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手记——戊戌变法史事考 (评论: 戊戌变法史事考)

2009-09-18 19:37:13 　　来自: 古人 (即今休去便休去，若觅了时无了时)
戊戌变法史事考的评论

　　读书手记——戊戌变法史事考
　　
　　
　　第一篇读书初考
　　
　　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曾经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缜密的统计数据，科学的逻辑推理，可以说，《天朝的崩溃》是建国以来最优秀的一本鸦片战争史著作。后来的《苦命天子》与《近代的尺度》也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先生横溢的才华，优美的文笔，无论是严谨的学术论著还是带有点通俗味道的历史传记，无不让人拍案叫绝。最近总算狠下心网购了一本先生的《戊戌变法史事考》，这本书在颠簸了一个月，气得我发出了整整五封投诉信之后总算到手，厚厚的书抱在手中，那种心神合一的感觉，真不可与外人言道。
　　
　　戊戌变法是晚清史之中的一段重要的历史事件，在洋务运动走到尾声的时候，夕阳下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回归传统还是效法西人，我们再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半中半西的洋务运动终究里外不是人，昔日的领军人物或死或贬，内外交迫之下，我们被迫进行了一次变法试验。
　　
　　从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变法来看，失败远远大于成功，除了两千年前的商鞅变法让秦国成为七国之霸以外，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明代的张居正变法无不以失败告终，而变法的失败，也为王朝的最终覆灭埋下了伏笔，这一次的变法，将会是如何的一个结局？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料想得到。
　　
　　或许说，这场所谓的变法，其实质并非变法，更多的是夺权之争，帝后间的夺权，帝方选择了打着维新旗号的一群士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与八十年代末期的那两次政治事件也出现了相似的地方），而作为对立方，后方则是依旧站在相对的保守派边上。一场记载上轰轰烈烈的所谓变法，从今时今日那些真实而详尽的资料看来，只不过是打着变法维新的幌子争权夺利罢了，这场变法，既无政治纲领又无具体措施更没有多少可操作性，盲目的制定新政政策，仓促的推行，严重的影响了整个帝国的正常运转，那时候，已经不是一场让帝国焕发新生的新政，而是一场彻底摧毁帝国统治基础的闹剧。自始至终，这就是一场彻底的骗局，一群人各为所需努力地编制着一个谎言，可以说，从一开始，这就注定了以失败告终的结局。我们一直以为慈禧在对于变法是持强硬的否定态度，其实却不然，在变法初期，慈禧是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只是当变法变成一场乱糟糟的闹剧的时候，蜕变成夺权的时候，无情的政治权力斗争让维新派与跟维新派沾边的很多人与事都跟随着走向灭亡。在戊戌变法的十年后，慈禧重拾新政大旗，在那些内容之中，大部分我们能够找到与戊戌变法新政的影子，统治者会根据实际需要相应调整政策，这是一个政治常识，当然，难免有些时候遇到一些笨蛋，这也实在没法子的事情，例如自始至终，清政府的外交水平始终赶不上世界水平一样，即便是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外交官，但是，最高层在外交知识上的无知依旧没有多少改观，从1840年开始到1900年，我们还在重复地犯着一些外交常识的错误（如袭击外交使节、攻打外国使馆之类的，如今看来这些行径都是严重违反了国际公法的非常弱智的行为）。
　　
　　走过那道历史阴暗的门廊，出现在我们眼前的那些历史上维新派的真实面目让我们汗颜，所谓的公车上书是假，所谓的皇帝重用是假，所以的劝说袁世凯兵变也是假，真真假假的历史让我们惮目结舌，原来，真相竟是如此，那一切的一切，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谎言。
　　
