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崩溃”与我们的反思

2009-07-25 00:07:29 　　来自: 大眼狗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天朝的崩溃的评论   

　　 鸦片战争已经过去150多年了，150年前的历史有多少是当下的人们想要了解的呢？有多少对当代有所助益的呢？又有多少是能够在今天仍旧产生共鸣和感悟的呢？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曾说过这样耳熟能详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单纯的记录历史事件当然是有它的史料价值的，把历史置于当时的语境中给予“理解之同情”也是值得肯定的，但历史学更大的意义在于历史应该通过对过去的事件的思考与批判影响今天，而不仅仅满足于象牙塔内的自说自话。
　　 读完茅先生的这本《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的再研究》，它的出色之处在于坚实史实考订和重建的功力，更在于书中试图用一种“当时的”眼光来考察“当时的”鸦片战争，这样的努力和见识是非常可贵的，视角的转换往往可以突破固有的思想藩篱，虽然如罗志田先生在《“天朝”怎样开始“崩溃”——鸦片战争的现代诠释》中论述的那样，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历史的主要意义也不在于单纯的重现和语境的重建，而在于对历史的思考和总结.真正的教训必然是与真实的历史作为前提的。历史是当时人和事的历史，剥离了当时语境分析历史，不但隔靴搔痒，更容易被成见左右，作出谬之千里的判断。茅先生书中在重建历史语境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一些出色的章节，我们甚至可以代入到当时历史的角色中去，接触到当时人们所思所想。这样“以史解史”的做法个人认为更可能接近历史的本原，也更能够去除历史“今天”的色彩。
　　　　传统的中国历史讲究的是宣教功能，是臧否人物，褒贬忠奸，且不论把人的多元个性划分为简单的黑白两色是否合理，但仅为了满足宣教的效果或者某种先验的思想、主义的正确性，不惜把历史用春秋曲笔甚至歪笔来记录，就不是仅仅用荒诞所能概括，而是对社会和民族的犯罪。阿伦特曾经这样指出，集体的自我欺骗比简单的说谎更加危险。这种欺骗是施加在记忆群体内部成员身上的暴力。想看有些国人还在沉浸太平天国的全民癫狂、在义和团拳民仇洋盲动，以及本书述著的林则徐为代表的种种神话之中，历史变成了传说甚至是传奇，就不难知道历史已经被改写成什么摸样，重现历史的真实，破除历史的迷信是一件多么富有挑战和需要勇气的事情。毛泽东—范文澜—胡绳建立起来的近代通史体系，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以阶级分析为历史研究的唯一方法，把多元的发展历史说成了一元的线性必然，其中的片面性与不足，是不与新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中国的近代史研究也应该摆脱万马齐喑的沉闷，走向百家争鸣。茅先生的论点或许并不新颖，但他不刻意作惊人语的论证论据，却让人耳目一新又为之信服。
　　　　茅先生在本书的篇幅里，立论并没有多大的创新，“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和世界之潮流”，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人的共识，也是灾难深重的中国在上个世纪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训（没有之一）。但他最有价值的论述在于，具体在鸦片战争中中国在走向近代化过程中，用翔实的考据说明天朝犯了那些错误（这些错误曾经被掩饰，甚至粉饰成荣耀的），这些错误今天如何避免，导致这些错误的观念如何能够改变，书中的微言大义大致就在这里了。
　　　 书中天朝的崩溃，我的理解不仅仅是清政府政体的解体，还在于在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冲击下，给中世纪的中国带来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上由浅入深的各层面的冲突。其实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内部未必就没有改革的萌芽，明中期的心学、万历年间工商业的蓬勃发展、明末清初的引进西学，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变革契机，但萌芽之所以称之为萌芽，就是因为它没有长成大树的缘故。在个人没有权利保障，工商业没有法律保障的中央集权制度逐步发展至顶峰的时代，尽管中国可以在清中期以前在经济总量上超越英美，但终归没有前进的加速度，其结果是被西方远远的抛在身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是被西方的坚船利炮结结实实地轰出中世纪的。书中用了不少篇幅记录了很容易被一般人忽略的中英双方在观念上巨大的差异。像伯麦奉外相巴麦尊的命令封锁了英国视为生命线的商业航道，而天朝同样收回皇恩主动封锁了海运，理由是茶叶大黄是夷人活命的根本，断绝贸易夷人必死无疑云云；又比如国家战争、外交的政治大事由在中国官员的观念里面只是你也过得去，我也过得去可以私下解决的面子之争；巴麦尊给道光帝的照会被理解成“伸冤”和“乞恩”， 和战变成了“施恩”与“不施恩”；订立和约纠缠于是否进京等枝蔓，而把经济司法特权拱手相送等等。大清对国际形势如此的不得要领，又怎么不会在有备而来的英国人面前逐渐土崩瓦解呢？西方的列强已经取得了事实上的话语权，大清却在还在坚守它那可悲的天朝尊严，自说自话的结果就是无情的被人打的满地找牙。这些史实可能我们多少都有些接触，但如此赤裸裸的对其进行解剖，100多年后的我还是感受到郁结在胸的沉痛。
