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与宋代社会 (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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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何忠礼

ISBN: 9787100044943
页数: 648
定价: 34.0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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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 · · · ·

　　1962年秋天，我从杭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曾有继续深造的强烈愿望，可是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总是不能实现。1978年春天，全国科学大会闭幕不久，从北京传来了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消息，那时我正在杭州市的一所中学任教，听到这则消息后，除了觉得有些遗憾，并无太多的想法，原因很简单，以前招收硕士研究生的年龄都要求在35周岁以下，而此时我已年近40，哪里还会有报考研究生的奢望?当年4月3日中午，我偶然从一份过时的《杭州日报》上看到一条消息，称报考研究生的年龄放宽到40周岁，报名时间也延迟到4月5日结束(原来截止时间是3月底)。我不觉一阵兴奋，就毫不犹豫地跑到所在区的招生办公室报了名，由于时间仓促，连报名所需的照片也是暂欠的。经过5月中旬和7月上旬的初试及复试，我被录取为母校杭州大学历史系宋史研究室的硕士研究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这样，我荣幸地... (展开全部) 　　1962年秋天，我从杭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曾有继续深造的强烈愿望，可是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总是不能实现。1978年春天，全国科学大会闭幕不久，从北京传来了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消息，那时我正在杭州市的一所中学任教，听到这则消息后，除了觉得有些遗憾，并无太多的想法，原因很简单，以前招收硕士研究生的年龄都要求在35周岁以下，而此时我已年近40，哪里还会有报考研究生的奢望?当年4月3日中午，我偶然从一份过时的《杭州日报》上看到一条消息，称报考研究生的年龄放宽到40周岁，报名时间也延迟到4月5日结束(原来截止时间是3月底)。我不觉一阵兴奋，就毫不犹豫地跑到所在区的招生办公室报了名，由于时间仓促，连报名所需的照片也是暂欠的。经过5月中旬和7月上旬的初试及复试，我被录取为母校杭州大学历史系宋史研究室的硕士研究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这样，我荣幸地成了著名宋史专家陈乐素、徐规两位教授的学生。一年后，乐素师调往广州暨南大学任教，徐师就成了我唯一的导师。徐师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尤精于考据。他待人宽厚，谦虚谨慎，淡泊名利，这在宋史界是众所周知的。他诲人不倦、甘为人梯的精神，更是有口皆碑。他对我学习和研究上关怀备至，热情扶植(毕业后也一直如此)，可谓终生难忘。有时我一篇文章交上去，他就会放弃自己案头的工作，通宵达旦地帮助修改，次日便将我找去，从文章内容、结构到每个标点，都一一当面指正，这中间凝结了先生多大的心血!徐师不仅要求学生把学问做好，更要求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他经常教育我们：做人不可追名逐利，切忌趋时曲笔。在学习和研究上要有“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落一字空”的思想境界。这些都使我深受教益，成为我后来做人和做学问的座右铭。
　　　　可是，由于大学时代的劳动和政治运动特别多，真正学习专业知识的时间少得可怜，再经过后来十几年时间的荒废，过去所学到的一点点历史知识更是变得十分生疏。因此我下定决心，要以加倍的努力来弥补自己先天的不足。幸亏有名师的指导，加上料理家务、抚养和教育子女的重担，全部由慈母王云霞、贤妻向幼琴两人承担。她俩婆媳关系四十年，始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互相体贴，互相帮助，从未有过面红耳赤之事发生，从而极大地支持了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和研究中去。在三年研究生学习期间，我几乎足不出户地徜徉在史学研究的海洋里，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史学的营养，努力钻研，从而提高了自己从事史学研究的能力。
　　　　研究生学习期间，通过学习《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宋史》等典籍，我对宋代的科举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试论北宋科举制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这为我后来深入研究以宋代为主的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史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研究生毕业后，我被留在本系宋史研究室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先是承担了《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史》的授课任务，我边教学边研究，不久就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近二万字的《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一文，此文在当时中外史学界曾引起较大反响。尔后，我又陆续发表了有关宋代科举制度与社会的论文多篇，并出版了《宋史选举志补正》一书，此书后来成了日本东洋文库以中嶋敏教授为首的“宋史选举志研究会”的指定参考书。1993年冬天，广岛大学文学部主任教授寺地遵先生还聘请我出任该校东洋史研究室的非常勤讲师，赴日本给他的研究生讲授《宋代科举制度史》。
　　　　20世纪80年代中期，徐规先生要我给本专业的研究生开设一门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的课程，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门课程很重要，它不仅能帮助学生了解中国古代史的基本史料，掌握寻找史料、鉴别史料的本领，而且还可以向他们介绍一些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基本方法，可惜现在已长期没有人讲授了，希望你能将它开设起来。”当时，我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刚刚起步，有关史料学的知识更是肤浅，鉴别和利用史料的基本功也不够扎实，觉得要胜任这门课程的教学任务，恐怕有负重任，心里颇为踌躇不安，但在先生的一再鼓励下，还是硬着头皮接受了下来。在徐师和研究室其他老师的帮助下，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我不仅较好地完成了这门课程的授课任务，而且结合科研，撰写了一部尚有新意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不久前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88年春天，我应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著名教授梅原郁先生的邀请，以客座教授的身份赴日本进行了历时半年的共同研究，研究的题目是“宋代的法制与社会”。本来，我对宋代法制史了解不多，但通过与日本学者的互相探讨，并充分利用在日本易于查阅某些罕见古籍的有利条件，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上也取得了些许成绩。我不仅积累了不少有关法制史的珍贵史料，而且还及时完成了长达三万字的《南宋刑政未明之原因及其影响》的专题报告，次年刊登于日本最有名的东洋史研究刊物——《东方学报》上。回国后，又发表了一些与该课题有关的论文。
　　　　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给研究生增开了《宋史专题研究》的课程，几年后，又接受了撰写南宋史的重要课题。由于我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水平已有了较大提高，虽然任务不轻，但仍然用教学和科研互相促进的方法，一方面吸收宋史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融入了自己的研究所得，较好地讲授了《宋史专题研究》这门课程，受到研究生们的欢迎。与此同时，通过对宋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思想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完成了《南宋史稿》的撰写任务，并先后发表了多篇与之相关的论文。
　　　　21世纪初，有学者就我在《南宋史稿》上关于对“绍兴和议”以及岳飞、秦桧等人的评价提出了不同意见。社会上还出现了否认岳飞为民族英雄的议论，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有人又提出了一些令人难以接受的观点。这一切，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并著文加以商榷，期望通过坦诚的讨论与争鸣，为推动史学的健康发展作出一点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