　　曾经被列为铁案一般的衣带诏也在众多历史资料的相关印证下出现了很多疑问。鼓动袁世凯起兵并非光绪的本意，更多的可能是康有为与其他人所为，现在可以肯定的一点，衣带诏假冒的可能性极其大，至少，是被篡改了大部分的内容。按理说，慈禧也无需以去天津为名趁机废除光绪，据分析，可能是严重缺乏政治经验的康有为根据民间传说经验自行猜测，从而鼓动袁世凯进行政变，最终导致帝后矛盾彻底激化。可能，袁世凯向荣禄告密的时候或多或少都存在夸大的成份。斗争双方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激化矛盾，让原本尚且紧张的帝后矛盾最终爆发，不名一文的维新派被势力强大的保守派轻而易举的打击下去，而光绪皇帝则成为了最大的失败者——囚禁终身，最后随慈禧的死去而死去（我一直怀疑着光绪与慈禧的同时去世存在很大的人为因素的可能性，可惜一直缺乏资料的证明，主观的臆测并不能代替严密的资料推理）。
　　
　　一点不满意的地方，此书充满了大量的考证资料，一方面，保证了资料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另外一方面却也难免削弱了书籍的可阅读性，即便是坐惯冷板凳的我也不怎么能够提起足够的兴趣去一一考证其中的内容。书的资料非常的详尽，让我们充分意识到作者是下了非常大的功夫进行研究，可是书的内容之中，作者自身的观点却显得弱了许多，不管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还是让人不怎么满意。以先生的才华，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的表现，理应不该如此，或许，加多些作者自身的观点，尤其是通过史料的堆砌之后分析得出的观点，更能锦上添花。
　　
　　日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各方面都有着深层次的影响，《戊戌变法史事考》的最后一章也对此做了相应的讨论，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无不都有日本人的身影，戌变法之中，维新派便得到了日本人的大力支持。据说，当时光绪皇帝曾经计划延请西方（包括日本，而且以史料分析来看，当时很大程度上是要向日本取经学习）的经济、军事乃至于政治人才参加新政变法活动，这也是矛盾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失败之后也有不少人得到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营救并流亡日本。在慈禧恢复训政之前的几天，光绪皇帝曾经面见日本前首相伊腾博文，而伊腾博文与维新派的往来则更早且十分频密。光绪皇帝与伊腾博文的见面，据说也是最终激化帝后矛盾的一个重要的导火索。面对外国政治势力的涉入，这是统治者最为忌讳的一点，这与89年64如出一辙。
　　
　　　　到了民国革命时候，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也得到了日本人的大力支持，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一些现在压根不敢提起的资料，孙曾提出不要满洲的言论，我们现在可就压根不敢提起。日本政府借助各方各面的渗透企图在中国建立亲日势力，民国时期不少风云一时的人物都有着留洋日本的经历，这里面就包括了蒋介石。在这方面国人至今的研究仍然是处于一个比较狭隘而且肤浅的程度，若能下大力气下去的话，肯定大有内容可搞。
　　
　　
　　
　　
　　
　　
　　
　　
　　
　　
　　

你认为这篇评论:
有用
没用

推荐

2009-09-18 19:37:26 古人

　　第二篇戊戌变法比较考
　　
　　
　　64的时候，原来只不过是国内的一场小小的风波，但是一旦牵涉到新旧政治势力的角逐，乃至于出现了外国政府势力的影子的时候，那么，矛盾最终的激化必然无法避免。当时的学生被以前政府教育的“五四运动”所迷惑，以为也要效法革命前辈，没想到啊没想到……但是他们忽略了当时北洋政府还是采取了很大的忍让态度，乃至于学生采取了过激的暴力手段都没有怎么严肃追究，你看看现在还有多少敢提起五四运动的。
　　将戊戌变法与89的64作一个对比，你我可以从中寻找到很多似曾相识的地方，我们的历史，相同的情节周而复始的一次又一次重复着，以史为鉴啊。
　　同样都是一开始从知识分子开始，一方是上书维新（暂且如此说吧，其实经后人考证，公车上书是假的，但是朝廷内外大批士子上书抗议签约却是事实），一方是学生游行示威与静坐；一方是由于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引发，而另一方则是由于胡耀邦的突然去世；两者同样是以革新为口号，前者要求实施新政，后者则是要求改革；都是从和平走向最终的暴力；都是从一场平民革命最终走向属于一场仅限于高层的权力斗争。或许，这两件事情都曾经在民众之中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最终他们却都是属于一场高层的斗争，民众又一次成为了牺牲品。