　　　　清王朝的落后不仅仅是军事上的，也是政治上思想上，甚至文化上的。但落后的责任不能让天朝单独承担。把眼光延伸到最令国人自豪的闪耀学术自由光芒的“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我们也比实行城邦政治的希腊在思想的卓越上，在对个性和自由的尊崇上落后许多，而其后2000多年性理名教的发展完善又不断的禁锢思想和文化封锁，到了清王朝时期不但在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也形成了儒家文化上强烈思想自觉和自闭意识，鸦片战争前夜的中国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固态的停滞的社会现状。正是西方的入侵如投石入一潭死水，激起了人们救危求存的意识，于是有了军事上经济上的洋务运动，有了政体改革上的维新运动、辛亥革命，进而有了在思想文化上的五四启蒙运动，艰难实现着中国的士人阶级向具有近代化意义的知识分子身份的转变，实现着中国近代化逐步走向深入的过程。书中就对中国向近代化刚开始转变时，作为最敏锐的士人阶层代表魏源的反应作了一定篇幅的介绍。以往我们提起魏源必说起他的《海国图志》，必说起他提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必说他思想解放、积极引进西学，但茅先生用翔实的史料说明，真实的魏源未必是如此坚定的。魏源战前就有儒家的著书，是有深厚国学烙印的典型士人，战争的展开使他开始新的课题研究——编纂介绍外部世界的史地著作《海国图志》，并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在同本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了无须师夷也可制夷的言论，安南的札船，缅甸的木栅都成了克敌的利器，韩世忠黄天荡的大捷成了可资“殷鉴”，其中既有新思想的闪光，也不能忽视旧观点的罗列，这不仅仅是魏源一个人的思想反复，更是当时整体的士人阶层根深蒂固的性理名教传统对近代化进程的抵触与挣扎。
　　　　书中明确提出清在鸦片战争中必败的论点，虽然令人丧气，但我通读完全书，感觉书中的论据与论证足够支持他的观点。有人提出拿抗日战争的胜利与鸦片战争的失利相比较，提出民心可用，事在人为。且不说抗日战争中国族意识的最终成熟和战争动员机制的逐步建全，仅就当时国际形势而言也有着天壤之别。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国有着半个世界的殖民地的支持，英军从印度增援的士兵甚至比清政府的战争集结还要快得多，有美法貌似中立其实暗中支持英国的外交策略（14年后法国干脆就赤膊亲自上阵杀到北京），没有近代化盟军的中国无异是以中世纪的姿态以一己之力抗衡整个准近代化的西方世界，而抗战中的中国无论是珍珠港事件的前后都得到了盟国不同程度的支持，盟国也对日本有所制衡，可以这么说如果当时世界上只有中日两国，那么日本绝对有吞并中国的实力。而茅先生从清政府的武器装备、兵员编制、士兵军官等多方面数据清楚的阐明了长期以来清军强大，清兵顽强善战，鸦片战争的仅仅是琦善、伊里布等人卖国投敌而导致失败的认识不过是一个不愿觉醒的迷梦。拿着明朝的装备的集“国防军、内卫部队、警察”于一身的清军与持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英军的战争的胜负，早在英舰驶离伦敦港就已然确立，实质与是否正义没有多少关系，只是徒增手握“义理”的天朝的悲剧色彩罢了。道光的国不是琦善、伊里布之辈能卖的，同样也不是林文忠们就能保的，能救大清唯有书中反复阐明的“近代化改革”。这里引用雷颐先生在《何以“激进”》中的一段话：“纵观晚清历史，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总是拒不变革；只到时机已逝、完全丧失操纵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改革愈迟，所付出的利息也将愈大。但清廷对此似乎毫无认识，它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原本是上一个阶段应做的事情，而且拒不付息，不愿再多做一点让步和妥协，步步被动，一拖再拖，一误再误，完全丧失了变革的主动权，始终是被形势推着走。这样，它后来便不得不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直到完全破产。”没有吸取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教训的清政府签订的不是所谓“万年条约”的《南京条约》，而是仅仅十四年的停战书，圆明园的烈火已经在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之时就已暗暗燃烧了。
　　　　“实现近代化”的理论着实不新，但一百几十年过去了，远有 “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近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反动，都是曾得到一定范围内大多数国人拥护和支持的政策。今天的我们也还能见到中西文化体用之争，还能看见东方即将压倒西风的狂妄，还能看见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自信，甚至还有建设儒教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鼓吹。作为学术的研究自然有它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作为实践的指导却是被包括第一次鸦片战争在内的历史教训明确指出是死路一条。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茅先生在再度重申“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之潮流”，是有它现实意义的。吃了几天饱饭就颂唱太平盛世，忘记曾经的苦难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长期用《环球时报》武装头脑的民族，只会徒增世人笑柄。犯过错不要紧，可怕的是犯错后不思改悔，反而是刻意抹杀。民族的集体记忆里不能总是充斥着权力的扭曲与膨胀，不能总是缺乏自我忏悔、自我反省的意识，历史不能一再地重蹈覆辙。记忆过去，是为了更好的面对未来，要真正能够走出历史阴影，实现社会和解与和谐，要做到的是“不计前嫌”，绝非“不记前嫌”。“不计”是种选择后的宽恕，“不记”是对历史的谋杀。“当历史不再昭示未来时，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茅先生在书中所作的扎实的努力，是值得关心近代史学科发展的人们真诚的鼓励的。
　　　　鸦片战争是典型的东西方文化冲撞碰击的时代，是典型的旧秩序行将崩溃，新时代即将建立的时代，这样的历史背景几乎可以带入每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中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讨论，茅先生的鸦片战争不无当下社会现实的人文关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