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善良的感觉校正歪扭的人性：《首长秘书》作者于卓接受《中国商报》采访

2009-10-16 14:05:14 　　来自: 胡不喜™ (我是一个脱离了高级趣味的人……)
首长秘书的评论   

　　 　《首长秘书》是作家于卓继《红色关系》、《挂职干部》后又一部长篇力作。小说围绕一位年轻的副部长的贴身秘书以其独到的悟性与灵性，在官场上躲险避难，从容走完了一段微妙的秘书生涯，成功置换身份后，带着到手的权力与无形的压力从北京走出来，步入一家大部委直属的局级单位任常务副局长。小说通过人物的喜怒哀乐、人性裂变、情爱婚恋、命运沉浮、欲望颠覆、权力诱惑、财色贿赂等打开了一扇扇神秘的机关生态之门。
　　
　　官场热是民主意识的进步
　　
　　 　 中国商报：为什么要写一位秘书，并且是副部长的贴身秘书？这里面有什么“猫腻”？
　　 　于卓（自由撰稿人，河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在当下中国，秘书这个身份被赋予了很多潜台词，无论是哪一个层面的秘书都容易被文学镜头锁定。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秘书这个职业总是有机遇比一般干部更能分享到本不该享有的公权力，因而在现实社会中就导致了这些人身上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甚至他们在官员背后的喜怒去向，往往就决定了一个仕途者的命运。
　　 　中国商报：在圈内，您与王跃文齐名，被称为官场小说的“南王北于”。您心中的官场是什么概念，什么样子？
　　 　于卓：“南王北于”之说，曾有记者刨过根，问过底，那会儿我不想多说，英雄好汉都不是我这张嘴能打点正的，今天也不打算过多地就这个话题绕舌，我只想说明一点，那就是在十几年前，我就写出了反映官场生活的中篇三部曲《七千万》《八千万》《九千万》，分别发在《人民文学》《十月》《当代》上，之后被多家选刊转载，还频频接受访谈什么的，动静弄得叮叮当当，在当时来说也算是可以了。说到官场的概念，我觉得官场就是一个群体或者说是一个部落，之所以一直不被人的眼球放过，而且越盯越紧，无非是老百姓的命运会因这部分人的执政能力和决策水平而起伏。
　　　　官场和谐，社会稳定；官人廉政，百姓多福。
　　 　 中国商报：这几年官场小说一直保持着相对的热度，您有没有分析过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大多数当不上官的老百姓对少数当官者的好奇吗？
　　 　 于卓：这几年官场小说持续走热，我觉得这是民众民主意识的进步，百姓独立判断是非能力的具体体现。少数人管多数纳税人的钱，少数人指导多数民众的精神走向，这在民众眼里都是顶破大天的事，民众有所提心吊胆实属正常，说三道四也不为过，因为民众越警惕越眼巴巴关注，公众的正当呼声才会越有效果与影响力，监督的意义到这时也就不会是一般形式上的意义了，会使得拥有权力的小群体才不容易演变成利己的小集团。说到老百姓对当官的有好奇心这个问题，想必是两个层面上人彼此之间的距离所造成的。雾里看花，花朦胧，今后老百姓要是能有更多的直接渠道去认识和了解他们的父母官，那老百姓也就犯不着去小说里劳神了。
　　 　 中国商报：在中国，官场一词古已有之（国外有官场的说法吗），甚至已经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官场文化，能否谈谈中国特色官场文化的形成原因？是否中国儒家思想官本位长期统治的必然结果？
　　 　于卓：有官的地方，一定有场，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中西方一样，差异在于不同的体制与文化理念下会有不同的官场定位。当下中国官场之所以引人注目，不外乎是经济快速发展、对外开放程度日见放大、民主法制建设步伐加快所导致的。我们拍打几下后脑勺就能看出，在经济大潮的涌动中，许多现成的套路派不上用场了，许多老理过时了，许多制度作废了，许多规则陈旧了，而一些对应新潮流新气象新局面的法制法规却没有完美起来，这就为官场文化留出了很大的进退空间和空白，使得一些本该由政策与法规解决的问题因政策与法规不到位，只得暂时再用人去拿捏定论。人有七情六欲，七情六欲就是中国现在官场文化的驱动核心。公事私谈，私事公说，利益互换，裙带帮派，地域兴衰等，都在一个官字上扭来摆去，而且招招数数里还不乏地方特色，南南北北有时候谁学谁都不得要领。地大人多的局面，无形中就丰富了中国官场文化的叠加内涵。
　　　　再说儒家的官本位思想，而今也需用现代理念去剖析消化，进步的社会需要用新鲜的血液才能更加进步。
