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8-27 09:49:38
来自: 煜然
(据说我在台湾已经是文化评论家了)
隐匿者的评论



我和自己有一个约定:出版不过一两年的书,一般不买。这是因为多少有过几次被骗的经历,也是因为我相信,一本好书也需要时间的沉淀,而时间又能教会我们如何去伪存真。
这一次算是个例外吧,听说2009年出版的胡发云作品《隐匿者》,虽然是洋洋洒洒45万字,但想到他曾经的作品《如焉@SARS.com》,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
买下之后才知道,这是一个中短篇的集子,也并不是新作,只是几乎收齐了胡发云过去的作品,再重新出版。不过也好,这倒还暗合了我不看新书的标准,而且几个中短篇,总不会比一部45万字的长篇看起来更辛苦。
一·编排是一种态度
看完全书,上网查阅了一下——《死于合唱》、《隐匿者》、《思想最后的飞跃》、《葛麻的1976-1978》、《“老同学白汉生之死》、《射日》等作品曾经在2006年集结出版,当时名为《死于合唱》,名列“武汉作家文丛”中的十分之一。而较长的《老海失踪》一篇,则是早在2001年就出过单行本,也属于《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袖珍系列》之一。
重新出版也许是因为旧的卖光了,读者仍然有阅读胡发云的需要。但从内容上来说,还有另一种解读的方法。这就好像旧事重提和当时的经历一样不同,就好像日记和回忆录在历史问题研究上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也许,作者并没有对内容做过修改,但是顺序的编排已经变了,就好比新闻中材料的选择和裁剪就是真实性中的虚构成分。重新出版的时候选用的开篇作是《隐匿者》,在序言里特别提到了《隐匿者》中的人物吉为民,这个新集子的书名被定为“隐匿者”,而不再是“死于合唱”(《死于合唱》被安排为压轴之作),这就是一个我们不能轻易忽视了的不同——甚至可以解读为作者的一种态度的变化和明确。
这是怎样的一种不同呢?
二·浓得化不开的时代背景
读胡发云的书,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他是一个很能够也很擅长把当下发生的事件,尤其是在政治上有很大影响的事件写进小说里的作者。
当然,这个政治指代的不是一次什么政治性会议,不是一场大型的涉外活动,也不是上头传达下来的一种讲话精神,而是和我们的生活确实存在了关系的,甚至被影响到了的事件。大概就像孙中山对于政治的那个被认为不太准确的定义——管理众人之事。
什么是老百姓真正在乎的众人之事?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如焉》中的SARS。而在这本《隐匿者》中同样如此,比如《晓晓的方舟》中1998年的长江特大水灾,甚至《死于合唱》中还涉及到了一点香港回归的背景。
这种涉猎本身,就说明了作者的目光炯炯地关注着社会的重大事件、重大变迁,而另一方面他更关注的则是一个大事件投射到每一个小人物身上之后所形成的映像。
正因为这个原因,胡发云的笔下所写出的时代大事才有了生命力,才让读者有了认同感。他用那些大事件搭起了一个舞台,但演戏的主角还是那些小人物,只是小人物们的身上又逼真地体现了他们身后那些大事件赋予了他们的个性,两相应和之下,终于演出了一幕幕成功的舞台剧。
我相信这样一种技巧也许是当代许多作者所缺少的,如果许多年后重新读现在的一些作品,如果它们不是告诉未来的人类,我们这个年代里曾经有过的一个很私人化的故事,那么至多也只是让别人知道我们这个年代的一些人曾经怎样的生活过。
而我猜想,如果很多年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胡发云的作品,也许可以从字里行间了解到,这个时代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大事,然后又因为这些大事,造就了每个人生活中一些怎么样的小事。
从中,我仿佛看到了政治对于文化尤其对于写作不同于传统的第二种影响。在这里,政治所施展的,不是精神上的威慑力和实际操作中的强制力,而是政治作用于生活之后,对于它的逼真记录。
可以肯定,书中所记录的那些政治事件,一定会成为若干年后仍然被人所提起的历史事件。到那个时候,自然会有历史书关于这些事件的说法,但这只是说法的一种。
作为一个媒体从业人员,我常听到和想起的说法是:“新闻是历史的草稿。”那么像这样一类小说,又算是历史的什么呢?