　　那些参与维新其中的领导者们，至今时今日看来，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的人品都显得不怎么样，无论是从性格上还是从知识经验上看，他们都是一群政坛上的菜鸟，缺乏最基础的政治敏感，没有任何的权力或者是金钱的支持，光是一种自以为是的想法，加上冲动，不假思索便冲上了政治的最前沿，与红卫兵一样，他们似乎站在政治舞台的巅峰，却不知自己已经沦落为别人控制的木偶，当他们一旦利用价值消失而走下舞台（或者应该说是被踢下舞台）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彻底完蛋了。
　　
　　这些貌似轰轰烈烈的运动，其实对于整个国家并没有造成多少实质的影响。改革维新对于有着千年集权政治的中国而言，都是属于政治权力层的游戏，宫廷之中的打打杀杀，根本于老百姓无甚影响，今天你做大，明天他坐庄，百姓依旧是缴税纳粮。
　　
　　当然我们不能否定的一点是：64事件的悲惨终结，最终让从八十年代走进民主解放思潮的中国社会重新走入一场政治严寒。民众经历了自建国以来历次的政治运动，在好不容易走出刚刚看到民主的曙光的时候，再一次被严厉的镇压所打击，民主思潮的中坚力量受到严重打击，不少高级知识分子选择了出走，随之以后的留学生也多数选择了留在国外，剩下的或被严密监控，或选择了回避，保守势力重新抬头，并借机打压对手及潜在的对手群体，各种各样的监控组织重新在社会扎根开花甚至于逐步结出恶果。80年代伊始的中国民主思潮运动（这是建国以来最深的一次民主思潮运动，从上而下的全面发展）在89年之后刹然而止，大踏步的往后退，这道伤痕至今都无法消却，在民众之中造成的创伤，我们至今仍然不敢去面对，不敢去检讨，拼命的回避与掩盖。
　　
　　话说回来，当清政府在十年后推行新政的时候，依旧是犯了冒进的错误。几乎同样的改革内容再次提上政治日程，这一次，清政府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意识到非变法不能改变困境的情况下，大力推动新政改革，大量的效法西人的政策蜂拥出台，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大清帝国落实新政的速度异常的惊人，日本明治维新使用了二十年，而大清帝国则只使用了十年的时间。仓促推行的新政不仅没有挽救大清帝国衰亡的命运，反而进一步削弱帝国的控制力，加深了社会矛盾，从而加速了其灭亡的速度，在1912，大清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宣统皇帝溥仪宣布逊位，二百七十年的大清帝国就此宣告灭亡。大清帝国的灭亡根源其实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但是，仓促推行的新政无疑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七十多年后的苏联，同样是因为匆忙推行新政，让苏联这个世界头号帝国霎时间土崩瓦解，崩溃的速度便是当时的美国人也始料不及。其实，从五十年代开始，苏联在走向向世界扩张的时候便已经同时走上衰亡的道路，八十年代连续两任领导人的先后去世再次加剧了政局的动荡，当戈尔巴乔夫所谓的改革新政让苏联最终走向彻底的混乱，从政治、经济、军事乃至于思想文化都彻底土崩瓦解，一个偌大的曾经与美国抗衡数十年的世界大国霎那间烟消云散，他最终瓦解的原因也成为后人所研究的一个热点，不管分析如何，过激的改革便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与89年的64有着异曲同工的地方，现在很确切的一点，如果当初89的乱象没有得到及时的控制的话，中国很大程度上也会走向混乱，甚至于分裂。不管我们对当初政府的采取的行为持何种看法，至少，在权衡利弊之后，我还是趋向于稳定是第一要务的看法。80年代的改革开放，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混乱，而中央政府对于各省的控制力也开始弱化，一旦中枢出现过度的乱象，很难说各省政府及部分民族势力会走向何方。后来自90年代开始之后，中央政府又逐步加紧了对各省的控制，其中的利弊，非本文所要分析的。不管如何，一旦国家走向混乱，民众便是第一个受害者，从苏联十年的阵痛看来，他们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时至今日，他们还在承受着变革的代价，这种代价我们实在是承受不起。
　　
　　我们一再总结和反思历朝历代的新政，为何他们大都以失败告终。寻找其中的共同点，寻找出历史的规律，我们才会规避再次失败的命运。
　　
　　
　　
　　
　　
　　
　　
　　
　　
　　
　　

2009-09-18 19:38:01 古人

　　第三章公车上书初证
　　
　　一、康有为其人
　　
