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凡到伟大

2009-06-21 13:14:15 　　来自: 梅雪 (绮梦,清歌,佳句.)
Nothing But the Truth / 真相至上的评论   

　　从平凡到伟大
　　
　　一，瑞秋
　　　　随着影片故事情节的渐次推进，瑞秋作为一名坚持新闻伦理道德的职业记者角色慢慢变得成熟与强大。辩护律师阿伯特最后说，伟大的人，与他的原则是一体的。这个结论是对瑞秋坚持维护新闻伦理原则的最佳赞赏。
　　　　这个女人刚开始选择报道这桩政府丑闻时，只是一种想成为一名好记者的职业本能让她选择克服压力去报道事实真相。她很激动，很大程度上也有种想一举成名的虚荣。新闻记者啊,谁不想拿大奖呢?毕竟这种能角逐普利策奖的新闻是所有记者梦寐以求的。正因为这样，影片开始时瑞秋那种女强人的精悍记者形象有些令人反感。但是到细细看完全片，仔细忖度以后，你才能慢慢省悟，瑞秋很伟大。
　　　　首先，她的第一角色是一名称职的职业记者，其次才是一位完美的母亲。一个好的职业记者应该本能地坚持秉承职业操守。犹记得瑞秋那段监禁时的镜头，一个苹果放在床头，看守上去没收了。瑞秋不置可否。翻到床铺第一层，把儿子Tim的照片也没收了，瑞秋开始表现得很无奈。翻到床铺最下层，把瑞秋的记事本也悉数没收了的时候，瑞秋却立即变得十足的愤怒，开始破口骂人。这组镜头，充分说明瑞秋的本能角色首先是一名好职业记者，其次才同时是一位好母亲。在外部社会与家庭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她完全可以选择让步，即使辩护律师阿伯特都选择让她让步欲保护她作为一位母亲的利益时，她仍然说她不能让步。阿伯特说，我要保护的是瑞秋·阿姆斯特朗，不是你的原则。瑞秋则说，男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原则背弃家庭和孩子，他是个英雄。女人选择做了同样的事情，却视她为异类。她不能因为是一位脆弱的母亲而做违背原则的事情。因此，到了这里，阿伯特才说，伟大的人，与他的原则是一体的。
　　
　　二，艾瑞克
　　　　影片中CIA间谍艾瑞克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是瑞秋的反面。她美丽风情，是一位十足温婉的母亲。正如瑞秋职业记者形象表象下也是一位完满母亲的角色一样，艾瑞克的表象首先是一位好女人好母亲，同时才是一名十分称职的间谍工作人员。在调查委内瑞拉事件的特工里，她是惟一一位查出委内瑞拉政府与刺杀总统事件无关的特工人员。她也并没有因为报告不受政府重视而违背国家与道德。可是，即便这样一位好间谍好母亲，仍然没能逃脱惩罚。影片角色里，尤其喜欢艾瑞克的愤怒与反抗。第一次是在瑞秋在女儿踢球的球场非正式采访她时，她质问瑞秋调查其特工身份的动机，而她俩的孩子在同一所学校上课；第二次是在做完谎言测试后应对两名同事的无聊调查和威摄时。她的CIA女同事威胁她说她的女儿会被牵连进来时，她说她该为她是个女人感到幸运，因为她艾瑞克从来不打女人。在那位男同事说真不希望把她的女儿抓起来时，她语气低沉说完谢谢转身，面色痛苦到痉挛。她因为被告发送走女儿，在学校做义工不能，因为不被政府信任出于义愤要求退出CIA，辞退CIA的保护；她还因为女人的本能觉察瑞秋不会说出告密人。艾瑞克所有的角色与表现，都在印证女人作为母亲与职业人双重角色的平凡、美好和伟大。她不是瑞秋，她对所有的事情与进展胸中有数，她有权力也有能力愤懑与反抗，她也没有报复瑞秋。她对瑞秋说她从不用枪而用飞镖杀人时，直接显出了她的力量与威摄。艾瑞克让人感受到要坚持说不的力量与重量,本质上，她是那样温婉美丽的女人与母亲。
　　
　　三，阿伯特
　　　　名流律师阿伯特在影片里很有些名仕风度。他与瑞秋丈夫雷的现实角色也是两个极端。他夸赞瑞秋的花边修饰漂亮，称他自己的西装是很精细的特制礼服，指责瑞秋丈夫雷的西服不知叫些什么。呵呵，这位名仕风度的律师，在外邂逅雷背叛瑞秋与其它女人约会时，声称他们果然不是一类人。他还和顽固的政府特别执行官帕顿说，有一类落井下石的过失是不能冒犯的，它可不象锦上添花的错误。这类过失是针对瑞秋的审判而言。阿伯特与瑞秋、艾瑞克性情同质，有名仕气性的人，他们的人格是高贵的，不允许有轻贱诋毁。虽然，面对瑞秋的母亲角色，阿伯特说要保护她这个人而不是她的原则，虽然阿伯特也说，一个拥有美好生活的人，被人尊敬、去做善事，最终有多少人会参加他的葬礼，却总是取决于天气。然而他的职业角色最终让他主持了真理性的辩护－－
　　　　在1972年的“布莱兹伯格诉海斯案”中，正是本法庭违背了确保记者在大陪审团前拒绝透露其情报人姓名的权利。法庭赋予政府权力，监禁了所有不肯透露信息来源的记者，裁决结果是以5:4的接近票数得出。后来，“布莱兹伯格案”中的斯图尔特法官总结说，随着时光流逝 政府手中的权力渗透到各个角落。这些当权者，无论何党何派，都只想着让自己永垂不朽，而人民才是最终的受害者。多年以后，这种权力被愈加滥用。阿姆斯特朗女士 ，本可在与政府的斗争中妥协，本可放弃她保守秘密的原则，本可简简单单地回去与家人团聚。但如果这么做了，再也不会有人向她的报社提供任何情报。然后明天，当我们逮捕了其他的报社记者，我们让这些报社失去所有的信息来源 ，等同于我们在无视第一修正案的存在，那我们又如何才能知晓一名总统是否有歪曲真相掩盖罪责？有否知晓一名军官是否有虐待囚徒？作为一个国家，当我们不再有能力约束当权者手中权力的时候，当政府不再惧怕任何责任的时候，它将成为何种性质的国家。这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监禁记者？应该针对的是别的国家 ，是那些惧怕她的人民的国家，而不是想要珍惜和保护她的人民的国家。就在不久前，我开始感受到来自瑞秋·阿姆斯特朗案中的人性压力，我曾告诉她 我只代表她个人，而不是她的原则，直到我再次见到她，我才意识到：对真正伟大的人而言，个人与原则之间，根本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