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藏书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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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书人徐元勋
　　牛头、鸡肋与狗屎——闲说旧书市上捡漏儿
　　津门得书偶记
　　在斯堪的纳维亚买旧书
　　大东购书漫记
　　紫霓白雪，五色纷若——2005年嘉德公司古籍善本春拍漫览
　　
　　书衣题识
　　全祖望《经史问答》万氏刻本缀语——兼谈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全祖望集汇校集注》
　　关于《都门纪略》早期版本的一些问题
　　吴瑭《温病条辨》稿本题记
　　《江省图》与徐霞客的神话
　　述石印明万历刻本《观世音感应灵课》
　　海内孤本嘉靖刻《定山先生文集》残帙
　　《渔阳山人诗合集》与《渔阳精华录》的面世背景
　　丁晏批本《渔阳山人精华录训纂》
　　记南明刻本《西曹秋思》——并发黄道周弹劾杨嗣昌事件之覆
　　舆人之诵——《诗板臆论》随笔
　　迷离帆影楼——对读《帆影楼纪事》与《自反录》
　　新社会里的旧诗刊——《乐天诗讯》
　　倒霉的出版家——... (展开全部)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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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霓白雪，五色纷若——2005年嘉德公司古籍善本春拍漫览
　　
　　书衣题识
　　全祖望《经史问答》万氏刻本缀语——兼谈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全祖望集汇校集注》
　　关于《都门纪略》早期版本的一些问题
　　吴瑭《温病条辨》稿本题记
　　《江省图》与徐霞客的神话
　　述石印明万历刻本《观世音感应灵课》
　　海内孤本嘉靖刻《定山先生文集》残帙
　　《渔阳山人诗合集》与《渔阳精华录》的面世背景
　　丁晏批本《渔阳山人精华录训纂》
　　记南明刻本《西曹秋思》——并发黄道周弹劾杨嗣昌事件之覆
　　舆人之诵——《诗板臆论》随笔
　　迷离帆影楼——对读《帆影楼纪事》与《自反录》
　　新社会里的旧诗刊——《乐天诗讯》
　　倒霉的出版家——漫说英文版《当代中国的政治设置》
　　
　　书山问路
　　研治古代文史的必备入门书籍——读黄永年先生著《古文献学四讲》
　　中国古典目录学中史部之演化轨迹述略
　　谈清人著述的目录与版本
　　《清人别集总目》书后
　　《宋版古籍佚存书录》序
　　
　　
　　自序
　　
　　 我是一个从故纸堆中讨生计的人。不是转贩旧书，而是在古人写下书籍的字缝里找文章做。
　　既然读书，就需要买书。近十几年，因为买旧书的缘由，时常会接触到一些藏书家。在藏书家的眼里，我多半算得上是个专业的“学者”，买的书也只是学者必需的“用功”的书籍，与藏书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可在一些学者看来，像我这样胡乱买旧书，又似乎是与学术毫不相干的事情。礼貌一些，会说这是在收藏书籍；不客气地讲，就是“玩物丧志”那句现成话。非驴非马，被每一条正道上的人，都视同蝙蝠。可见，虽然同样是以书为侣，但是在读书与藏书之间，似乎存在着很大的间隔。我祖居东胡故地，借用西汉时东胡人的话来说，也可以将这一中间地带，称之为“瓯脱外弃地”[1]。
　　 然而，若要对读书与藏书，分别给出确切的界定，却并不容易。譬如，你可以说，读书者买书只为方便阅读，不需要考虑诸如品相、版本等书籍外在形式上的差异。但是，并排放上两部内容和印制形式完全相同的书籍，一部油污水渍，蓬头垢面，另一部则触手如新，墨香袭人，恐怕天下所有“读书”者，都要选择后一部。又譬如许多自命为“读书”的人，会以为藏书者类皆束书不观，纯粹是把书籍当作古董和艺术品来装点门面。可是，其实从来就没有根本不读书的藏书家。藏书家对书籍的内容，大多各有不同的偏好，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只不过你有你的读法，他有他的读法，他可能只是茶余饭后，把玩赏鉴，同时悉心品味书籍蕴涵的文化内容与其形式之美，并不像以读书为职业的那些人，一定要通过看书来写东西、谋衣食而已。
