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诚品好读》的采访：在北京，找不到北京

2009-11-04 10:05:17 　　来自: 廖伟棠 (梦里不知风吹血，醒来方觉枭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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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偉棠：在北京，找不到北京。
　　
　　採訪/黃文儀
　　
　　多少年前，「生活在別處」還是現代主義者們的一句響亮的口號，但新的流放者們已經看清「別處」的虛妄，就像多多在其小說《小羊排》所寫：「我轉身向別處走去，就好像它存在似的。」事實上並不存在一個「別處」，這十年來他們的最大貢獻之一就是滅掉了一個可供消極逃避的精神「別處」。但是精神上的「別處」旣滅，現實和空間上的「中心」就像故鄉已成了異鄉，也不復存在了，遊子將何歸之？而這一切的失落是否從反面推動了對一個所謂心靈的中心的追求呢？我在討論會上向楊煉和劉索拉提過這樣的問題，而其實我知道，他們的創作已經替他們作答。
　　這流放的一代之堅強正在於此，越是無所依傍，他們越是認清了什麼是他們真正的依傍：他們的故鄉就是他們賴以寫作的母語。在許多優秀的作家那裡，語言藝術的發展是強韌地獨立於國界和政治的障礙的。
　　─〈流放者的歸來〉
　　
　　廖偉棠
　　一九七五年生於廣東，九七後遷居香港，並曾旅居北京五年。曾任書店店長及雜誌編輯，九一年開始寫詩，隨後榮獲華文地區多項文學大獎。詩風充滿理想主義的浪漫精神，卻勇於面對現實，在詩中提煉體驗生活的結晶。著有詩集《永夜》、《隨著魚們下沈》、《花園的角落，或角落的花園》、《手風琴裏的浪游》、《波希米亞行路謠》、《苦天使》等。目前悠遊於詩人、攝影師、小說家與評論者等多重身分。
　　
　　
　　自從獲選為奧運主辦城市之後，北京這個千年首都頓時動了起來，四處都在破土動工，翻舊為新，今日的胡同很有可能一夜之間就變成了新式飯店，速度之快甚至令人來不及惋惜。而且隨著二00八年的逐漸逼近，世界各國前仆後繼投入大量人力、資源，期望可以參與這難得一見的盛事，大多數的中國人也興致勃勃地認為屬於中國人的世紀終於到了，高漲的大國意識令台灣也不得不被捲入這股北京刮起的熱潮中，學子、商人紛紛前進北京。然而，卻有一個人既冷靜又滿懷熱情，既身在其中又刻意維持一種邊緣態度來看待這個城市，那就是廖偉棠。
　　 無論是出生地的廣東，或是後來定居多年的香港，在中國的版圖上皆屬於偏遠地區，因此，二00一年，辭去香港的工作後，廖偉棠立刻前往嚮往已久的文化中心─北京。「中學的時候就很想去，那是一種對清末民初的想像。」廖偉棠說，八0年代的北京就像書中所描述的清末民初，百家爭鳴，人文薈萃，不僅大師們飽嚐艱辛後，尚在人世，年輕一輩的作家、藝術家也嶄露頭角，中國各大學更興起前所未有的詩潮。或許是文革甫結束不久，過去備受打壓的知識份子也格外受到尊重，意外地，因而創造出一代藝術風華，彷彿十九世紀末的巴黎，那個屬於巴爾札克、普魯斯特、福婁拜、波特萊爾的美好時代，正是西方世界文化活動的中心，吸引了各式各樣的才華之士。
