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6-15 15:12:08
来自: 九只苍蝇撞墙
(瓢泼大雪)
对话欧洲——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的评论
1
从这本小书里我找到的最有意义的一个支点，是史傅德在讲述公民社会在欧洲的诞生和发展的时候所力图澄清的，“公民社会相对于意识形态的独立性”，说白了，就是一个公民社会的产生，并不需要一个意识形态做为先决条件，或者以它做为理论的支撑。
史傅德强调：我们不能说我们要建立这种或者那种社会……我们可以也必须提出我们的愿望，可是我们不能决定我们现在就要建立什么社会。
陈乐民回应：这是马列主义的思维方式，比如列宁的苏维埃，首先就确立目标，然后铺建通向这个目标的唯一道路。
我想困扰我们这个国家100多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我们永远处在一个肌体即将被全面侵蚀的危机当中，在这些无法让人喘息的危机里，大多数人本能的否定了一个阶段性的渐进的模式，而寻求明确的目标和模仿对象，创造一条指向性明确的通道而断然否定了其他的可能性。而通道被阻断一次，我们就改换一个目标，重新装扮自己一次，在否认环境、条件和各种差异不同的同时，我们唯一忘记否定的，就是自身以及那个追求固定目标的心理模式，将自己习惯性的置于意识形态统治下的惰性和依赖性。
这个其实不仅仅是马列主义的方式了，而更是一个传统中国单一意识形态一统天下思维方式的简单变异。
以史傅德的观点，欧洲大陆的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建立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这个公民社会同样不是单一意识形态的，甚至是意识形态模糊的，构建这个机制的每个公民有其自身的需求，从属于不同的社会集团，这些社会集团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互相冲突，也互相协调，出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目的，在政治层面上直接的建立了一个个渐进的体制，这里面包括法律，社会契约和文明准则，从而构成了一个公民社会的整体框架。
他质疑我们传统观念上所认为的启蒙知识分子，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在制度建立方面所起到的实质作用──他所肯定的是，是律师、法官和商人在公民社会中的主导地位。
而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在总结已经在民间出现的思潮和现象，纪录，整理和预测而不是指导。这里面多元化的思想和言论是整个公民社会的参照，哪怕是互相截然相反的，所谓的极左的或者极右的，都是这个行进中的社会结构的参照系，因为在它的发展过程里，没有符号意义或者思维模式上的终点目标，有的是为了市场经济的完善的角度的出发，而不断尝试选择磨合的过程。
正如书中所引用的《人权宣言》提案起草者之一西耶斯的判断：我们社会的基础是市场经济，人的平等，自由，人的财产权，其他权利都是由此衍生出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今所理解的，通行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并不像某些狂热的精英知识阶层所推崇的那样天经地义和理所当然，它是依附于市场经济的需要，被物质发展的需要所保障的。
所以卢梭会这样说：“我们将被迫自由……”，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在一个逐渐稳定的社会架构里，获得自由不是出于人的意愿，而是人的社会义务，如果此人希望留在公民社会的框架中，做为市场经济的一分子的话。
2
另一个看似有悖常识但却极其有趣的现象是，公民社会在欧洲的建立其实绝大部分时间是在独裁统治下，并且由独裁统治者推动的。
英国直到1872年才实现了全民普选，在此之前的三次宪章运动都被暴力镇压，但是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公民社会制度，法律和契约观念却已经绵延发展了近三百年之久。
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中，最初支持第三等级的竟然是国王。国王是起积极作用的，反面因素是贵族和教士。第一部资本主义法典，也是欧陆公民社会的基础《拿破仑法典》，是由独裁者拿破仑本人制定和大力推广的。德国人最早接受的自由观念的启蒙，竟然是因为拿破仑在巴伐利亚占领区内推行他的个人自由，保护私有财产的政策。他的侄子，拿破仑三世在位期间，以独裁者的方式向法国引进了金融资本主义，建立相关的社会法律制度，并且开始清除教会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德国从17世纪开始，农民就自动放弃了暴力抗争，而自觉的走上法庭解决与封建主的矛盾。整个德国大发展的19世纪下半页，其实都是独裁者俾斯曼个人意志的成果。
