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笔记】童年是温暖的外婆和荒唐的政治

2009-10-16 22:00:07 　　来自: 凌末 (Aaron同学生日快乐.)
红柿子的评论   

　　片名：《红柿子》又名：《Red Persimmon》
　　导演：王童
　　编剧：王童
　　演员：石隽 陶述
　　片长：168min
　　国家/地区：台湾
　　美工出身的王童因拍摄“台湾近代三部曲”而声名鹊起时正好与台湾地区新电影同时，但两者并非同路人。而他的处女作《红柿子》也为大多数人所遗忘。在台湾电影已经疲软的1994年金马奖的风光无限属于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红柿子》仅仅斩获最佳美术设计。然而这一部电影在我看来却是王童的最高水平，饱满不乏张力，之后的王童伴随着整个台湾电影的趋势每况愈下。
　　正如张大春的《聆听父亲》封面的话语：一九九七年二月六日除夕夜，大春的父亲意外摔倒，从此再没站起。当时父亲对他说：“我大概是要死了。可也想不起要跟你交代什么，你说糟不糟糕？”于是，张大春写道：这是我开始写下一本书的时候了，它将被预先讲述给一个未出生的孩子听——在巨大无常且凛冽如月光一般的命运辗过这个孩子将会认识他的父亲、他父亲的父亲，以及他父亲的父亲的父亲。他将认识他们。而王童，他的父亲王仲廉于1991年入土为安，这就给王童一个机会甚至是一个责任去审视他的上一辈，去梳理整一个时代，亦是对自己生命历程的一次阶段性总结，只有这样掸落时光的尘埃，方可轻车上路。
　　《红柿子》以孩子的视角讲述了一家人来到台湾后的生活经历，点滴琐碎童趣幽默的记忆，显现了家庭的温馨，对当时的大环境也有所勾勒。《红柿子》源自他姥姥珍藏的齐白石的名画《五世（柿）其昌》，王童本人的电影风格，则力求齐白石作画的意境“白纸对青天”，每格底片要能曲尽人间百态，但又来去自若，少见雕琢斧痕，青天下斑斑人事，却已在银幕上自然舒展。
　　侯孝贤在80年代便早已解决了自传的问题，相比之下，侯孝贤更关注个体的成长体念，而王童则更希望再现一种时代的变迁在人们心里留下的痕迹。正如红柿子在中国文化中吉祥如意的意象所指，也契合姥姥对父亲讲的那句话——什么都是假的，只有将小孩子拉扯大才是真的，这便点名了本片的主题是对现实生活的描述以及对变化无常的政治的揶揄。
　　从姥姥母亲拖着一家老小前往台湾避难开始，生活的窘境从没有离开过，就像是劣质毛衣，即使小心对待仍是不可避免地一碰便起球。而父亲负伤回家休养，无所事事便策划着反攻大陆。那样一场策划，在姥姥以及王童他们眼中变得可笑。
　　影片中着墨最多的是王司令的岳母，孩子们的外婆——一个豁达乐观富有生活智慧的老太太。最初，她不愿离开故乡，全家要搬迁，她藏起来想躲避搬走。而一旦为了女儿、女婿与外孙一无反顾地踏上了离家之路，她又将对家乡的眷恋深藏在心底，以免晚辈为她担心。在家境困难的时候，她的乐观节俭显现出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
　　以孩子的视角，家庭的天伦更多的是由外婆与母亲营造出来的。而威风凛凛身为将军的父亲，连带他所代表的“父权”与“政治”，反倒成了嘲讽的对象。这种针对“父权”与“政治”的嘲讽与黑色幽默，在电影中随处可见，带给观众会心的一笑。
　　影片中的父亲，永远叫不对十一个孩子的名字（到台湾之后，又生了一个），每次回家“招见”孩子，都要为此闹出笑话。他坐公共汽车摔得满脸是血，他做生意上当亏血本，他养牛蛙牛蛙全跑掉……在和平时期，“英雄”完全无“用武”之地。
