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阶级状况 (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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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建嵘

副标题: 安源实录
ISBN: 9781932138337
页数: 496
定价: HK$125
出版社: 明镜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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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 · · · ·

　　从2001年5月1日到2005年4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于建嵘在安源煤矿进行了以观察性访谈为基础、结合制度文本和历史文献研究的“厂矿工作”，最后形成《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这里摘选调查中的几个片段。
　　总平巷的牢骚
　　2001年6月9日早8时，我来到着名的安源煤矿总平巷。总平巷在安源煤矿建矿初期是工人上下班以及煤炭输出的总巷道，建筑呈牌坊形，用红砖砌成，井口上方塑有铁锤岩尖图案和“总平巷”三个大字。巷内分为东平巷和西平巷。现在总平巷只供输炭和输入采矿物资，工人们进出井已另建有通道。可当年这是进入矿井的必经之路。因此，为了便于矿警和工头监视工人，在巷口两侧，设有岗亭。而安源煤矿工人罢工时，总平巷则是一个重要的战场。1922年9月14日，安源工人高呼罢工的口号就是从这里涌出来的，并在井口上方竖起了“罢工”的大旗，用煤桶堵住井口，与资本家展开了史... (展开全部) 　　从2001年5月1日到2005年4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于建嵘在安源煤矿进行了以观察性访谈为基础、结合制度文本和历史文献研究的“厂矿工作”，最后形成《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这里摘选调查中的几个片段。
　　总平巷的牢骚
　　2001年6月9日早8时，我来到着名的安源煤矿总平巷。总平巷在安源煤矿建矿初期是工人上下班以及煤炭输出的总巷道，建筑呈牌坊形，用红砖砌成，井口上方塑有铁锤岩尖图案和“总平巷”三个大字。巷内分为东平巷和西平巷。现在总平巷只供输炭和输入采矿物资，工人们进出井已另建有通道。可当年这是进入矿井的必经之路。因此，为了便于矿警和工头监视工人，在巷口两侧，设有岗亭。而安源煤矿工人罢工时，总平巷则是一个重要的战场。1922年9月14日，安源工人高呼罢工的口号就是从这里涌出来的，并在井口上方竖起了“罢工”的大旗，用煤桶堵住井口，与资本家展开了史无前例的罢工斗争。
　　在总平巷口见到许多在维修铁路的工人。他们之间互相叫着各种外号。其中有位名叫唐增福的工人却自称“唐老鸭”。还有一名自称是“黑猫警长”的。有一位自称是“山鸡”的特喜爱开玩笑，说自己的老婆到外打工去了，等过年会开着桑塔纳回来。我问，打什么样的工这样赚钱。他有点不怀好意地看着“黑猫警长”说：“女人到外面打工，还能干什么呢？还不是开发本身的肉体资源。”他话还没有说完，“黑猫警长”就冲过来给了他一拳，并气愤地说：“你他妈的，敢骂老子，我老婆就是去卖肉了总比在家饿死好。”见此情境，大家忙过来劝架。
　　这时，“唐老鸭”走到我身边，小声地对我说：“黑猫警长一家是四代矿工，他的老爷爷是当年罢工时的代表，他家老婆最近出去打工后突然没有消息了，有人说在深圳卖肉被警察扣住了。你说说，如果他家先人知道现在还需要自己的女人卖肉来养家□口的话，当年还罢工干什么啊？！”听此言，就像突闻惊雷，我的心一下被揪了起来。
