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先于哲学

2009-10-31 19:21:56 　　来自: 猫猪♨V代
希腊思想的起源的评论   

　　提起思想史研究，现在大概每个人都会说：“要依据古代人的理解来理解古代。”但正如现代人不一定理解现代，我们往往要回到古人那里以反观现代，我们同样难以断言：古代人就一定理解古代。关于哲学的起源，柏拉图诉诸爱欲，亚里士多德则归结为惊异与闲暇，然而，无论爱欲还是惊异与闲暇，都是个人的存在品质，具备这些品质的人不惟希腊，其他文明古国亦数不胜数，据此我们实在难以解释为什么唯独希腊产生了哲学。既然古代人的理解不能为我们答疑解惑，我们不妨来看看韦尔南的《希腊思想的起源》为我们提供的现代人对古代的理解。
　　
　　韦尔南考察了希腊城邦与希腊理性之间的相伴相生，他的结论似乎是马克思主义式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希腊理性起源于希腊民主制所创制的公共空间。对于希腊思想的起源，像马克思主义对一切难题的解决一样，韦尔南也是把它放置到历史中来理解。从迈锡尼文明然后到希腊城邦时期，韦尔南分别分析了他们的政治状况。在迈锡尼文明时期，一个类似于神的国王统揽一切，城市的中心是王宫。相应地，它的知识类型也是一种等级分明的神话，在这种神话中，宇宙秩序建立在一个无所不能的主神之上。而到了希腊城邦时期，迈锡尼时期的全能的神王消失了，广场取代王宫成了城市的中心，相应地，理性知识也渐渐取代了神话。故而，从迈锡尼文明过渡到希腊城邦时期，也是从希腊神话没落到理性知识诞生的历史。关于这种理性思想的性质，韦尔南概括道：“世俗的、实证的性质，对一种建立在严格的平等关系上的自然秩序的抽象构思，以及对一个处在均质、对称的空间中的宇宙的几何学看法，这三个特征是密切联系的。它们共同确立了希腊理性思想在形式上所具有的创新性（相对于过去而言）和独特性（与希腊人曾经接触过的近东文明比较而言）。”（p3）因此，理性并不起源于神话，而是诞生于神话之外。通过对这种理性知识的分析，可以进一步肯定，理性诞生于城邦。在韦尔南看来，伊奥尼亚学派的自然哲学不过是把平等的社会图景投射到自然宇宙中去。
　　
　　城邦有两个显著的特征，“首先，城邦制度意味着话语具有压倒一切权力的特殊优势”（p37），其次，“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都被赋予了完全的公开性。”（p38）于是，城邦成了一个均质的世界，权力不再集中于一个凌驾社会之上的人物手中，而是平等地分布在覆盖公共生活所有领域的公共空间中，城邦在此找到了它的中心。作为城邦中心的广场正是这样一个公共性的空间，广场辩论成了最典型的政治行动。这与阿伦特对古希腊公共空间的分析异曲同工，也正是在一个公共性的空间中，政治行动才成为可能。这种对称、可逆的公共空间被投射到宇宙之中，便形成了这样一幅宇宙图景：“支配世界的伟大法则是内在于自然的，它应该以某种方式存在于那个最初的元素中，世界就是从这个元素中逐渐产生的。”（p102）平等、公开的广场取代了专制、私密的王宫，内在性的自然法则也同样取代了超越性的诸神谱系。至于以后柏拉图在反对民主制的同时，如何用超验的理念秩序来规制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的内在自然，这是后话。
　　
