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的中国追寻

2009-09-09 14:01:10 　　来自: 流放者归来 (安得促席，说彼平生)
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年的中国历史的评论   
提示: 有关键情节透露

　　 张岱的故事
　　 1631年，张岱住在西湖。这一年冬天，杭州下了大雪，三天三夜不绝。34岁的张岱乘一条小船，独自到湖心亭去看雪。在后来的回忆文章里，张岱写道：“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这一年，在当时的纪年是崇祯五年，6月的时候，黄河在孟津决口，军民商户死伤无数；8月，朝廷的军队在山东与叛军激战；9月，山西的农民造反了，其中一个叫李自成的头领，带人占领了修武县，将县令处死；在苦寒的北方，皇太极率领的八旗军正在对关内的土地虎视眈眈。
　　 在张岱的世界里，这一切仿佛从未发生。他按照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优雅、超逸的姿态生活着——“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陶庵梦忆》序文）
　　 300多年后，一个英国老头儿回顾这位明朝文人的一生时，他这样描述张岱的世界：“虽说是一切照旧，有些变迁已在悄悄冲击张岱的世界，其中之一就是明代人口的大幅扩张。虽然没有精准的数据，但地方和朝廷的各种纪录显示，明朝肇建时（一三六八年）的人口数大约是八千五百万，到张岱出生时，人数已攀升至一亿八千万，或许还不止。 这无疑给土地和农耕带来新的重担，于是改良稻种使田地能一年收成两次甚至三次，针对沼泽、沿海平地进行排水改良，砍伐高山森林，同时将人口刻意朝西南和东北地区迁徙，以能减轻部分负担。此外，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深入南美洲大陆和加勒比海地区，连带把各式各样的新奇作物横渡太平洋带到中国，只是当时少有人能感觉到它们对未来的深远影响。这些包括有地瓜、玉米和花生，被发现能有效医治疟疾的奎宁等药用植物，以及烟草等其他适合中国土壤的作物。有些西方贸易船只带来的是美洲大陆的白银，用来购买中国的精美商品；当然也不乏有船只运载着香料和稀有的药用植物，如主要用于医治痢疾的鸦片。 ”
　　 这个英国老头叫史景迁，当代最有名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写张岱的那本书叫做《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它的中译本今年3月份在台湾出版。
　　
　　 史景迁其人
　　 史景迁今年73岁了，蓄着英国绅士式的络腮胡。一米八的身高，在东方人看来是个大个子。他出生在英国苏尔里。长大之后，他在剑桥大学学习欧洲历史。1959年，23岁的史景迁得到一个到美国交流学习的机会，于是渡过大西洋，来到耶鲁大学，打算花上两年时间攻读硕士学位。在那里他遇到芮玛丽（Mary C. Wright）教授，中国近代史和文献研究方面的权威专家，同时也是费正清的挚友。同时，他饶有兴味地发现，学校开设了关于中国历史的课程。
　　 那时候，这个初来乍到的英国小伙子还叫乔纳森·斯宾塞（Jonathan D. Spence），对于中国的历史一无所知。后来他为自己取了一个汉语名字叫史景迁，以向伟大的中国史学家司马迁表示敬意。
　　 1965年，史景迁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曹寅和康熙皇帝》。在这篇论文中，他再现曹寅作为康熙家臣和耳目的秘密生活，反映了康熙皇帝多疑狡诈的一面、清王朝统治策略及特殊的君臣关系，将清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生动画面徐徐展开。
　　 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史景迁以几乎3年一部的速度，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历史的著作。对于中国当代的许多小说作家来说，这个速度非常缓慢了，但是从一位史学研究者的角度看，这样的写作效率实在算得上非常勤奋。
　　 当这些作品陆续出现的公众视野中时，史景迁过人的叙事才华为他赢得了卓越的名声。他的名字和哈佛大学的孔非力（Philip A Kuh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魏克曼(Frederic J.J. Wakeman)并列，被认为是当今美国最好的中国历史研究专家。
　　 史景迁相信，历史并不仅仅是由枯燥的数字与冰冷无情的事实组成，那些活生生的个人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奋斗和困境，才是历史的生命所在。
　　 1981年，史景迁出版《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一书，讲述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改良和革命的积极推进。这被视为他的代表之作——书中没有冗长的资料和繁琐的考证，代之以平实而优雅的叙述语言。作者对于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作了如下评价：“在我考察的这些中国人身上，可以反复看到，明知政治行动充满危险却义无返顾，明知希望没有结果仍一如既往……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生存能力和勇气。这也许有助于清楚我们西方主流意识中长期存在的关于中国人‘冷漠’、‘狭隘’的陈词滥调。”
　　
　　 中国之行
　　 有趣的是，当史景迁已经成为英语世界最优秀的中国历史畅销书作家时，他还从未到过笔下所描述的国度。
　　 正当史景迁进行早期的历史研究和写作时，遥远的东方古国则发起了一场绵延十年的文化革命。它对外隔绝，敏感而亢奋，随时准备进行自卫和反击。
　　 直到1974年，史景迁才初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把英国、美国和中国三个国家真正的联系了起来。”关于这次中国之行，连同后来几次为了写作而进行的考察，史景迁似乎并不觉得有什么必要进行一番来龙去脉的叙述。他更关心的是自己的作品能否被它们所描述的人们阅读和接受。
　　 2005年，一套名为“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的图书开始长期占据各大学术类图书排行榜前列。这一年，上海远东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史景迁的绝大部分作品，包括《王氏之死》、《曹寅与康熙 》、《皇帝与秀才》、《追寻现代中国》、《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 》等8部著作。
　　 中国的读书人在黄仁宇之后又不无新奇地发现了另一种叙述历史的方式——宏图大略和王朝兴替退隐了，小人物的命运挣扎成为焦点。人们将他与黄仁宇比较，发现他们有着微妙的不同。在这个系列最畅销的《王氏之死》中，史景迁根据依据有关县志、官绅笔记和回忆录，讲述了300多年前，山东郯城一个妇人王氏抛弃丈夫任某和情夫出逃，途中王氏被情夫抛弃，最后被丈夫掐死的故事。
　　 凭借这个故事的线索，史景迁描述了清初山东社会的状况和民众生活，更重要的是，历史在这里得到一种更加富有人性的展示。
　　 他甚至花了几千字的笔墨，来描写王氏死前的梦境：“世上正是冬天，但这儿很温暖。荷花在冬天的绿水里绽放，花香随风而来，有人想把花摘走，但当船过来时，荷花飘走了。她看见冬天的山上布满了鲜花，房间里金光耀眼，一条白石路通向门口，红色的花瓣撒落在白石上，一支开着花的枝头从窗外伸进来……”
　　 这样美妙的文字出现在历史书中，以至于许倬云开玩笑说，给史景迁一本电话簿，他可以从第一页的人名开始编故事，编到最后一个人名。
　　 但是史景迁的意义显然并不仅仅在于讲故事。
　　 在他为美国的大学生写作的中国近代史教材——《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这位老人写道：“我理解的一个现代国家应是整合而且兼容，既保有自己的特性，又能平等地参与探寻新市场、新技术和新理念……不论是那时，还是20世纪末，中国都不能算是一个确实的现代国家。我希望，着力于对现代中国‘追寻’的过程，将能弄清中国历史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洞察它的现状。”
　　 正是这种洞见，赋予了史景迁无可替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