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力身为诗人，或诗歌的功用

2009-10-18 19:45:39 　　来自: 吕合肥 (沙发，板凳不是人)
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的评论   

　　【苏力身为诗人】
　　
　　作品中“我”出现的频率，可以作为判断作者写作技艺成熟程度的标准。
　　罗兰.巴特在论文中不厌其烦的列举自己的兴趣爱好，他要求：“我的身体就是我的思想。不了解我的癖好，就不能理解我的哲学。”萨德似乎是这种说法最好的例证：萨德专门为自己的身体和癖好提出了一套哲学原理。
　　这是一种从自我出发，推断出世界的本源与性质的方法论，根据这种方法论建构的体系——无论是“我思故我在”还是“内圣外王”、“格物致知”（三者都是从“自我”到“世界”）——都不是哲学或科学，而是诗歌。
　　苏力的《法律与文学》一书和他的其他许多著作一样，不停地谈论着作者自己。
　　其实，苏力对于自己的诗人身份有着非常明确的自我认识。2002年他在安徽大学举办的讲座中，他这样回答学生“苏力老师是否还在写诗”的问题：“我还在写啊，我的书就是我的诗。”
　　苏力也像一位诗人那样，经常沉醉于某种内心的情绪之中，这种醉态，在他的法治/法学著作《道路通向城市》和《或许正在发生》中表现得最为醒目。
　　苏力身为诗人还有一个更加有说服力的证据。他的讲座有着近乎催眠的魔力。
　　我参加了2002年他为安徽大学法学院学生举办的那场讲座。他的每一句话都如同浇在干渴喉头的甘露，尤其是其中的一句更让我感到醍醐灌顶。可是时隔7年之后，我似乎又不太确定，为什么这句话回想起来，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感情色彩。
　　苏力说：“理想主义者就是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就是理想主义者。”
　　
　　【诗歌与哲学】
　　
　　诗歌与哲学并不像刘小枫所说的那样截然对立。赵汀阳有一个类似于戏谑的“诗歌等级划分”：
　　
　　诗可以有三境：比较粗陋的表现为“我是这样的……”；比较大气的表现为“我们是这样的……”；气势纵横的表现为“世界是这样的……”后者恐怕就近乎哲学了。
　　
　　苏力虽然总是说“我”，但他谈论的是世界。苏力的诗歌气势纵横，近乎哲学。他研究法学的偏好和进路（苏力本人很喜欢使用的一个词）以及对主题的选择，虽然来源于他个人的内心世界和成长经历，但他并不向观测到的客观事实上涂抹主观色彩；他有自己的爱好和取向，但这只是决定了他面向哪一类（他喜欢的）事实本身，而不能让他把事实表述为他自己喜欢的那种样子。他的著作，虽然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诗歌，但已经接近哲学，比法学领域中其他许多面目可憎的大词法学伪学术高明得多，真诚得多，也有价值得多。
　　
　　【第一等级诗歌的功用】
　　
　　“理想主义者就是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就是理想主义者”这句话其实有些道理，也不像第二次听说的时候那样无稽。苏力的这个说法肯定和他本人的经历与感受有关，但是想必他也从波斯纳法官的这个故事得到了鼓励：
　　
　　“也许是——但显然不是——因为做了法官，波斯纳是一位务实得近乎冷酷的人，与那些高唱人文精神的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的学者似乎形成强烈反差。但是在一次午饭间，波斯纳告知了知名女学者努斯鲍姆一个发现：其实，他波斯纳自己是一位浪漫者，而努斯鲍姆等所谓的浪漫者其实是功利主义者。为什么?波斯纳以功利主义世界观闻名，努斯鲍姆甚至称波氏是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中把一切关系都货币化的葛雷因。波斯纳的发现在于，努斯鲍姆同其他许多浪漫主义的道德哲学家一样，从本质上认为“人应当幸福，这是生活中最重要的”。而波斯纳本人，如同尼采，认为生活的一切都是挣扎和痛苦，并不存在什么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因此对于一个人来说，只有英雄的和创造性的成就才重要。是的，波斯纳是这样一个尼采式的浪漫主义者，视人生为一个不断创造和突破自己过程，要在人生的苦役和虚无中创造意义；相反，那么认为人生仅仅是不受限制地满足自己情感、希望、意欲的浪漫主义者在这个意义上恰恰是最务实的人。难道一定要到一个叫“前面”的地方去(《过客》)的鲁迅不是比“在康桥的柔波里，我甘做一条水草”(《再别康桥》)的徐志摩更具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吗?!”
　　
　　“自然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风格中始终表现出一种理想破灭的哀怨，这种现象或许能和苏力的法学著作共同构成以上论点的正反面证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