　　据了解，他们都是运输区的，固定合同工，许多都是矿上的子弟，参加工作后大都能分到较好的工种。但我发现，他们并不很努力地工作，总是三个一群，五个一夥坐在地上闲聊。时不时有一负责人的样子的人（也戴着矿灯，一身的机油）来叫他们工作，他们爱理不理的样子。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山鸡”气愤地说，我们干得好坏没有什么关系，工资又不多一分。我问他们现在工人的工资是如何发的。有一位年轻的解释说，现在工资已不是由国家确定的了，改革开放嘛，工资标准和发放的形式当然也是要改的，现在工资主要由运输区核准的，发多发少全由那些当官的说了算。
　　他们看我很认真地记载他们说的话，也有了表达的兴趣。有一位工人对我说：“看你像个大知识份子，你知道工人是什么意思吗？”他们看到我很迷惑，都笑了起来。那个问我的工人很严肃地说：“我告诉你吧，原来李立三到安源说，‘工人’两个字放在一起，就是一个‘天’，实际上他是骗人的，‘工人’中的‘工’字，是说上下一堵，站在中间干活的。意思是说，那些被堵在这里干活的人，就是工人。”
　　在工人们的哈哈大笑中，问我话的工人却一点都没有笑。他仍然很认真地把我拉进总平巷口，并推着我在巷道里走了十多米，然后对我说，“你现在算下过井了，当年*到安源来发动工人运动时，就是从这里走进煤井的，也就走了几十米吧，在巷道里找了几个工人聊天，就把工人骗起来跟着他搞革命，说将来革命成功了，如何如何。可后来呢？他当了主席，我们工人还是工人。”听此言，我更到愕然。
　　从已有的史料看来，在共-产*党成立前的1920年11月，共-产*党的先驱者*就来到了萍乡进行社会考察。他的这次萍乡之行，虽然没有直接深入到安源煤矿，但在从长沙前往萍乡的火车上和在萍乡街头的小旅馆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转变。1921年秋月，*再次来到萍乡，这时的*已是中共湖南支部书记。其目的是考察安源煤矿路矿工人状况并开辟工人运动。由于安源位于江西、湖南两省交界处，当时安源工人运动归属于湖南党组织领导。这一次*是以湖南省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这一公开身份，以走亲访友的名义，利用同乡关系（当时毛拜访的是他父亲的一位故友，是安源煤矿西平巷二段段长，叫毛紫云，人称毛师爷），走进安源这一“乡土工区”的。他到了井下、北处房子、锅炉房等地，考察了工人劳动的情形。对这一次安源之行，*有过很生动的描述：
　　“当年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之后，总认为自己已经是个革命者了，可哪知道一去煤矿和工人打交道，由于自己还是一副学生腔，先生样，工人不买你的账。我们也不知道怎样做工作，现在想起来真有意思，成天只知道在铁轨上转来转去，这样下去怎么行呢？后来想了很长时间才明白了过来，思想立场还没有转变过来嘛。一个人思想总是发展的，立场是可以转变的。立场转变了，才会认为我们要自觉放下架子，拜工人为师。也真灵哩，后来我们和工人一起聊天、谈心，工人同志才慢慢地和我们接近起来，心里的话才愿意和我们讲。”
　　可以说，这种转变不仅仅是形式上的。以后的历史证明，*的这次安源之行，在很大程度上选择了中国革命后来的道路。因为，在这里，他认识到了安源这个在广大贫困农村包围中的工业社区的力量。
　　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同年12月，*就同刚从法国留学回国后加入了共-产*党的李立三（当时叫李隆郅）、共青团员张理会、宋友生四人一起从长沙到安源进行工人运动。时任湖南劳工会评议干事的张理会和长沙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教员的宋友生，曾在长沙甲种工业学校任教，有学生在安源当机械工人，这就为*这些革命者走进安源提供了方便。他们到安源后，通过曾在长沙甲种工业学校读过书的安源铁路工人周镜泉和李涤生，才进一步认识了在安源工人有一定影响的朱少连等人的。当时随*一同到安源去的张理会对*如何引道这些工人认识“革命道理”有过很生动的问忆。*对这些工人说，