　　 如此说来，在读书与藏书这两大界域中间，应当还存在着一个很宽泛的过渡地带。不仅是我，其实很多需要常年读书的人，都是处在这一地带的不同位置之上。近年济南齐鲁书社办了一个讲藏书的刊物，名为《藏书家》，实际上在上面写稿子的人，多半是既读且藏，或者说是因读而藏，读而后藏，真正称得上藏书家的作者，只占其中很少很少一小部分。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藏书家，以后更不会有这种念头。严格地说，买书只是为了读书，为了更方便地读书，更多地读书，也为使读书变得更有趣味，更多一分惬意。
　　 上学受教育，老辈的说法叫念书；书面化一些的词汇，便是读书。小学和中学，应当好好启蒙打基础的时候，正赶上了所谓“十年动乱”，在学校，非但不能像现在一样“正规”上课受教育，反倒是时常要代替家里有事的老师给同学“讲课”，于是，就养成了我自己读书的习惯。自己阅读，随心所欲，找想看的书，这样，自然而然地也很早就滋生了跑书店买书的嗜好。当然，像那个时代大多数孩子一样，手头儿能够省下来的零花钱有限，能买到的书，自然也极为有限。
　　 少年时代购得的书籍，历经数度移徙搬迁之后，都早已不见踪影，只记得读的最多的是李瑛的几本革命诗集。虽同样是用分行的句子，来图解那个时代的政治意象，但李瑛的诗似乎很讲究节奏和韵律。直到现在，我读新诗，还是很看重这一点。另一部印象深刻的书籍，倒是古代文献，名为《何典》。印象深刻，是因为书名奇特，好记，至于这部书的内容，直至今天，也没有好好读过。这反映出，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显露了聚而不读的“藏书”倾向。
　　 1977年考上大学以后，开始有明确目标地搜罗专业所需要的书籍。高考时本来报考文科，却阴差阳错地被录取到理科。既要满足读文史书籍的欲望，又要适应念理科的需要，欲求者甚广，而从生活费中节省下来的购书款项却依然有限，故所得而求之者甚寡，在书店里还是翻看的时间很长，买下的书籍很少。不过，外界条件的抑制，反而愈加强化了内心购书的奢望。
　　 在大学本科时期，值得一提的是，似乎有了一点儿贴近藏书家的购书路数。这就是不问喜好与否，以及是否都用得上，成龙配套地购买某一系列的书籍。其中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就是现在藏书者通常称之为“网格版”的那一种绿底黄色网格封面的版本，我是见一本，收一本，基本收齐了当时已经出版的所有品种。又如旧期刊，一本一本地配齐了自创刊号以来的《地理知识》和《地理》。《地理知识》发行量大，配齐并不太困难，但《地理》是20世纪50年代发行时间很短的地理学中级刊物，介于高端的《地理学报》与普及的《地理知识》之间，上下不靠，存世无多，为配齐它，耗费了我很多个周末。不过大学毕业以后，由于购买必需专业书籍的巨大吸引力，再也没有这样刻意按照出版的系列来购置书籍，从而也就在这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环节上，脱离了通往“藏书家”的路途。
　　 不过，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我逐渐体味到在购书过程中寻寻觅觅的乐趣。觅书的乐趣，本来主要体现在搜寻旧书、旧期刊的特殊体验之中。但在那个新书发行渠道还很不通畅的年代里，除了周末常去旧书摊儿寻觅需要的书刊之外，我还有另外一种觅书的途径，这就是通过征订书目，找寻即将出版的新书，向书店预约定购。
　　 回想起来，至今我仍然对当时哈尔滨市南岗新华书店负责预定图书的那一位女士，心存敬重和感激。数年之间，这位店员为我定购了许多书籍，其中包括现在还一直使用的《中国自然地理》系列丛书。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其中有一些书，整个哈尔滨市，因为只有我一个人预定，所以，书店竟为满足我一个人的需求，特地从出版社订进了唯一的一本。例如由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天气气候研究所编辑的《全国气候变化学术讨论会文集（1978年）》，就是这样，在《科技新书目》上看到出版消息后，由这家书店代为订购，买到手中的。像这样专门的书籍，除了北京、上海，当时在其他地方，是很难买到的。等到我读了研究生，专门学习历史地理学之后，直至今日，一直为能够拥有这本论文集而颇感得意。后来徜徉于南北各地旧书摊肆，却始终没有遇见过这本文集，也就更为感激专门为我预定书籍的这位店员。
