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政治

　　现代西方的自我肯定感已经被政治的和知识的事件所颠覆。启蒙运动所有形式的元叙述的基本概念（理性、历史、科学、自我、知识、权力、性别和固有的西方文化优越论）的含义——甚或存在——都已日益受到侵蚀性的攻击。对西方政治经济霸权和政治与文化殖民主义的挑战，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世界各地的妇女运动，以及反种族斗争等，都已经使事物的秩序大为混乱。
　　 西方知识分子的认识论的安全感也已经被来自内部的不同声音所破坏。启蒙运动元叙述的构成性概念的“基本可论争性”（和“过于人性的”偶然性）已经被揭露出来。这造成了清白的危机，因为这些概念紧接着就变成了纯粹的人造产品，它们是人类所创造的，我们对其影响和效果要负全责。假如下面没有可靠的基础，上面没有本体论与先验论的保证，人类的生活就很困难。
　　 尽管还带有矛盾态度和与旧体制的部分同谋，心理分析学者、后现代主义者与女权主义者都对颠覆西方思想的基础做出了贡献。心理分析学者对理性自治、意识与思维的对等、自我的统一与稳定提出了疑问。他们强凋充满欲望和幻想的内心世界的存在性与部分自治性。这个内心世界对于诸如思想等人类主观性的其他方面具有无意识和无法控制的影响。后现代主义者所编写的有关知识、权力、历史和主观性之间关系的叙述，更为复杂，希望也更小。女权主义理论家提出，有关知识的思想依赖于具体的，包括性别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关系的存在，而这些社会关系又使之变得可信。哲学家们所讲述的认识论故事倾向于根本上是关于老一套的白人的、西方的、男性自我的经历、问题和压抑行为。
　　 后现代主义者相信，在继续构建西方文化的启蒙运动的元叙述内，哲学占据了构成性的和立法性的位置。因此，解构哲学是一项政治责任，也是（至少作为哲学家）对当代西方文化最突出、最具破坏性的贡献。西方哲学仍旧生存在“存在的形而上学”的魔咒之下。绝大多数西方哲学家把建构一个哲学系统视为己任，在这个系统中一些真实将被也能被再现成思想。这种真实是外部的或普遍的主体或物质，“在外面”独立于认知者而存在。哲学家的欲望是“映射”、登录、模仿或者再现真实。真理被理解为与其相符。
　　 对于后现代主义者来说，这个对真实的探寻掩盖了绝大多数西方哲学家的欲望：就是永久地掌管世界，通过把世界封闭在一个虚幻的但是绝对的系统里，他们相信这个系统能够再现或者符合一个超越历史、个性和变化的一元存在。为了掩饰他的理想化欲望，哲学家必须宣称他的知识不是某一套特定历史和话语实践的产物。制品或结果。它只能是真实本身在我们的思想中的自我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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