奥地利开明的国王约瑟夫二世对政府公务员说：在政府机关里你们要严格遵守上下级的关系，但是你们应该参加非政府的各种组织和协会，在那里尽量发表自己的各种观点和看法。
其实，在当今的世界上，尽管个人自由和平等与意识形态紧紧挂钩，并且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遭到粗暴的破坏和践踏，但是我们依然能看到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建立在一个专制体制的政体上，却和市场经济紧紧相扣，并保障和市场经济相关的个人自由和平等。
实际上，就我的观察，自由和平等被从公民社会的概念中单独抽出而意识形态化，是在二战以后才真正开始的，它们被修改成了冷战的思想武器而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抗从而被有意“架空”的。而如今被奉为绝对信条的Democracy，其实是在公民社会四百年的发展历史中，在后半段出现的为完善公民社会而配套的精神指导原则之一，而不是我们平时意识到的，犹如一盏明灯从一开始就“启蒙”着整个公民社会制度的走向。
它们的主次被不了解这四百年历史进程只看到结果的一群人颠倒了。
3
所以我们就涉及到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究竟是什么给了公民社会发展的源动力？是什么促使比方说，拿破仑会以一个独裁者的身份保障公民的个人自由？或者是什么促使一个17世纪的德国农民放下手里暴力革命的武器，而走上法庭去信任法官的裁定？
这个问题史傅德和陈乐民都没明确的回答。
史傅德反复强调了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公民社会之间的紧密关系。这其实接近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可以想见，一个逐渐健全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需要促进人员的自由流动，必然要保证新兴生产关系、技术与思维与旧有体制取得平等竞争的地位，必须有健全的法律制度保障，必定有具有协作精神的，责、权、利分明的公众意识，有良性互动的文明社会关系为后盾。这一切都是公民社会的最基本特征。
但是当我们以此审视现时代的中国的时候，这个答案却失效了。对建立市场经济的强烈需求没有引带出对法律和制度的尊重，没有焕发出应有的协作精神，甚至没有在这个经济需求下的社会结构内部建立起一个相对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关系。
史傅德举了一个法国行政制度的结构的例子：法国的市政行政体系都是相对独立和分散，一个地区的行政首长恰似一个小“独裁者”而掌管一切。但不同的小“独裁者”之间有着紧密的协作和配合精神，出于保证小集体利益的考虑，它会千方百计的与其他小集体展开能动性的合作。
但我曾经在《黄河边的中国》读到这样一个例子，中国某地的两个村子为了一条穿过两村的水渠取水问题产生矛盾，双方数次械斗未果，最后的决议竟是把水渠一堵了事，谁也别用。大家都到外面去买水灌溉。作者曹锦清曾大为感叹，为什么中国人如此的缺乏协作精神！
而协作与配合恰恰是公民社会的基石之一。
我自己的观点，也许这涉及了更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宗教和宗教化的思维方式其实在西方社会整体思维的形成上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对于一个独立于身体之外的“真理”即（上帝）的信仰从根本上确认了人做为个体的实在性，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以及人自身对依循“真理”规则运行的世界的信任。这很可能是一个17世纪本无所依靠的德国农民会走上法庭相信裁决的思维出发点。
尽管在今天的欧洲，教义已经没有说服力，世俗化和对教会的批判已经成为主流，但是基督教文明的先验式思维方式依然与先前没有差别，始终保持着一致。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这个独立于个体之外的真理的信仰之缺失，凸现了做为个体的人的精神安全感的危机，从而导致了对不同大小型号的集体的依赖（家、国等等），从而以捍卫小集体利益而拆解了整体利益，同时也导致了人的个体意识的极度缺乏，对个体与个体之间关系认知的极度缺乏。这些都阻碍了公民社会与公民意识的形成。
想必这也是为什么陈乐民反复询问史傅德欧洲精神史上“启蒙”的涵义，并反复强调“启蒙”对于中国人的意义。这个“启蒙”不是意识形态和另一种习惯性思维的灌输，而是开启中国人对个体意识的认知，对个体独立精神的尊重，对个体与世界关系的理解。这才是一个公民社会建立的起点。
总结，这本小书实际上不经意间打破了一个追求意识形态的乌托邦神话。
起码就西方社会来看，卢梭所形容的“被迫的自由”是一个残酷但清醒的现实：“自由”本身并不自由，它衍生于一个物质社会发展的需要。舍本逐末的追求“自由”可能带不来自由，但是建立一个真正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公民社会却很可能附带着还给你一个“自由”的惊喜。
对话欧洲——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的评论