三·给历史一点人味,给人一点历史气
很长一段日子里来,我常常寻找各种讲述历史的书来看,涉猎最多的可能都在建国后的十七年以及之后的十年。就当众多记录者追忆那段历史的时候,又有谁记录下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呢?也许有媒体,但难道不也应该有一些民间自己的说法吗?还是要再过若干年,大家再汇聚在一起,开始回忆这个时代呢?但这就像我之前所说的那样,回忆录的价值终究是比不上日记的。
我一直为自己属于一个健忘的部落而自我鄙视,但看到胡发云的作品,我觉得他也许可以不需要怀有这样的自责。
在开篇《隐匿者》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深深地打动了我:
我们的历史,成了没有人的历史,我们则成了没有历史的人……
是的,这一句话几乎说穿了几十年历史的本质。或者我可以用一种更精确的表述还阐释他的这句话:我们的光荣史里确实是有人的,高大辉煌的英雄儿女前赴后继。但我们的荒唐史里确实是没有人的,至于那一个个被打倒的集团(“四人帮”、“林彪”)或者个人(康生、谢富治),他们算是人吗?不,他们不过是一个符号,如果你愿意,可以换作阿猫阿狗,只要说得十恶不赦,那就行了。倒是把他们还原成人的过程,会让人胆战心惊、如临大敌。
那么,我现在可以说,胡发云所写的,就是把那些没有人的历史填充起来,写出一点人味来,把那些没有历史的人丰富一些,找出点历史气来。
正是这些东西决定了他所关注的题材。
四·寻找历史的盲点
《隐匿者》整本书里涉及到的事情很多,搬新家了,下海了,为富不仁了,“暴发户”破产了……也许环顾四周,这样的作品相对还比较多,所以未必算得上特别出彩。因此,要说亮点……
我自己有的生命经历是,一些细小的一闪而过的念头,常常包蕴着巨大的智慧,只是它们总是闪得太快,我们又太浮躁了,常常抓不住,但每一次抓住都会结出一朵很美丽很好食的果子。我有个同事问了一句:刘翔为什么给苏堤春晓做广告?结果拿了上海新闻奖。另一个同事追问了一句:为什么单位里的钟比正常时间快7分钟,结果写出了一篇很精彩的随笔。我自己也是在电脑里存了一个文档,专门记录这些看似零碎,实则可能非常有用的念想,但似乎遗漏的总还是比记下的多得多。
在这方面,胡发云看起来就是个高手。他问了一句,文革不是1976年结束的嘛,拨乱反正不是1979年的事情嘛,那中间那两三年呢?嘿,这个问题大概也曾经在我的脑子中一闪而过,可惜没有疑问过,更没有记录下来。所以当我翻到《葛麻的1976-1978》,便不由从遗憾生出一种会心的妥帖。
是的,短短两三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太容易被忽略,太不值得一提了。可对于每一个普通人来说,这1000来天的日子又真的是那么好熬的吗?
我想,这大概就是匠心独具,胡发云写下了那样一段故事——像文革一样整人,但没能像文革一样整死人——于是,一段苦涩而滑稽的文字,让读者找到了思考的契机。
五·今天——历史的延续
今天不只属于今天,它既属于昨天,又属于明天。
在阅读中,我所获得的感受是,胡发云所写的今天,是时代变迁下的今天,也是作为昨天延续了的今天。这便要说到作为开篇的《隐匿者》。
历史如果不被记住,那么就失去了她最重要的警醒作用。可是,我们的历史既然是没有人的历史,又如何能让人记住呢?昨天犯下的错误甚至罪行,如果选择忘记,那么我们就又拿到了继续在这个社会中生存的通行证,如果拒绝成为“隐匿者”,那么我们就得为此付出代价,这是历史的悲剧,更是现实的悲剧。
我很久以前一直想不明白,经过了荒唐岁月,为什么被整的和整人的,最后又可以像没事人一样,和谐相处呢?