　　“煤是资本家挖的吗？火车是资本家开的吗？是我们。他们住的洋房是哪个修的？是我们。工人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人。如果没有你们辛勤地劳动，就没有国家社会的一切，你们整天下井上工，做牛做马，一年到头还是吃不饱，穿不暖，你们开矿他们赚钱，你们开车他们赚钱，他们住好的，吃好的，还讨小老婆，你们的血汗钱都被他们拿走了。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极不合理的现象！”
　　有了一定的基础后，*就决定在这里成立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组织，并确定由李立三常驻安源指导一切。
　　李立三吸收八名先进的觉悟工人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组成了安源第一个团支部，并发展了朱少连、周镜全、李涤生等六名党员，于1922年2月在安路局的火车房开了第一次党员会议，建立了安源党支部，李立三任支部书记。为组织工人俱乐部准备领导核心，1922年3月成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筹备委员会，租牛角坡湖北同乡会东厢房为部址，由李立三、朱少连等10人联名呈请萍乡县知事公署立案。4月16日召开的第三次筹备会议，讨论通过了俱乐部总章和部员公约，选举李立三为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选出评议干事若干人，组成俱乐部领导机构干事委员会。干事委员会下设文书股、宣传股、游艺股、会计股等办事机构，工人监察队。当时工人俱乐部有部员300多人。5月1日，工人俱乐部举行部员大会并*，纪念国际劳动节，宣告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拉开了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序幕。
　　可见，无论当年*在总平巷的巷道走了多远，但历史已表明，他在安源的每一步都对中国社会的变迁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这些历史人物，如何理解中国社会的这一变迁。
　　有话就说：干什么工种也靠关系
　　离总平巷口不到十米的地方是一排黑黑的房子，那里是安源煤矿运输调度站。这里有几位工人正坐在一张全是煤灰的椅子上聊天，我便站在旁边听。从他们聊天的内容来看，他们是司机班的。当他们了解我是来安源搞社会调查的后，就叫他们司机班的班长来接待我。这位班长30多岁，人却显得特别有主张。他将我上下打量一番，便问我是不是党员。我告诉他，我不是共-产*党员。他听后便说：
　　我就知道你不是共-产*党员。因为现在共-产*党员是不可能来做这样的调查的。道理很简单，在大城市里讲讲三个代表就可以代表我们工人了，根本不必要了解我们工人是如何生活的。我也算是一位共-产*党员吧。入党这么多年了，可是作为一位工人党员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我们这些出卖劳动力的人，只不过是别人的工具。中国这个社会是共-产*党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的，只是那些做了官的共-产*党员的。他们做了官，有了权，不仅可以直接统治这个社会，而且可以利用这个权力，为自己或亲朋好友谋取钱财。我们这些普通的共-产*党员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他的警惕性很高，看我在录音和做记录，忙说：这些话，随便说说可以，你千万不要记，不然我什么都不说了。可是我将录音机关了后，他也什么也不说了。这时过来一位洗煤厂的工人，看到这种情况，感到很不可理解，对那位高姓班长说，“现在是什么年代了，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你官已经小到只是一个班长，怕什么。”高班长就说，“你也是班长啊，你敢同他讲真话？”经他一激，这位洗煤厂矸选班的值班班长袁小强接受了我的访问。
　　时间：2001年6月9日11时。
　　地点：安源煤矿运输调度站外工人休息的长椅处。
　　受访人：袁小强，男，35岁，洗煤厂矸选班的值班班长。