1
从这本小书里我找到的最有意义的一个支点，是史傅德在讲述公民社会在欧洲的诞生和发展的时候所力图澄清的，“公民社会相对于意识形态的独立性”，说白了，就是一个公民社会的产生，并不需要一个意识形态做为先决条件，或者以它做为理论的支撑。
史傅德强调：我们不能说我们要建立这种或者那种社会……我们可以也必须提出我们的愿望，可是我们不能决定我们现在就要建立什么社会。
陈乐民回应：这是马列主义的思维方式，比如列宁的苏维埃，首先就确立目标，然后铺建通向这个目标的唯一道路。
我想困扰我们这个国家100多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我们永远处在一个肌体即将被全面侵蚀的危机当中，在这些无法让人喘息的危机里，大多数人本能的否定了一个阶段性的渐进的模式，而寻求明确的目标和模仿对象，创造一条指向性明确的通道而断然否定了其他的可能性。而通道被阻断一次，我们就改换一个目标，重新装扮自己一次，在否认环境、条件和各种差异不同的同时，我们唯一忘记否定的，就是自身以及那个追求固定目标的心理模式，将自己习惯性的置于意识形态统治下的惰性和依赖性。
这个其实不仅仅是马列主义的方式了，而更是一个传统中国单一意识形态一统天下思维方式的简单变异。
以史傅德的观点，欧洲大陆的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建立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这个公民社会同样不是单一意识形态的，甚至是意识形态模糊的，构建这个机制的每个公民有其自身的需求，从属于不同的社会集团，这些社会集团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互相冲突，也互相协调，出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目的，在政治层面上直接的建立了一个个渐进的体制，这里面包括法律，社会契约和文明准则，从而构成了一个公民社会的整体框架。
他质疑我们传统观念上所认为的启蒙知识分子，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在制度建立方面所起到的实质作用──他所肯定的是，是律师、法官和商人在公民社会中的主导地位。
而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在总结已经在民间出现的思潮和现象，纪录，整理和预测而不是指导。这里面多元化的思想和言论是整个公民社会的参照，哪怕是互相截然相反的，所谓的极左的或者极右的，都是这个行进中的社会结构的参照系，因为在它的发展过程里，没有符号意义或者思维模式上的终点目标，有的是为了市场经济的完善的角度的出发，而不断尝试选择磨合的过程。
正如书中所引用的《人权宣言》提案起草者之一西耶斯的判断：我们社会的基础是市场经济，人的平等，自由，人的财产权，其他权利都是由此衍生出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今所理解的，通行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并不像某些狂热的精英知识阶层所推崇的那样天经地义和理所当然，它是依附于市场经济的需要，被物质发展的需要所保障的。
所以卢梭会这样说：“我们将被迫自由……”，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在一个逐渐稳定的社会架构里，获得自由不是出于人的意愿，而是人的社会义务，如果此人希望留在公民社会的框架中，做为市场经济的一分子的话。
2
另一个看似有悖常识但却极其有趣的现象是，公民社会在欧洲的建立其实绝大部分时间是在独裁统治下，并且由独裁统治者推动的。
英国直到1872年才实现了全民普选，在此之前的三次宪章运动都被暴力镇压，但是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公民社会制度，法律和契约观念却已经绵延发展了近三百年之久。
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中，最初支持第三等级的竟然是国王。国王是起积极作用的，反面因素是贵族和教士。第一部资本主义法典，也是欧陆公民社会的基础《拿破仑法典》，是由独裁者拿破仑本人制定和大力推广的。德国人最早接受的自由观念的启蒙，竟然是因为拿破仑在巴伐利亚占领区内推行他的个人自由，保护私有财产的政策。他的侄子，拿破仑三世在位期间，以独裁者的方式向法国引进了金融资本主义，建立相关的社会法律制度，并且开始清除教会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德国从17世纪开始，农民就自动放弃了暴力抗争，而自觉的走上法庭解决与封建主的矛盾。整个德国大发展的19世纪下半页，其实都是独裁者俾斯曼个人意志的成果。
奥地利开明的国王约瑟夫二世对政府公务员说：在政府机关里你们要严格遵守上下级的关系，但是你们应该参加非政府的各种组织和协会，在那里尽量发表自己的各种观点和看法。