　　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进士。1895年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余人发动公车上书，鼓吹变法维新。极力参加戊戌变法运动，事败后，流亡海外。1899年筹组保皇会，以保救光绪帝，排除慈禧太后、荣禄、刚毅等顽固势力为宗旨。1907年，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后正式定为帝国宪政会），成为推动清政府实施宪政的政治团体。辛亥革命成功后，康鼓吹“虚君共和”。1913年返国，在上海主编《不忍》杂志，发表反对共和、保存国粹的言论，并任孔教会会长。1917年和张勋策划溥仪复辟，迅告失败。晚年在上海办天游学院，讲授国学。
　　
　　本人自从接触戊戌变法的历史以来就不喜欢康有为这个人，对政变的结果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康有为，无论是在早期的戊戌变法还是后来的庚子勤王，以及张勋复辟等诸事上，康有为多为一己私利而谋动，结果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其为了彰扬自己的所谓的功绩，不惜故意捏造事实，从公车上书到变法始末，所谓的衣带诏，以及后来庚子国变的保皇会筹款诸事……可以说，虽然康有为的生命直到民国，但是他的政治生命一早结束在那匆匆的清末年间。随着近几年历史研究的深入，经过黄彰健、姜鸣、茅海建诸先生的考证，康有为所捏造的谎言逐一被分析，曾经在他身上的光环也渐渐褪色，历史的真相慢慢的浮现在我们面前。
　　
　　康有为，出生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第15年，也就是1858年。根据康有为的《开岁忽六十篇》自述，其家“十三世为士”，梁启超也称“其先代为粤名族”，但是，现实上是：康氏家族起家于太平天国之时，其叔祖康国焘曾以布衣之身，“募壮士，创同人团练局，平南海、三水。高要、高明四县贼”。左宗棠招其从军，未赴而卒。康国焘其弟康国器则要幸运许多了，咸同年间，康国器率粤用万人，与太平军战于江浙闽粤间，“百战克名城十余，射杀名王汪海洋于嘉应”。后康国器累迁至福建按察使、广西布政使，同时康氏子弟也随着“以从军而起家”，南海康氏家族达到了前所未有之盛。康有为自称其家“十三世为士”，经对照其族谱，举人也就出了两个罢了，而其他从军为吏经商者则更多。但是，康有为的父亲则没有这么好运气了，其在康有为十一岁时候去世，很明显，康父亲的早逝使其未能如其他子弟一样飞黄腾达。作为康氏家族的子弟，康氏家族的繁盛他亲临过，而父亲的早逝以及后来屡第不中，则对之是一个很大的挫折和打击，这种影响对康有为后来人格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关系。自卑和自大的这对矛盾心理，同时存在在他的心理中。
　　
　　二、清代上书制度浅析
　　
　　题本
　　
　　许慎《说文》曰：题，额也。古来未有以之作为文书名称者，有之自朱明始，此为洪武十五年所定制。先是臣民具疏奏事称奏本，东宫者为启本，皆细字。奏本用长纸，字面必依洪武正韵，用字若干，又须计数于后。后来在京各衙门以用奏本不便，凡公事用题本，其制比奏、启本略小，而字稍大。这是舍郑重而从简便的一种措施。虽然如此，但内外各衙门，虽系公事，而循例奏报奏贺，并军民人等陈情建言，仍用奏本(见《明会典》)。这是历题本
　　
　　许慎《说文》曰：题，额也。古来未有以之作为文书名称者，有之自朱明始，此为洪武十五年所定制。先是臣民具疏奏事称奏本，东宫者为启本，皆细字。奏本用长纸，字面必依洪武正韵，用字若干，又须计数于后。后来在京各衙门以用奏本不便，凡公事用题本，其制比奏、启本略小，而字稍大。这是舍郑重而从简便的一种措施。虽然如此，但内外各衙门，虽系公事，而循例奏报奏贺，并军民人等陈情建言，仍用奏本(见《明会典》)。这是历史官文书而有题本之由来。
　　清入关后，沿明旧制不改，《养吉斋丛录》记有：“国初奏事，有用木签者，顺治二年，命各衙门皆缮本章，而有题本奏本之别，公事用题本，一己之事，用奏本，题本用印，奏本不用印，沿前明旧制也”。清代沿行旧制，历经顺，康、雍三朝，到了乾隆朝有所变革。乾隆十三年，弘历以为向来公事用题，私事用奏，题本用印，奏本不用印，其式沿自前明，因当时明季纲纪废弛，内阁、通政司，借公私之名，以便上下其手。究之同一入告文书，何必分别名色，著将向用奏本之处，概用题本。令内阁传谕，通行全国，并将此载入会典(见“军机处上谕档”)。此后遂无奏本。事实上现存奏本较少，并且有用印的，内容也不是属于私事，如顺治时钦天监监正汤若望之祈雪本是。这依然是《明会典》所说的其虽系公事，而循例奏报……仍用奏本之例。至于奏本用印，皆为明、清两代制度所不许，明文规定，载在会典，而具体实例，竟有用印者，是为例外。
　　乾隆时，既省除奏本，概用题本，由于时势推移，到了光绪二十六年，清代国家积弱已深，国事日非，载湉欲求振作，更张旧法，下诏求言。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合词上书，条陈数事。其中之一，曰省题本。以题本为前明旧制，既有副本，又有贴黄，兼须缮写宋字，繁复迟缓，不如改为奏折，简速易览(见《光绪东华录》)。二十七年，即有谕令以后除题贺本外，向来专系具题之件，均改题为奏。其余各项本章，一律删除(见“军机处上谕档”)。清因明制，公事用题本，自顺治至光绪沿行二百五十余年，至此遂告结束。虽然仍保留题贺本一项，但此为各省督、抚大吏，在每年“元旦”， “长至”，“万寿”，所谓三大节中，例进庆贺之文书，不关国家政事，虚应故事而已。
