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鲁杂得：从鲁迅说开来

2009-10-31 11:38:27 　　来自: 边城不浪
鲁迅全集（全16卷）的评论   

　　
　　一、幽默的顽童
　　
　　鲁迅在中国，大致有两种面貌，一种是官方阐释范围内的也就在老百姓中广为流传的“三家说”，另一种是精英式的五经注我的解读，左中右们都可以说得头头是道，把鲁迅拉拢到自己这一边。但无论观者是接受哪种阐释鲁迅的方法，大多承认鲁迅是个金刚怒目的“战士”，这算是左中右们难得的共识；当然，战斗的对象为何，解释权是不由鲁迅说了算的。林语堂说：“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把鲁迅描绘成一个须发皆张的躁狂症患者，也符合不少人心中的想象。论者大多有意无意忽略了鲁迅的“顽童”一面，这个形象不仅可以从鲁迅文章里读出，在不少鲁迅同时代人的回忆文章里也可略窥一斑。
　　
　　战士和顽童并不排斥。陈丹青别有慧眼，说鲁迅“好看好玩”，的确如此。虽然是肩扛住黑暗的闸门，做的是千秋大业，但笔下那股历经沧桑的顽皮劲却是遮掩不住。鲁迅的幽默感之丰富辛辣，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不做第二人想。钱钟书也是冷嘲的大家，但他总是忍不住要抖机灵劲，其笑话妙喻之密集，硬生生把一部长篇小说拉扯成了一部妙语词典。幽默感不能肆意宣泄，得讲究个适可而止。林语堂，“幽默”的口号倒是喊得震天响，但在创作实践上却像个跛脚鸭，遗憾得很。
　　
　　这也正是鲁迅身上的吊诡之处，“幽默”对他而言只是技术手段，是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气质，所以不愿多谈。但这个看起来不屑“幽默”的人却写出了《论他妈的》、《在钟楼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等妙趣横生的文章。我之所以喜欢鲁迅，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鲁迅从不板着脸说道理，读他的文章常常让我忍俊不禁。看看那些回忆鲁迅生活的文章，但凡没有政治负担的，大多提到鲁迅的幽默心性，诙谐百出。如果鲁迅活在今天而不写文章，相信也可以成为阿城那样语惊四座的地道侃爷了。
　　
　　对于敌手，鲁迅的幽默中隐含着居高临下的态度。天上地下，似乎没有什么是鲁迅不敢拿来开玩笑的，写出《我看鲁迅》的王朔同志，其实自己文章也很有些鲁迅的味道，只不过王朔的语言更油滑一点，态度更玩世不恭而已。与鲁迅打笔仗的同时代诸位仁兄，那攻击鲁迅的文章拿出来一看，大多枯燥乏味，连最容易出彩的人身攻击都搞得无甚意思，和鲁迅不是一个重量级，难怪三招两式就被人挑下马来。
　　
　　二、绍兴城
　　
　　古今中外的作家里，像鲁迅这样明火执仗非议故乡的实在太少，瞧瞧他咬牙切齿的叙述：Ｓ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Ｓ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琐记》）。但在另外一些时刻，他又显得如此温情脉脉：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存留。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朝花夕拾小引》）。
　　
　　童年和故乡，本是一个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资源。童年生活对人未来发展的影响不容置疑，君不见美国的连环杀人狂们都是在支离破碎的家庭里，在虐待与冷漠之中茁壮成长，欲不成为极端的反社会分子亦可得乎？细腻的心思决定了敏感的童年，鲁迅的家庭是从小康之家坠入困顿，天天见到的就是那些喜欢在背后戳脊梁骨的邻居乡里，连带着整座城市都成为这位未来文豪的伤心地。这种对身边人的绝望与不屑，在往后的岁月中打磨得棱角分明，最终上升为本体论意义上的虚无。但回忆是有选择性的，鲁迅逝世前写下的几篇怀人文章，还有他计划要写的《母亲》等等随笔，仿佛是回到了《朝花夕拾》的年代，抛弃了一贯的讽刺与冷嘲，又开始在记忆的迷宫里寻找故乡，寻找过去。大限已到，兜兜转转之后还是要回到原点。