其实，在当今的世界上，尽管个人自由和平等与意识形态紧紧挂钩，并且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遭到粗暴的破坏和践踏，但是我们依然能看到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建立在一个专制体制的政体上，却和市场经济紧紧相扣，并保障和市场经济相关的个人自由和平等。
实际上，就我的观察，自由和平等被从公民社会的概念中单独抽出而意识形态化，是在二战以后才真正开始的，它们被修改成了冷战的思想武器而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抗从而被有意“架空”的。而如今被奉为绝对信条的Democracy，其实是在公民社会四百年的发展历史中，在后半段出现的为完善公民社会而配套的精神指导原则之一，而不是我们平时意识到的，犹如一盏明灯从一开始就“启蒙”着整个公民社会制度的走向。
它们的主次被不了解这四百年历史进程只看到结果的一群人颠倒了。
3
所以我们就涉及到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究竟是什么给了公民社会发展的源动力？是什么促使比方说，拿破仑会以一个独裁者的身份保障公民的个人自由？或者是什么促使一个17世纪的德国农民放下手里暴力革命的武器，而走上法庭去信任法官的裁定？
这个问题史傅德和陈乐民都没明确的回答。
史傅德反复强调了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公民社会之间的紧密关系。这其实接近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可以想见，一个逐渐健全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需要促进人员的自由流动，必然要保证新兴生产关系、技术与思维与旧有体制取得平等竞争的地位，必须有健全的法律制度保障，必定有具有协作精神的，责、权、利分明的公众意识，有良性互动的文明社会关系为后盾。这一切都是公民社会的最基本特征。
但是当我们以此审视现时代的中国的时候，这个答案却失效了。对建立市场经济的强烈需求没有引带出对法律和制度的尊重，没有焕发出应有的协作精神，甚至没有在这个经济需求下的社会结构内部建立起一个相对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关系。
史傅德举了一个法国行政制度的结构的例子：法国的市政行政体系都是相对独立和分散，一个地区的行政首长恰似一个小“独裁者”而掌管一切。但不同的小“独裁者”之间有着紧密的协作和配合精神，出于保证小集体利益的考虑，它会千方百计的与其他小集体展开能动性的合作。
但我曾经在《黄河边的中国》读到这样一个例子，中国某地的两个村子为了一条穿过两村的水渠取水问题产生矛盾，双方数次械斗未果，最后的决议竟是把水渠一堵了事，谁也别用。大家都到外面去买水灌溉。作者曹锦清曾大为感叹，为什么中国人如此的缺乏协作精神！
而协作与配合恰恰是公民社会的基石之一。
我自己的观点，也许这涉及了更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宗教和宗教化的思维方式其实在西方社会整体思维的形成上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对于一个独立于身体之外的“真理”即（上帝）的信仰从根本上确认了人做为个体的实在性，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以及人自身对依循“真理”规则运行的世界的信任。这很可能是一个17世纪本无所依靠的德国农民会走上法庭相信裁决的思维出发点。
尽管在今天的欧洲，教义已经没有说服力，世俗化和对教会的批判已经成为主流，但是基督教文明的先验式思维方式依然与先前没有差别，始终保持着一致。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这个独立于个体之外的真理的信仰之缺失，凸现了做为个体的人的精神安全感的危机，从而导致了对不同大小型号的集体的依赖（家、国等等），从而以捍卫小集体利益而拆解了整体利益，同时也导致了人的个体意识的极度缺乏，对个体与个体之间关系认知的极度缺乏。这些都阻碍了公民社会与公民意识的形成。
想必这也是为什么陈乐民反复询问史傅德欧洲精神史上“启蒙”的涵义，并反复强调“启蒙”对于中国人的意义。这个“启蒙”不是意识形态和另一种习惯性思维的灌输，而是开启中国人对个体意识的认知，对个体独立精神的尊重，对个体与世界关系的理解。这才是一个公民社会建立的起点。
总结，这本小书实际上不经意间打破了一个追求意识形态的乌托邦神话。
起码就西方社会来看，卢梭所形容的“被迫的自由”是一个残酷但清醒的现实：“自由”本身并不自由，它衍生于一个物质社会发展的需要。舍本逐末的追求“自由”可能带不来自由，但是建立一个真正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公民社会却很可能附带着还给你一个“自由”的惊喜。
本评论版权属于作者九只苍蝇撞墙，并受法律保护。除非评论正文中另有声明，没有作者本人的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转载或使用整体或任何部分的内容。
2009-06-15 17:58:01 天使铃兰
