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书评

2009-06-29 01:12:30 　　来自: 夏雨路 (smiling proud wanderer)
秋水堂论金瓶梅的评论   

　　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
　　
　　《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 书评
　　
　　陈丹丹
　　
　　http://www.cp.com.cn/emd/17/newsdetail.cfm?iCntno=287
　　
　　无论如何，这是一部意义特别的《金瓶梅》研究专著。其特别不仅在于，在学术研究日益西化、外部化、专业化的今天，此书却以“逐回评论”的形式回归了更体贴入微、也更需耐心的中国传统，而且在于，在某种程度上，她代表着长期被压抑了“声音”的女性读者，终于对这部奇书发出真正属于“女性”的赞叹。固然，《金瓶梅》毫无疑问是一部关于女人的书，然而也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只被男人谈论的命运。在书中足以“颠倒众生”“引生导死”的女人，在现实中，却或被男性当然地排除在读者范围之外(如张竹坡言“《金瓶梅》切不可令妇人看见”)或因文本自身的暧昧与所谓“不洁”，而每每被女性自己有意无意地避开了去。身为女性倘不爱《红楼》，似乎都当不得一个“女”字，身为女性而大谈《金瓶》，则多多少少带上了不尴不尬的意思。于是，在书中是争妍斗艳、沸腾到极点的“恶之华”，在书外却是女性“视野”的萎缩与黯淡无光。在这个意义上，田晓菲的这部《秋水堂论金瓶梅》堪称一次难得的“放胆直言”。
　　
　　　　作者开卷就抛出甚为大胆的论断：“《金瓶梅》实在比《红楼梦》更好”，似乎有悖于通常已属不争的“文学常识”。然而这并非故做惊人之语，亦非简单的翻案文章，其后正是作者全书的立意所在。盖自西方小说理论于现代引渡到中国，几代学人心怀文学现代化之焦虑，无不返身古代，着意重绘堪与西方同构的文学史图景，以求得理直气壮之现代“正名”。旧有的寥寥几部“长篇小说”，于此，便被学人们欣喜地搜检了出，如同梁山泊好汉之排定座次，一一纳入早已人为设定的小说“发展”体系。位于水浒之后，红楼之前的金瓶梅，基本被定位为所谓写实主义的开端，真正伟大经典《红楼梦》的粗糙而恶俗的雏形。在现代小说观念的审视下，被袁宏道赞为“云霞满纸”的《金瓶》，几乎成为小说技法低劣与可笑的典范，如韩南称“《金瓶梅》的主要人物，最多只属低等模仿层次”(《韩南中国小说论文集》)，夏志清称“从文体与结构观点而论”《金瓶》乃是“最令人失望的一部”(《〈金瓶梅〉新论》。在此种严苛的判定下，《金瓶》存在的全部意义，似乎便只在为中国小说的发展开启了通向《红楼梦》的道路。“从《金瓶梅》到《红楼梦》”，不只成为文学史的惯常叙述，几乎也代表了人们心中的定评，仿佛历史天然的逻辑走向。对于一部曾被目为“天下第一奇书”的“横空之作”，这样的轻视显然极不公平。本书序中，作者便以其与《红楼》方方面面的对比，“褒金贬红”，着意突出《金瓶》自身的杰出。然而也正如作者自己承认，“这两部奇书是相辅相成的”，“《金瓶梅》实在比《红楼梦》更好”，这一判断其实并不必要过分落实，毋宁说，它是意在提醒我们将此一部蕴含“无限烟波”的奇书，从机械的历史进步论中抽离出来，而回复它原本自足，且浩瀚如海的旖旎“春色”。
　　