　　 　 中国商报：从一些官场小说或者新闻报道来看，一些“潜规则”甚至已经上升到“明规则”了，您觉得这是为什么？是法制有漏洞，还是监管不力？
　　 　于卓：从官场“潜规则”到“明规则”，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说，就好比是醉酒驾车这个事，眼下醉酒驾车都得拿下，一些媒体和网站前些日子不是报道过某某地方某某某官员醉酒驾车后的下场嘛。常言道，解铃还需系铃人，潜规则也好明规则也罢，既然是人鼓捣出来的，自然也还得需要人把它鼓捣回去。
　　 　中国商报：现在和未来，随着民主和法制的逐步完善，中国的官场文化会发生什么变化吗？
　　 　于卓：民主保障自由，法制保障公正，民主与法制上去了，中国官场也就透明了，我们走哪儿都能看到热情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公务员，到那时还会有哪个心里不亮堂呢？
　　
　　文学是官场的放大镜
　　
　　 　中国商报：都说文学来源于生活，您曾在石油部门工作，作品中也是写能源部门，这很容易让人产生对号入座的联想。在您以前的写作生涯中，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麻烦？
　　 　于卓：写贴近现实的小说，尤其是打上官场标签的小说，找麻烦是免不了的。记得我发在1996年《人民文学》第12期头条上的《七千万》，就曾把我这一亩三分地上的父母官惹急眼了，在一个公开场合一脸气相地指责《七千万》，说是写得不真实纯属胡编乱造，回头要跟我打官司，还要把我发配到大西北的一个基层单位，吓得我不行，家人也跟着我惶恐不安，那些天里真是有种天塌地陷的要命感，也连累了所在单位的领导跟着上火闹心。如热锅上蚂蚁的我想去解释解释套套近乎，可当时的情形是隔着锅台我没法儿上炕（那时人家是正局级当家人，我则是个连根乌纱翅都没有的小白丁）。饭碗眼瞅着端不住了，没咒念了，只好去北京找《人民文学》讨办法，结果弄得责编也没什么好说的，只讲小说不是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顺其自然吧，到时他告你告刊物告什么都只有接招了，告到哪就陪到哪吧。后来不知出了什么岔口，风浪没掀起来，咱当家人没跟我打官司，也没有把我发配到边远单位。一下子就乐坏了，就觉得领导就是领导，人家还是有肚量，有思忖能力，有轻重之分，火过了也就过了，人家并没有把小说里一把手的一些问题硬往自己身上折射。领导把咱宽容了这份上，咱这小白脸上总算是有了血色，单位领导这时也不再皱眉揪心了，不过作为下一级领导对上一级领导在宽容态度上的回应，也作为展示一方诸侯进一步爱护我这个在小说上刚写出点名堂的人，单位领导让我暂时退下工作岗位，让我蔫不悄声地回家编书去了。耗时一年多。
　　 　中国商报：常常一提到官场，读者总有“黑暗”的印象，但是我读您的书，发现您笔下的有些官场人物——无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都还算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比如上下级的情谊、同事间的惺惺相惜，以及男女之间的微妙情感等等。这是我的误读，还是您对官场中的人性仍然很有信心？
　　 　于卓：我过去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过，文学不是官场的掘墓工具。文学在瞄准官场的时候，文学就具有了放大镜的功能，既能照出官场权钱情色交易的场景，也能捕捉到在掌权人人性里休眠的善恶爱憎。从写完《挂职干部》以后，我的写作取向发生了一些变化，对官场生态的认识由平面到立体，由事件、故事、情节、悬念转入对人性的耐心开掘。
　　　　在现实生活中，一般人从领导者身上容易看到的不是光环就是污渍，因为新闻媒体、电视、网络，或是民间传说，往往都是在这两个方面放大抑或是缩印一个领导者的形象，很难把公众的眼球带到光环与污渍的夹缝地带，这也恰恰从侧面回答了公众为什么热读官场小说这个现象。在《首长秘书》这部小说里，我有意淡化官场，就是那种用情色、腐败、贪婪堆积出来的概念化官场，只是把官场作为了一个官人人性展露的舞台，尤其是关注了这个舞台上男人之间的对立与给予，攻击与妥协，以及官场男人之间的体谅与静视，因为这些官员男人的人性里既有影响时代的东西，也蕴藏着他们独立的人格魅力，换言之，官场男人与官场男人摩擦过后只要稍加稳重，就比较容易找到自己在人性上的丢失。
　　　　较量上输赢是结局，而对手则是老师，这是一个年轻的正局级官员前些天跟我说过的话，我觉得有力度，有场面，有时代气息，体现出了年轻一代官员的为官理念。其实，无论在哪个场上，拳头的硬碰硬，那是争斗；心的硬碰硬，那是倾诉，男人世界是力量的也是柔软的，问题是从什么角度去窥视这力量这柔软，窥视到了又怎么去梳理打包。
