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危机

       又看了一遍，关于凶杀的真实性已经谈论够了，就像有人说电影的主旨还是要让观者注视到人物的内心层面上而仅非行为——结尾贝特曼的那段独白提到的自我逾越和面临意义危机的主题上。如果读到小说的话，可能一些立意上的诠释能显得较之清晰些。后来有幸读到拉斯·.史文德森的《无聊的哲学》，里面对精英阶级的边缘现象有很多哲学上的细节例证，其中也不出意外地谈到了《美国精神病人》，借此托物言志，摘录到这里。





    书里还提到同样将无聊与越界作为看待世界主要视角的《威廉·洛弗尔》里的主人公，就年代来看，在《美国精神病人》里，谋杀与虐待的血腥场景是必要的，其原因是，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威廉的罪行过于四平八稳了。

    《美国精神病人》的第一句话就是“来到这里的人，放弃你们所有的希望吧”——这是但丁的《神曲》地狱篇第三首诗里地狱之门上的戒令，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不是出口”，整个故事就以这两句话为框架。正如贝特曼清醒地认识到“我的生活就是地狱”，但当他指出这一点的时候，从来没有人理解。

    在小说里，给贝特曼带来强烈的情绪震撼的几个情节之一，就是一个熟人有着比他更为漂亮的名片。在贝特曼的世界里，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他们富有而整洁，有着优雅的外表。正因为一切看起来都一样，所以只要有任何差别，无论在读者看来是多么微不足道，对于贝特曼来说就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当他看到两种不同商标的矿泉水时，兴奋得无法自制。
 
    
    上帝死了；世界毫无意义；正义死了；性完全被量化，沦为一个金钱与数量的问题，这就是贝特曼的世界。对于时尚的依赖显示了自我个性的渺茫，亦即一个人无法使自己区别于他人，而这个表层根本没有深度。在这样一个世界，人如何能够寻求意义呢？贝特曼的答案是：将其推到极致，然后越界；穿越一切想象得到与想象不到的界限，从而制造差异，打破千遍一律。通过在血泊中行走，取出别人的脏腑，他感到自己确实能够抓住某些真实。现实在他面前一晃而过，读者完全不能确定什么是贝特曼的真正行为，什么仅仅是他的想象，因为除了他自己的唯我论的现实外，没有任何评判标准，“这就是这个世界、我的世界的运转方式”。这样的唯我主义与传统的存在主义思想完全一致，与“焦虑”、“恐怖”、“恶心”等术语的运用完全合拍。尤其是焦虑，在《美国精神病人》中起着核心作用。在很多场合下，贝特曼提到一种“无名的恐怖”，还对他的秘书谈到恐怖的各种形式，但没有继续深入下去。这种恐怖几乎没有什么形而上学的深度，贝特曼的邪恶可能就来源于这种恐怖的感觉。

    贝特曼在世上是一个孤独者，除了极为泛泛的人际交往外，完全与世隔绝，他的生活是难以想象的无聊。贝特曼存在主义式的放逐以及完全与虚幻世界中的生活，使他不可能同情任何人，也榨干了他身上所有的人性。事实上，贝特曼有一定程度的自知之明，他意识到自己没有内涵，但坚持认为不可能更深入地去理解自身。然而，这种不可能并非来自令人绝望的无聊，而是他自己根本没有思维可去理解。没有任何理性的分析能告诉他自己是谁，原因是：“没有答案”。这种无法克服的无聊以变态的邪恶来做出补偿。

    《美国精神病人》缺乏真正的叙事结构，只是由一系列的单个事件组成。这反映了贝特曼对于自我的破碎感知。缺少一个承前启后的真实历史，就使得贝特曼必须随时随地寻求个人身份。连贯的体验以叙述的维度为前提，但贝特曼无法将周围发生的事件转换成一个连贯的叙述，除了一堆信息外，他给读者提供不了任何东西。

    这样一个抽象的个性化进程无法给生活提供实质的意义。人们需要一个与无限相关的目的。在精神上，我们有与贝特曼相似的地方，但拥有他缺少的一些能力——创造纯粹象征化的表达来抒发对文明的不满的能力，认识到自身之外的关键界限的能力。正是这些能力，使浪漫主义与野蛮状态保持了一步之遥。为何要遵守这样的界限？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实用主义的答案：不这样会更糟。

    从很多方面来看，贝特曼都是一个经典的存在主义英雄。存在主义的典型口号是：只有个人生活才有价值，才能创造价值。正因为这些价值纯粹由个人来决定，因而也完全是武断的。既不能从自身寻求所必须的意义，我们才在外界找到这种意义——例如，时尚。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并不长久。为了克服这种缺憾，我们总在寻找新的东西。

    大多数人都面临着这样的意义危机。制造有意义的假象，在转瞬即逝的事物上寻找身份认同，因此这种身份也是昙花一现的。现代解放运动的本意是解放个性，但结果却是人性的泯灭。我们的生活，完全就像是旅游。鲍曼：这个世界是旅行者的地盘，这个世界是供人享乐的，享乐赋予这个世界以意义。大多数情况下，审美意义是唯一需要的意义，也是唯一能够承受的意义。然而，随着这个进程——将一切美学把所有人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波及整个世界，留给非审美特性的空间越来越少，世界也逐渐丧失了其意义。


——《无聊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