　　学校开运动会，要求学生家长捐赠奖旗。外婆为了省钱，翻出父亲珍藏的代表一生荣誉的写有“常胜将军”、“跃马中原”、“革命精神”的锦旗，将它们改成了写有“冠军”、“亚军”的学生比赛奖旗。孩子们做作业没有垫板，外婆将父亲因为打仗负伤拍摄的X光片剪小，将记录着父亲“战功”的X光片做成一个个垫板给孩子们使用。学校校长的办公室，突然出现了许多的马蜂，仔细检查，才发现，悬挂在墙上的蒋总统肖像后面有一个马蜂窝。大陆来台的学生与台湾本土的学生，合力将蒋总统的画像从墙上取下来，扔出了门外。还有父亲的卫兵福顺，没来得及逃离大陆。后来参加志愿军到了朝鲜。被俘后可以选择回大陆或者去台湾。福顺决定去台湾，却被怀疑是“匪谍”，为了表忠心，他只得在胸口刺上“青天白日”。可是，又因为怕疼，将十二个角的青天白日改成了十个角。来到台湾之后，因为得胃病开刀，几乎把胸口的“青天白日”剖成了两半。
　　而当生活的无奈成为事过境迁的回忆之后，人们总是会把苦当甜，对于自己能够从那样的风风雨雨熬过来，有更多的宽容、怜悯和庆幸，所以王童的电影，对于悲怆往事，很少声色俱厉的指控，有的只是回忆的颂歌，不过，他的回忆和歌颂很清淡，很少煽情的经营、音乐或戏剧调度，绝大多数的场合，他都选择了用半真实的纪录体来把记忆上色重现，王童的创作神髓，其实就像老家庭园的那颗柿子树，记忆已经斑白灰蒙，但是柿子艳红如昔，因为王童懂得用计算机绘图的最新科技，呈现记忆新貌，他的努力，也就像是初到台湾时的那个初夏之夜，萤火虫在院子中飞舞的场面，点点滴滴，荧光满空，教人难忘。
　　比较引人好奇的是王童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从叱咤风云的总司令，从老是弄不清自己儿子叫啥名字，反而被儿子嫌成还是别回家比较好的忙碌军人，到卖笔、养鸡，到养牛蛙都不成功，甚至做公交车都会跌破嘴的失意中年人，这个父亲，具现了是动乱年代，一再调整生命角色，却调整得灰头土脸的尴尬人物。
　　为尊着讳，是中国传统上人伦纲常必要的讲究，但在现代艺术上，这些顾忌却会是扼杀创意的头号杀手。王童的选择其实力求中性超越，所以我们才听到孩子宁愿他到军中，也不要他回家的抱怨；所以，我们才看得到父亲会在家里商议军国大计的寒伧急切；所以，我们才看得到父亲在公交车上失足的狼狈。但是，我们在目睹父亲不懂经商，一再失利的窘迫之余，却也能感受到食指浩繁，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父爱光泽。半生戎马，余生却得汲汲为稻粱谋的苦，父亲是不会对子女说的，可是儿子都已长大成年，有时还会替他带本「花花公子」杂志给他看的王童，却深情独具地用镜头很精准地呈现出那个年代的父亲忧烦。
　　创意都是好的，可是电影戏剧的张力，最后还是要落实到演员身上，偏偏，《红》的演员组成却是全片最弱的一环，从陶述、石隽、王娟、张世到鲁直，外形都是贴切的，大伙也都咬紧牙，卖力极了在演出，但是出来的戏感却是紧紧绷绷，欠乏生活的真实力道，王童拚命营建出一个大时代的空间，彷佛已经把浩浩青天，搬上了他的画布上，等待的就是演员们画龙点睛的一舞，但是这个最要命，也最不可缺的瞬间爆发力，却明显不足，使得整体创作少了直打人心的感动力，相当可惜。
　　齐白石说过：“作画要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世，不似为欺世。”似与不似之间，考验的不是艺术工作者的智慧，而是根本的才情与灵性。《红柿子》走在创作的高空绳索上，颤颤巍巍，追求着时代重现的架构，铺展的是特定时空下的人性魂灵，仅管高索上啸啸风狂，走得颠仆惊险，但是青天已经跃然纸上，他追求的梦，虽不尽完美，毕竟成圆，落下个美丽的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