　　　　我们已熟知的官人滥权加女人姿色就等于官场小说的现象，如果再这么现象下去，就把所谓的官场小说整烂了。由此我想说，写官场，写各类小说片面都是毒，诱读者上瘾，非戒不可。
　　　　然而没有脂粉气息的小说确实不好写，没有风姿女人搭配的男人戏很难出彩，这是我写完《首长秘书》后最想说的话。男人的权力世界究竟有多深奥，这要看男人的人性究竟有多复杂，当权力过度扭曲人性时，人性必会支使本能的力量去抗衡这一外力，这是自然的法则也是人性的规律。
　　 　中国商报：您笔下的官场人物，有的甚至很可怜：副部长孤单退休；副局长家庭遭变，身染疾病，刚刚扶正却被砸成植物人；首长秘书固然升官，然而劳心劳力，妻子也红杏出墙，并车祸惨死；处长不堪压力，被逼疯魔……而他们并没有严重的贪污、腐败等劣行。为什么会如此设计人物？您希望读者从这本书中读出什么？
　　 　于卓：每一个层面上的人都有每一层面上人的活法，隔阂不应该成为人性诋毁人性的锐利武器。鲍鱼海参养胃，但不一定保人长寿，权力变质后的非法获益与权力损坏的人性有时候是成正比的，当一个人到了身败名裂的时候，最终没有哪个不明白自己的疼痛在自己的哪个部位上，因为在这个节骨眼上横竖没必要再去装蒜了或是瞎扯淡了，你都这副惨相了哪还有观众和听众往你身上花时间啊！
　　　　说来道去，《首长秘书》这部小说想与读者共鸣的是无论什么人都是有疼痛感的，区别在于轻重的程度，再轻也可感知。而散失在人性中的善，则是不可能用人性中的恶来呼唤的！再就是不要把别人的痛当成自己的福来受用。
　　　　放弃沉重，宽容处事，各尽其责，原则人生，规矩公务，这样所有的场与人都能融入到社会这个无形的大生存场里了。
　　 　 中国商报：是否由于上述这些原因，导致您的作品不像反腐小说那样写尽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这是否会减弱您作品的批评性？您觉得官场小说的创作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单纯地满足读者对钱权色的窥探心理，还是揭示人性、批判现实？
　　 　于卓：善良的感觉校正歪扭的人性；道德底线是一个国家文明的基础；诚信左右民族的信仰，这些个，我信。
　　　　好小说无论怎么好看，都不可能成为医治人们精神创伤的灵丹妙药，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人一生中的几口零食，记忆里能留下一些滋味也就可以了。
　　　　现实生活中，爱的给予，其实就是对恶的声讨！
　　　　最后我想用打在《首长秘书》这本书封底上的一段老话来回答剩下的问题：文学的底线在于写作者为文学感动，得为人性付出真言，得为历史拷贝良知，得为大众呼吸找到一种舒适的节奏！　　
　　　　
　　官场小说的“群众路线”
　　
　　 　中国商报：可否对官场小说做一总体分析，比如其作品分类、作家/作者群、创作状态，等等?
　　 　刘玉浦（特约编辑、北京念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就小说类别划分而言，古今中外文学史从来没有一个“官场小说”的门类，也没有“探险小说”“惊悚小说”“职场小说”这样的类别。因为以题材为参照，对小说加以区隔，会使小说出现框框。不严密，不科学，失之偏颇。但任何不科学的界定都有广阔的受众基础，它就是“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那么就这个意义而言，小说不怕乱，约定俗成是另一种科学。如果再对“官场小说”分类的话，那就难了。我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资料，也未见出版界的“名宿”、“大腕”对此发表高论。也只在私下里，读起某个作家，说：“哦，他是写官场的”。而作家本人未必会承认。如果非要给“官场小说”画道的话，我从出版角度讲，无碍于两种：一种是有感而发，自主创作的；一种是跟风唱和攒的。前一种作品往往文字顺畅，体现作家本人扎实的创作功底以及深刻的社会体验。后一种文笔粗鄙，逻辑错误、文法错误随处可见，概念大于文学，主题先行。因为这一种书多是跟风之作，即《驻京办主任》之后，这主任那主任就都来了。有的是作者本人主动跟的，有的是出版方请枪手攒的。
　　 　中国商报：在图书市场中，官场小说占有什么样的地位或比重？发行情况如何？
　　 　刘玉浦：“官场小说”在图书市场中算是大门类，而且基本是长销不衰。三两年还会跳出一本畅销书。当然了，这种畅销书都是作家自主创作的了。听说还有专门经营这类书的书店。可见每年这类书的品种是多么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