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混沌？

2009-06-16 12:04:56 　　来自: 独眼 (⊙ 多好省)
建造革命：1980年以来的中国建筑的评论   

　　　　不到30年，中国成为了全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她的城市与建筑最现实具象地反映了发展速度。作为一种应时的总结，上世纪末、改革开放30年纪念以及今年，全国各建筑院校都出产过一些进行当代建筑回顾与梳理的专业论文，然而，评论我们可见的历史总是很困难的，一直也没有针对这个过渡时期、逻辑清晰且不以歌功颂德为目标的专着进入公众视野。现在，“出口转内销”的《建造革命：1980年以来的中国建筑》填补了这个空白。
　　　　内地出身、活跃于香港及海外的薛求理博士经过多年的资料收集与研究几年前写就了本书的英文版，不久前由北京的两位青年建筑师翻译成中文。这过程虽略显曲折，但也因此，薛求理没有“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扰，能够摆脱种种束缚，站在局外人批判的角度上言人所不敢言。此书并不采用编年体的手法，而是以建筑文化的转变、城市与居住、建筑师与创作三个比较突出的专题试图展现“一幅由政府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的中国建筑图景”，这一时段，“中国建筑的发展，由内向转为外向，由渐变累积成突变，形成20世纪末惊人的建筑革命。”需要注意的是，正如前言所指出的“‘革命’字眼，指这一阶段发展的惊人速度和数量”。与极为活跃的所谓“革命”不相称的是，中国建筑及建筑师并未能借此机会独树一帜。
　　
　　　　没有硝烟的建筑阵地
　　
　　　　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所强调的意识形态已经转变为“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地方特色”，中国建筑的发展却一直在“民族”与“世界”之间游移不定，各种西方的建筑思潮进入中国，“对于单一模式的矫枉过正和缺乏对建筑理论和评论的了解导致了向多元化设计的一边倒，中国的大小城市中到处充斥了粗糙的大杂烩式的、稀奇古怪的、刺眼的建筑。”(32页)为了纠偏，形成“正确的导向”，1985年，时任建设部副部长的戴念慈现身说法，他设计的曲阜阙里宾馆以完全融于孔庙建筑的古代风格从舆论上“击败”了此前贝聿铭设计的北京香山饭店，同是寻求古典美的体现，几何抽象的建筑形式语汇输给了浅显易懂的“大屋顶”符号，“民族形式成功复辟”(52页)。
　　　　重大工程，尤其是那些位于北京、西安这样“古都”的项目，无不争相盖起民族形式的“大屋顶”。这背后，除了建筑师身处体制内不得不顺风而动的急功近利与无奈，还有对世界的建筑流变缺乏认识、无计可施的迷茫，也是要迎合某些地方政府“用最显眼的中国文化符号为地方经济赚取游客美元”(49页)的企图。从功能设计到施工质量，这些工程都具有了当时较高的水平，但是，正如中央电视台新楼的设计者库哈斯所说：“其思想不是从建筑学出发，不是建筑师的独立思考”。直到1996年竣工的北京西站耗资千万在头上加了个毫无用处的“亭子”饱受批评，“民族形式”这才黯然淡出。矫枉过正似乎是中国当代建筑无法逃避的命运。
　　　　建筑行业由商业运作主导，使得“业主、建筑师和最终用户”三方摆开了博弈的架势，可是，不健全的制度、不成熟的市场，加上普遍不高的建筑品位造成了业主与建筑师并没能互相促进，尤其是建筑师“得到业主的一纸委托书是一切”，设计意图难以得到体现，只是制图的奴隶，久而久之，原先的“理想”消磨殆尽；最终用户（大多时候是普通百姓）的意见得不到重视，大众容易受到媒体及舆论的影响，也使得少数几次的民意征集变成了一种“走过场”的形式。
