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凯里的傲慢与偏见

2009-11-04 00:33:28 　　来自: 光荣与梦想
艺术有什么用的评论   

　　一
　　
　　英国作家C.S.路易斯对当代读者群做过这样的分类：文学的读者与非文学的读者。对前一类读者而言，“阅读某部文学作品的体验如此重大，只有爱情、宗教、丧亡的体验可以比拟”；而对后一类读者来说，文学并不是必需品，文学只是娱乐，它只是单调日常生活的调味品，“一旦有任何可以替换的娱乐活动出现，他们就欣欣然弃之不顾”。在通常情况下，前一类人常被视为“精英”，而后一类人则被称为“大众”。
　　
　　在民主开放的时代，自由的政治体制必然对包容迥异的趣味与价值选择，而这种包容必然体现于趣味之争，进而导致不同人群间的的相互鄙视与攻击。有时候，精英会看不大众，这以19世纪的德国浪漫派最为典型，以施莱格尔为代表的文人难以忍受中产阶级的平庸。不过吊诡的是，“浪漫派痛恨庸人，庸人却喜欢浪漫派”（卡尔•施密特语），那时候的大众似乎逆来顺受。不过，事情很快就会起变化。20世纪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精英们昔日的风光早已不在，在“群氓的时代”，他们必须领教来自“大众”的反击，学着体味“无知者无畏”，试着反省“知识越多越反动”。在后现代的语境中，此类反智的思潮渐成主流，并成蔚然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像约翰•凯里这样的学者并不令人意外，但像《知识分子与大众》这样的意气用事的偏执之作，竟会如此走红并博得喝彩，多少是令人惊讶的。这不仅使我们对“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产生疑虑，也让我们对当今时代的文化现状略感忧心。
　　
　　约翰•凯里，英国牛津大学默顿学院英语教授，《星期日泰晤士报》首席书评人，身为学院中人，抛出的观念却极为民粹。从国内目前译介的三部作品来看，他的观点辛辣大胆，可谓“惊世骇俗”：他在《知识分子与大众》中郑重其事地宣布，知识分子（主要指作家艺术家）跟希特勒一样，都是鄙视民众的，为了维护他们的优越地位，而不惜动用文化手段。在他看来，现代艺术即是知识分子对抗大众的手段：“20世纪早期，欧洲知识界就殚精竭虑地决心把大众排斥于文化领域之外，这场运动在英格兰称为现代主义”。而“20世纪没有一本小说像它（《尤利西斯》）那样，仅仅为知识分子而作”。在《艺术有什么用》中，他又提醒人们：艺术并不是什么好东西，艺术不仅“不能战胜死亡或者让生命长存。它不能解释整个宇宙。它不能使一个道德信条付诸实施。相应地，对于善恶它总是处于一种相对无能的地位”，而且“艺术崇拜是超验的，它鼓励我们鄙视普通人”。而在《阅读的至乐：20世纪最令人快乐的书》中，他更是鄙夷所谓的经典书单与文学名著，并开出了一份自拟的书单。“有一些专家编造出一些‘伟大的书’的清单，不断出版。这些令人望而生畏的清单是列给谁看的？当然不是给人类看的。它们倒像是发送给上帝的期末汇报，好让他老人家看看他的子民们是多么具有文化修养。”这话要让《西方正典》的作者哈罗德•布鲁姆听到了，准把他气得暴跳如雷。
　　
　　凯里的书很好读，在表述上也相当简洁、清晰，当你读多了巴特们、丹托们云遮雾绕的文字后，读他的书会是种放松与享受。曾有读者评价：“作者的文笔凝练生动，充满新鲜机智的洞见，丝毫没有陈腐的学院气息。”的确，凯里有意与同时代的后现代写作拉开距离。美国历史学教授拉塞尔•雅各比曾在《乌托邦之死》中就后现代写作发表过这样的看法：
　　
　　“到目前为止，文化研究学者不能写出一个完整的句子已经是众所周之的事情了。至少出于一个理由，我们有必要重复提及这一事实。有一半关于文化研究的自吹自擂都源于它声称代表人民在写作；它的从业者同蔑视流行文化的一种旧式精英论断绝了关系。然而，像麦克唐纳这样的老一辈精英分子写出的都是干脆有力，清楚明白，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能够读懂的句子。但是，一般而言，文化研究的拥护者们拿出来的都是支离破碎的英语、行话和句子，这足以让一个十年级的英语教师欲哭无泪。”（拉塞尔•雅各比《乌托邦之死》，第138页）
　　
　　在凯里的作品中也可看到，他也十分厌恶类似的文风，他批评过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学派，认为这些理论“成功地形成了一种让大多数以英语为母语者费解的语言”。的确，在旨在“为民众写作”方面，凯里比他的批评对象走得更为彻底，不仅在观念上“反对精英”，而且在文风上“走向民间”，似乎正在成为一位名正言顺的“民众代言人”。不过，作为民众代言人，凯里真的为民众代言了吗？作为民众的代言人，他的立场又在哪里呢？纵观他的几部作品，我们都会看到：在他看似前卫的观点背后，存在着大量似是而非的论证。
　　
　　二
　　