中国某地的两个村子为了一条穿过两村的水渠取水问题产生矛盾，双方数次械斗未果，最后的决议竟是把水渠一堵了事，谁也别用。大家都到外面去买水灌溉。----------
典型的中国特色小农思想。
其实这个人提出的观点早就有人提出了...可摆脱意识形态的途径呢？社会的进步无非就是规则的进步，这规则进步不进步还不都由那统zhi阶级说着算？像现在的河xie社会，你觉得进步吗？
2009-06-15 20:21:39 APE
那我们现在所做的民主推广运动也算是市场经济运作产生的效应的一部分吧我们正在被迫自由的过程中？
还是我太乐观了
2009-06-15 22:29:35 螃蟹
当年读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就对这被迫赋予自由的“公民”概念深感震撼。后来竟还是由于读银英而有感于健康的民主社会不该是被谁建立，而是每个公民，起码是大多数公民有意识于自己的权利，不是懒于介入社会事务----所谓公民义务，否则太民主太容易被颠覆民众也太容易被利用。而今人们讨论“民主”太多，其实这概念太虚，毕竟是一个政治形式而已，很容易变成上层游戏。真正一个社会的内核还是要看多数民众的反应。
看去年出的迷你剧《John Adams》，1，美国的自由民主也是一群人摸着石头过河般一点点捯饬出来的，妥协、尔虞我诈、犹豫反复。。。从来没有一条必然之路。2，那群人也并非一派“国父”风采，政治家也是一点点成长起来的。最令人惊讶的是全剧尚未涉及美国独立的第一集，在尚是殖民地的社会中，法律机制就能够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平等运行、在最底层的民众中被统一的接受。
总之，非常赞同楼主几乎每一个观点。只是涉及意识形态的改变和最后"只需要follow物质社会发展的需要便好"这样的结论我也只能说，希望如此吧。
2009-06-16 06:56:41 九只苍蝇撞墙
社会的进步其实更是个人思想意识的进步吧，所以我觉得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启蒙”吧……让每个人都逐渐的建立自己清晰的个体意识，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运行一个真正公平机制的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当然这肯定是一个特别长的过程。
2009-06-16 08:42:12 leleye
嗯，这种“启蒙”不是一种理念运动么？:) 楼主的1，3段之间颇有互相矛盾之处。而且似乎把卢梭“被迫的自由”狭义理解了。
2009-06-16 09:18:10 九只苍蝇撞墙
启蒙应该不是灌输理念吧,而是从一种理念中解放出来的方法。理念是内容，启蒙是方式。
2009-06-16 09:51:07 山百合
中国人,你还记得三年大饥荒吗? 2009-06-15 00:14分类：默认分类 字号： 大大 中中 小小 晚饭时,我问母亲:“三年自然灾害时,您饿过肚子么?”母亲叹气:“能不饿么,好多人都被饿死了,我亲眼看见隔壁的大叔饿倒在田埂上,明明看着他在慢慢走,忽然就软绵绵倒了下去,我过去一看,人已经断气了,”说着说着,母亲的眼泪流了下来,“那几年也没见大干旱大水灾啊,真不知道上面的领导都在干什么”?母亲把这问题丢给我,走到厨房收拾碗筷去了.
事实上,母亲跟我提起饥饿,已经不是第一次,每次提到我的兄长,母亲总是反复叙述饥饿的场景.兄长生于1959年,正是闹饥荒的年月,家里找不到任何营养品,最好的食品,是奶奶在一大碗野菜里,仔细找出几颗饭粒,喂到兄长小小的嘴里.我懂事以后,一直对兄长的面黄肌瘦不能理解,他年长我快10岁,但却比我矮,且经常生病.奶奶曾经掐算过,说兄长恐难长大,果然,30岁那年,兄长即去世.
兄长之死,是否与当年的大饥饿有关,我不得而知,但有如此惊心动魄的家族历史,我对饥饿问题的关注便多了几分.我曾经利用假期,去访问那些经历过三年饥饿的老人们,同时努力找寻有关饥饿的研究性着作.几年下来,我发现,无论是老人们内心惊恐的记忆,还是阿玛蒂亚.森对大饥饿的学理性研究,都令我这个没有经历过大饥饿的人羞愧万分.尤其是后者,当我把让.德雷兹和森合着的《饥饿与公共行为》[1]读完之后,我彻底承认,我是一个愧对历史,愧对生命,愧对良知的软体动物.
第一层面的羞愧,乃是我们的整体性失忆.在人类的饥饿史册里,中国人应该最有责任,最有动力,也最有必要深入研究群体性饥饿问题,但当下的局面却证明,我们曾经饿死了3000多万人,可是我们却找不到一份真正直面那场灾难的文献.无论是民间口口相传的故事,还是学者们基于历史的实证性研究,我们都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失忆状态,以至于今天的年轻一辈对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饿已经完全陌生.一家NGO组织曾经对100名1975年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就三年大饥饿历史做过一次随机性调查,结果显示,知道这场灾难的人仅为37%,了解具体死亡人数的人只有10%,而认同这场灾难的原因为自然灾害的人居然占到了95%.一位1981年出生的大学生甚至问调查人员,真的死了那么多人么,那么多人饿死了,应该有万人坑啊,到现在为止,我没听说过,更没见过,因此,我不相信饿死了那么多人.