后来我大概明白了答案,因为被整和整人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在经历了多次斗争之后,该是个能人还是吃得开,该你倒霉还是躲不了的。这就好像《隐匿者》中老市长说的:“庐山会议整彭德怀,往死里整,……如果彭老总没有死,他会不会说,我挨了你们的整,其实我也是整过别人的……”正因为如此,不同运动中相互转会的整人者和被整者,理所当然地可以达成一种默契,甚至成为所谓的一笑泯恩仇。
可是,这一个问题的解答过程,难道不是又要牵扯出更大的疑惑吗?
或者干脆不如互相指责,相互仇恨。比如最近读到一本书,作者说叶辛那一代的作家讲自己十几年在农村插队落户怎么怎么苦,可是当初在城市里打砸抢烧最厉害的,还不是他们那个年纪的学生?他们又为此忏悔,为此道歉了吗?
正因为整人周而复始这个原因,所以当后来的有心人找到了聂元梓、刑大富,他们才会对于过去的罪恶毫无忏悔,理直气壮地说一句自己不过是被利用了。
书写健忘历史的,一定是健忘的人。每个人只记住了自己的苦难,却选择性的忘却了嚣张跋扈。
幸而,胡发云“找到”了这样一个人,他叫吉为民,是一个副市长。读中学的时候,他的家也被人抄了,但在此前一天,心情不好的他打了校长一个耳光,然后校长自杀了。他当然也算是选择性地忘却了,但校长女儿的一篇文章唤醒了尘封的记忆。
吉为民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和身边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拒绝再做“隐匿者”。他的忏悔得到了校长女儿的原谅,但是社会的现实却容不下一个违背了“潜规则”企图冒出来见光的人!
吉为民的结局也许是悲凉的,但看到这样的作品却是让人欣喜的——就在所有人还沉湎在对于过去的失实回忆中时,胡发云却提示大家:你们这些“隐匿者”究竟有没有拷问过现在的自己!
六·时间的爱,空间的爱
时间和空间不是矛盾体,而是相互依赖的。对于时间的爱,大概也会产生对于空间的爱。
如果说胡发云在努力寻找一点可靠的材料填充人的历史,那么他的载体就是他的故乡和居住地武汉——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他之前出版的《老海失踪》和《死于合唱》,都被冠以了鲜明的武汉色彩。
胡发云的作品给人以强烈的地域色彩。《思想最后的飞跃》中,孟凡的祖父参加武昌首义,并且为了革命的需要,在蛇山买了一套便于潜逃的房子。尤其写到孟凡的九爷爷来武汉,带他参观他的爷爷在满清为官时在察院路购置的六进大院,抗战胜利后,察院路隔壁的解放大街叫中正路……《死于合唱》中,武汉一度成为国都,费普父亲在英租界买下了一套小洋房,荒唐岁月里又被人占了。《射日》里蔡老师住的“五层楼”是解放后建的东西朝向的工人宿舍。以及最后,孟凡带着全家离开蛇山,最后搬进了高楼大厦的19层……
这里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武汉(《老海失踪》里的乌啸边原型也是湖北的神农架)。这个武汉不只是地域概念,而是真实浓缩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和时代变迁,作品里积淀起来了作者对于武汉的情感。故乡,成了背负他对于时间的关注的载体。
七·动物
胡发云和喜欢写动物。《思想最后的飞跃》里“思想”就是一只猫的名字,《老海失踪》讲的是老海怎样“与天和”地走进大自然中的美景、生灵,与人类对于自然的蚕食乃至破坏固执地对峙着。动物可以成为一个个鲜活历史事件的载体,与人一起经历着。但胡发云每一次写到动物,又让人相信,那不是一个道具,他们是性灵的。
这方面最为震撼的无疑是《晓晓的方舟》。在长江百年一遇的大洪潮中,一个女记者雇了一艘船去拯救动物……这近乎是一个神话了!