　　我父亲50年代从湖南株洲市农村到安源煤矿上来工作的，那时许多地方的工厂和矿山都到农村招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父亲就到了安源来。这样，也就有一批像我这样出生在安源、长在安源的人。我从江西技校毕业后，就进了安源矿。现在已经结婚了，妻子是一位农民，没有工作，就在安源街开了一小店，生意还可以，比我每个月500来元钱工资要高一些。
　　洗煤厂作为安源煤矿来说，要比下井强一些，主要是工作在地面，环境要好一些，劳动强度没有那么强，工作的时间也比较有规律，工资也有保障，所以这里没有农民工，一般都是正式工人，许多是安源煤矿老工人的子弟。当然，这里的工种也不完全一样，因为分为矸选、水选、煤质、储运，机电、后勤很多部门，总共有三百多人。具体到什么工种就要看关系了。在安源，大家有一句话，挖煤的不如运煤的，运煤的不如选煤的，选煤的不如卖煤的，卖煤的不如管人的。这不光说工种苦，而且还包括福利待遇。在井下挖煤，是最苦的，可钱肯定不如卖煤的多，卖煤又归管人的管，不叫你卖，你就没有煤可卖了。
　　这个社会讲到底是谁有权谁就是老大。在共-产*党的企业里，谁有权就会有钱。谁有权大家就会听你的。以权和钱建立起来的关系是这个社会最主要的关系。改革开放以前的情况，我不太了解。听一些老工人讲，那时要比现在好多了，没有人敢像现在这样明目张胆地搞权钱交易。那时候的干部是干出来的。如果有谁完全靠关系去买官，工人是会起来反对他们的。他们就是再恨工人，也拿工人也没有办法，因为有国家的政策保护啊，你没有过硬的理由是不敢开除和处分工人的。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权钱交易都可以公开进行。工人再有意见也没有办法，不敢说啊。谁说了，就要谁下岗。而且还说这是改革啊。现在谁敢反对改革？就是这些改革，改得工人一点权都没有了，而改得那些领导比资本家还资本家啊。他们只要讨好上级领导就行了，完全可以不管工人的意见。我们这些没有关系和靠山的工人，就只有老老实实干，靠出买苦力养家。企业不是我们的是国家的，而国家又是当官的，所以企业也就是这些当官的人。
　　袁班长的话，对我震撼很大。的确，安源煤矿及许多国有企业在法律上属于国家，但是由谁代表着国家呢？如果说是由企业领导者，也许并不客观，虽然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工人的命运，但是他们自己的命运又是由他们的主管部门及其负责人决定的。而且，就工人来说，又是具有一定的等级的，那些具有特定身份的工人，也具有了一定的特定的利益。只有那些以农民身份来到这个矿山打工的人，他们的身份注定了自己是这个工矿企业最下等的人。
　　访问完，已过十二时。也许是这种思考太过沉重，或者是天气的原因。尽管没有吃早饭，可一点食欲也没有。在黑尘漫天之中，独自回到约一公里外的招待所，已是一身的黑汗。可招待所又是停水，电风扇吹的风还是那样闷热。但不知什么时候，却躺在只有大棉被的床上睡着了。到醒来时，已是下午三时，急忙赶到街心，想见一下前期认识的老工人。不想，我刚到那里，天一下就变了，倾盆大雨，全身淋了个透。老工人一个都没有见着。只得顶着雨回招待所，在路上顿感饥饿，花了二元五角买了一碗“康师傅速食面”，回来一吃，其味难以入口，想来是假货。
　　井下纪实：“水深水热”
　　6月13日，晴空万里。因昨晚整理资料3时才睡，所以醒来时已是7时20分，来不及吃早饭，就急忙往矿四工区跑。8时整见到了四工区工会的欧阳师傅，他告诉我陈书记在调度室等我下井，同欧阳师傅一起到调度室。可见到陈书记后，他告诉我，根据矿里的规定，外来人员不经特别批准不许下井。他认为，根据我这样的情况，起码要经矿领导批准。听此言，我连忙跑到矿党委办向孙正风主任讲明下井的要求。他一听说我要下井，很紧张地说：“到目前为此，还没有博士下过井，一个博士如果在井下出了什么安全事故，那是没有办法向社会交代的。”但我说，我来研究安源工人的，需要对他们的生活有更多的体验。如果没有这种体验，就不能真实知道工人们的世界。特别是对于矿区工人的生活，如果没有井下生活的体验，就根本不能真正认识这些长期生活在地下的工人们。而且一位博士的生命也并不比工人的生命珍贵。如果因为自己是位博士，就害怕到井下去见证工人的生活，那么我就根本没有资格来到这里研究工人。