森9岁的时候,也就是1943年,他的家乡印度孟加拉邦发生了大饥馑,死亡人数高达数百万.当时官方估计死亡100-150万,后来森自己估计死亡人数达到300万.森后来承认,他之所以把毕生的精力放在福利经济学领域,与他的童年饥饿经历直接有关.即使他的博士导师、着名的罗宾逊夫人厌恶关于福利、社会判断和规范评价的讨论,要求森远离福利经济学,远离所有的“道德垃圾”,甚至批评森的兴趣是一种不务正业.[2]但我们看到,森却沿着福利经济学的思路走了下去,并成为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奖公告中指出,森对福利经济学中的基本问题研究作出了数项关键性的贡献,从社会选择的一般理论,福利与贫困指标的定义,到对饥饿的实证研究均属其范围,它们通过对分配问题的一般研究和对社会中最贫困人员的特殊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
在印度,森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和道德地位.森的经济学建构,与其说是对西方经济学体系的一种历史性拓展,不如说是对印度这个曾经饱受饥荒困扰的国度最有力的拯救.森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他尽管一直在欧美的最高学府里从事研究工作,但毕生保持着他的印度国籍,并经常参与印度经济发展计划的制定工作,赢得了印度人民的认同和赞美.因而,他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就成为了自1969年首届经济学奖颁发以来获此殊荣的首例第三世界国家公民.
相比之下,我们有着比森更丰富、更具体、更有价值的学术素材,可是我们却不能出现哪怕半个森这样的人才,相反,关于饥馑的记忆似乎正在被某种表面的富足遮蔽,我们真是太对不起那些饿死的先人了.
第二层面的羞愧,应该是我们的学者们有意识的从局部着眼.
一个醒目的事实是,直至今日,我们仍然不能认真地面对大饥荒的成因,在官方的文献和历史教科书中,它仍然被定性为自然灾害造成的结果.1990年,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饥荒是公社化和不准退出制度造成的,林毅夫把他的解释放在农业生产制度这个局部上,认为正是农业生产制度的崩溃导致了大饥荒.他构建了一个博弈论模型,论证人民公社制度因为取消了“退出权”而使得社员竞相消极怠工,最终导致农业生产率和粮食生产的迅速下降;1996年杨大利指出饥荒是由于非理性消费(irrational consumption)造成的,杨认为公共食堂是公共财产,最终导致公地悲剧,造成过量消费,形成饥荒;1997年,文贯中和张欣撰文指出公共食堂才是饥荒的导火线,即最初的饥荒并非由于FAD (Food Availability Decline食物供应量下降)和食物获取权的丧失引起的,而是公共食堂的免费供应和不设上限供应导致的;最新的研究有2003年周飞舟利用分省的数据资料得出地方政府救荒不及时和救荒能力低下才是导致饥荒及饥荒差异的主要因素,周用返销粮发放数量的加大来说明饥荒发生时大部分省份都作出了反应,在用省际调粮高昂的执行成本和迫于政治压力而未向中央政府求助来说明地方政府救荒能力的不足.[3]
应该说,上述研究在某一个方面都找到了大饥饿的原因之一,但比较《饥饿与公共行为》,其局部性和狭小视角,以后背后的某种学术勇气的缺失便显露出来.正如这本伟大着作的书名所体现出来的定义,森认为大饥饿的本质原因是公共行为的失误,具体而言,即是专制体制以及该体制下的民众权利的丧失.在森看来,所谓的公共行为,不仅是指国家的活动,而且包括人民大众所采取的社会行为.不仅有“合作”的(通过公民合作),还有“对抗”的(通过社会批评和政治对抗),前者显示,国家行动的性质和效力在缺乏公众警惕和活动的情况下,非常容易恶化,而后者则显示,******的丢失,导致了饥饿的普遍蔓延.
在《饥饿与公共行为》中,“权利”成为最基本的概念.在书中,森就权利等基本概念进行了数据式的罗列,这些基本概念包括:权利、天资与交换、扩展权利、合作冲突、能力与生活水平、营养不良状态与营养不良、剥夺与贫困、社会保障.