我们的思维常常是,对动物好了,还拿什么对人好呀。形成这种思维也许是因为我们生活的土地人比地多,资源紧缺。但我还是宁愿相信:对动物都不好,怎么对人好。对动物好,才能对人更好。
胡发云一定有一颗悲悯的心,他既然能宝贝动物,自然更会珍爱人——那就是爱时间爱空间最终的归宿呀。
八·胡发云这个人
胡发云的很多作品里都提到文革后参加高考,也多次写在报社工作,猜想这也许都和他的经历有关吧。尤其是《思想的最后一次飞跃》里写道:“师总也笑笑说,你真要写了,你能发得掉吗?到你这类文章真能发出来的时候,我就按另一种规则做生意了,我等着那一天呢。”看来,他应该是对于媒体很懂行的人。不过对于他的个人经历我真的知道不多。
我只是恰巧知道,胡发云和朱广沪关系很好,朱广沪喜欢看《如焉》,在去年那次武汉队退出中超的闹剧中,他也一直在队里。
作为一个因为职业原因写体育而致近乎厌恶足球的人来说,我实在难以想象胡发云会有这样的一面,他竟然会对足球感兴趣。更何况,武汉队去年的退出,实在是一处莫大的闹剧。恐怕他只是怀着一颗球迷最纯粹的心,成为了“当局者清,旁观者迷”中的后一种人吧。
有武汉的同行说认识胡发云,我曾经想过拖这位朋友要一个胡发云的电话。但是在写这篇东西前,我还是决定暂时打消这个念头。
读《如焉》的时候,知道了他夫人的去世,字里行间能够感觉到一汪深情。只是这一次很意外地在《隐匿者》中读到这么一段话:
许多夫妻在法律、道德、习惯的规定下一起生活,白头到老,只是一种偶然,一种宿命。世界之大,他几乎可以和任何人一起生活,就像你走到大街上可以随意看到任何人一样。但作为制度化和到的话了的两性关系,却必须作唯一的选择。
这段话在逻辑上完全正确,但我也只把它当作一个绝对的理论问题。只是纯粹思考理论问题,也常常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烦恼。尽管如此,我仍然深信胡发云对于亡妻的一片痴情。
隐匿者的评论




我和自己有一个约定:出版不过一两年的书,一般不买。这是因为多少有过几次被骗的经历,也是因为我相信,一本好书也需要时间的沉淀,而时间又能教会我们如何去伪存真。
这一次算是个例外吧,听说2009年出版的胡发云作品《隐匿者》,虽然是洋洋洒洒45万字,但想到他曾经的作品《如焉@SARS.com》,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
买下之后才知道,这是一个中短篇的集子,也并不是新作,只是几乎收齐了胡发云过去的作品,再重新出版。不过也好,这倒还暗合了我不看新书的标准,而且几个中短篇,总不会比一部45万字的长篇看起来更辛苦。
一·编排是一种态度
看完全书,上网查阅了一下——《死于合唱》、《隐匿者》、《思想最后的飞跃》、《葛麻的1976-1978》、《“老同学白汉生之死》、《射日》等作品曾经在2006年集结出版,当时名为《死于合唱》,名列“武汉作家文丛”中的十分之一。而较长的《老海失踪》一篇,则是早在2001年就出过单行本,也属于《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袖珍系列》之一。
重新出版也许是因为旧的卖光了,读者仍然有阅读胡发云的需要。但从内容上来说,还有另一种解读的方法。这就好像旧事重提和当时的经历一样不同,就好像日记和回忆录在历史问题研究上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也许,作者并没有对内容做过修改,但是顺序的编排已经变了,就好比新闻中材料的选择和裁剪就是真实性中的虚构成分。重新出版的时候选用的开篇作是《隐匿者》,在序言里特别提到了《隐匿者》中的人物吉为民,这个新集子的书名被定为“隐匿者”,而不再是“死于合唱”(《死于合唱》被安排为压轴之作),这就是一个我们不能轻易忽视了的不同——甚至可以解读为作者的一种态度的变化和明确。
这是怎样的一种不同呢?