　　 各个专业，都需要读书，但从事历史这一专业，似乎需要比其他专业读更多的书。当然，更准确地说是浏览更多的书。这一方面是因为历史专业所读的书，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读法有些特别，并不是逐字逐句的阅读，只是走马观花，了解一下大概内容，日后做专门研究需要时，再仔细阅读，或是查找一些有用的资料；另一方面，是因为从事历史专业，不管学术进展到什么地步，出现多少新知识，得出多少新结论，对每一个具体问题的研究，依然需要立足于原始资料，一切从头做起，去读很多代以前学者早已读过的书籍，而不像其他很多学科，新知识随时淘汰老知识，有了新著述，就可以扔掉老书不用。历史学研究用书这两个特点，决定了干这一行的人，往往需要在书斋里储备很多很多的书籍。
　　 大学毕业以后，接着读研究生，由理科转入文科，进入历史学领域。因为有了比较具体的专业，读书的范围，也变得非常具体，而购书的数量，则基于专业的需求，开始大幅度增加。当时买书，几乎纯粹是为了实用，丝毫没有考虑过兼顾阅读与赏玩。不是没有这样的意愿，而是尚且无力顾及于此。
　　 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业师黄永年先生从北京琉璃厂古籍书店，为单位购买了一批古籍，其中有明末刻本钟惺、谭元春评点《水经注》，价格80元。这是古代地理学名著，因我学习历史地理专业，先生特地指点说，此书价格不贵，书店另存有同样一部，可以考虑买下。但我当时正处于贪婪地扩充存书数量的阶段，根本没去考虑。现在，这样一部书的售价，至少要在5，000元以上，结果同样还是不会考虑将其收入书囊。当时为集中力量，购买专业文史典籍，竟毫不吝惜地让出了几乎全部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书籍，从此以后，便不再购买这一类“闲书”。
　　 不管读书，还是买书，我都受到业师黄永年先生的直接点拨和影响。先生是当今第一流的版本目录学家。读研究生，入学伊始，即师从先生学习目录学。先生的讲授，为我打开了广阔的学术天地，诱使我想尽可能有所涉猎。多年来购书博杂不一，与所从事的狭小专业相比，或许稍显泛滥无归，即缘自于此；并非像一些朋友误解的那样，只是出于收藏书籍的目的。不过，先生博闻强记，过目不忘，做学问，并不主张买太多的杂书，甚至反对抄卡片、记笔记。无奈我生性驽钝，记忆力低下，一部书常常反覆读过，仍然留不下多少印象。这样，在使用史料时，需要反覆核查，完全靠去图书馆借阅，远水解不了近渴。为此，才不得不尽可能多购置一些书籍，以备稽考。
　　只是学海无涯，而一个人的生命和精力毕竟十分有限，买下的很多书，根本顾不上看，有些书甚至终此一生，恐怕也无暇一览。得荃而忘渔，这便与购书的初衷相背离，难怪要被一些人视作“藏书”了。事实上，在文史专业从业人员，以及文史爱好者中间，类似我这样胡乱买书而又束之高阁的人，比比皆是，我只是其中很普通的一员。
　　 由为读书而购书，却在不知不觉中已向“藏书”的方向偏倾，这便使得我与书籍的位置关系，逐渐介处于读书与藏书之间。买书一多，似乎也必然如此。当今各地评选“藏书状元”，普遍把拥有书籍的数量，作为衡量藏书家份量的指标，看来也有一定的道理。
　　 其实，就“藏书”的实质内容而言，除了赏玩古董或存而不用的涵义之外，专业人士搜集的某一方面的书籍，虽分拆来看，平平常常，但花费多年心力精挑细选聚拢到一起，最终其本身往往就会成为一种重要的收藏。很多图书馆的学术特藏，就是由此构成。不过，这种意义上的“藏书”，只是聚拢书籍形成的一种自然结果，而不是它的出发点和聚书的过程。即使按照这一意义来讲，我收存的书籍，严格地说，恐怕也还算不上是“藏书”，只能说是略微形似而已。这是因为我拥有的书籍，内容过于杂乱，没有特别着意搜罗某一类书籍，包括我赖以吃饭的专业历史地理学。没有学术价值或是派不上用场的专业出版物，我丝毫没有兴趣，而是否具有独特的类别取向，应该是判别所有收藏和收藏家的一项基本指标。
　　 在目录学方面，是黄永年先生授以目录学，从而引发我广泛购求各类文史典籍的欲望；在版本学方面，则是倒转过来，由于购买古籍旧本，需要求教于先生，始逐渐习得一些版本学基础知识。由于顾虑没有多少机会接触实物，当初在西安读研究生时，听黄永年先生的版本学课程，只上了两堂课，便偷偷开了小差。幸蒙先生偏爱，没有怪罪。上个世纪90年代初，转迁至北京工作，在琉璃厂、海淀等中国书店的店面里，可以经常随意翻看古籍。当时古籍的价格，尚且不甚昂贵，不知不觉中便诱发出购买古刻旧本的欲求。于是，从实用的石印本、影印本和书市上一元钱一本的零篇残本开始，试探着摸索购买一些线装古籍。一边学，一边买，十几年下来，竟也积累了上百部古书。
　　 很多没有买过古书的人，往往把购买或存有古书，理所当然地视作藏书。其实这是很表象的看法。并不是所有的线装书籍，都有很高的收藏价值。比如有些清代乃至明代的破烂刻本，其收藏价值，甚至还远不如现在新出的洋装书。从收藏的角度看，这里边有很多讲究。