我个人极力赞成森的结论,并且认定大饥荒和中国当时的政治集权体制有关.在《饥饿与公共行为》里,我们看到,与中国三年饥饿比,同一时期的印度,虽然民主体制无法防止下层民众的慢性营养不良,但是却有效防止了1943年大规模饥荒在印度的重演,因为饥荒很快会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和报道,印度政府及早采取了补救措施,印度自从独立之后就没有再发生大饥荒,与此很有关系.反观中国,当时的集权体制阻碍了饥饿信息向中央政府传达,而群众对整体性的饥饿局面没有起码的知情权,天真地以为自身的饥饿仅仅限于自身,或者仅仅限于一个生产队,或者一个村庄.遮蔽很有可能在大饥饿的蔓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学者们在探索大饥饿的成因,寻找解决大饥饿的方法的时候,似乎仍然在遮蔽什么,或者是回避什么.
需要补充的是,尽管阿玛蒂亚.森扩展了人类经济学的发展道路,对中国经济学的普及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但国内经济学界对森的评价却是见仁见智的.一部分学者对森大加赞赏,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学界存在重制度探讨,轻福利研究的倾向,而在经济生活中,也存在强调物质刺激,忽视道德建设的现象.而森的理论在于指出了价值判断和伦理道德对于经济的重要作用,使得我们重新审视这个忽视的环节.赵晓谈到,他一直沿着斯密的《道德情操论》[4]和森的《饥饿与公共行为》的学术线索在思索,2002年他写下的《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5],应该是他思索一个阶段以后的个人总结.另一部分学者比如李仁贵、党国英则认为,这种看法貌似有理,实际上真正忽视了中国经济学甚至是中国社会发展所欠缺的东西,所谓道德,是依靠羞耻感来维系的人们的自律性行为准则,中国经济还是应该按照“仓廪实而知礼节”的思路,在制度建设上继续跟进.
我们认为,经济学界对森的认知上的分歧,正好体现了森的巨大价值.如果把森的另一本伟大的着作《以自由看待发展》[6]结合起来阅读,相信国内的学者们会一致认为,其实森在他的学术体系内,已经解决了本质性的制度问题;而如果单独就《饥饿与公共行为》一本书来看,我们更愿意把森的工作当成一种公民启蒙.事实上,这正是森的意图,他在谈到这本书时,清楚地说明:“我们试图使讨论尽可能少一些专业性,使人容易理解,有时我们还不得不满足于简洁的陈述,因为这种方式与另一种更正式的风格相比,可能要少点严厉性.”[7]
如此看来,对于所有的中国人而言,《饥饿与公共行为》可能就是一部难得的启蒙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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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饥饿与公共行为》,让.德雷兹,阿玛蒂亚.森 着,苏雷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
[2] 《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生平与学术贡献》,李仁贵、党国印/文,《经济学动态》1998年11期,50-58页.
[3]《有关中国1959-1961年饥荒的研究综述》,范子英、孟令杰/文,《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64-68页.
[4] 《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 着,蒋自强,钦北愚,朱钟棣,沈凯璋 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出版.
[5] 《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赵晓/文,《新财经》,2007年第9期,22-24页.
[6] 《以自由看待发展》,阿马蒂亚.森 着,任赜、于真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
[7] 《饥饿与公共行为》前言,让.德雷兹,阿玛蒂亚.森 着,苏雷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第1页.