　　　　另一个怪现象是，国力的增强并没有给中国建筑师创造更好的机会，而是将原来对国际流行建筑的模仿直接转变为交由外国建筑师亲自上手“一线”城市具有一定规模的标志性建筑，几乎全都交给了外国设计公司。除了那众多拔地而起的摩天楼之外，《建造革命》中“拥抱和抵制国际竞争”一节更是以国家大剧院、中央电视台新楼、奥运场馆“鸟巢”与“水立方”这几个着名建筑来犀利地评论这种趋向。这些建筑确实具有令人震惊的美，代表了甚至超越了我们这个时代建筑设计的最高水平，可是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意味着对预算、对周围环境、对中国文化的挑衅。在世界其他地方，它们都不可能以这样的面貌建成，“在中国”，刻下——— 一个建筑行业的过渡时期，“可以感到一切皆有可能”。1994年，美国《建筑》杂志的主编曾经猛烈地批判道：“美国建筑师在国内高唱的场地与环境敏感性又哪里去了呢？尽管业界不断意识到良好规划、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的重要性，但这些似乎被在亚洲工作的美国建筑师遗忘了，他们正在偏离良知。
　　　　许多出口到亚洲的摩天楼似乎又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设计在衰退中束之高阁，现在加些宝塔尖装饰投入市场。”
　　　　《建造革命》的第二个部分“城市与住宅”中，薛求理先沿时间顺序梳理了我国1980年以后的城市设计发展进程，又通过市级、市内区级、建筑群与街道、历史保护区几个规模层次举例讲述了实践特色，着重提及了发展最迅速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几个城市。谈论住宅发展的部分，他也采用了类似的方式。
　　
　　　　我们的人在哪儿？
　　
　　　　在许多年前，我与刚进建筑系的学生座谈，其中一个闪亮着双眼说：学建筑就是要当建筑大师。我反问他：你能说出一位活着的中国建筑师么？他答不上来。这种状况至今仍未改观，似乎除了充满传奇的梁思成、林徽因之外，当代中国建筑师就是隐形的，而被谈论得更多的却是那些“改造”中国城市的外国人。
　　　　在《建造革命》的最后100多页里，适时地勾勒出了中国当代建筑师的概貌，30多位建筑师各具特色。可是，当我翻阅书后附录“中国建筑大事记：1980-2008年”时，越往后看越感到心凉，其中经筛选被记录的着名建筑的设计者几乎都是外国建筑师。我们的人在哪儿？
　　　　老资格的建筑师们，现在已经多数超过60岁，他们每一个的名下，都有几个确实久负盛名的建筑，比如，齐康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邢同和的上海博物馆；然而，中国的中青年建筑师，尤其是置身于国有设计机构外的独立工作的实验建筑师们，虽然其中很多人现在也有着高等院校的教职，积极地参与着国内外的交流活动，经常出现在媒体上，也不遗余力地着书立说，可是，作为建筑设计者，他们所完成的建筑规模与在国际建筑圈的名声是不相符的。有些建筑师在面积很小的作品里充满了必须由他自己进行解读的哲学思辨，以极简抽象的空间构成手法生成了另一种“去中国化”的形式。像薛求理所说，这符合了国外建筑杂志编辑的品位，却并不能代表中国建筑的面貌。说得不太好听一点儿，这类设计师正沉浸在自鸣得意的表演里，他们与中国大众的衔接点甚少。
　　
　　　　何时结束？怎样结束？
　　
　　　　出版这样一部书，很不容易，会得罪很多人。在我读书的过程中，不断把《建造革命》的某些段落转发给我的朋友们，他们都在建筑圈里摸爬滚打了不少年，无不认同薛求理所表达的观点。可是，紧接着，他们问：“这人在国内么？”得到否定的回答后，他们立刻安心了“难怪啊。”毕竟多数建筑师一边道貌岸然地骂着世态与体制，一边还是必须通过喝酒吃饭拉关系去搞定一纸合同。
　　　　我至今没有看到这本书的英文版，不知道删节了多少，很明显有的小标题下面的文字太短了，显得欲言又止。以我所读到的，这本书浅显易懂，言辞之中没有某些专业着作惯用的故弄玄虚，作者也没有流露出刻意夸大、丑化某些事实以求迎合外国读者的意思，多数实例我早有耳闻，真实可信。他语中带刺的犀利，也让我觉得痛快。可是，像大多数批判文章一样，指出问题远比解决问题容易，作者虽然也在“尾声”处分析了中国建筑行业的“优势”与“机遇”，却远不如“弱势”与“威胁”令人信服，不稳定的资金、不成熟的建筑师及客户群、有限的土地、日趋恶化的环境、脆弱的文化遗产保护，都是与建筑行业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不能不解决，却一直也没能解决好。
　　　　如果说，1980年以来，中国的建筑业处于混沌的过渡时期，那么这个时期何时能够结束，怎样结束，似乎还看不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