　　　　事实上，“金红之辨”由来已久。盖自《石头记》流入坊间，明眼人多一眼看穿其与《金瓶》的渊源。或强调二者立意、文法的一脉相承，如张新之《妙复轩评石头记•读法》称“《红楼梦》是暗《金瓶梅》，故曰‘意淫’……《金瓶》演冷热，此书亦演冷热。《金瓶》演财色，此书亦演财色。……”《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第十三回眉批亦道：“写个个皆到，全无安逸之笔，深得《金瓶》壶奥。”或以俗雅、秽芜与洁净区分二者之高下，如诸联《〈红楼梦〉评》言：“书本脱胎于《金瓶梅》，而亵漫之词，淘汰至尽。……非特青出于蓝，直是蝉蜕于秽。”直到近代，尚有曼殊强调“论者谓《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乃是《金瓶梅》之倒影云，当是的论。”此类说法多就“文心”而言，而《红楼梦》作为后来之承继者，其“略胜一筹”便自不待言。近世的新文学干将胡适干脆指摘《金瓶》殊不高尚，毫无美感(《答钱玄同》)，钱玄同则虽也认同“语其作意，实与《红楼梦》相同(或谓《红楼梦》胚胎此书，盖信)”，仍忍不住要叹息其“描写淫亵太甚，终不免有‘淫书’之目。”(《寄胡适之》)只有陈独秀持一家之言，赞叹“此书描写恶社会，真如禹鼎铸奸，无微不至，《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而文章清新自然，远不及也。”(《答胡适》)但一来，此只就文笔论，二来，斩钉截铁地判定书中世界为“恶社会”，也不免失之意识形态的严厉。
　　　　与前人不同，本书以醒目的“金优红劣论”发言，旨在凸显的却是二者迥异的“精神世界”。作者认为，相对于《红楼梦》以大观园隔出的“清净地”，《金瓶梅》乃是不折不扣混沌的“人间世”。《红楼梦》只将“认同”给予“纯洁”少年的世界，近乎虚伪的“诗意”背后，乃是对“现实世界”的厌恶与完全否定，某种意义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残忍。《金瓶梅》则毫不避讳、不虚美、亦绝不“轻薄”地将整个活生生、亦是血淋淋的“成人世界”和盘托出，“血淋淋”的背后是自然而然流露出的深深悲悯。在这个意义上，《红楼梦》更近于“通俗小说”，而《金瓶梅》才是真正的“成人小说”、“文人小说”。不同于《红楼梦》浮云般的梦境许诺，《金瓶梅》呈现出的，既是大地一样黝黑的尘土世界，亦是大地一样宽广的佛家情怀。
　　
　　　宇文所安在序中称《金瓶梅》是一部“宗教文本”，作者亦一再强调弥漫《金瓶》全书的，对于人性的宽容与慈悲，令人想起清人张潮就慨叹：“《金瓶梅》是一部哀书”。早先孙述宇先生亦已比较《卡拉马佐夫兄弟》与《金瓶》，称《卡》书中“神父的慈悲是基督的慈悲，金瓶里的慈悲则来自佛教”，认为“作者之命名小说，也是向人生的苦致意。”(孙述宇《庞春梅：〈金瓶梅〉的命名》)。陈世骧先生曾称《天龙八部》为“悲天悯人之作”，“书中人物情节，无人不冤，有情皆孽”，“书中的世界，是朗朗世界到处藏着魍魉和鬼蜮”，背后却“笼罩着佛法的无边大超脱”。与之相比，《金瓶》的世界甚至都没有那样传奇式的决绝与超拔，有的只是失了知觉的下坠，沼泽式的溺死，几乎没有“朗朗”，只是魍魉与鬼魅，彻底龌龊、沉沦的世界。然而也正是在这样的黑暗之中，间隙透露出的人性的光亮，令我们获得深切的感动。没有人有得救的机会，正如我们在现世中，又何尝有超脱、得救的可能。也正如宇文所安在序中所说，“我们和西门庆、潘金莲，比起贾宝玉、林黛玉，其实离得更近。”以此种更具“同情”的眼光去看待《金瓶》对人性的深掘，正是这部《秋水堂论金瓶梅》的用意所在。
　　
　　　　在此基本的视角下，作者便对长久以来众说纷纭的“词话”与“绣像”版本之争提出自己的见解。不同于大多数学者对“鄙俚”“拖沓”的词话本的推崇、对“文雅”“简净”的绣像本的贬抑，作者通过对二者题旨命意、叙事结构、人物刻画的比较，独树一帜地强调绣像本的“慈悲”与“美”。事实上，全书对《金瓶》原文的逐回评点，亦贯穿着对这两大版本文本的比较与分析。而两个本子所引词曲的差异，乃是其中重要的关节。作者对此的分辨，甚是用力。在此之前，夏志清先生曾对金瓶梅中词曲的引用极为不满，认为“《西游记》中的诗词，每一首都是配合描写情景的创作，而《金瓶梅》的作者只把词曲抄进小说中，时常煞费心计，实际适合使用这些词曲的情景，从某种意义而言，这部小说差不多是一部纳入一种叙述结构的词曲选。”并批评“这类词曲”“除了赋予小说与倦怠、色情的诗的氛围外，对于小说的功能并无丝毫裨益。”(《〈金瓶梅〉新论》)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则“反弹琵琶”，认为，《金瓶梅》恰恰“通过把古典诗词的世界进行‘写实’而对之加以颠覆。”