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方志辑佚 (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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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纬毅

ISBN: 9787501314423
页数: 440
定价: 22.0
出版社: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199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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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 · · · ·

　　中国地方志源远流长，涵广事丰，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可概括为：滥觞于两汉，兴起于六朝，发展于隋唐，完备于宋元，鼎盛于明清。但于宋代推行雕板印刷之前，包括地方志书的汉唐文献典籍，仅凭手写传钞，故社会流传受到极大限制。至于宫内所藏孤本秘籍，在历代社会动乱中，屡遭浩劫，毁失情况亦亟严重。隋代牛弘曾列举古籍“五厄”：一为秦皇之焚书，二为王莽之燔宫，三为董卓之祸乱，四为刘（渊）石（勒）之陷洛，五为萧绎之毁书。南宋胡应麟则历数周隋以来复有“五厄”，大业、天宝、广明、靖康、绍定，通前为之“十厄”矣！以故，早在南宋时郑樵即惋叹“自汉以来，书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一二。”至于地方志书，因当时钞本既少，亡佚尤为惨重，留传至今者，仅千分之四五耳。实为我国文化史上一大遗憾。
　　不幸中值得庆幸的是，六朝唐人史注、唐宋类书、地理志以及文集笔记等，多征引汉唐方志的... (展开全部) 　　中国地方志源远流长，涵广事丰，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可概括为：滥觞于两汉，兴起于六朝，发展于隋唐，完备于宋元，鼎盛于明清。但于宋代推行雕板印刷之前，包括地方志书的汉唐文献典籍，仅凭手写传钞，故社会流传受到极大限制。至于宫内所藏孤本秘籍，在历代社会动乱中，屡遭浩劫，毁失情况亦亟严重。隋代牛弘曾列举古籍“五厄”：一为秦皇之焚书，二为王莽之燔宫，三为董卓之祸乱，四为刘（渊）石（勒）之陷洛，五为萧绎之毁书。南宋胡应麟则历数周隋以来复有“五厄”，大业、天宝、广明、靖康、绍定，通前为之“十厄”矣！以故，早在南宋时郑樵即惋叹“自汉以来，书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一二。”至于地方志书，因当时钞本既少，亡佚尤为惨重，留传至今者，仅千分之四五耳。实为我国文化史上一大遗憾。
　　不幸中值得庆幸的是，六朝唐人史注、唐宋类书、地理志以及文集笔记等，多征引汉唐方志的一些记述。由此引发后代有识之士，对其进行辑佚。堪为“零圭碎璧，弥足珍贵”。
　　元末明初陶宗仪，博览古学，著述等身。其《说郛》采摭古籍六百余种，其中汉唐方志即达四十二种。此为辑佚方志之嚆矢。清代辑佚之学大兴，王漠《汉唐地理书钞》辑地理志及方志二百四十九种。惜付梓时仅存七十种，其中方志十七种。陈运溶《麓山精舍丛书》收辑汉唐方志二十九种，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收辑宋前方志五十五种。此外，张澍及鲁迅亦辑秦陇、会稽古志十六种。以上诸家从古籍中悉心钩沉，使人们得以窥见汉唐方志端倪，功不可没。但限于当时历史条件，诸如秘藏馆阁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以及罕见的宋元方志、均无从获见。即如《齐民要术》、《政和本草》等子书，亦未能利用。致使辑佚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多遗漏。上述辑佚除却重复，共辑方志近九十种，约六万余字。
　　七十年代后期，我国拨乱反正后，百废待兴。为使汉唐方志佚文得以较完整地集中展现出来，我于整理古籍之余，着意对此进行辑录。以后虽致力新编《山西通志》的编纂，此项工作亦未中辍。十余年来，从四十余种、六千余卷类书、地志、史书、子书中，共辑出汉唐方志四百四十种，约四十万字。内容涉及今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台湾、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云南、贵州、四川等二十三个省、市、自治区五百余县的地理沿革和自然、社会状况。其中不乏重要和珍稀的历史资料。
　　如三国吴沈莹《临海水土志》“夷洲”条，以四百二十余字，详记台湾的地形、气候、土壤、植被、农业、渔业、民俗、风情，是我国关于台湾地理的最早记述。有力证实早在一千八百年前，台湾即是我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再如宋雷次宗《豫章记》中关于东汉建立庐陵郡、鄱阳郡及上蔡、永修等六县的记载，《后汉书·郡国志》及《元和郡县志》均失载，对理清今江西省及其有关县的建置沿革至关重要。
　　在生产、科技方面，南朝郑缉之《永嘉记》“养蚕”条，除写蚕的品种、特征、生长习性外，并介绍饲养经验及病害防治，反映我国古代养蚕业之发展水平。再如东汉杨孚《临海水土记》载录临海地区鱼类四十余种，并介绍其不同生态特性，说明当时利用海洋资源已具相当水平。又如南朝宋《豫章记》“丰城县”条关于煤炭的记载，系我国长江流域最早的煤炭纪实，亦为煤炭史的重要一页。
　　至于西汉辛氏《三秦记》“沙角山”条关于沙漠地带鸣沙现象的描述，是世界上鸣沙现象最早的科学纪实，已引起地理学界的重视。三国吴顾启期《娄地记》关于太湖洞庭山溶洞的生动写真，南朝宋段国《沙州记》揭示的雀鼠同穴与沈怀远《南越志》记载的蛣蟹共生现象，山谦之《南徐州记》关于南沙县海岸堆积地形变化的实录，均系我国古代地理学之重要资料。
　　此外，汉唐方志中尚载许多立德、立功、立言之历史人物，其嘉言懿行，或轶闻趣事，对了解古代精神文明亦有裨益。仅举以上几例，已可窥视向被誉为“一方全史”之地方志的一斑。现将散存古籍中的汉唐方志佚文发掘整理出来，无疑对研究我国地理学史、手工业史、经济史、农业史、科技史、文化史、地方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特别在当前全国普遍修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热潮中，该书能为各地提供鲜为人知的地方史料，更具有现实意义。但也应该看到，受阶级和历史的局限，其中亦羼杂封建、迷信和荒诞不经的成份，我们应以一分为二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始能古为今用。
　　前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副会长、中国地方志旧志整理工作委员会主任董一博同志，于一九八四年全国旧志整理工作会议上，曾对此项辑佚工作极为支持。其后，一九八六年旧志整理委员会在
　　杭州研究《中国方志大辞典》编纂方案时，仍垂询此事。现多年宿愿虽得了却，而董老业已谢世，每念及此，感慨不胜。
　　当代著名方志学家傅振伦先生，对辑佚之学向亟重视。九十高龄犹导引后学亲撰序言，着实令人感动。谨表谢忱。
　　在当今商品大潮中，学术著作出版之难，学人多有感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明知出版此书不会给他们带来经济效益，但以繁荣学术研究为重，仍予出版。值此付梓之际，特向出版社诸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