　　
　　奏折
　　
　　清代奏疏，又称奏折。奏之名称较古， “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汉之辅，上书称奏。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谬，总谓之奏。奏者进也，言敷于下，情进于上也。”(见《文心雕龙》)。此为奏之解说及其由来。其后历代皆以奏为臣民上书之称，至清代才有奏折之说。康熙中叶以后，历朝多用此为陈情言事文书。特别是军国政要，封章上达，既密且速，不同题本碍于制度，无论任何事项，均须先经内阁票拟(代拟批旨)，然后进呈。奏折封进，直达皇帝面前开拆，经皇帝用硃笔批示者，谓之硃批奏折，一称硃批谕旨。凡经硃批之折，皆发还具奏人，日后仍须缴进宫中，因而又有缴回硃批奏折之说。此例始于雍正即位，曾谕王大臣曰，所有皇考硃批谕旨，具著敬谨封固进呈。若钞写隐匿焚弃，日后发觉，断不宽宥。又云，嗣后朕亲批密旨，亦著缴进，不可钞写存留(见《雍正实录》)。自此以后，遂成定例，历朝奏折，发还缴回，循环往复，最后汇集宫中，此为宫中存有大批硃批奏折之由来。
　　
　　文章来源：《故宮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根据史料，清代的上书制度是有着非常严格的限制的，一般的奏折上奏权限是需京官四品以上或者地方官员二品以上（这点暂时无法明确，也没有翻找到相关的资料，还各位读者请不吝赐教）方能直接上奏，其他官员一律需经有上奏权限官员代为转奏。另外，根据清代的密折制度，皇帝还可以授予其信任的官员密折上奏权，此制度始于顺治，行于康熙，而大盛于雍正年间，上奏权限不受品衔限制，但范围较普通上奏范围者小，顺治康熙年间多限于皇帝的内府亲信，雍正年间为扩大对官员和各地情况的掌握而授予部分地方官员密折上奏权，到后来，则没有太大的局限，一般的具有较高品衔京官和地方大员都有密折上奏权。但是，对于举人这一类只有功名而未入仕为官者，根本就没有上奏的权限。
　　
　　另外，根据清政府“士人不许干政”的禁令，贸然越权上书是一项违法的行径。君不见，清顺治年间金圣叹的哭庙案，便是被套上了士子聚众对抗政府的标签，时任江苏巡抚的朱国治往上呈送的奏疏上罗列这些闹事者的罪名是：「敢于哀诏初临之下，集众千万，上惊先帝之灵，似此目无法纪，恐动摇人心。」这当然是有关清廷大局稳定的大事，于是朝廷派人在江宁审讯，所有被捕者不分首从，统统判处死刑。可见在清朝的当权者的眼里，苏州的哭庙案，是等同于造反的。雍正年间，雍正皇帝屡次下诏，严厉限制士子干政，如有代人诉讼者，扈夺功名并施以杖刑之规定。
　　
　　所以说，士子在戊戌变法新政之前，是没有上书权的，如果上书的话，或由有上奏权限的官员或者是负责审核上书内容的都察院代为奏请，或者如后来京中及各省官员上奏勿与日本签约的奏疏中联署。康有为的屡次上书中，第一书：马江之役败后，康有为上书请变法，1888年赴京，上书潘祖荫、翁同龢、徐桐三巨头，呈递上清帝万言书。未达天听；第二书：就是鼎鼎大名的“公车上书”，但是这一次被渲染得神乎其神的上书，经过近几年历史学家的研究，还是属于半途而废，未能呈交皇帝的上书；第三书：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初六日，康有为在中进士并得工部主事后，增修第二书为第三书，光绪阅后，非常重视，命阁臣抄录副本三份，一份呈送慈禧、一份留乾清宫，一份抄发各省督抚将军议处。所谓康梁之奏疏能超越权限上达天听，甚至康梁诸人能与皇帝直接对话者，乃是无中生有，迷惑那些不懂清代制度者也。
　　
　　三、《马关条约》拟订后的上书运动
　　
　　目前我们所述的关于公车上书的内容基本上还是沿用了康有为所撰《康南海自编年谱》中的说法：
　　
　　三月二十一日（按，即4月15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各直省莫不发愤，连日并递，章满（都）察院。……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按，即5月2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依据康说，各种通行的历史著作和辞书将“公车上书”演绎成这样的过程：康有为获悉了《马关条约》的消息后，邀约一千二百余举人至松筠庵集会，商定联名上书。与会者在康有为起草的万言书上签了名。５月２日，各省举人排着里许长的队伍，向都察院呈递，都察院藉口皇帝已在和约上盖玺而拒绝接收。”另外，沪上的《公车上书记》也成为后来研究公车上书的一个重要资料，如该书在发售的时候广告中所称：“中日和约十一款，全权大臣传电至京，举国哗然。内之郎曹，外之疆吏，咸有疏争。而声势最盛、言论最激者，则莫如各省公车联名同上之一疏。是书系粤东康长素先生主稿，洋洋洒洒，万八千字，皆力言目前战守之方、他日自强之道。