　　平心而论，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约翰•凯里对精英的愤怒。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化的自我封闭，的确为凯里式的后现代的出场提供了契机。艺术有必要面向生活，避免孤芳自赏，知识分子也有必要走向民间，免于孤影自怜。关于这点，来自凯里的指责是合理的。但是，他在这条路上显然走得过火。他会因为有部分知识分子鄙视民众，就把知识分子与希特勒等同起来；他也会因为艺术不能够教人善恶，就宣告艺术的一无是处；他还会因为自己读不了某些经典作品，体会不到阅读的乐趣，便会气急败坏地认为这些都不是“给人类”看的作品。如果说，凯里的批评对象处在一个极端，那么，凯里的论说则处于另一个极端。一个名牌大学教授的思考会如此迅速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多少是令人愕然的。
　　
　　《知识分子与大众》是本极为走俏，但在学理上却也是极为糟糕的作品。作者在写作前就已早早得出了自己想要的结论。通过数量极为有限并不具代表性的个案（乔治•吉辛、H.G.威尔斯、阿诺德•贝内特、温德姆•刘易斯）就想来证明“梦想大众灭绝或绝育，或者否认大众是真正的人”是20世纪知识分子的梦想，在他看来，这还成为了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基本动机。像这种无端的臆测没有经过任何有效论证，便堂而皇之地对外宣布。凯里似乎是很不喜欢那些将文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做法（参见《阅读的至乐》），但他自己也难以免俗。在他的观念里，“现代主义”也早已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问题，而要牵扯到知识阶层对民众的“迫害”了。
　　
　　从动机论走向阴谋论是凯里在逻辑完成的第一次跳跃，而从相似性走向同质性则完成其在逻辑上的第二次跳跃。当他试图证明刘易斯的观念跟希特勒没有任何区别的时候，这似乎是在给希特勒开脱，让人感到这整个20世纪的知识阶层的邪恶都要远胜那位“老大哥”。估计凯里没有读过德国学者费舍尔的《德国反犹史》，不清楚反犹的观念与屠犹的行动之间本质的差别。既不能对相似性与同一性作有效地区分，又缺乏必要的历史感，于是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也在所难免了。
　　
　　除了攻击现代主义艺术之外，凯里的打击面在《艺术有什么用》中进一步扩大。之前，他曾指出知识分子为了鄙视民众而创造了艺术，现在他反过来又说，人们正是通过欣赏艺术而学会了鄙视。这种循环论证令人产生更多的疑惑：究竟是艺术教人们鄙视他人，还是有些人本来就习惯于鄙视他人，如果回答是后者，那跟艺术又有什么关系，跟知识分子又有什么关系呢？不可否认，审美教育有它的自身限度，它不可能阻止希特勒屠犹，也不可能阻止核战争的爆发，按照凯里的要求，艺术甚至还应该帮助人战胜死亡，长命百岁，承担解释宇宙的任务。这分明是毫无道理的苛求，这完全是用上帝的标准要求艺术。难道艺术不是上帝，它就一无是处了吗？读林达的《像自由一样美丽》，我们有机会目睹捷克特来津集中营那些珍贵的儿童画，这些十几岁的男孩女孩用自己的画笔涂抹美好的梦想，以抗拒窒息环境对人性的剥夺。在这样的画作面前，我们还能认为艺术是没有用的吗？艺术确实不能帮助所有的坏人都改邪归正，那真正好的艺术又可不可以坚定好人向善的决心呢？《碰巧的杰作》的作者迈克尔•基默尔曼就曾这样提示我们：
　　
　　艺术品的价格也许会变，但艺术在精神上和哲学上的价值却应该是恒久不变的。人们有时将艺术高高在上地摆着，好像只有社会精英才能接触，或者反过来，一旦市场崩溃，则幸灾乐祸地看着艺术像被摒弃的偶像那样摔成碎片。这两种态度都是对艺术真正价值的浪费。艺术应该被看成这样一种东西——它可以让我们每天的生活变得更加开阔，并且能教会我们更敏锐地感受生活。艺术并非全然地无所秉持或无所顾忌。好的艺术能使我们的境界得到提升。（迈克尔•基尔德曼《碰巧的杰作》，第3页）
　　
　　凯里在意的总是艺术能为人类带来什么，但却每每忽略艺术的价值常常体现于它的消极性：在没有艺术的世界里，我们将失去什么。
　　
　　最终的结果是，艺术在凯里那儿被降格为单一的娱乐消遣：“我的选择标准就是纯粹的阅读愉悦——这些书给我带来快乐”，这些书“必须非常引人入胜，好让他忘记痛苦”。凯里的这种看法不算新颖，英国作家毛姆、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都有过类似表达。在《巨匠与杰作》中，毛姆也认为“读一本小说，就是要获得乐趣的。倘若它不能提供乐趣，对读者而言就毫无价值”，而对“某些被视为经典的作品不加区别地呈上溢美之词，没有什么比这更具危险性的了”。卡尔维诺也认为“出于职责或敬意读经典作品是没有用的，我们只应仅因为喜爱而读它们。”的确，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怀着受教育的目的去读经典，在多元时代人们也有理由选择自己的经典。但既便如此，这都不能成为我们抛弃经典的理由。毛姆与卡尔维诺尽管为趣味阅读正名，但他们的趣味感恰恰建立在经典阅读之上，他们能在对经典艰难的体味中寻找到智慧的乐趣。看看毛姆的书单，里面尽是奥斯丁、狄更斯、巴尔扎克，还有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尔维诺的书单里甚至还包含了像奥维德、色诺芬这样的古代经典。相较而言，凯里的书单单薄了许多，他甚至连福克纳都读不下去。对自己对他人展示坦诚的一面本没有错，但若是把坦诚当通行证，把无知作为资本，那就太失水准了。
