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7-09 10:15:27
来自: 维舟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评论



在世界各国步入现代的进程中,中国的儒家文明是各主要文明中唯一一个遭到灭绝命运的。与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不同,当代新儒家在具体生活中已仅仅只以学术思想的形式存在,与社会上大多数的生活不甚相干。这一事实的背后是中国人自近代以来极为深刻严重的思想危机:由于儒家思想一贯重视以普遍王权来整合维持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因此当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崩坏之后,文化秩序也随之瓦解。
两百年前绝不会有中国人预想到这一结果,那时人们还沉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似乎这一天下秩序将永恒地存在下去。当后人回顾这一历史阶段时,却不禁要将之视为一个悲剧。自黑格尔提出中国是“没有历史”、处于长期停滞的帝国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对这一理论的合唱中来。韦伯在比较研究诸文明之后,认为儒家和道家思想均不利于从内部自发演化出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唯有从基督教新教的伦理中才能诞生。这一有争议的理论随即深刻影响了许多学者——其中也包括写这本《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列文森。
在近代深重的政治、文化双重危机下,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也认识到:现代化是一个必然且不可逆的历史进程。但关于传统怎样向现代转化,却是一个有着极大争论的庞大议题。随之而来的是“精英的分裂”——一些人主张中国传统与现代民主存在内在冲突,所以要全盘西化;另一些人则不承认西方的入侵为中国带来了资本主义,认为中国原本也能内在产生现代化,却被西方的入侵扼杀和摧折了,这就是所谓“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说”。这两派的观点都有偏颇,但主要的核心则是一样的:即中国能否自发实现现代化?列文森的答案是否定的,而且答得相当决绝。
的确古代中国创造了相当辉煌的文明,例如国人最喜欢讲的四大发明。但这些发明得到发扬光大却是在欧洲:火药在中国只拿来制造烟火,对历史进程没有直接的推动力。因此所有发明创造最重要的不是谁发明,而是发明及应用的社会条件和思想环境。列文森从思想史的角度论述是很有见地的,因为在他看来,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脉络决定了其自身的历史走向。
在他的术语中,“历史”是一个特定概念,相当于“发展”,涉及到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无疑,这是一种线性进化论的历史观。由此他区分了两种变化:传统社会内部的变化,及传统到现代之间的变化,而只有第二种才有历史意义,因为在他看来第一种实际上是停滞而无发展的“高水平均衡”状态。这方面他列举了一系列例证,如中国传统上科学不具有社会声望,官僚没有专业化等等,以此证明中国自身很难孕育出科学精神等现代价值。
中西文明有着极大的内在异质性,因此当这种转化在巨大的压力下骤然降临时,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着精神上的严重困境和内在冲突。他们最初提出的主张是“中体西用”,试图在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利用西方思想。列文森虽然对此抱有同情,但他也以一种无情的冷静洞察指出:“西学越是作为生活和权力的实际工具被接受,儒学便越是失去其‘体’的地位。”越到后来,这一点越发明显:原本是为了强固民族文化生命而吸收西学,到后来却变成为了吸收西学和实现现代化,必须扬弃传统。
这种异化带来中国20世纪思想界的极大混乱和一系列矛盾行为。许多人一面激烈反传统,一面又抱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自尊心,以至于形成一种列文森所说的“躁动不安的”民族主义。在这一进程中,中国传统实际上被客体化对待了,成了博物馆里的陈列,这些价值虽然仍有人声称珍视之,却并非深感其价值和理念仍有效用,只是因为它们能加强民族尊严。换言之,他们仅仅是在利用,而不是实践着中国传统文化。