　　
　　但是，在我们目前记述公车上书运动中，很多时候却严重迷失了历史的真相：其一，公车上书的影响力远不及康梁诸人自称的那种程度；其二，所谓公车上书只是各地官员士子上书运动中的一次；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公车上书根本就是一次半途而废的运动，是组织者自己所放弃而非官员阻挠。当我们翻开当时的历史档案的时候，我们惊诧的发现，所谓公车上书只不过是一个套着耀眼光环的谎言罢了，在康有为等人的一力渲染，这个不起眼的上书后来竟然成为戊戌变法的序曲篇章。我们不得不佩服康有为的造假能力，他不仅敢于造假，而且也善于制造广告效应吹捧自己（可惜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广告业，要不然他肯定能够成为最大的广告商），难怪乎后来有人以世纪巨骗来形容他。
　　
　　茅海建先生的《“公车上书”考证补》一文对《马关条约》拟定后各界上书之情况作了相当具体详实的描述：
　　
　　从二月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两个多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到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署台湾巡抚唐景崧的电报最多，一日数电，意思也大体相同，因此我在上面仅录两电，其余各电也未记入统计数字。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已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从档案文献中，可以听到这支人数极其庞大的队伍的行进声音。为了行文及排版的方便，以上我将联名上奏、上书者，凡9人以下直接列名，10人以上另编名录，作为附录。读者可以从附录中看到许多自己熟悉的名字。
　　
　　尽管我花了许多时间在军机处的各类档册中进行文件数量的统计，但我吃惊地发现，相关文件的内容，绝大多数却已经发表。1932年故宫博物院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续编•甲午战争》第3册，都是专业人员精编的档案资料集。他们工作态度相当敬业，以齐全为编辑主旨，且编排上大体以收到日期为序，查起来很方便。由于这两部书今日并不难得，也没有必要一一注明其出处。我仅将以上两书尚未收入的档案文献，注明其档号或其他发表的书册。还需说明的是，上述档案文献只有两折两片现还未能捡出，这也是一个极低的数字。
　　
　　此外，姜鸣先生在《天公不语对枯棋》一书中的《莫谈时事逞英雄——康有为“公车上书”的真相》也对公车上书一事作了一个总体性的分析：
　　
　　　　16日，钦差大臣刘坤一获悉和议将成，除赔款外，还要割让辽东、台湾的消息，马上电奏反对。然后，山东巡抚李秉衡、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河南巡抚刘树堂、湖北巡抚谭继洵、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江西巡抚德馨、广西巡抚张桂联、福州将军庆裕、福建巡抚边宝泉、陕甘总督杨昌、陕西巡抚鹿传霖、署理山西巡抚胡聘之、广东巡抚马丕瑶、盛京将军裕禄、吉林将军长顺、署理吉林将军恩泽、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等大员都纷纷上奏。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超过总数之半。另据不完全统计，京官中，反对签约的宗室贵胄及二品以上京官有十余人；二品以下有奏事权的官员有五十余人次；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六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签名者达到六百多人次。显然，各级官员才是反对马关议和的最有影响的主体。在官员们上奏的影响下，刚参加完会试，正在等待发榜消息的各地举人，也基于爱国热情，上书反对签约。按照清制，举人不能直接上奏，只能写成公呈由都察院代奏。自４月30日起，都察院每天都代奏大批举人的上书。以康有为所称都察院拒收其上书的５月２日那天为例，就转递了湖北、江苏、河南、浙江、顺天、山东、四川等七省举人的八批公呈，签名者324人。这样的转奏，直至5月８日方才结束。上书总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另有公车135人次参加了京官们领衔的7件上书。