　　
　　三
　　
　　约翰•凯里对知识分子的攻击过了头。保罗•博维曾在《权力中的知识分子》中告诫我们，知识分子要摆脱权力的控制并不容易，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就拥有操控生命生死的权力。在《理念人》的作者刘易斯•科塞看来，“知识能带来权力，但即使如此，只有极少数知识人做过掌权人”，更何况凯里攻击的是那帮势单力薄，本来就处境边缘的作家与艺术家。波普尔对知识分子的声讨不可谓不激烈，认为他们的学说和理论制造了二十世纪的所有灾难，他却从未对那些作家和艺术家有太多的指摘，即便他也并不欣赏他们的某些偏执与任性。
　　
　　在此意义上，所谓“知识分子对大众的权力压制”是个伪命题，即便其中包含有真的元素，那也至少可以认为，这是个避重就轻的命题。当“官方文化”与“商业文化”对大众生活形成合围之势，并大举操控之时，谈论所谓“知识分子的权力”又有什么意义呢？“精英”与“大众”文化彼此依存，相互渗透，把二者作截然区分，并对立起来，又能解决什么实质问题呢？反对“文学界的傲慢与偏见”的结果，只能导致两方面的后果：打击精英文化的自信力，使精英进一步犬儒化；助长“大众的傲慢与偏见”，反智主义盛行。
　　
　　不言而喻，文学家、艺术家的创作努力将遭到打击。从乔治•艾略特到梵高，这些 “少数派”曾为抵制金钱与名声的诱惑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他们的坚定不但得不到凯里们应有的理解尊重，反倒成为了他们孤芳自赏和鄙视大众的证据。凯里成功地利用了民主的旗号为他的文化民粹主义作辩，却在无形中却打击了人们追求卓越的愿望，让平庸者、投机者与不求上进者沾沾自喜。这种把民主理解为“少数服从多数”的庸俗见解恰恰反映其在学识上的浮躁与简单。真正的民主在于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更何况那是些被这个社会极端边缘化的少数人。
　　
　　在对抗精英的同时，凯里也并没有真正为大众说话，它打压了“文学界的傲慢与偏见”，助长的却是来自“大众的傲慢与偏见”。通过读他的书，人们会有意无意地得到暗示：想要成为精英的愿望是种多么糟糕的愿望！显而易见，这是个完全违背常识的结论。民众一方面会讨厌精英，但另一方面却又都想成为精英。农民会痛恨地主，但他做梦都想过上成为地主的那一天。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每个人心里都向往杰出，没文化的人总希望变得有文化。这样的常识却被凯里整个颠倒了过来。那么，像凯里这样的人他又代表了谁呢？
　　
　　赵毅衡先生就有这样的疑问：“知识分子如果都从心底里看得起没有知识的人，他们还叫知识分子吗？如果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知识不引以为傲，何必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处何在？”（参见赵毅衡：《知识分子应当尊敬谁》）。
　　
　　德国启蒙思想家莱辛曾在《汉堡剧评》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有才能的作家，不管他选择哪种形式，只要不单单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机智、学识而写作，他总是着眼于他的时代，着眼于他国家的最光辉的人、最优秀的人，并且着力描写他们所喜欢，为他们所喜欢，为他们所感动的事物。尤其是剧作家，倘若他着眼于平民，也必须是为了照亮他们和改善他们，而绝不可加深他们的偏见和鄙俗思想。”启蒙时代诞生了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寻找普世真理为信念，著书立说，启蒙大众，试图帮助他们摆脱偏见，把他们从不成熟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但时过境迁，我们却怀疑，在凯里这样的一些当代知识分子身上，是否还流淌着前辈们的血液？确如鲍曼所言，知识分子从“正义”的“立法者”变成了“偏见”的诠释者”。
　　
　　相较于那些理论作品，凯里的具体书评要写得好很多。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纪德的《藐视道德人》等作品都能评述得很到位，也能写出像“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就应该像耶稣一样，具有包容一切的同情心”，“批评家的任务不是得出‘到底诗歌里’有什么东西，而是培养出阅读过程中的鉴赏力”这些富于洞察力的句子。可以想见，凯里自己在读文学作品的时候还是比较谦虚，并且用心的，但他却总是写文章来助长他人的傲慢与偏见，像这样的怪事情我们一定要指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