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

　　卢梭在悲惨的流亡生活中，感到有为自己辩护的必要，于是怀着激愤的心情，写下了《忏悔录》。在书中，他回忆了自己五十多年的经历，在表白自己“本性善良”的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的种种劣迹，他想强调一个哲理：人性本善，是罪恶的社会环境使人堕落。

　　卢梭（1712——1778）是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出生于瑞士日内瓦一个钟表匠的家庭，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哲学上，卢梭主张感觉是认识的来源，坚持“自然神论”的观点；强调人性本善，信仰高于理性。在社会观上，卢梭坚持社会契约论，主张建立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主张自由平等，反对大私有制及其压迫；提出“天赋人权说”，反对专制、暴政。在教育上，他主张教育目的在培养自然人；反对封建教育戕害、轻视儿童，要求提高儿童在教育中的地位；主张改革教育内容和方法，顺应儿童的本性，让他们的身心自由发展，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从封建专制主义下解放出来的要求。主要著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等。
　　酷爱读书
　　卢梭1712年6月29日出生于瑞士日内瓦一个钟表匠的家庭。父亲是钟表匠，技术精湛；母亲是牧师的女儿，颇为聪明，端庄贤淑。母亲因生他难产去世。他一出生就失去了母爱，他是由父亲和姑妈抚养大的。比他大7岁的哥哥离家出走，一去不返，始终没有音训。这样，家里只剩下他一个孩子。
　　卢梭懂事时，知道自己是用母亲的生命换来的，他幼小的心灵十分悲伤，更加感到父亲的疼爱。他的父亲嗜好读书，这种嗜好无疑也遗传给了他。卢梭的母亲遗留下不少小说，父亲常常和他在晚饭后互相朗读。每读一卷，不一气读完是不肯罢休的，有时通宵达旦地读，父亲听到早晨的燕雀叫了，才很难为情地说：“我们去睡吧，我简直比你还孩子气呢。”在这种情况下，卢梭日复一日地读书，无形之中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渐渐充实并滋养了他年幼的心灵。
　　7岁的卢梭就将家里的书籍遍览无余。他还外出借书阅读，如勒苏厄尔著的《教会与帝国历史》、包许埃的《世界通史讲话》、普鲁塔的《名人传》、那尼的《威尼斯历史》、莫里的几部剧本等等，他都阅读过。由于这些历史人物的典范影响和他父亲的谆谆教诲，卢梭深深体会到了自由思想和民主精神的可贵。他既有父亲的爱国血统，又以这些伟人为榜样，甚至言行之间常把自己比作那些历史中的人物。有一天，他在桌旁叙说斯契瓦拉的事迹，在座的人全都很惊讶地看到卢梭走上前去，把手放在熊熊燃烧的炉火之上，来表演斯契瓦拉的英雄壮举。这种早熟早慧的表现，正是卢梭特有天资的最初显露。
　　独立谋生
　　卢梭快活的童年生活很快就结束了，在他13岁时，舅舅决定将他送往马斯隆先生那里，在他手下学当律师书记，希望他能赚点生活费用。但卢梭非常讨厌这种只为了赚钱而缺乏趣味的职业，每天琐碎的杂务使他头晕目眩，难以忍受。马斯隆先生似乎也不怎么喜欢卢梭，常常骂他懒惰愚蠢。卢梭无法忍受这种侮辱，便辞掉了工作。
　　不久，卢梭又换了一个职业，在一位雕刻匠手下当学徒。鉴于以前做书记时得到的不少教训，所以他对这个新工作依命而行，毫无怨言。卢梭本来很喜欢这种工作，因为他爱好会画，挥动刻刀也觉得很有趣，而且镂刻零件，用不着多么高超的技术，所以他很希望在这方面取得卓越的成就。有一天，卢梭在空余时间为几位朋友刻骑士勋章，他的师傅发现后，以为他在制造假银币，便痛打了他一顿。其实，当时卢梭年纪很小，对于银币根本没有什么概念，他只是以古罗马时期的钱币形状，做为模型罢了。由于师傅的暴虐专横，使卢梭对本来喜爱的工作感到苦不堪言。
