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与罪犯：司法权力的精神病学化

2009-07-01 08:18:11 　　来自: 公路 (i think it's because ...)
M / M就是凶手的评论   

　　这部片子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没有人物，或者说只有一个人物。除了M之外，其他所有出场的角色（警察、黑帮、父母、孩子、乞丐、民众……）都只有抽象的身份，而没有具体的面孔。通过人物的缺失，电影告诉我们，在这起针对儿童的连环谋杀案中，真正重要问题只有一个：凶手是谁？请注意，不要把这个问题同以下问题相混淆：谁是凶手？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它们的根本差别在于：追问“谁是凶手”的法律，运用的是“犯罪-惩罚”的司法机制；而追问“凶手是谁”的法律，运用的是“罪犯-认识”的医学机制。
　　
　　什么叫做“罪犯-认识”的医学机制？简而言之，首先，这种机制关注罪犯主体（他是谁？他具有何种性格、持有何种观念？他的精神是否正常、心理是否变态？）多于关注犯罪行为（他做了什么？应该受到何种惩罚？），其次，这种机制相信，无论是审判案件还是制止罪行，最为关键的环节在于“认识罪犯”，尤其是在病理学的意义上认识罪犯的精神结构。最后，治疗取代了惩罚，成为司法权力的运转逻辑。比如，死刑不是出于杀人偿命的正义原则，而是出于一种对社会的治疗，像割除肿瘤一样消灭危害社会的罪犯。
　　
　　
　　福柯告诉我们，精神病学插手法律领域始自19世纪初，与之相关的是1800至1835年间发生的一系列格局大致相似的案件：
　　
　　1，莫泽葛（Metzger）报道了这样一个案件：一位独居的退休官员日益迷恋上房东太太的孩子。一天，“没有任何动机，也没有任何诸如愤怒、傲慢或复仇之类的激情冲动，”他攻击了这个孩子，用铁锤砸了孩子两下－－尽管最终未出人命。
　　
　　2，塞勒斯塔特（Selestat）案件：在阿尔萨斯，在1817年的严冬，当饥荒袭来时，一个农妇趁丈夫离家工作之际，杀死了他们的小女儿，割下孩子的腿熬汤。
　　
　　3，1827年在巴黎，女仆亨里特•科尔尼耶（Henriette Cornier）来到其雇主的邻居家中，坚持要邻居女儿在她那儿呆一会儿。邻居起初有些迟疑，最后也同意了。但是，当邻居回来接女儿时，科尔尼耶刚刚杀了她，把头割下来扔到了窗外。
　　
　　4，在维也纳，凯瑟琳•齐格勒（Catherine Ziegler）杀了自己的私生子。审判时她解释说，自己的行动是出于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以精神错乱为由，她被宣告无罪开释。但她宣称，最好还是将她关在牢里，因为她出了狱还会这样做的。十个月后，她又生了一个孩子，并即刻将之杀死。在审判时，她宣称自己怀孕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杀死自己的孩子。她被判死刑并当即执行。
　　
　　5，在苏格兰，一个叫约翰•豪伊森（John Howison）的人潜入一所住宅，杀死了一个他几乎不认识的老妇，但他没有偷窃任何东西，也没有躲藏。被捕后，尽管证据俱在，他却矢口否认这一事实。辩护律师辩称，这是一个疯子的犯罪，因为犯罪没有实质动机。豪伊森被处死了，行刑时，他对一个官员说，他真想杀死这位官员。这番话后来被认为进一步证实了他的疯病。
　　
　　6，在新英格兰，在一片空地上，亚伯拉罕•普雷斯科特（Abraham Prescott）杀死了与他相处一直很好的养母。回到家中，当养父询问时，他泪流满面。普雷斯科特自动供认了自己的罪行。后来他解释说，当时一阵突如其来的剧烈牙痛征服了自己，然后就什么也不记得了。调查后来确认，他曾在晚上攻击过他的养父母，这个行为被认为是梦游发作的结果。普雷斯科特被判处死刑，陪审团同时也建议予以减刑。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处死了。
　　
　　尤其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精神病学家霍夫鲍尔〔Hoffbauer〕、埃斯基罗尔〔Esquirol〕和乔吉特〔Georget〕、威廉•埃利斯〔William Ellis〕和安德鲁•孔贝〔Andrew Combe〕等不厌其烦地提到这些案件以及其他同类案件。通过对这些案件的反复言说，精神病医学为法律领域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恶魔形象——精神病罪犯。“犯罪精神病学第一次宣告自身是对这一恶魔的病理学研究。”
　　
　　
　　福柯并不是认为，如果没有精神病学的构建就不存在“恶魔”；他所提出的问题是这样的：精神病学以何种方式改变了法律的关注重心（从对犯罪行为的关注，转变为对罪犯主体的关注）；司法意义上的惩罚如何转变为病理意义上的治疗；通过以上两种转化，“权力”如何获得一种崭新的形式，成为精神病学化的权力？
　　
　　让我们回到电影本身。给我印象颇深的另一个场景是“平行会议”。为了捉拿凶手，警方开会讨论；而黑帮成员们也聚集在一起讨论同样的问题。尽管出于不同的目的，但无论是警方还是黑帮，都希望将凶手绳之以法。导演运用蒙太奇和相似的布景，突出了两场会议的平行性质，似乎是要告诉我们，在如此残酷、如此变态的罪犯面前，通常意义上的正（警察）邪（黑帮）对立完全被消解了。黑帮再违法，也遵守着起码的人性原则，而M却是反人性的，他是绝对的邪恶。
　　
　　福柯告诉我们，现代社会的善恶对立是司法权力的运转根据；现代司法从根本上说是对他者的治理。因此，权力需要制造一个他者。不仅警察需要黑帮，而且警察和黑帮所组成的社会需要一个绝对反社会的M。而在精神病学化的意义上，M作为绝对的邪恶，又恰恰被去除了善恶的道德性质：他不是坏人，而是病人。作为一个精神病罪犯，M是社会自身的疾病。因此，权力的责任在于认识、诊断、治疗。我们已经说过，现代司法的惩罚制度（尤其是死刑）的运转逻辑并非出于恶有恶报的正义原则，而是出于一种医学原则：罪犯的生死和道德无关，这是一种针对社会的治疗。
　　
　　到目前为止，医学化的司法更多体现了一种现代性的进步。然而它也带出了现代性的独特问题：首先是法律的去正义化危机，其次是构建绝对他者的危险。生活在现代社会中心的我们是不会体会到这种危机和危险的，除非哪一天我们也被不幸地诊断为疯癫、不正常，沦为“社会的疾病”。谁也不知道这会不会发生，不过，也许一直以来，我们暗地里早已是作为潜在的精神病人而得到治理？这听上去很荒谬，不过，至少福柯认为，这才是不折不扣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