　　 我买下的线装书，有一小部分，完全是供一般阅读使用，与买洋装新书，出发点没有什么差别。譬如《读史方舆纪要》，当时买不到中华书局印制的洋装本，只好买了一部线装石印本来用；《天下郡国利病书》，也是因为一直没有新的标点印本，便购置一部影印线装的《四部丛刊》三编本。至于其他大多数书籍，则确实不同程度地具有一定收藏价值，勉强可以看作是一种收藏。
　　 不过我的这种收藏，仍然与一般意义上的藏书家略有区别。这就是正宗藏书家特别看重的精美版刻佳品和流传有绪的名物，我基本上一无所有，搜罗书籍的着眼点，仍是书籍的内容而不是外在形式。在书价相对低廉而可以接受的大前提下，一重稀见，二重独特的史料价值，三重相对少见的学术名著，最后才是考虑版刻或印制的艺术价值。这还是典型的读书者的立场，其实是扩展到版本领域的目录学视角。如此说来，我买线装古籍的实质目的，依旧还是读书。这类书籍，可以更多地满足我阅览孤本秘籍的好奇心，也能够在阅读使用的同时，一并领略古籍版刻之美，使阅读历史文献，变得更为享受。其实，以读书求知为职业，这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人生享受，许多人因过于看重功利的目的，而把读书弄得苦楚万分，实在是一种“异化”。
　　 同样都是购买线装古籍，路数却是各有不同。我购买线装古籍和其他旧书，始终遵循一项重要的准则，这就是人弃我取，不与他人争强竞胜。这客观上是由于实力有限，不具备相应的资格；主观上是生性不喜欢凑人多的热闹，就像做学问也是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和选自己感兴趣的题目去做一样。
　　 藏书是一件自得其乐的事情，藏书家则是一帮自我陶醉的家伙。他们不大在意别人另找其他的乐子，这是不是合乎“道儿”上的规矩。再说，和所有行业一样，少一个同行，就等于少了一个竞争的冤家，有百利而无一弊，管它作甚呢？我的乐子，藏书家们虽然看不大懂，却依然很礼貌地认可为一种另类的收藏。
　　 这样，通过古籍的收藏，由读书而转入藏书，使得我在读书与藏书之间，似乎又进一步向藏书一侧有所偏倾。不过，我所拥有的这类古籍，数量实在太少，在我一万多册书籍的总数当中，微乎其微，改变不了总体构成的性质；同时，书籍的种类，又杂七杂八，经、史、子、集，明版清版活字，抄本写本稿本，样样都有一点儿，又哪一样也不成体系，虽然可以算作收藏，却怎么也达不到藏书家的标准。
　　 藏书家有理由也有权利只赏玩而不认真阅读藏储的书籍，或者是拿藏书作文章；读书人则应该在阅读中发掘所存书籍的价值和意义。既然是从阅读角度购买的书籍，我在买下古籍旧本之后，都要尽可能品味梳理一下这些书籍的内在蕴涵。本书“书衣题识”部分，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心得和感想。需要说明的是，除了古刻旧本之外，我还曾买下过很少很少一小部分外文珍本书籍和较为稀见的晚近书刊资料，书中对此也有所涉及。
　　 整个这部分内容，有些是做了比较深入的学术性考述，有些只是随意铺叙一时的想法；加之书籍的内容，差别很大，我对每一种书籍的讲述形式，便是各随其宜，并没有追求统一的写法。所谈到的书籍，单纯就版本而言，多不值一提，正宗的藏书家，难免讪笑。书箧中值得挖掘利用或是分析介绍的稀见古籍以及文献资料，还略有一些，以后有合适机会，我将陆续撰文，公之于众。
　　 买书本是为阅读或者收藏，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寻觅旧书本身，却很容易转变成为一种独特的消遣和享受。借用一位西方藏书家的话说，这是一种浸透于血液之中的诱惑。正因为如此，搜罗书籍的这些怪人，往往会津津乐道个中的奥妙与情趣。我生性懒惰，在游山玩水这一点上，如同业界内写《水经注》的老老前辈郦道元一样，“少无寻山之趣，长违问津之性”；不管走到那里，逛旧书店、旧书摊儿，浏览和寻觅旧书，差不多成为最主要的“游览”项目。本书“书肆记游”部分，便是记录我访书阅肆的一些经历和观感，以之与同道者交流。其中有些文章，是应人之约，命题而作，有索稿者特定的要求。当然，讲述的具体内容，依然完全出自我本人的看法。
　　 不管读书，还是藏书，都离不开目录学和版本学知识。本书“书山问路”部分，是我学习版本目录学的一些体会和认识。这两门知识，看似简单，没有什么高深莫测的微言大义，一切玄机禅语，对之都难以施展。因此，一些人往往将其视之为“小道”，不屑于略为措意。实际上，这是一片广阔无边的森林沧海，要想掌握好这些内容，很不容易，需要日积月累，博闻多识。以我涉学之浅，所说必然会有很多疏漏和谬误，连同本书其他内容一道，衷心希望能够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教。收在这里的文章，有些曾在刊物上发表过，在这里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和润色。书中所附书影，除评述拍卖一文外，均摄自本人藏书。