　　
　　绍兴城是鲁迅作品里的符号。这里带给鲁迅的悲哀与欢喜，在作品里成为中国人共同的喜怒哀乐。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鲁迅功成名就以后，却与绍兴割袍断义，东奔西走也不愿回乡去享受一下幼年白眼相加同乡的前倨后恭，这是大爱折射出的大恨了。《朝花夕拾》是鲁迅给自己的交代，或者说是一次难得的妥协：时光流逝，留在记忆里的泪水渐渐淡漠，苦痛也慢慢消磨了，而与一般人无二的欢趣童稚场景却在记忆里复苏，于是在作品里挤出一丝小心翼翼的微笑--“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是鲁迅自己心甘情愿。
　　
　　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三、语文课本里的鲁迅
　　
　　鲁迅的文章是中学语文课本的重镇，论入选文章数量之多，稳居现当代作家一把手。在我的记忆里，中学课本里的鲁迅文章选篇似乎是“别有怀抱”的：《友邦惊诧论》和《拿来主义》阐释了鲁迅对帝国主义的态度，《纪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纪念》自然是控诉国民党政权的，《狂人日记》和《药》是向封建社会开炮的，《一件小事》主题光明正大，教学生如何做人的同时，顺便宣传一下社会底层人民的善良无私，还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则彰显出鲁迅的亲和人间气，如此安排真可谓是“详略得当”。从这些文章一路学下来，鲁迅是何党何派的同志，那也就不问可知了。
　　
　　其实入选文章的指向性强倒也罢了，毕竟那也是鲁迅的亲笔，要命一点的是课本上的阐释和老师们的解说。大多数学生，除非书香门第出身幼功深厚的，都是借语文课本这项窗口来窥向所谓“文学”的大门，而鲁迅的形象之为何，自然也是老师说了算--这是没有办法的，祖国的花朵们为了应付考试已经焦头烂额，管你鲁迅是哪根葱哪颗蒜？
　　
　　于是经过课本和官方阐释的合谋，鲁迅的形象在每一个学生心中树立起来：三家说、硬骨头、控诉了、揭露了、批判了、说明了、连胡子都要刺人……这些阐释成为学生们和鲁迅之间的一道屏障，这里面自主意识强一点、对文学有些兴趣的，也许在以后发现鲁迅并不是那么回事；叛逆心理强一点的，自然对这座神台上的权威不以为然，甚至逢鲁必批；另有一些人看着这些文章已经对偶像五体投地，自发的顶礼膜拜，偶尔把鲁迅当成武器使用，还蛮称手；而大多数人，则是感觉这位作家不太好亲近，文章似乎也很苦涩，还有一点落后于时代，但大伙儿都说他是文豪呢，于是敬而远之。
　　
　　对于鲁迅的误解，就从这里开始。借用安波托·艾柯喜欢用的一个概念，语文课本对鲁迅的解读可谓是彻头彻尾的“过度诠释”，而毫无创造性、带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过度诠释”再往前跨上一步，就成了扭曲真相。到了互联网时代，这种对鲁迅的误解通过最现代最平民化的传媒手段开始江河泛滥，究其根源，好像就藏在家中那本泛黄的语文课本里。
　　
　　四、一面模糊不清的旗帜
　　
　　文革十年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荒诞剧之一，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里面叙述的个人遭遇之千奇百怪，就算是最有想象力的作家也难以描绘。写下这出前无古人可能也是后无来者戏剧的导师毛润之，在十年之内以《毛选》创下了世界图书销售记录，成为左派们的普世偶像。我们看贝托鲁奇的《巴黎恋人》，法国美女跳脱衣舞时媚眼如丝，不过她瞄的可不是男主人公，而是男人身边的毛主席石膏像，这是何其热忱忠贞的献身精神呐。文革里能够大行其道的作家除了老毛和少数几个政治明星写手，可以公开阅读的著作大概只剩下《鲁迅全集》了。