4月30日，梁启超领衔80名广东举人上书，只是诸多上书中的一件。档案表明，所有上书均达御前。所谓都察院拒收上书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因篇幅关系，本文不引用过多繁杂的上书资料，从上述二先生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反对和约的上奏、代奏及电报，已经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运动。其中最重要且最具影响力的，并不是进京应试的举人，而是各级官员；而且，在全国上下绝对性的反对签订和约，要求与日本继续作战到底。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在所有的上书中，基本上还是以官员为主，无论是京城中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的各级官员，还是各省的封疆大吏，而康有为所选称的公车上书的群体——举人们，多数还是遵循上书的体制，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此外，由都察院代为转奏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其中，4月30日梁启超领衔的广东举人上书也由都察院代为转奏御前，因此可以说，都察院拒收上书一说实难成立。当然，根据茅海建先生《“公车上书”考证补》所述：“按照当时的规定，都察院代奏条陈，需有两项必要条件：其一是查明条陈中确无“违碍字样”，二是“同乡京官印结”。前者在文字狱之后，谁也不敢掉以轻心，后者由于是进京赴考的举人，身份难以确认，须由同乡京官来出面担保。由于都察院的代奏，须由全体堂官共同签署，而当时的衙门并无严格的上下班制度，经常需送各堂官家中请签署，需要一点时间。全体堂官签署后，最后一道手续是将代奏的条陈按照规定的格式抄录一遍，如果文件很多也很长，则又需要一点时间。”
　　
　　针对康有为所称四月初八日，都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为由拒绝康有为等人的上书，茅海建先生在其《“公车上书”考证补》一文中也列举了相关史实材料证实其所说不实：
　　
　　四月初八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15件!此次代奏中，都察院又有了两项改变：其一是公开声明“臣等公同阅看，各该呈词字句间有未尽检点之处，惟事关重大，情词迫切，既据该职、该举人等各取具同乡京官印结呈递前来，臣等不敢壅于上闻”。也就是说，都察院堂官已发现“未尽检点”之字句，而仍为其代奏。其二是说明：“原呈字数较多，若照例钞录进呈，恐致耽误时日，是以未便拘泥成例，谨将原呈十五件，恭呈御览。”也就是说，为了节省代奏的时间，都察院不再抄录，直接代奏原件。
　　
　　按照当时的习惯，官员上奏书写日期皆提前一日，以能赶上子夜奏事处最后的收文时间，不耽误第二天的早朝：请代奏的上书一般只写年月，而在日前空出，以便随时填写。都察院先前代奏的抄件均无日期。此次是原呈代奏，在15件原呈中，有10件或不写日期或写明四月而空出日，但其中有5件可知其原递都察院的时间：礼部主事罗凤华等条陈原书日期为三月三十日。福建京官兵部主事方家澍等条陈原书日期为“光绪二十一年三月□日”，日前是空的，此虽按当时的习惯来写，但可知其在三月三十日之前递交到都察院。江南举人汪曾武等条陈原书日期为四月初二日。顺天举人查双绥等条陈原书日期为四月初四日。内阁中书陈嘉铭等条陈原书日期为四月初六日。可以看出，从四月初六日递交到四月初八日代奏，时间已相当迅速。而15件的数量，都察院有可能已将积匣清空。
　　
　　　　四月初九日，即康有为称都察院不收上书的第二日，都察院代奏了10件条陈。在上奏中，都察院再次说明“字句间有未尽检点之处”、“仅将原呈十件进呈”的方法。在10件原呈中，有3件写明了日期：二品顶戴按察使衔丁忧河南候补道易顺鼎两件条陈、河南举人步翔藻等条陈，均写明日期为四月初八日!也就是说，都察院当日收到，当晚子时前即递到了奏事处。康有为称四月初八日都察院不收上书的说法，只能是谎话。
　　
　　
　　根据姜鸣先生在《天公不语对枯棋》中所推断的：
　　
　　　　事实是，康有为的“万言书”根本没有去递。1895年夏，上海出版了《公车上书记》，书前刊有署名为“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于五月朔日（5月24日）作的序，说法同康氏后来所作《自订年谱》大相径庭：
　　
　　　　各公车再联十八省同上一书，广东举人康长素……主其事，草疏万八千余字，集众千三百余人……文既脱稿，乃在宣武城松筠庵之谏草堂传观会议……和款本定于四月十四日在烟台换约，故公呈亦拟定于初十日在察院投递，而七、八、九三日为会议之期。乃一时订和之使、主和之臣恐人心汹涌，局将有变，遽于初八日（５月２日）请将和款盖用御宝，发使赍行。