二·浓得化不开的时代背景
读胡发云的书,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他是一个很能够也很擅长把当下发生的事件,尤其是在政治上有很大影响的事件写进小说里的作者。
当然,这个政治指代的不是一次什么政治性会议,不是一场大型的涉外活动,也不是上头传达下来的一种讲话精神,而是和我们的生活确实存在了关系的,甚至被影响到了的事件。大概就像孙中山对于政治的那个被认为不太准确的定义——管理众人之事。
什么是老百姓真正在乎的众人之事?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如焉》中的SARS。而在这本《隐匿者》中同样如此,比如《晓晓的方舟》中1998年的长江特大水灾,甚至《死于合唱》中还涉及到了一点香港回归的背景。
这种涉猎本身,就说明了作者的目光炯炯地关注着社会的重大事件、重大变迁,而另一方面他更关注的则是一个大事件投射到每一个小人物身上之后所形成的映像。
正因为这个原因,胡发云的笔下所写出的时代大事才有了生命力,才让读者有了认同感。他用那些大事件搭起了一个舞台,但演戏的主角还是那些小人物,只是小人物们的身上又逼真地体现了他们身后那些大事件赋予了他们的个性,两相应和之下,终于演出了一幕幕成功的舞台剧。
我相信这样一种技巧也许是当代许多作者所缺少的,如果许多年后重新读现在的一些作品,如果它们不是告诉未来的人类,我们这个年代里曾经有过的一个很私人化的故事,那么至多也只是让别人知道我们这个年代的一些人曾经怎样的生活过。
而我猜想,如果很多年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胡发云的作品,也许可以从字里行间了解到,这个时代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大事,然后又因为这些大事,造就了每个人生活中一些怎么样的小事。
从中,我仿佛看到了政治对于文化尤其对于写作不同于传统的第二种影响。在这里,政治所施展的,不是精神上的威慑力和实际操作中的强制力,而是政治作用于生活之后,对于它的逼真记录。
可以肯定,书中所记录的那些政治事件,一定会成为若干年后仍然被人所提起的历史事件。到那个时候,自然会有历史书关于这些事件的说法,但这只是说法的一种。
作为一个媒体从业人员,我常听到和想起的说法是:“新闻是历史的草稿。”那么像这样一类小说,又算是历史的什么呢?
三·给历史一点人味,给人一点历史气
很长一段日子里来,我常常寻找各种讲述历史的书来看,涉猎最多的可能都在建国后的十七年以及之后的十年。就当众多记录者追忆那段历史的时候,又有谁记录下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呢?也许有媒体,但难道不也应该有一些民间自己的说法吗?还是要再过若干年,大家再汇聚在一起,开始回忆这个时代呢?但这就像我之前所说的那样,回忆录的价值终究是比不上日记的。
我一直为自己属于一个健忘的部落而自我鄙视,但看到胡发云的作品,我觉得他也许可以不需要怀有这样的自责。
在开篇《隐匿者》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深深地打动了我:
我们的历史,成了没有人的历史,我们则成了没有历史的人……
是的,这一句话几乎说穿了几十年历史的本质。或者我可以用一种更精确的表述还阐释他的这句话:我们的光荣史里确实是有人的,高大辉煌的英雄儿女前赴后继。但我们的荒唐史里确实是没有人的,至于那一个个被打倒的集团(“四人帮”、“林彪”)或者个人(康生、谢富治),他们算是人吗?不,他们不过是一个符号,如果你愿意,可以换作阿猫阿狗,只要说得十恶不赦,那就行了。倒是把他们还原成人的过程,会让人胆战心惊、如临大敌。
那么,我现在可以说,胡发云所写的,就是把那些没有人的历史填充起来,写出一点人味来,把那些没有历史的人丰富一些,找出点历史气来。
正是这些东西决定了他所关注的题材。
四·寻找历史的盲点
《隐匿者》整本书里涉及到的事情很多,搬新家了,下海了,为富不仁了,“暴发户”破产了……也许环顾四周,这样的作品相对还比较多,所以未必算得上特别出彩。因此,要说亮点……
我自己有的生命经历是,一些细小的一闪而过的念头,常常包蕴着巨大的智慧,只是它们总是闪得太快,我们又太浮躁了,常常抓不住,但每一次抓住都会结出一朵很美丽很好食的果子。我有个同事问了一句:刘翔为什么给苏堤春晓做广告?结果拿了上海新闻奖。另一个同事追问了一句:为什么单位里的钟比正常时间快7分钟,结果写出了一篇很精彩的随笔。我自己也是在电脑里存了一个文档,专门记录这些看似零碎,实则可能非常有用的念想,但似乎遗漏的总还是比记下的多得多。
在这方面,胡发云看起来就是个高手。他问了一句,文革不是1976年结束的嘛,拨乱反正不是1979年的事情嘛,那中间那两三年呢?嘿,这个问题大概也曾经在我的脑子中一闪而过,可惜没有疑问过,更没有记录下来。所以当我翻到《葛麻的1976-1978》,便不由从遗憾生出一种会心的妥帖。
是的,短短两三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太容易被忽略,太不值得一提了。可对于每一个普通人来说,这1000来天的日子又真的是那么好熬的吗?