　　卢梭在师傅家的生活非常不愉快，但这却使他恢复了时隔已久的读书习惯。这种兴趣受到当时环境的限制，不能顺利发展，但愈受限制，学习的兴趣反而愈浓。附近有一个女租书商，经营一家租书店，卢梭经常去那里，手不释卷地看书，有时甚至误了工作时间，受到师傅的责骂和体罚。不到一年功夫，卢梭把这家小店的书全读光了。在这些书的熏陶下，他纠正了许多幼稚的脾气和不良习惯。同时无形之中也在他内心里唤起了更高尚的感情。他觉得雕刻师傅这里的环境很不理想，一切都缺乏情趣，令人难以忍受。16岁时，他离城出走，他相信自己可以独立生活，自由地支配一切。
　　崇尚自然
　　卢梭离城出走后，经由一位朋支的介绍，结识了华伦夫人。他原以为华伦夫人是个老态龙钟的丑老婆子，不料她却是一位满脸和气、风韵十足的年轻女子。这使他大感惊讶和激动，正是这位夫人影响了他日后的生活。
　　卢梭听从华伦夫天的劝告，开始他的远途旅行。这也正适合他那早已形成的漫游癖好，他觉得这样的年纪就有机会爬山越岭，登临阿尔卑斯山的高峰，真是件美事。一路上，卢梭心情十分愉快，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这次旅程虽短，但卢梭喜爱自然风光，沿途的美景尽收眼底，他将感情寄托于大自然，虽然身处漂泊之中，却没有精神空虚之感。凡是映入卢梭眼帘的东西，都令他内心感到一种醉人的享受。大自然的奇伟、多彩和实际的美，深深地影响了卢梭的人生观。
　　以后他又经历了多次旅行，不论是旅途中的美景，还是乡村的田园生活，仍使他陶醉着迷。他热爱自然，崇尚自然。“他最伟大的教师，并不是任何一种书籍，他的教师是'自然'”。
　　从少年期起，卢梭便酷爱自然。这种热忱，他曾不厌其烦的摹写、表现于他的著作中。自然，渗透了他整个生命。他用华伦夫人的某些清醒而夺人心目的特质，表现了自身，并使他陷入剧烈的情绪，这在他较晚的生活中，显得特别明晰，且使他和东方的大神秘主义者，呈现出相似之点。
　　涉足音乐
　　卢梭在华伦夫人家居住的这段时期里，他感到非常满足和快活。华伦夫人的嗓子轻柔动人，还会弹琴，她常教卢梭唱歌，熏陶激发卢梭对音乐的兴趣。后来卢梭去神学院学习，华伦夫人送他音乐方面的书。卢梭在神学院除学习外，经常带着歌谱，练习歌唱。华伦夫人认为卢梭对音乐感兴趣且有天赋，有意让他朝音乐方面发展。她经常在家里举办一些小型音乐会，并介绍卢梭与一些作曲家认识，使他的音乐水平不断提高，后来他不断地自学和研究，想出一种用数字代替音符的简易记谱法，即以数字1234567来代替Do、Re、Mi、Fa、So、La、Si音阶，并写出了具有独创性见解的著作《音乐记谱法》，希望借此革新音乐世界。同时还撰写了《现代音乐论文》一并带到巴黎，呈交给巴黎科学艺术院，想借此机会出名，这时的卢梭，灵感有如泉涌，他写了一部名为《新世界的发现》的歌剧，充分表现了他的创作才华。
　　后来卢梭带着修改好的稿子去科学院，当众宣读了他的论文，它那简洁的内容有力地吸引了委员们的注意力，博得了赞扬。他认为自己的记谱法是音乐史上的创新和改革，但委员们不赞成这种意见，经过几次讨论，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卢梭的记谱法可用于演唱，但不适合于演奏。为了安慰卢梭，艺术院给他颁发了一张奖状，措词中夸奖了他一番。卢梭虽遭受了失败，但心里很不服气，他将自己的手稿重新整理之后，找到一个愿意接受这部手稿的出版商，以《现代音乐论》为书名出版。卢梭满怀希望，盼望这本音乐著作能引起较大的反响，然而销路很差，这使卢梭又一次遭受沉重的打击。虽然他一心想在音乐方面有所创新，希望对音乐爱好者能有所启发，但效果却不佳，除了少数几个学者对他倍加赞誉外，并未产生什么大的反响。
　　征文获奖
　　卢梭自从离开华伦夫人以后，开始自谋生活，先后当过家庭教师、书记员、秘书等。同时也广交了各方面的人士，尤其是他结识了大哲学家狄德罗。由于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和志向，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彼此都热心于学术工作，狄德罗和卢梭等人便着手合编：一部《百科全书》，卢梭负责音乐部分，这项工作由于狄德罗被捕而中断了。卢梭四处向朋友求援，希望把狄德罗放出来，但收效甚微。