　　一到北京，廖偉棠先在清華大學美術學院進修攝影，結識許多藝術圈的人，過著波希米亞的生活，比如讀書寫詩、看畫聽搖滾樂，鎮夜與朋友把酒言歡，在不同的音樂節都能見到他的身影。這段浪遊的歲月給廖偉棠留下很深的印象，也認識許多好朋友，都是他口中的「波希米亞人」。究竟什麼是「波希米亞」呢？這個蛻變於十九世紀巴黎的文化詞語，由陳冠中首先在〈波希米亞北京〉裡援引來說明八0年代中後期，北京的創作空間變得比較寬鬆，住民對各色人等的包容力強，因此，非主流的外地藝術家大量進京，舉著浪漫反叛的大旗，崇尚自由、解放與想像力，形成一股新興的文化現象，同時也形成北京與其他城市的差別。 不過，對廖偉棠而言，波希米亞的定義更加簡單，就是「率性地過日子」。尚未成名的人們不會隨便浪費才華，已經成名的藝術家也不會亂擺架子，比如崔健、竇唯即使打從眼前走過，也沒人大驚小怪。作為一名懷舊的革命者，廖偉棠眷戀的正是這樣悠閒的狀態：「藝術尚未完全生意化、詩人尚未開始給房地產商作秀、樹村仍然存在、楊一天天在美術館前賣唱、胡嗎個還在錄那湖北口音的歌謠、我們還有時間和力氣去未名湖打雪仗……」，但如今世風已然轉變，原應發憤抒情的詩人消失殆盡，反而「一些在民間、在地下的民歌手、搖滾藝人和實驗音樂家，用他們的歌詞填補了詩歌因為詩人懦弱地退讓而留出來的空白」。他們雖然多半是這個城市的邊緣人，卻因秉持獨立的精神而不肯輕易投降「現代化大潮」之下，純粹憑著自身的藝術才華換取勉強維生的一點報酬，好比藝術家麥子，不事生產，沒人知道他怎麼過活的，平常靠著朋友的些許接濟，整個冬季一天到晚煮白菜來吃，也活得很自由很快樂，廖偉棠說他很容易為這種北京人叫做「死嗑」的punk精神所感動。又或者流浪歌手老大，廖偉棠覺得這個人可以稱得上是中國的Tom Waits。今年的迷笛音樂節，廖偉棠一見到老大長髮披肩，那麼落魄的身影，歌聲依舊滄桑無比，忍不住就熱淚滿眶。於是，他在新書的第三部分特別關注真實存在的「人」，每一獨立的個體，或坐或臥，或在台上開唱，簡潔有力地呈現出他們在作者心目中的生存樣貌；況且，相較於一般可能流於冗長偏離主題等危險的文字，組成一連串「北京波希米亞人物譜」的黑白照片顯然更加安靜、更能有效傳達某種氛圍給讀者。
　　
　　攝影，這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也許因為其「機械」其「複製」，意外地暗合了這種「異鄉人」的荒誕：懷藏照相機的人像幽靈遊走於筆直空曠的大街或迷宮般的胡同，世界如走馬燈流過，菲林逐格複製之，攝影者則掙扎著意圖從層層相疊、相生的現實/超現實中尋找、分辨自己的面孔。
　　
　　後來，為了能在北京繼續待下去，廖偉棠進入當時中國最前衛的《視覺21》雜誌工作。這本「攜影像為利器，以攝影、人文和消費為主要內容，通過另眼看世界、個性化生存的主張，傳播時代精神與生活資訊」的雜誌曾大大顛覆了北京對視覺與藝術的想像，也提供他一個「頻繁奔走京港兩地、中國的每個角落，漸識中國之難」的機會。廖偉棠想起當時曾到過山西，目睹當地因為過度依賴煤礦的發展，不但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百姓也越來越窮，簡直是到了「每一顆毛孔都淌著血」的程度，因此，不同於一般錦上添花的聲音，廖偉棠直言對這個日趨貧瘠的祖國，既痛又愛，並深深覺得如果在此時選擇沈默，那將是可恥的。於是，他拿起原本作為謀生工具的相機，拍下世界的荒誕現狀，包括正為奧運發燒的北京。新書的八十幅照片，幾乎與北京熱門觀光景點無關，反而更多是廖偉棠眷戀的「荒郊」，無論是高速發展政策下被遺忘的角落，或是燈火輝煌一時的三里屯，在廖偉棠眼中都同樣無法阻擋必然衰圮的命運。為什麼呢？廖偉棠說，他和大多數人一樣，剛到北京的時候，也被瘋狂地撞擊過，不過，由於一些藝術事件的波及，讓他很快地看清了北京的幻相，如同書中所言「一股強大的接近盲目的樂觀情緒瀰漫在整個北京城中，這是只有在建國初年才有過的『欣欣向榮』景象」，物質享受逐漸反客為主，精神日漸荒蕪，而眼明心亮的廖偉棠便藉著攝影直刺敗壞的核心。這些照片皆以寬景的形式呈現，一幅幅彷彿是電影畫面一般，將時間與空間都延展開來，等待著向觀眾們述說一個尚未落幕、還在進行中的故事。