　　
　　 2005年6月9日记
　　
　　[1] 瓯脱：《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汉时在东胡与匈奴的居地之间，“中有弃地，莫居，千馀里，各居奇边为瓯脱。东胡使使者谓冒顿曰：‘匈奴与我界瓯脱外弃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三国时人韦昭，释此瓯脱为“界上屯守处”。　　

　　辛德勇，1959年8月11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1977年中学毕业之后，在黑龙江省漠河林区做近两个月伐木工人，同年底在黑龙江省参加“文革”后全国首次大学招生考试，被录取进入大学学习。
　　
　　　　1978年3月至1981年12月，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地理系读大学本科，获得理学学士学位。毕业论文题目为《论石器时代东北地区的聚落》。
　　
　　　　1982年2月至1984年12月，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创立人史念海教授，读硕士学位课程，获历史学硕士学位。毕业论文题目为《汉唐时期西安交通地理研究》。
　　
　　　　1984年12月至1985年3月，在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工作。
　　
　　　　1985年3月至1988年1月，在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仍旧师从史念海教授，读博士学位课程，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题目为《隋唐两京从考》。学习期间，从1987年7月起，协助导师史念海先生，实际负责创办《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学术季刊的组织和编辑事务。
　　
　　　　自1988年2月起，在陕西师大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任讲师；同时出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至1991年底离开陕西师范大学时为止）。1991年1月，被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联合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荣誉称号；2月，晋升为副教授。
　　
　　　　1992年6月，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任副研究员。1994年担任该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职务，同年8月晋升为研究员。1998年起出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并自2000年起，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主任。其间在1996年2月27日，被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3月16日，被国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称号。
　　
　　　　现任主要社会兼职有国务院“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
　　
　　　　学术兼职有：自2000年起被聘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变迁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和中国历史文献，熟悉古籍版本学。
　　