　　
　　鲁迅成为毛润之之外另一面飘扬在文革上空的旗帜，这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八十年代出现了“否定鲁迅”的声音，一直到二十一世纪，谢泳还在唠叨鲁迅能够在文革里屹立不倒，乃是因为其人作品里的黑暗恣睢之思想，虽然是被利用的受害者，但与专制政权一拍即合却是摆脱不了的罪名。但是看看如今走过文革的一批人的回忆，似乎也有不少提出文革里阅读鲁迅曾给予他某种反专制的思想触动云云，如钱理群，这是否也能说明鲁迅著作本身即是一个可以自我阐释的完整系统呢？
　　
　　毛润之对鲁迅的评价是众所皆知的，他在多种场合提到鲁迅，“三家说”、“圣人说”且不提，去世前视力恶化，还特别让人文出版社单独印了一套大字版的《鲁迅文集》供他阅读，算是领袖的床头书。如果说毛仅仅是为了利用鲁迅而惺惺作态，那未免太低估了这位枭雄。毛和鲁都是看透中国人本质的人，只不过后者选择了以笔为旗，在无物之阵里孤独终老，喊声真正唤醒的不过是一些民族精英式的知识分子，自己倒是“荷戟独彷徨”；而前者却是“学以致用”，认知是其予智予雄的底气，人民是其纵横捭阖的筹码，落实到行动上就演变出了中国千年未有之僵局。
　　
　　鲁迅怕的是死后有人谬托知己，但成为旗帜之后，就算有人不想和他成为知己，不欲和他心灵相通，恐怕在圈子里也是混不下去的。文革里，这个圈子围进了全国人民，而文革后，争先恐后往圈子里挤的人也不少，这当然就是鲁学界的先贤们了。李亚伟诗云：“把鲁迅存进银行，吃他的利息。”鲁迅是聚宝盆，一些人从里面挖出泥土，回家栽种自己的鲜花，一些人却从盆里挖出金钱挖出地位甚至挖出学识，最后还挖出了铁饭碗。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收获》只不过办了一期不太激烈的商榷鲁迅成就的文章，就有那么多人出头“仗义执言”，还有位与时俱进的仁兄声称要利用法律武器来捍卫偶像，但雷声大雨点小，那位主席后来偃旗息鼓，也让我们这些旁观者少了乐子。
　　
　　旗帜是扛在肩膀举过头顶的，久而久之，扛旗成了一种习惯，风吹日晒把旗帜的图案抹得模糊不清。零落成泥辗作尘，香不如故。
　　
　　五、先胡适后鲁迅
　　
　　鲁迅、胡适孰高孰低，是现在思想界很吸引眼球的论题。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共产党执政以后被打压得抬不起头来的胡适一脉，在八十年代开始风生水起，如今赫然成为显学。中国人向来有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传统，胡适麾下的自由主义者掌握了一定话语权之后，难免要跟鲁派的同志们擦枪走火。两位生前倒也相安无事的学爷，在徒子徒孙们的起哄下显得势不两立起来。
　　
　　胡适为人宽厚平和，这让不少胡适子弟们最为津津乐道--“我的朋友胡适之”；胡适的学术水准不是后生如我可以诟病的，但质疑的似乎不少，认为其失之浅薄，无论如何，普及的工作也总得要人做；胡适的思想主张算是清晰的，立场鲜明，言论自成系统，在目前的中国也颇有市场；胡适的文字明白晓畅，虽然换一个角度，可以说读起来平淡如白开水，文似看山不喜平，这是见仁见智了。
　　
　　鲁迅对胡适的性格颇有微词，鲁迅自己是推崇“诚”的，而要做到“诚”，内心的妖魔鬼怪也就不能抑制太过，时时要放一点出来，这也是鲁迅在许多人眼中不近人情的原因。胡适身上似乎只有“绅士鬼”而没有“流氓鬼”，多疑如鲁迅，自然要暗地里揣测一番的。胡适对鲁迅的文学才能则是衷心佩服，陈平原考证《尝试集》，发现周氏兄弟曾给胡适删诗，胡适基本上是言听计从，这里最能看出胡适的态度--后来他对苏雪林的著名回信，倒没必要大书特书，以胡适的地位见识，那封信写得只算是中规中矩而已。
　　
