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期待之中

　　这里所发表的信件和文章，在她可以同贝兰保持联系的条件下，都是寄给他或交给他的。
　　《正确运用学枝学习，旨在热爱上帝的一些思考》一文招写于1942年4月，薇依把它寄给贝兰，他当时在蒙佩利耶任多明我会修道院院长，该文目的是帮助那些同贝兰有往来的大学生们。
　　《爱上帝与不幸》写于1942年春天，是在她离法前几天交给贝兰的。
　　《内心爱上帝的几种形式》是在薇依登船时交给贝兰的。因此，贝兰只是在她动身之后才得知其内容，当时的处境使他不可能作答，不可能向她解释文中远离天主教教义的那些分歧。
　　关于《主祷文》写于阿尔代什，也可能是写于她在梯蓬家暂住之后的日子里，正如她在信件4中所说，该文映证了她在那年夏天发现《主祷文》。
　　最后，《挪亚的三个儿子和地中海文明》一文，除了在历史方面作一切必要阐述之外，还提出了综合性的观点，乃至诸说混合论观点，并提及预示着基督教产生或... (展开全部) 　　这里所发表的信件和文章，在她可以同贝兰保持联系的条件下，都是寄给他或交给他的。
　　《正确运用学枝学习，旨在热爱上帝的一些思考》一文招写于1942年4月，薇依把它寄给贝兰，他当时在蒙佩利耶任多明我会修道院院长，该文目的是帮助那些同贝兰有往来的大学生们。
　　《爱上帝与不幸》写于1942年春天，是在她离法前几天交给贝兰的。
　　《内心爱上帝的几种形式》是在薇依登船时交给贝兰的。因此，贝兰只是在她动身之后才得知其内容，当时的处境使他不可能作答，不可能向她解释文中远离天主教教义的那些分歧。
　　关于《主祷文》写于阿尔代什，也可能是写于她在梯蓬家暂住之后的日子里，正如她在信件4中所说，该文映证了她在那年夏天发现《主祷文》。
　　最后，《挪亚的三个儿子和地中海文明》一文，除了在历史方面作一切必要阐述之外，还提出了综合性的观点，乃至诸说混合论观点，并提及预示着基督教产生或与基督教相近的古代宗教，该文同薇依在离开马赛时质从属的一项重要研究是一致的。
　　出版者为这本集子取名为《期待上帝》，本意欲表达一种对薇依来说颇为熟悉的思想，即她经常用希腊文所说的：在期待之中。　　

　　1909年2月3日，西蒙娜·薇依出生在巴黎斯特拉斯堡街的一所住宅里，如今这幢房子已经拆除，它位午现在的梅兹街上。
　　她的哥哥安德烈比她年长3岁，在他的帮助下，西蒙娜自幼就获得了文学和科学方面的知识，6岁时，她就能背诵不少拉辛的诗句。第一次大战使她的学业经常受挫，尽管如此，1924年6月,16岁时，她终于通过了文科中学毕业会考，成绩是“良”。考试委员会主席是一位中世纪前期文学专家，他在口试时给了西蒙娜19分，满分为20分．。
　　她在维克多?杜吕依中学学哲学，从师于勒·赛纳以后，为进高等师范学校作准备，她在亨利第四中学学习两年，从师阿兰。阿兰发现她有哲学天才，说在她身上具有“罕见的精神力量”，他十分善意地关注着她，但还指出她应当“避免作过于狭窄的用晦涩的语言表达的思考”，并说“她曾经想放弃那种抽象的、深奥莫测的繁琐探求——这对她来说是一种游戏，而进行直接的分析”。
　　她于1928年考入高师，1931年取得大拿和中学哲学教师学衔，随即被任命为勒浦依市女子中学教师。1931年冬至1932年春，她在那里明确表态反对政府的压制政策，向市政府公开表示对该市失业者的同情并以实际行动援助他们。
　　她对《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社深怀友情，1932年可是同该杂志合作。这本杂志使她得以恰如其份地表述人间疾苦，表达她对劳动者处境的基本看法和感情。
　　1932年10月她被调到奥塞尔，1933年又调到罗昂。这时，她决定告假一年，以便全心全意地体验工人生活，夏天在汝拉山区她在干农活时就想作这种尝试。
　　她在雷诺厂找到一份工作，在厂附近租了一间房。尽管她息有头痛病，身体又虚弱，但她绝不允许自已的生活条件与车间工人有任何不同。
　　1935年，假期已告结束，她又重操旧业，在布尔日的女子中学任教，直到1936年夏离开那里。同年8月初，她前往巴塞罗部．她要亲自对“赤色分子”与“佛朗哥分子”之间的斗争作出判断．在数周的时间里，她在卡塔庐西亚前线同共和派军队一起饱受磨难，从内心深处感受到真正的战争灾难。后来，她返回法国。
　　由于疾病，她再次告假。直至1937年她才去圣康坦女子中学赴任。1938年1月，由于健康状况不佳，又不得不中断教学，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40年6月13日，她决定离开巴黎，同年10月在马赛暂居。
　　1941年6月，经女友介绍，她认识了Le. R. P贝兰，当时贝兰正在马赛多明我会的修道院，两年后贝兰被盖世太保逮捕。贝兰又介绍她同G.梯蓬相识，她住在梯蓬家里，在阿尔代什逗留了一段时间。这期间，她经不住农家田间生活的吸引，干起了体力劳动，她帮助收庄稼或收获葡萄，与此同时，她并未放弃希腊哲学或印度哲学的研究，扩展梵文知识，并进一步确定了研究神秘主义和上帝这个概念的倾向，这些研究促使她写下有关天主经和爱上帝的论文，读者在本书中可读到这些文章。
　　她在冬天返回马赛，继续同贝兰讨论、研究，在贝兰的要求下，她在马赛多明我会修道院地下小教堂的聚会上阐述自己对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看法。
　　1942年3月，贝兰被任命为蒙佩利耶修道院院长，他从不曾中断同薇依的联系。他们之间的会面，通信和交流只是在薇依离法时才中断。
　　1942年5月15日前后，她在旅途中写信给贝兰，她称这封长信是她的“精神自传”。轮船于5月17日启程。她在卡萨布兰卡逗留了三周，经法国去美国的旅客都滞留在临时营地里，薇依在那里修改文章并定稿她把这些文章作为精神遗产寄给贝兰5月26日她又写了最后一封告别信，对15日的信的内容进行补充和阐发。
　　1942年6月底，她抵达纽约法国临时政府委任她一项任务，她于是在11月10日动身去英国。
　　她在伦敦负责研究条令；她起草计划撰写了一篇有关国家与个人的互相间权利和义务的备忘录。她执意分担仍生活在法国本土的人们所经受的磨难，以至拒绝医生因她过度疲务而特别规定的食品供应，她严格地按照国内敌占区的同胞们的食物配给量领取食品。
　　她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1943年4月下半月住进了伦敦弥德赛克医院,8月中，又转到康特群的阿斯福特疗养院。
　　人们在她的笔记本中发现的最后几个字是：“教学的最重要方面=对教会的认识（从科学意义上说）。”
　　薇依的整个一生都包含在这个词里。，
　　1943年8月24日，即住进阿斯福特疗养院后不久，她就与世长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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