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军：我的名字很红

2009-09-30 16:26:24 　　来自: 【读品】 (阅读-记录-分享)
佩德罗·巴拉莫的评论   

　　读这书之前，媒体已经在不乏夸张的大肆宣扬，譬如报纸上说书的开头：“如今我已是一个死人……”，堪称天下第一震撼，可我早前在左拉的一部短篇小说中，就已看到过用死者口吻的叙述，更别说《佩德罗•巴拉莫》里，胡安•鲁尔福大师在阴阳两界的恣意游走；说这本书采用了多重声音的讲述方式，极具独创性，那巴赫金和昆德拉，甚至更远的薄迦丘恐怕都会不服；说作者奥尔罕•帕慕克是“当代欧洲最核心的三位文学家之一”，那另外两位是？朋友中不乏饱学之士，却无一能答。
　　
　　翻开书页，各章的目录由这样一些句子组成：“我是一个死人”、“我是一条狗”、“我是你们的姨父”……对于保守主义者，这类题目惊悚有余，美感不足，还占了读者的便宜。但人家既然拿了诺贝尔文学奖，自有过人之处，师夷长技以自强，读读又何妨。
　　
　　1590年末的伊斯坦布尔，国王苏丹秘密委托“姨父”制作一本伟大的书籍，颂扬他的生活与帝国。四位当朝最杰出的细密画家齐聚京城，分工合作，精心绘制这本旷世之作。在制书的过程中，围绕细密画是否要学习欧洲法兰克人绘画的问题，细密画家之间产生了龃龉，并导致了两起谋杀案；另一条主线来自黑与谢库瑞之间的情感纠葛。直到最后一章，他才得以与谢库瑞共进夫妻之欢，此时，凶手已死、他已残废、细密画已放弃消亡前的最后抵抗。
　　
　　从中，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个人欲望与宗教虔信的冲突也被推到了前台。于是书里既有谋杀，又有爱情，既不乏对当代主流问题的触及，也不乏引领读者短时超脱的形而上悬想，在对一幅幅细密画的描述中有一套套的连环叙事，在一套套的连环叙事中又有一层层的抒情式思考，该占的全被占了，实在是不“红”也难。
　　
　　红，在小说中并非人名，而是颜色，它“来自印度斯坦最燥热地区品质最优良的红昆虫干”，细密画家将其用臼和杵猛力捣成粉末。瑞典文学院授予帕慕克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窃以为这新象征就是“红”。帕慕克在访谈中说：“在我看来，所有优秀的艺术品都来自不同文化的混合”、“我并不相信存在这样的冲突”……《古兰经》黄牛章中的这句话在书中屡有出现：“东方和西方都是真主的”。红则在书中猖狂地自述：当我呈现于纸上时，仿佛我就在命令这个世界：“变红”。世界随之也变成了血红色。简要地说，就是：天下。但是，在书中找不到这样斩钉截铁的答案，红，作为一种颜色，本来就难以表述，且含义暧昧，只是我们不知道这种暧昧是帕慕克虚弱地回避，还是本来就是事实的图解。就像在书中一位失明的细密画家问：“这种红色的意义是什么？”另一位回答：“颜色的意义在于它出现在我们面前，而我们看到了”。
　　
　　读者评价这本书好看，是因为里面有爱情和谋杀。书中谢库瑞既理想又现实的爱情观应会引起不少女读者的共鸣，至于其中的谋杀案，则十足是个败笔，凶手的身份单是作为一个悬念存在，却不提供推理的线索，真相告破时又突兀，缺少铺垫，让读者毫无恍然大悟之感。细密画家可以在一粒米中雕出一棵树，在本应天衣无缝的情节设置上，帕慕克却没有向我们展示出类似的精致。
　　
　　而小说真正的主角既非爱情，也非谋杀，既不是黑，也不是红，而是细密画。帕慕克年轻时曾立志做一名细密画家，他对细密画怀着真挚的爱，这部小说不啻是对细密画的一首挽歌，作者通过让叙述主角讲故事，故事中又套故事的方式，在交错的时空中穿行，将细密画的前世今生呈现在我们面前。而细密画家，这个悲剧性的群体则得到了同情和尊崇，像柏拉图斥责诗人一样，细密画家也时常被视为低劣的摹仿者，并为此遭到攻击，更甚的痛苦来自自身，他们经常会自我追问：自己所献身的事业到底是敬神，还是赎神？画中所画的是安拉眼中的世界，还是自己眼中的世界？这样的怀疑对于一个教徒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惟一的法门是变瞎，在肃穆的黑暗中达到与安拉的完全一致，这就是细密画家毕生的最高追求。
　　
　　到此时，我对这本书的印象来了个逆转，先前不经大脑地给它贴标签：后现代、搞怪、哗众取宠，现在，直觉书页之间流淌的是挥之不去的怀旧气，而小说的叙述方式，不是创新，而是复古，返回到一千零一夜中的伊斯兰古堡，本雅明怀念的灵光也自爱讲故事的细密画家身后射出。对于“我是一个死人”这样的章节题目则更是要平反，它一点也不花哨，仅仅是在行使指示叙述主角转换这一基本功能。这是一本可爱的书。
　　
　　不过，以经典的标准来衡量，《红》恐怕就要面对严峻地审视。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要读经典》中说：“经典是我们常听人说，‘我在重读……’而不是‘我在阅读……’的那类书”，在这一点上，《红》就有硬伤，小说中的悬念历来就是对重读的一种阻碍，因为重读时就不再有悬念，更何况如前所述，这本小说的悬念设置又比较粗放。悬念在叙述进程中自会生成，为悬念而制造悬念实在是小说悬念中比较低级的一种，它只能是对读者的取悦和娇惯。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爱伦坡、柯南道尔这样的悬疑小说大师直到目前还会被主流文学史家置于视野之外。
　　
　　更致命的是，不比博尔赫斯在《小径分岔的花园》中直接把时间作为主角，当小说的主角由人变成画，当人们把兴趣和焦点集中在细密画上时，这对于细密画，对于土耳其申报世界遗产都是幸事，对于文学本身却未必。换言之，如果这是一本帕慕克用小说体写成的细密画史，那它对细密画的意义要大过文学。
　　
　　当然，也可以不这么严肃，上文提到了二十一世纪经典电影台词：天下，《英雄》中的中国武术堪比《红》中的细密画，“手中无剑，心中亦无剑”，武术玄起来应该不会输细密画，习武之人的修练也可以对应细密画家的修行，不同的只是宗教背景。有人把帕慕克看作土耳其的张艺谋，他可能会委屈，或许会不服，但无论《红》的实际文学价值如何，它的走红却已是不争的事实，对于一本畅销书，我们的过分严肃就等于不人道。
　　
　　问题只在于帕慕克因它拿了诺贝尔文学奖金。变则通，不变则毁，也许瑞典的老评委们从细密画家的故事中反躬自省，悟出了这个道理。考虑到帕慕克渊博方面的导师艾柯、机智方面的前辈卡尔维诺、深邃方面的先贤博尔赫斯都没拿过诺奖，也就没什么好多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