的确,在中国当代思想中儒家思想已经只是“游魂”(余英时语),现实中无可附丽。列文森在四五十年前写作本书时虽然无从预见这些年中国传统文化和国学的大量回潮,但他尖刻直率的洞察倒也恰能刺穿这一现象的肤浅:“这些碎片所以能保存下来,是因为他们能够满足现代人的爱好,而不是由于他们包含有某种无与伦比的传统的精粹。”但文艺复兴初期,欧洲人不是也已经差不多将古希腊文明遗忘殆尽了吗?通过重新阐释与理解,现代希腊人乃至整个西方,不是又重新延续这一源头活水了吗?列文森也指中国儒家学者对上古井田制的解读(有些人从“井田制”中引申出“社会主义”)是错误的,然而在中外历史上,往往正是这种“创造性误读”开创了新的机会点。
中国的复兴还刚刚开始,我们也许不必那么早下断言。说真的,在一两百年前,有几个人会想到日本竟能成为唯一一个实现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日本与中国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其儒家思想、神道、佛教背景,与资本主义似乎都是背道而驰的。它的成功着实让许多西方理论家迷惑不解。但不管怎样,日本已证明:它的现代化即使不能直接说是由传统东方思想促成,至少不能不说这些思想对现代化的实现并无妨碍。又有谁规定现代化只能有一条道路呢?在这一点上,我们应保持更为开放的心态。而历史也确实正在以中国的复兴来为世界提供又一个新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这是我们当代人比列文森幸运的地方。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评论




在世界各国步入现代的进程中,中国的儒家文明是各主要文明中唯一一个遭到灭绝命运的。与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不同,当代新儒家在具体生活中已仅仅只以学术思想的形式存在,与社会上大多数的生活不甚相干。这一事实的背后是中国人自近代以来极为深刻严重的思想危机:由于儒家思想一贯重视以普遍王权来整合维持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因此当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崩坏之后,文化秩序也随之瓦解。
两百年前绝不会有中国人预想到这一结果,那时人们还沉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似乎这一天下秩序将永恒地存在下去。当后人回顾这一历史阶段时,却不禁要将之视为一个悲剧。自黑格尔提出中国是“没有历史”、处于长期停滞的帝国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对这一理论的合唱中来。韦伯在比较研究诸文明之后,认为儒家和道家思想均不利于从内部自发演化出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唯有从基督教新教的伦理中才能诞生。这一有争议的理论随即深刻影响了许多学者——其中也包括写这本《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列文森。
在近代深重的政治、文化双重危机下,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也认识到:现代化是一个必然且不可逆的历史进程。但关于传统怎样向现代转化,却是一个有着极大争论的庞大议题。随之而来的是“精英的分裂”——一些人主张中国传统与现代民主存在内在冲突,所以要全盘西化;另一些人则不承认西方的入侵为中国带来了资本主义,认为中国原本也能内在产生现代化,却被西方的入侵扼杀和摧折了,这就是所谓“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说”。这两派的观点都有偏颇,但主要的核心则是一样的:即中国能否自发实现现代化?列文森的答案是否定的,而且答得相当决绝。
的确古代中国创造了相当辉煌的文明,例如国人最喜欢讲的四大发明。但这些发明得到发扬光大却是在欧洲:火药在中国只拿来制造烟火,对历史进程没有直接的推动力。因此所有发明创造最重要的不是谁发明,而是发明及应用的社会条件和思想环境。列文森从思想史的角度论述是很有见地的,因为在他看来,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脉络决定了其自身的历史走向。
在他的术语中,“历史”是一个特定概念,相当于“发展”,涉及到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无疑,这是一种线性进化论的历史观。由此他区分了两种变化:传统社会内部的变化,及传统到现代之间的变化,而只有第二种才有历史意义,因为在他看来第一种实际上是停滞而无发展的“高水平均衡”状态。这方面他列举了一系列例证,如中国传统上科学不具有社会声望,官僚没有专业化等等,以此证明中国自身很难孕育出科学精神等现代价值。