我想,这大概就是匠心独具,胡发云写下了那样一段故事——像文革一样整人,但没能像文革一样整死人——于是,一段苦涩而滑稽的文字,让读者找到了思考的契机。
五·今天——历史的延续
今天不只属于今天,它既属于昨天,又属于明天。
在阅读中,我所获得的感受是,胡发云所写的今天,是时代变迁下的今天,也是作为昨天延续了的今天。这便要说到作为开篇的《隐匿者》。
历史如果不被记住,那么就失去了她最重要的警醒作用。可是,我们的历史既然是没有人的历史,又如何能让人记住呢?昨天犯下的错误甚至罪行,如果选择忘记,那么我们就又拿到了继续在这个社会中生存的通行证,如果拒绝成为“隐匿者”,那么我们就得为此付出代价,这是历史的悲剧,更是现实的悲剧。
我很久以前一直想不明白,经过了荒唐岁月,为什么被整的和整人的,最后又可以像没事人一样,和谐相处呢?
后来我大概明白了答案,因为被整和整人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在经历了多次斗争之后,该是个能人还是吃得开,该你倒霉还是躲不了的。这就好像《隐匿者》中老市长说的:“庐山会议整彭德怀,往死里整,……如果彭老总没有死,他会不会说,我挨了你们的整,其实我也是整过别人的……”正因为如此,不同运动中相互转会的整人者和被整者,理所当然地可以达成一种默契,甚至成为所谓的一笑泯恩仇。
可是,这一个问题的解答过程,难道不是又要牵扯出更大的疑惑吗?
或者干脆不如互相指责,相互仇恨。比如最近读到一本书,作者说叶辛那一代的作家讲自己十几年在农村插队落户怎么怎么苦,可是当初在城市里打砸抢烧最厉害的,还不是他们那个年纪的学生?他们又为此忏悔,为此道歉了吗?
正因为整人周而复始这个原因,所以当后来的有心人找到了聂元梓、刑大富,他们才会对于过去的罪恶毫无忏悔,理直气壮地说一句自己不过是被利用了。
书写健忘历史的,一定是健忘的人。每个人只记住了自己的苦难,却选择性的忘却了嚣张跋扈。
幸而,胡发云“找到”了这样一个人,他叫吉为民,是一个副市长。读中学的时候,他的家也被人抄了,但在此前一天,心情不好的他打了校长一个耳光,然后校长自杀了。他当然也算是选择性地忘却了,但校长女儿的一篇文章唤醒了尘封的记忆。
吉为民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和身边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拒绝再做“隐匿者”。他的忏悔得到了校长女儿的原谅,但是社会的现实却容不下一个违背了“潜规则”企图冒出来见光的人!
吉为民的结局也许是悲凉的,但看到这样的作品却是让人欣喜的——就在所有人还沉湎在对于过去的失实回忆中时,胡发云却提示大家:你们这些“隐匿者”究竟有没有拷问过现在的自己!