　　孙主任见我要求下井的态度很坚决，只得给主管矿长打电话，并向主管矿长陈述了我要求下井的理由。主管矿长说，这样的事需要商量一下。等了大约十五分钟，主管矿长来电话说，经研究可以让于博士下井，但要求力保安全，最好就在附近的工区跑跑算了，不要到四工区去，因为四工区的生产条件最艰苦，路途最远。我说，要去就到四工区去，工人能去，我也能够。孙主任只得将我的要求和矿领导的意见通知四工区，并给矿安全检查科打了电话，要求他们为我办理有关下井的手续。
　　在等办手续时，我到了总平巷，见到上次调查时访问过的老工人唐增福。唐师傅知道我要下井到四工区工作面上去，感到很惊讶。他很风趣地说：“*当年到安源煤矿来，只是在总平巷转了转，你却要到目前安源煤矿的最远最苦的采区去，你想比*走得更远？”
　　8时46分，我同四工区的陈书记一道来到专供下井人员换衣服和领矿灯的大楼，凭矿领导的批示，领到了矿灯和下井服。我们从下井口下去，先走了约800米的大巷，就坐交通车往下走。我当时坐的交通车有六节车箱，像过山车一样，每节车箱可坐10人。只觉得车箱上有一些字迹，用头上的矿灯照上去，原来是个女人的画像，是用白色的东西画上去的。在这阴黑的矿井里，有这么一幅美人画也的确让人感到轻松了很多。陈看我在认真研究这幅美人画，便开玩笑地说：“这画也不知道是我们那位工人画家在下井前画的，这叫画像解渴啊！”他这一说，大家都笑了起来。交通车是直接往下行的，坡度很大，使人感到有点像往下扎，可能由于我早上没有吃饭，加上第一次下到这么深的矿井，所以有一种天昏地暗的感觉。
　　交通车往下行驶了大约700米左右就停下来了。陈告诉我，现在我们到了目前安源煤矿最深的一级采煤层，大约距地面有1000米了。要到四工区的工作面，还须步行约2000米。他建议到这里看一下就算了，也算下了井，到工作面的确太危险，也很远。但我表示，今天不到工作面，就不上去了。他见我态度坚决，也就表示没有办法，只得舍命陪君子了。
　　于是，陈在前面带路，我们俩一前一后往四工区的工作面走去。整个巷道黑黑的，偶尔有矿工头上的灯显现。大部分时间，我们只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走了大约200米，我们走进了一条更小的巷道。这道巷道下面有好多水，而且明显地感到温度要高很多。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在水中移动，全身都开始流汗。一个在中学就学过的词语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水深火热”，也许我在此时才真正体会到了它的涵义。
　　走过这200来米巷道，我们又进入到了一条更矮更小的巷道。尽管陈在前面一再提醒我“注意头”，但我还总是不由自主地将头抬起来，因此，头几次重重的碰撞到了巷道顶上，眼前也就冒出了金花。好在戴了安全帽子，不然肯定会是头破血流。陈见状便对我说，你现在知道煤矿工人为什么总低着头走路了吧。我也突然明白了，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才能抬起头来呢？
　　接着我们又到了一条直接往下通行的更小的巷道。这道巷道与前面的有了很大的不同，不仅是小得多，而且支撑巷道的也由原来的木头变成了铁架。因为我在主巷道看到的是由石头和水泥砌成，而在“水深水热”的那几百米看到是由木头架起来的。我将这种不同告诉了陈，他告诉我，现在快进入工作面了。因为工作面是采煤点，用这种能移动的铁架一方面可以保护工人工作，另一方面又可以减少成本。行走不远，我终于看到在上方有许多矿灯在闪烁，也听到人说话和其他一些声音。我想，终于到了工作面了。
　　我是差不多手脚并用才从散煤中爬到工作面的。到了工作面，看到十多个工人在狭窄的铁架子下面工作。由于电机出了点问题，还有几个工人在一个较宽的地方修理电机。在我经过一个工人时，他为了侧身让我过去，将矿灯直接照到了我的脸前，并突然惊叫了起来：“你是于师傅吗？”我感到很奇怪，忙问他是谁？他说我是你昨天谈过话的王都华啊。我这才记起了这声音。因为我已无法将面前这个全身都是黑煤灰的人与我昨天所有的认识人联系起来了。可我感到奇怪的是，我现在也满脸的煤灰，他如何能够认识我呢？他笑着说，认识你很容易的啊，因为你戴了眼镜，我们这里还从来没有来过戴眼镜的人呢。