　　
　　「憤青」─憤怒青年的存在簡直可以說是今日中國給我的唯一希望。儘管上至中央台下至住宅小報，都在叫我們傻笑享樂，叫我們對社會中不平等的事情安然若素，但是還是有一些年輕人熱血上腦，去挑釁、去批判、去叛逆固有的一切。一個沒有反叛的青春是可悲的，更可悲的是當今社會令所有安於思想禁錮的人成為物質的既得利益者，使他們可以理直氣壯地指責反思這個社會的人：「是的，這世界是不公平的，但它令我快樂，我不需要公平。」
　　
　　在〈憤怒好青年〉中，廖偉棠提到現今北京的憤青多半來自於蘭州、長沙、瀋陽等外地，他們面對壓抑和苦悶的態度，也許稍嫌軟弱，但心中的憤怒仍舊不變，「諷刺的是出現在年齡上的，今天真正的憤青其實已經可能不『青』，很多已經三十歲以上」，廖偉棠就是其中之一。雖然他的詩文裡時常帶有一種無力感，不過，更多時候廖偉棠仍堅持「書寫是一種抵抗、一種必然」，誠如班雅明所言：「只有為了那些沒有希望的事情，我們才獲得希望」，縱使到了最後一秒，也必須為「心中的道德律和頭上的星空」負責，而詩人的使命就是不斷歌唱生命的痛苦與快樂，歌唱世界的絕望和希望。只要有一絲影響力，便永不放棄。
　　二00五年，大塊出版《在北京生存的100個理由》，當時的攝影之一就是廖偉棠，有此合作的機緣，所以，當大塊知道廖偉棠寫了一系列關於北京的隨筆之後，很快地跟他邀稿。整本書的製作由廖偉棠一手包辦，從攝影到圖文編排，他都一一處理、確認後，才交給出版社。而大塊也尊重作者的用心，並未更動任何文字，除了書名之外。「原本我是取作『前奧運時期北京的文化生態』，但出版社覺得太硬，建議我改掉，經過討論後，他們摘了我書中的一句詩：『我們在此撤離，只留下光』。我覺得非常好，很有意思。」廖偉棠笑著說。
　　 下一步還有什麼計畫呢？創作力旺盛的廖偉棠說，已經有一部詩集正等著出版，另外，他也陸陸續續寫了幾篇實驗性很強的鬼故事，或許能一新耳目。更值得期待的是，他正在籌備一本攝影雜誌《看》，目前幾近完工，只待通過北京相關單位的三審。當然，尚未發生的一切都是難以預知的，不過，正因如此，生活才以自己的方式令人心甘情願地著迷。
　　
　　廖偉棠談詩啟蒙
　　
　　少年時代的廖偉棠已經喜歡塗塗寫寫，但對於詩的啟蒙，卻是在讀了魯迅的《野草》與「垮掉的一代」代言人艾倫‧金斯堡的《卡弟緒─母親輓歌》之後，心中突然湧起一股言說的衝動，隨後才在廣東出了第一本詩集《永夜》，並從此無怨無悔走上詩人的道路。廖偉棠始終在探索詩的可能性，無論是語言、形式或題材，他都不認為必須要怎麼寫才能算是一首詩。詩沒有定義、沒有疆界，全憑詩人的想像力馳騁來去。因此，他近期的詩作嘗試融合古今之聲，一方面運用古句入詩，另一方面也和古代的詩人對話，甚至別出心裁地設想他們若在現代，將會過著什麼的生活。七、八年來，他對古詩的愛好也有增無減，除了陶淵明之外，他非常沉迷杜甫的作品，希望從中吸收到更硬朗、更飽和的東西。近幾年則是對晩清詩人陳三立大加讚賞，認為陳氏乃唐宋以後最偉大的中國詩人，其技巧、創意絲毫不輸給現代詩，而且時值亂世，詩中澎湃的血性不容年輕人忽視。可惜的是，作為新時代的舊詩人，儘管有鷹一樣的犀利目光、獅子般的勇氣，仍舊遭到文學史的粗暴冷落，輕揮一筆，便完全抹煞陳三立的獨特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