　　卢梭经常前往狄德罗被关押的监狱探望他。1749年夏天，天气非常炎热。从巴黎到监狱之间有较长的路程，卢梭步行去看狄德罗，常带着一本书，走累了休息时可看看书。有一天，他带了一本《法兰西信使》杂志，忽然看到第戎科学院的征文启示：《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对改良风尚是否有益》。卢梭看到这个题目时，好象被千道光芒刺射了一样，许多富有生气的思想不知不觉地从他心中涌现出来。他顿时感到窒息，仿佛看到另一个宇宙，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脑子里不仅涌现出与第戎科学院的论文有关的思想，而且一连串的想法相继而起，就象大浪一样冲击着他。这次心灵的震荡，显示了他思想上真知灼见的潜力。
　　卢梭把这件事告诉了狄德罗。狄德罗鼓励卢梭继续发挥自己的思想，写出文章去应征。卢梭积极撰写了这篇论文，写成后又送狄德罗审阅，自己又反复修改了多次，以《论艺术和科学》为题寄出应征。1750年，他这篇论文获得了头等奖。他在这篇文章中否定艺术和科学的价值，从反面进行了论证，表露了他对巴黎社会的不信任和憎恶，并反对这种社会中所隐藏着的欺诈。他斥责科学，文学和艺术，认为这些东西被权力所主宰了。
　　隐居著述
　　1756年，44岁的卢梭接受朋友的馈赠——一座环境优美的乡村小房子，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
　　卢梭的个性适合于在乡下居住，他在巴黎住了15年，早已厌倦了城市生活。隐居之后，他便决定不再回巴黎。这时的卢梭已有点名气，不用为生活费用发愁，他继续抄乐谱，虽然不能赚大钱，但是靠得住，自给有余。他的歌剧《乡村卜者》和其他作品的收入还剩下两干法朗，其他的著作也正在整理之中，这样，生活就不至于受穷了。他的文笔和天赋已使他成为知名的文人，只要他稍微愿意把作家的手腕和出好书的努力结合起来，他的作品就可以使他生活得很富裕。但是，卢梭觉得为面包而写作，不久就会窒息他的天才，毁灭他的才华。他的才华不是在笔上，而是在心里，完全是由一种超逸而豪迈的思维方式而产生出来的。他始终认为作家的地位只有在它不是一个行业的时候才能保持；当一个人只为维持生计而思维的时候，他的思想就难以高尚；为了能够和敢于说出伟大的真理，就绝不能屈从于对成功的追求。
　　卢梭隐居6年之中，写了许多著名的著作，有政治学名著《民约论》，这是世界政治学史上著名的经典著作之一；他的政治观点，对后来的法国革命产生了很大影响。教育学论著《爱弥儿》，简述了他那独特而自由的教育思想，这是一部儿童教育的经典著作，虽然卢梭在世时，曾因此书而遭受攻击，但其独到的教育思想，不但对后来的教育学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其民主自由的思想也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动力。自传体小说《新爱洛绮丝》，这本书的出版，成为人人争看的畅销书，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风靡全欧。
　　横遭迫害
　　按照法国当时的习俗，一本书出版之前必须经过某些知名人士的传阅。《爱弥儿》经过外界传阅后，顿时成为大家争论的中心。令人奇怪的是，卢梭这本天真无邪、充满灵感和独具创见的教育学著作，反而被外界视为异端邪说，还被法国法庭列为禁书。
　　起初，卢梭对外界的传闻并不在意，他想这本教育学著作是为了人类的幸福而写的，怎么会遭受知识分子、教会和国家的反对呢?怎么会将他看成邪恶之徒呢?在外界的压力下，出版社也劝卢梭不要用真实姓名发表这本书，但卢梭坚持要面对那些无谓的攻击。他想他一直服从国家的法律制度，努力做一个忠顺的公民，象其他法国人一样遵守国家法律，总不至于因热爱人类，追求人类幸福而遭受迫害吧。但是恶运偏偏降临到了他的头上，舆论界把卢梭看成了罪犯。