　　
　　　　是日天本晴丽，风和星爽，忽于晌午后大雨震电，风雹交作，愈刻而止，即其时也。是时松筠庵左中议者尚数十百人，咸未稔用宝之举，但觉气象愁惨，相对欷，愤悒不得语，盖气机之感召然耶？是夕议者既归散，则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有谓仍当力争以图万一者，亦有谓成事不说无为蛇足者；盖各省坐是取回知单者又数百人，而初九日松筠庵之足音已跫然矣，议遂中寝，惜哉惜哉。按此说法，康有为发起的上书于5月２日胎死腹中。夭折的原因是举人们认为“局已大定，不复可救”；地点是在松筠庵而不是在都察院。也就是说，康有为在1895年5月下旬还承认，作为他后来自编年谱中所描绘的“公车上书”历史事件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公车拟上书”而已。根据翁同5月2日日记，这天天气晴朗。早上光绪召见军机大臣一个半小时，已“幡然有批准之谕”。他们讨论了如果外国斡旋能否挽回局面的可能性后，军机大臣们“战哽咽，承旨而退”，在午前结束办公，各回自己的衙门去了。申初（下午3时左右），雷从西北来，甚震，雨一阵旋过，风雨自然与是否用玺无关。
　　
　　　　此时最高层即便看到了官员士大夫反对签约的上书，也不会成为决策的依据。但需说明的是：皇帝在《马关条约》上盖印的确切日子，是5月3日，因此，所谓都察院2日声称“既已用宝，无法挽回”云云，全然不知从何说起。进而我们还可以怀疑松筠庵集会。假如确信真有一次流产的“公车拟上书”事件，举人们究竟是哪天在松筠庵集会的？“湫隘”的松筠庵，能够挤进上千人吗？按康有为和“未还氏”的说法，康是在一千二三百人的集会后才开始撰稿的，那么当他写罢公呈，是否又邀集这干人马前来松筠庵第二次集会？抑或仅是征集签名？这些疑问，迄今为止，似乎没有人能够说得明白。由于现存的关于“公车上书”的所有材料均为康有为及其弟子门生所撰，且又说法不一；同时代在京的大小官员士大夫，乃至进京应试的举人，在他们的书信、笔记、文稿中均未提起如此重大的事件，这确实值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另外，参与此事的人数，康有为及其门生的说法也是大相径庭的。康本人除了说一千二百人外，又说有三千人。梁启超有时说一千三百人，有时说千余人，有时说三千人或数千人。《公车上书记》所刊题名，为六百零二人。人数的上下悬殊，是否也暗示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本来就是不严肃、不负责、随心所欲的呢？因此有人猜测，《公车上书记》上刊载的题名录，可能仅是参加松筠庵集会的签到名单，究竟有多少人在上书上签过字，则是一笔糊涂账。
　　
　　所以说，公车上书或只不是一场有开始没结果的上书罢了。在历史记载上，我们并未能够在故宫的历史档案中寻找到关于公车上书的相关记载，而对于这件事情最详细的记述大都来自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述，同时代名人的著述之中罕见有所记载者，仅仅根据单方面的叙述便作判断者，实在有失妥当。此外，康有为个人在当时京城之中的影响力问题也是十分值得商榷的问题。根据对各省举人上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四月初六日都察院代奏了梁启超领衔的上书，共有广东举人80人签名，其中麦孟华的签名是第5位，康有为没有签名。而第二天，即四月初七日，都察院又代奏了陈景华领衔的上书，签名的广东举人多达289人，在签字的名单中，麦孟华列名第63位，梁启超列名第284位，康有为仍未签名。由此我们不难怀疑康有为个人真正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另外，茅海建先生也对公车上书的举人名录与各省举人上书的名录做了较为详细的比对，参加联署的举人存在名单不符的情况，而且参加联署的举人多有参加各省举人组织的上书，相反的各省上书之中联署者则未多见于康有为公车上书的名录之中，且康有为组织的上书之中是否存在代签，甚至是伪造者，时过境迁，也难以考究。
　　
　　根据《欺骗中国一个世纪》一文所述：公车未上书，只是在松筠庵门前召集了各省举人，准备上书，但终究没上，原因是康有为从一个内线太监那里得知他可能考上了进士，如果他带头上书，眼看就要到手的进士“学位”就会被取缔，他追求了多年的功名将前功尽弃者。笔者目前并没有看到有可以进一步印证的资料，也只能是作野史观之。反观日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中狐假虎威，假传圣意，伪造衣带诏，更为一己私欲无顾现实，激化帝后矛盾，事败之后遁走国外招摇撞骗等，实在难以让笔者对其有多好的观感，乃至于产生偏见，对其所言所行有诸多猜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