中西文明有着极大的内在异质性,因此当这种转化在巨大的压力下骤然降临时,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着精神上的严重困境和内在冲突。他们最初提出的主张是“中体西用”,试图在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利用西方思想。列文森虽然对此抱有同情,但他也以一种无情的冷静洞察指出:“西学越是作为生活和权力的实际工具被接受,儒学便越是失去其‘体’的地位。”越到后来,这一点越发明显:原本是为了强固民族文化生命而吸收西学,到后来却变成为了吸收西学和实现现代化,必须扬弃传统。
这种异化带来中国20世纪思想界的极大混乱和一系列矛盾行为。许多人一面激烈反传统,一面又抱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自尊心,以至于形成一种列文森所说的“躁动不安的”民族主义。在这一进程中,中国传统实际上被客体化对待了,成了博物馆里的陈列,这些价值虽然仍有人声称珍视之,却并非深感其价值和理念仍有效用,只是因为它们能加强民族尊严。换言之,他们仅仅是在利用,而不是实践着中国传统文化。
的确,在中国当代思想中儒家思想已经只是“游魂”(余英时语),现实中无可附丽。列文森在四五十年前写作本书时虽然无从预见这些年中国传统文化和国学的大量回潮,但他尖刻直率的洞察倒也恰能刺穿这一现象的肤浅:“这些碎片所以能保存下来,是因为他们能够满足现代人的爱好,而不是由于他们包含有某种无与伦比的传统的精粹。”但文艺复兴初期,欧洲人不是也已经差不多将古希腊文明遗忘殆尽了吗?通过重新阐释与理解,现代希腊人乃至整个西方,不是又重新延续这一源头活水了吗?列文森也指中国儒家学者对上古井田制的解读(有些人从“井田制”中引申出“社会主义”)是错误的,然而在中外历史上,往往正是这种“创造性误读”开创了新的机会点。
中国的复兴还刚刚开始,我们也许不必那么早下断言。说真的,在一两百年前,有几个人会想到日本竟能成为唯一一个实现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日本与中国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其儒家思想、神道、佛教背景,与资本主义似乎都是背道而驰的。它的成功着实让许多西方理论家迷惑不解。但不管怎样,日本已证明:它的现代化即使不能直接说是由传统东方思想促成,至少不能不说这些思想对现代化的实现并无妨碍。又有谁规定现代化只能有一条道路呢?在这一点上,我们应保持更为开放的心态。而历史也确实正在以中国的复兴来为世界提供又一个新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这是我们当代人比列文森幸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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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7-15 10:25:05 人造天堂
中东和欧洲现在的文明都是第二个,中国也会有第二个。北宋以前,中国也不是儒教文明。
2009-08-16 00:10:04 小森清眠
呃,從淮南王安剄殺、《春秋繁露》撰成、白虎議奏召開起,中國就是儒教文明了。2009-08-31 17:43:47 chekko
此言谬已,儒家何时退出过我们生活?现实中无可依附只是因为我们否认,批判,扫荡她
但只要仔细观察,无处不在
2009-08-31 18:02:15 人造天堂
2009-08-16 00:10:04 小森清範素行 呃,從淮南王安剄殺、《春秋繁露》撰成、白虎議奏召開起,中國就是儒教文明了。——————————————————————————————
那是礼制文明,和孔儒是两回事。
儒教的核心是仁,实际上是反礼,是孔丘在礼制中夹带的私货。
淮南子等,都是承礼,换言之整个社会的秩序。
二程朱熹等,是承仁,换言之个体的意义。
孟柯成圣,四书超越五书,就是私货超过了公器。时在两宋之交。在文化上,孟柯是南宋人。
2009-08-31 23:33:45 chekko
孔子的仁是挟制帝王以王道代霸道,何来反礼之说,大笑话~2009-09-01 00:16:05 人造天堂
呵呵,理解不同。在根本的意义上,礼是宇宙包括人间的秩序。
而在孔丘那里,仁是个体的道德自觉。礼是仁的表现,这时的礼只是限定在个体的情境中,被置于次要的、工具的位置。
但在宇宙秩序中,礼是整体,包含所有情境。具体个体的仁只是局部,并不重要。
中国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智慧,从孔丘就开始了。
2009-09-01 02:02:51 chekko
Indeed,在孔子眼里仁次于礼但把礼上升到本体论高度的恐怕要等到他孙子的理论,而他本人眼里礼还是器物性的,而仁虽然次之但是位于个人心性的.
所以我是说,仁和礼在孔夫子这儿是属于两个部分的,仁不可能不重要(否定了仁的重要性就是从儒家走向法家的开始)礼固然重要,但由仁而发才是王道.
孔夫子自身是没有说清楚这个问题的,所以才分出了仁为先的孟子和重礼制的子思他们
2009-10-07 19:57:25 地狱晴朗
宋朝的gdp占全世界的75%> 我来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