　　一天晚上，卢梭正在床上阅读圣经。有人送信来，说法院明天——就要派人逮捕他，最高法院判决将《爱弥儿》焚毁，并立即发出逮捕令，要将卢梭打入监牢。不得已卢梭只好告别朋友，离开法国去了瑞士。不久这个国家也命令他在一天之内离开瑞士领土，尔后卢梭又搬到普鲁土国管辖的地区。与此同时，欧洲读者不断来信，女士、年轻人和年轻的哲学家纷纷来函，请求卢梭给予指导，这使他在精神上受到很大鼓舞。以后，卢梭又应英国哲学家休谟的邀请，去了英国，终因与休谟之间的分歧愈来愈大而离开英国。他不得已改名回到法国，重新过隐居的生活。流亡生涯、不安宁的岁月并未影响到卢梭的著述。他先后著有《忏悔录》、《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山中书信》、《公民的情感》等著作。
　　归于自然
　　卢梭的《爱弥儿》为什么会遭到法国反动当局如此仇视呢?原因在于，卢梭以他的《爱弥儿》在教育上掀起的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教育从来是以成人的能力和需要为标准的，卢梭却大声疾呼，要打破这个传统。“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则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他不愿意事物天然的那个样子，甚至对人也是如此，必须把人象练马场的马那样加以训练；必须把人象花园中的树木那样，照他喜爱的样子弄得歪歪扭扭。”（《爱弥儿》上卷第5页）这是《爱弥儿》里开宗明义的一段话，表达了卢梭自然主义教育理论的基本观点。那就是人之生性善良，教育应“归于自然”。
　　卢梭的“性善论”虽然并不科学，但它在历史上是有积极的进步意义的。因为若把人象基督教那样视为先天罪犯，则必然诉之严酷惩戒，迫使人们盲目顺从而摧毁人权；不如强调人们向善发展的可能性，更有助于提高人的政治地位和保障人的社会权力。变抑制天性的教育为尊重天性的教育，是教育上的巨大变革。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卢梭是关键性的人物。
　　由“归于自然”的理论出发，卢梭主张教育要根据受教育者的年龄特征而实施。他说：“处理儿童应因其年龄之不同而不同。”又说：“在万物中，人类有人类的地位，在人生中，儿童期有儿童期的地位；所以必须把人当人看待，把儿童当儿童看待。”他批评封建教育不顾儿童的天性发展，抹杀了儿童与成人的区别，以致不根据儿童的特点施教，硬把对成人适用的教育强加于儿童。这种教育，在他看来，无异于使儿童成为教育的牺牲品。因此，他竭力主张根据受教育者不同阶段的身心特征来规定教育任务。
　　卢梭“归于自然”的理论体现在教育目标上，要求培养自然人；而身心调和发达的自然人，既不同于贵族豪绅和王孙公子，也不同于空疏无用的书生士子。这比以往的和当时的教育理想跨越了一大步。而卢梭塑造的爱弥尔，既有哲学家的头脑，又有劳动者的身手，而且有改革家的品德。无疑，卢梭所憧憬的自然人，是资产阶级新人的形象。这正是他的思想比封建主义教育进步的地方，也是他横遭迫害的主要原因。
　　知识教育
　　在知识教育方面，卢梭主张学以致用，行以求知。
　　在教学内容上，卢梭坚决反对书本诵习和空洞的文字说教，要求追求真正的有用的知识。他说：陷入于咬文嚼字的书本教育，是摧残心智的。儿童所需获得的是对于事物的真正理解，而书籍“只教我们谈论我们不懂得的事情。”不过，卢梭对于12岁以后的理性开始发达的青年，则设想了许多门类的学科，要他们进行学习，粗略地划分起来，以知识教育为主的青年期应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以道德教育为主的青春期应学习社会科学知识。过去说寓言、历史、古典语文是不必学的，如今应该学了。因为学寓言，可以使人们从中获取教益；学历史可洞古知今，学古典语可理解语言艺术的规律。这就说明，卢梭虽然反对腐朽的古典主义的教学内容，却不反对学习古典的知识，两者并非等同。前者把青年引向故纸堆，使他们泥古而忽今，食古而不化；后者要求知晓古代文化，吸取其精华，借鉴其得失，从而博古通今和古为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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