　　经他这样一说，那几个正在修理电机的工人就围了过来。他们说应该到了休息时间了。于是，我就同他们聊了起来。我先问了他们从什么地方来的，在井下工作有多少时间了。除了一个姓何的老工人（48岁）说自己祖宗三代都是安源的工人，17岁下井，现在在修理班工作。其他的采煤工人告诉我，他们都是江西附近几个地区农村来的，其中有一个已转为正式合同工，其他的都是农民协议工或轮换工。
　　在这地下几千尺的井下，我终于证实了井下主要是农民工的这一说法。我问陪我一同下井的陈书记，为什么萍矿有那么多下岗职工，而采煤则又招收农民工呢？陈小声对我解释说，安煤是有部分工人宁愿下岗也不愿意下井，主要是因为如果申请下岗，像安源这样的国有大矿和革命老区这点背景，国家无论如何都要保证160多元的下岗生活费。下井就太辛苦而且有危险，工资还不高，有时也就是400多元。这样一比较，下岗比下井就要好一些了。而农民工则不一样了，这些年农业经济不景气，种田不赚钱，到这里可以赚些活钱，也就容易满足，工作也比正式工人卖命一些。所以，大部分基层采区都喜欢用农民工，而不想用工式工人，特别是那些工人子弟。听到这，一个让我感到十分惊讶的名词突然涌了出来──贫困的工人贵族？
　　由于陈的声音较小，那些从农村来的农民也不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可一个劲地点头，而且表现出一种在农村我们可以常见的表情。
　　从交谈中得知，他们在早上6时下井，要到下午2时才能下班，加上路上来回两个小时的路程和近一个小时的清洗，他们实际上工作在10小时以上。他们中一个姓李的年轻人对我说，“我们这些农民工文化程度不高，没有技术，只有这一身死力气，到外面找不到工作。能够进安源煤矿来找工，已经不错了。只是这里的工作的确太危险，分配也有些不公平。如果能有点保障就好了。”另一位姓刘的农民工说，“井下干活是苦一些，但只要埋头干就是了，没有那么多麻烦。而且到了井下，人和人就平等了，都是一脸的黑，也分不出富贵了，命也一样值钱，所以也就感到蛮好的。”他这一说，就有人附和说，“对啊，一上了井我就有气，反而到井心里的气也就消了。”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想？那位年龄较少的工人说，“道理很简单啊，在矿井里大家都只有一条命，这条命都是土地爷的了，如果发生事故，无论是你是博士还是我这个文盲都是一样死。”他还没有说完，何师傅就向他身上吐着口水，大声说，“你这个乌鸦嘴！！你在这里放屁啊！”接着在场有的工人也往这位工人吐着口水，骂他是乌鸦嘴。那位被骂的工人一句话也不敢说，坐在煤地里，用那双全是煤的手擦着脸上的口水。
　　我听着这些陈述，看着这些面目不清的工人们，一股悲凉涌上心头。我真的不能想像他们就是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艰难地出卖着自己，过着这样暗无天日的生活。我在想，在许多经济学者高调讨论“知识经济”的时候，是否想到，有那么一批中国的产业工人，他们每天都是进行最基本的物质的创造，但是，我们却在遗忘他们，在牺牲他们最基本的利益。我坐煤堆里，不知是劳累还是心忧，也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一个劲地流了下来。　　

作者简介 · · · · · ·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于建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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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话。
纪恩(目标模糊的生活。)

一个老工人和于建嵘说： “现在有些当官的人找到我们说，改革就要牺牲就要付出代价。可这些人自己为何不做出牺牲，不付出代价，他们大把的捞钱，过着好日子，却要我们这些退休的老工人和没有权势的下岗工人做出牺牲，付出代价。真是个混帐逻辑，简直就是一批强盗。。。” 《中国工人阶...... (2回应)

2008-10-01 2/2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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