六·时间的爱,空间的爱
时间和空间不是矛盾体,而是相互依赖的。对于时间的爱,大概也会产生对于空间的爱。
如果说胡发云在努力寻找一点可靠的材料填充人的历史,那么他的载体就是他的故乡和居住地武汉——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他之前出版的《老海失踪》和《死于合唱》,都被冠以了鲜明的武汉色彩。
胡发云的作品给人以强烈的地域色彩。《思想最后的飞跃》中,孟凡的祖父参加武昌首义,并且为了革命的需要,在蛇山买了一套便于潜逃的房子。尤其写到孟凡的九爷爷来武汉,带他参观他的爷爷在满清为官时在察院路购置的六进大院,抗战胜利后,察院路隔壁的解放大街叫中正路……《死于合唱》中,武汉一度成为国都,费普父亲在英租界买下了一套小洋房,荒唐岁月里又被人占了。《射日》里蔡老师住的“五层楼”是解放后建的东西朝向的工人宿舍。以及最后,孟凡带着全家离开蛇山,最后搬进了高楼大厦的19层……
这里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武汉(《老海失踪》里的乌啸边原型也是湖北的神农架)。这个武汉不只是地域概念,而是真实浓缩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和时代变迁,作品里积淀起来了作者对于武汉的情感。故乡,成了背负他对于时间的关注的载体。
七·动物
胡发云和喜欢写动物。《思想最后的飞跃》里“思想”就是一只猫的名字,《老海失踪》讲的是老海怎样“与天和”地走进大自然中的美景、生灵,与人类对于自然的蚕食乃至破坏固执地对峙着。动物可以成为一个个鲜活历史事件的载体,与人一起经历着。但胡发云每一次写到动物,又让人相信,那不是一个道具,他们是性灵的。
这方面最为震撼的无疑是《晓晓的方舟》。在长江百年一遇的大洪潮中,一个女记者雇了一艘船去拯救动物……这近乎是一个神话了!
我们的思维常常是,对动物好了,还拿什么对人好呀。形成这种思维也许是因为我们生活的土地人比地多,资源紧缺。但我还是宁愿相信:对动物都不好,怎么对人好。对动物好,才能对人更好。
胡发云一定有一颗悲悯的心,他既然能宝贝动物,自然更会珍爱人——那就是爱时间爱空间最终的归宿呀。
八·胡发云这个人
胡发云的很多作品里都提到文革后参加高考,也多次写在报社工作,猜想这也许都和他的经历有关吧。尤其是《思想的最后一次飞跃》里写道:“师总也笑笑说,你真要写了,你能发得掉吗?到你这类文章真能发出来的时候,我就按另一种规则做生意了,我等着那一天呢。”看来,他应该是对于媒体很懂行的人。不过对于他的个人经历我真的知道不多。
我只是恰巧知道,胡发云和朱广沪关系很好,朱广沪喜欢看《如焉》,在去年那次武汉队退出中超的闹剧中,他也一直在队里。
作为一个因为职业原因写体育而致近乎厌恶足球的人来说,我实在难以想象胡发云会有这样的一面,他竟然会对足球感兴趣。更何况,武汉队去年的退出,实在是一处莫大的闹剧。恐怕他只是怀着一颗球迷最纯粹的心,成为了“当局者清,旁观者迷”中的后一种人吧。
有武汉的同行说认识胡发云,我曾经想过拖这位朋友要一个胡发云的电话。但是在写这篇东西前,我还是决定暂时打消这个念头。
读《如焉》的时候,知道了他夫人的去世,字里行间能够感觉到一汪深情。只是这一次很意外地在《隐匿者》中读到这么一段话:
许多夫妻在法律、道德、习惯的规定下一起生活,白头到老,只是一种偶然,一种宿命。世界之大,他几乎可以和任何人一起生活,就像你走到大街上可以随意看到任何人一样。但作为制度化和到的话了的两性关系,却必须作唯一的选择。
这段话在逻辑上完全正确,但我也只把它当作一个绝对的理论问题。只是纯粹思考理论问题,也常常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烦恼。尽管如此,我仍然深信胡发云对于亡妻的一片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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