　　　　已出版的主要学术书籍有：《隋唐两京丛考》，三秦出版社，1991年10月（近年又再版重印），1995年12月，此书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青年优秀成果奖专著一等奖。《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７月。《黄河史话》，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8年8月。《未亥斋读书记》，华东师范大学，2001年1月。
　　
　　　　翻译学术著作主要有：日本学者菊地利夫著《历史地理学方法论》，连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1989各期。《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民族、交通、历史地理），中华书局，1993年10月。
　　
　　　　其他重要学术论文有：《韩信平齐之役地理新考》，刊《九州》第1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论刘邦进出汉中的地理意义及其行军路线》，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１９９７年第４期。《巨鹿之战地理新解》，刊《历史地理》，第１４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８月。《由梁元帝著述书目看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四部分类体系＿＿兼论卷轴时代卷与帙的关系》，刊《文史》，１９９９年第４辑。《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刊《历史地理》第1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
　　
　　　　在学术组织中担任的主要职务有：中国历史地理学会副会长（自2000年起）、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自2001年起）、中国水利史学会副会长（自2001年起）。
　　
　　　　现主要负责编辑的重要学术刊有：《中国史研究》，担任主编（自1999年起）。《中国史学》，担任副主编（自1998年起，在日本用英、日、中三种文字出版，国际中国史研究学者合作编辑）。《历史地理》，担任副主编（自2000年起）。
　　
　　　　参与的重要学术组织工作有：国家重大学术研究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受聘为专家组成员，并曾担任项目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负责组织协调工作。
　　
　　　　参与过的主要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有：（1）1995年10月，被国家教委，聘为学术顾问，赴韩国汉城访问两周，进行历史学交流。（2）1997年9月—11月，赴日本东京东洋文库两个月，调查日本的中国历史文献。（3）1999年11月，赴越南河内两周，调查越南保存的中国历史文献与越南汉文文献。（4）2000年10月，赴挪威奥斯陆，参加世界历史学大会，与各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5）2002年11月，应邀赴日本东京两个月，与东京都立大学的佐竹靖彦教授从事合作研究，并与日本东京、京都和大阪的相关学者进行交流。（5）2003年1月，赴日本大阪两周，与大阪市立大学学者商谈合作研究项目并进行学术交流。
　　
　　　　目前正在进行的主要国际协作项目有：作为中国方面的项目负责人，与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文学部的中村圭尔教授，共同主持由中国和日本学者协作研究的“中日城市史研究”项目。

转贴：自序	来自东海一粟	1 回应	2009-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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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老师绝对是个人才	来自云水三千		2006-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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