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农场》：寓言的乏力

2009-07-07 09:38:58 　　来自: 萧湘 (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
动物农场的评论   

　　老少校、拿破仑、雪球。
　　马克思、斯大林、托洛茨基。
　　
　　我试图在这两组人物之中寻求某种一一对应的关系，这种企图在奥威尔为乌克兰版所作的序中得到了证实，正如作者所言“有些情节取自俄国革命的真实历史”。但是，一个政治寓言的出炉，显然不能只是单纯满足读者索隐的癖好，尤其是对于抱着重振社会主义运动，戳破苏联神话这一企图心的奥威尔和他的《动物农场》而言，更是如此。因此，我们不妨将这一寓言文本放置到近百年来的国际共运史之中去理解，并借助这种历史的观照，来检讨寓言本身。
　　
　　在本书的封底，印着这样一句话：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多了一分自由的保障。但是，理念所给予自由的保障，是否被我们夸大了呢？正如有人试图在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之间建立起某种亲密的联系一样，单纯的思想传播和流变是否足以演生出社会的变革？我对此深表怀疑。
　　
　　《动物农场》作为政治寓言，在理解上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即把历史的运动压缩成为思想的演变，换言之奥威尔试图在历史的演进和思想的流变之间建立起某种一致的步调。农场的变化一一对应着领导者（拿破仑和猪们）的变质，新制度确立的过程就是原有平等理想不断逸散的过程。但是这种解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力呢？
　　
　　奥威尔所忽略了的事实是，作为一种理想的动物平等和作为现实的动物农场肯定不是一回事，正如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古巴革命不同于马恩列所描绘的那个世界。单纯从理想的逸散去解释现实的变化，只能表明这个寓言在解释上的乏力。
　　
　　在革命取得成功之后，摆在革命者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将理想嵌入现实，将理想的蓝图落实到现实之中去。拿破仑和雪球所领导的革命胜利之后正面临这样一种处境，同样的，正如马克思预言的“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动物农场仍旧布列在人类所主导的众多农场的汪洋大海之中，这一农场若要生存，无可避免要与外界相接触。拿破仑雪球们所面对的是来自内部平等理想和外部现实条件的双重压力。
　　
　　类似的问题，在共运史上屡见不鲜。古巴革命成功后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分歧，症结不也正在于革命之后，理想如何措置吗？革命是需要理想主义的，没有理想主义光芒的革命只能堕落为平庸的争权夺利。但是现实的困境又显然并非单纯理想主义所能摆脱，毛泽东和技术官僚对于中国出路的争论，恰恰在于此处。最终毛诉诸于不断激进和理想主义的手段，而结果也众所周知。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革命胜利后革命领导层的官僚化和特权化。正如拿破仑和猪们在农场建成之后所取得的种种权益。但是，革命所设计的平等理想和现实毕竟存在明显的差距，这种差距在革命时可以激发出革命者的战斗力，一旦革命胜利之后，现实仍然是一个不平等，一个需要社会分工的世界，革命理想的出路何在呢？毛泽东看到了这种危险，官僚主义对于平等理想的压迫，最终使毛走上了不断激进的道路。而在苏联，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已经没有能够阻止共产主义官僚阶层的形成和发挥能量了。动物农场之中，又岂能逃脱这些。单纯的将革命者的变化解释为革命理想的逸散，是忽略了其他更为重要的事实。
　　
　　奥威尔无疑是纯正的社会主义者，在西班牙内战中所目睹的种种，对于苏联内部情况的了解，使他对于苏联社会主义理想的消逝和现实的丑陋感到厌恶。但是，这种厌恶很容易成为一种理想的义愤，并把现实的失败完全归结于理想的消散。动物农场的变质和拿破仑自身不断“去动物化”是相一致的，但是拿破仑是生活在现实之中的猪，因此拿破仑的变质显然不能单纯从思想上的变化去理解，正如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无法解决共产党员的困境一样，将思想从历史的具体中抽离，得到的必然是被简化和被遮蔽了的历史。同时奥威尔创作这部寓言的时间，使得他无法和他试图把握的历史主体，保持足够的距离感。因此，作为一部政治寓言，《动物农场》的解释无法掩饰自身的乏力。
　　
　　在《极端的年代》一书第十六章结尾处，霍布斯鲍姆追述了波兰经济学家朗格的一段话。在我看来，这段话中，所深藏的历史的无奈，胜过一切。而这种无奈，恰恰是对于整个国际共运史和动物农场这一寓言的深省。原文如下：
　　
　　如果说20年代时我在俄国，我会是一名布哈林派的渐进主义者。如果有机会为苏联的工业化进言，我会建议一套比较有弹性的特定目标，就像那些能干的俄国计划工作者所作的一样。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却要问我自己，反复地问：有没有可能，会有另外一条路，可以取代当时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凡事一把抓、惨无人道、实际上等于没有计划的、胡乱冲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我真希望我可以回答：“有”。但是我不能，我找不到任何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