　　有位日本学者认为鲁迅的文章已不适合当代普罗大众阅读，但可以供少数精英参考，这话虽然说得绝对，但睽诸中国现状，人民最需要的还是启蒙，鲁迅多疑世故面貌下隐藏的热血，识货的买家又有几个？所以我想，胡适和鲁迅之间本来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分歧，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存在的只是孰先孰后的问题。胡适终生对平等、自由、宽容等人类美好情感不遗余力的鼓吹，对建立一个尽可能好的体制矢志不渝的追求，这种意识应该在中国大众之间普及开来；在此基础上，再来阅读鲁迅有些“鬼气”而较隐晦的作品，似乎是一个折中的好办法。
　　
　　六、鲁迅的幽灵
　　
　　套用《共产党宣言》的开篇，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幽灵，鲁迅的幽灵，在中国游荡。为了神话这个幽灵，思想界的一切势力，自由主义、新左派、极右们，都联合起来了。有哪一个主义不认为鲁迅是自己阶级的代言人呢？又有哪一个主义不拿鲁迅对头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主义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
　　
　　鲁迅对于当代的意义为何？从文学角度出发，有“断裂”一代视之为“臭石头”，有抢占了道德制高点的作家视之为精神领袖，有游戏风尘代表民间立场的作家对之嘲玩调侃，还有来自某些美女作家的青睐，不管是褒是贬，这个幽灵在他们笔下总是光彩夺目的，永远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可惜这个幽灵并不只是在文学层面里飘荡。
　　
　　鲁迅的幽灵笼罩着二十世纪的中国，如果考察一下鲁迅在二十世纪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的接受史，相信可以从中看出中国命运的变迁，甚至读出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鲁迅在民众眼中的地位，也呈现出饶有意味的浮沉变化。二十一世纪国人视野里的鲁迅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地位依然不可动摇，无论是官方的指示、学院的解读或者是民间的声音，虽然着眼点和目的各各不同，但实质上进行的是一场默契的同谋。鲁迅的幽灵依然挥之不去。
　　
　　这当然不是什么好事。当鲁迅文章里攻击的对象改头换面派上今日的时髦语词后，我们发现它们对当代生活的形容描绘还是那么切中肯綮，还是让我们坐立不安，还是让我们恍惚感觉文化传统里的时光并没有远去，不过是不同的演员一次次在我们周遭上演同样的戏码。这样的发现只会让人更伤感无力，我们总是被喊声唤醒，然后继续闷头大睡。
　　
　　能否离开这个幽灵，让他成为历史中沾满灰尘无人翻开的一页，如同他自己的心愿一般？遗憾的是，鲁迅注定不朽，我们也只能继续犬儒，除了动动嘴皮子发发牢骚，别无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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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鲁迅，所有喜欢读书的中国人都绕不开的一个名字。写鲁迅的想法由来已久，但限于才力，眼高手低，总是不敢动笔，怕贻笑方家。最近手痒，决定还是随便写写，闲话闲说，算是一个普通读者的观后感，大伙儿看看热闹就是。手头没有参考书，文中涉及的不少资料依靠记忆，如果有错漏不实之处，我先给大伙儿作揖告罪了。
　　
　　本来计划至少要写十几节吧，这才进行到一半，接下去还想谈谈周作人、张爱玲、一个人的文学史、草创期的白话、到底是什么主义、鲁迅同时代的才子等等问题，但写到这里已经有点捉襟见肘，越看越觉得不登大雅之堂，没必要硬撑，就此罢笔。
　　
　　2005·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