譬如本该“风雅”的对局后便“美人啖猪头”，甚是幽静的“拨弦弄音”后，便继之以对仆人的恶言打骂，此种被夏志清视为“极不连贯”的描写，在作者看来，却正是《金瓶梅》的伟大所在，正因它“将平面的美人化为立体”，表面的滑稽与不协调，适足折射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棱角。被夏志清视作“多余”，或被多数学者目为过分“文人化”与正文不符的绣像本词曲，在作者看来，却实在是原书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它提供了整个作品“抒情诗的美”，使得与之对照的那个“现实”世界更为深厚，这才是真正动人而不单薄的力量。在其后每一章节的细密剖析中，作者更将回目与正文从“色”、“香”、“味”诸种角度一一细读，在在呈现它们如何交相辉映，参与到《金瓶》美学世界的建构。这不仅体现出作者更为“现代”的文体意识，更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古时文人对《金瓶》的传统读解，即，将《金瓶梅》更作为一部“大”书，一个不容分割的整体去看待。譬若写“春”，有含羞的花朵，却也必要有斜伸到墙外的“猗枝”，有小姐打秋千，却也必要有不解风情的婆子支着腰骂架，方才成就真正泼辣的“满园春色”，成就真正“掷地有声”的“人间”。依照现代小说理论，宇文所安序中亦引了的巴赫金的“众声喧哗”相佐证，倘依古人的眼光，则《金瓶》本就是整一篇奇“文”。夏志清先生曾指责《金瓶》“包括过多的词曲与笑话，民间传统和佛家故事，经常损害了自然主义叙述肌理组织”，但正如孙述宇所说，这很大程度上乃是因了作者“异常的生命力”，“这生命力表现为对世界与人生的无限兴趣”，正因为“对人性存着一般强烈的好奇”，“对人的心灵的各种各类反应都极感兴趣”，书中才不但“包含了许多医卜星象三教九流的活动，还抄录了许多词曲、宝卷、乃至书札、公文和邸报。”(孙述宇《金瓶梅的艺术》)作为典型的“杂陈”的文本，《金瓶》本身包罗万象，倘以所谓现代的小说理念去度量，难免失之狭隘。孙夏二人的观点或都可商榷，但作为一部独特的文学作品，显然有权要求更切近的“理解”，而非概念先行的无情批判。通观田晓菲的这本书，正在力图撇却理论、意识形态的诸多成见，力图以《金瓶》作者对待书中人物的同样的“尊重”，将这一“活色生香”的天地，尽可能宽容地层层铺展开。
　　
　　　　作者在《一枝倒插的梅花——关于〈秋水堂论金瓶梅〉》一文(《书城》2002年第10期)中，企盼读者能不辜负了《金瓶》这一惊世之作“深藏在瓶底的”“寒冷逼人的芬芳”。的确，以“平常心”细细品味《金瓶》作者之“锦心绣口”，不能不赞叹这一奇书固是张竹坡所言“市井文字”，非《西厢》之“花娇月媚”文字，却由此更见俗世的热闹与绚烂，而其“文章之美”，亦恰如五色锦锻，错采镂金，便偶尔不留神走了线，挑了丝，也不过如自家丈夫偶尔蒙了心，糊涂窜到邻家去，待拽着耳朵拎进家门，丈夫也还是好丈夫——那旁逸斜出、乱了针脚的地方，也正还是活泼泼的好文字。与《红楼》梦境般的“清”气不同，《金瓶梅》常常予人这样家常的“亲切”感，而这也是本书带给读者的感觉。有学术深意——且看作者贯穿全书的对两大版本的细致分析、比较和评判。有独到的鉴赏——凭借专业古典文学训练，作者以“诗”的敏感，一一剥出原书每每为人忽视的“诗意”与“诗心”；诚如张竹坡所言，为“如此妙文”次第“递出金针”，却决非冷冰冰的“高头讲章”，更非“但取我需”的“外围歼剿”。有感于《金瓶梅》研究长期的游走于外线，作者立意“专注于文本自身”，并加诸甚是潇洒的自在发挥，如张爱玲言自家写《红楼梦魇》，正是一路引人入胜的“长途探险”(张爱玲《〈红楼梦魇〉自序》)。作者说来有“趣”，读者观之亦有“趣”，随时可以进入，亦随处可以折返，这使得此书成为堪与原书对读的“小说之‘小’说”，足以引得同道中人为之“会心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