔子以前直至秦汉之际，类似西方古希腊时代。次篇名为“经学时代”，由汉初至清末民初之廖季平，这又类似西方的中纪。但并无近代。冯氏以西方哲学之分期方式套在中国哲学上，显为大谬。至于冯书特别提出并且注重学，对墨辩，苟子正名篇，以及惠施、公孙龙等的名学所作的疏解，当然并非无价值。而且对中国名学之特别重视，仿佛提供了研究中国哲学一条可寻的线索。可惜先秦的名学只是昙花一现，日后并未发展成严整的逻辑与科学方法。所以名学不是中国哲学的重点，当然不可从此来了解中国之传统思想。故冯氏不但未曾探得骊珠，而且其言十九与中国传统学术不相应。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节录，香港人生出版社，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