　　与此同时，平等、公开的公共空间赋予了话语和文字一种新的意向：书写与辩论便意味着把它们“置于中间”，承认真理有权被所有人得到。作为言说和理性的logos也随之具有了公共性的蕴含，维特根斯坦说得对：不存在私人语言。然而，韦尔南并没有忽视哲学与公共性的政治之间的错位。他考察了秘教在民主城邦时期的转变，原本属于某个氏族的祭司变成了城邦祭司，神庙也从深宅大院移到了公共场所，原本秘教性质的秘密知识也最终成为了再公众中传播的真理。也就是说，秘教知识与哲学知识在谱系上前后相连。最初的智慧乃是“向公众传达一种知识，同时又宣布这种知识是大多数人无法接近的。它的目的就是揭示不可见的东西，就是让人看见那个隐藏在诸般表象后面的不可见的世界。”（p45-46）因而，“哲学在起源时处在一种暧昧的位置上：从它的方法和灵感来看它既像秘典传授，又像公众集会广场上的争论，徘徊于教派特有的秘密性和政治活动特有的对立辩论的公开性之间。”（p46）“希腊哲学也许从未完全摆脱它最初的这种暧昧性。哲学家总是在两种态度之间摇摆，在两种互相矛盾的诱惑之间犹豫不决。”（p46-47）在我看来，这种暧昧源于哲人对城邦民主的暧昧，一方面，正是城邦民主保证了哲人的自由，让他们得以过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从而使哲学成为可能，并在政治的城邦内部建立一个城中之城——哲学的城邦；另一方面，哲人也无时无刻不想着僭越自身的位置，充当一种神王的角色，他们自认为是唯一有资格统治城邦的人，并像柏拉图那样认为，惟有哲人当王，一个城邦才可能完全实现正义。值此之故，哲人要么终日孤独沉思，对政治极端冷漠，要么成为僭主的谋臣，而罕有民主制的朋友。对于前者，只要我们想想赫拉克利特、伊壁鸠鲁就明白了；而对于后者，只要我们想想柏拉图、黑格尔和海德格尔也同样明白了。
　　
　　无论哲学还是政治都关涉到logos，哲学对民主政治的暧昧在于这样一个问题：何种logos？民主政治的logos是一种公共性的辩论，在阿伦特看来，正是在公共空间的言说中，我们的行动才获得了确定性和客观性，也就是说，行动的真理是从公共空间的敞开中绽出的。但在哲学看来，那却不过是广场上的众声喧哗，群氓的声音必将淹没真理的声音（这种声音往往来自神、永恒或是内心），真理永远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即便如此，哲学还是不得不感谢民主，也正是在广场上，他们的声音才得以发出，在一个没有公共空间的国度，哲学的声音永远是缺位的。哲学的logos就这样in but not of公共空间，并且，它从柏拉图发明永恒理念开始，便渐渐背离了辩证法这个民主的馈赠。哲学不断地依赖于一种灵魂回忆或内心直观以发现那些清楚明白或具有明证性的真理观念，这构成了哲学悠久的唯心论传统。但这个传统却不无异议者。被施特劳斯称为不是哲人的文人的卢梭，把沉思的人贬为变质的动物，断言哲学使人孤独。卢梭的嫡系弟子们——马克思、阿伦特、哈贝马斯等，从哲学内部发动了一场对哲学的反攻，哲学的私密姿态越来越受到质疑，公共空间淹没了哲学这个最后的城中之城。而卢梭的存在主义后裔们，断言存在先于本质，作为一种本质的自我在后现代的言说中烟消云散了，哲人的孤独沉思所诉诸的那个先验自我随之付诸阙如。哲学的logos最终汇入了人民群众的logos之中。
　　
　　可是，这个人民群众的logos是本真的吗？阿伦特否认这一点，那不过是社会领域对公共领域的僭越，是消费文化吞噬政治行动。施特劳斯这个哲学的守护者也同样忧心忡忡地要用博雅教育来抵御大众文化的侵蚀。于是，在这个消费社会，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是重建公共空间以向民主复归，还是继续保卫哲学的城中之城？昔者庄周感言“道术为天下裂”，这也正是我们今日的处境，那广场上花里胡哨的广告牌，不正是破碎的logos的征象吗？只是，重新弥合这个破碎的logos，我们需要的是什么，究竟是公共的辩论还是哲学的私语，抑或是向一种前现代的启示回归——倾听神的言说？这些选择，标识了当今各色的思想流派。也许，纷争是难以解决的，但此书可以为我们做某些参考——源初的理性logos诞生于民主城邦，也正如罗蒂所说的那样：民主先于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