2009-06-21 00:05:45 爆青
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出现公民社会，我觉得有两个因素可以被重点提及1.上千年的传统农业劳作衍生了很多副文化，最重要的当属“家庭”劳作为社会基本构成元素。
严格点说中国没存在过（甚至至今！）西方意义上“社会”概念。“家庭”还是中国人最引以为系的理念。
这是在我1年来穿梭在各种东西对话中，最常被提及的一个概念。（想想我的职业，我并不是联合国文化组织的！）
对这个话题的关注很早就有了，我至少8-9年看到过一个文章，有一句话还能记得，中国是没有公共事务的国家，在封建社会世代，中国没有出现太多的公共设施，例如广场，浴池。 这个观点也许不全正确，因为青楼，大烟馆什么的应该也算公共设施。但是通过一个侧面对中国文化里很多自闭的因素可见一斑。
家庭制的社会仍然是现代中国的最主要构成因素，如果画图，中国社会结构就是无数蜂窝的小圈圈，每个圈圈里是一个家庭。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可惜的是在每个圈之间的空袭地带容易形成道德真空。所以很多社会公德差现象就出现了。
对比西方社会略500字。
2. 基督教在形成现有西方社会制度上贡献了很多我以前没想到（或不原意承认）的力量。
他们那种社团制度其实已经突破了家族劳作的概念，还有一些互助方式也减少了家庭劳作产生的“各人自扫门前雪”的自私。这种东西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公信和公共道德（最低）标准。
孔老师的教育理念影响了中国几千年，虽然曾经被扫地出门。但是他某些看法形成了中国传统对人的价值观的基石。他提倡的那套等级制度，本质上是以人之不平等为天经地义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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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先有生产劳作发展需要，所以被迫用人的基本权利平等实现社会劳作。 这个理论很有趣。
可惜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也证明了，不一定非要用平等来实现劳作的最优化。甚至西方人也经常说，民主过程在决策中产生很多副作用。（即使这样我的本意也不是要吹捧独裁制度）
这也许是这个论题里接近核心的问题：
法国在历史上也同样是个农业国。也诞生了民主制度。
中国即使现在向转型向工业化的过程中，你不再可能向上海大众汽车公司生产线的工人们讲述，你们紧密的劳动协作在你们中孕育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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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条件的成熟一定会触发“权利”的要求，这个我坚信。这个进程将来是由城市中产阶级推动的。法国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个。随着中国城市人口的富裕程度提高，权利的要求绝对会水涨船高。
但是我必须强调一点：
即使有一天我们有了那个权利的自由。
由于上述的公民社会软件不同，我们也不会拥有一个和欧陆一样内涵的公民社会。
即，有一天，我可以领取和欧陆国家同额的社会养老金，但这绝对不表明，中国社会里的根本性问题得到了解决。即文化里的非公民社会性。
虽然可以肯定书中的观点，物质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但是公民社会的含义又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不是吗？
2009-06-21 15:22:02 九只苍蝇撞墙
嗯……或者可以这么说，当社会不再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时候，公民社会会的社会结构会自然而然的垮掉。公民社会的内容包括了很多市场经济所不涉及的范畴，甚至毫无关系的层面。但是市场经济是它的根基。
中国的经济是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我觉得还有待验证。起码它没有市场经济所连带而出的规范意识，特别重要的是没有创新机制，这个东西肯定是由规范化下的平等和自由的竞争关系带来的。
中国的发展等于是不断的在拷贝欧美文明的成果而已。
2009-06-21 22:21:57 爆青
你反过来的推论我认为成立。否则这个命题容易变成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经济形式是决定因素，但现在的社会，文化也开始反过来制约着社会进程了。很难把它们拆开讨论。
中国/卡塔尔/甚至香港
都不能算绝对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也许我还是从文化上给人家定义的吧。
2009-06-21 23:37:25 九只苍蝇撞墙
其实这也正是我的想法。最终决定社会走向的还是人的思维。
西方文明其实从古至今也是一体的，不曾断裂过。当我们仔细研究，为什么远在基督教文明诞生前，古希腊和古罗马会有那样的政治组织形式的时候，其实我们只能回到那个时代人的思维方式，认知世界的方式。这其实就是文化的本源吧。
这样的思维方式最终催生了一个协作式的自由经济体系，从而衍生出公民社会，再衍生出诸如一系列democracy相关的概念。
或者，最终什么决定了古代东方人，和古代西方人不同的认识和思维？
这应该是值得好好研究的问题。
2009-06-22 00:18:23 爆青
这是一道无法解的题阿。有很多假设。但是,
1, 我们对历史的记载不全面也不真实，导致信息量不足
2, 蝴蝶效应
我看过一个非常改变我想法的报道是：
柏林有个自然博物馆，修复了最大的恐龙化石，根据恐龙的各种身体结构，计算出来，长颈龙的心脏都要达到几吨，长颈龙如果脑部供血需要特别大的泵压。它的自重靠两条腿或者尾巴是不可能支撑起来的，它会把自身压扁。
结论指向了一种可能，在侏罗纪时代，地球上的引力和现在的不是一样的，否则根据现有的自然条件，恐龙不能存在。还有翼龙靠它的那对小翅膀根本飞不起来。换句话说，那时候猴子的自重都能飞檐走壁。自然界的植物，生物和先进重力下都完全不同。
想说这个是，我惊讶自己能接触的，甚至幻想的都受到局限。
后来我还真去了一次那个博物馆去看了一眼恐龙。默默悼念一下局限的可怜性。
2009-07-27 02:16:14 小转铃
可以说，每一段都有可商榷之处1、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社会变革才是马克思的思想
2、君主和平民常常联合起来对抗贵族.读一下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里面有关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相关论述,再读一下<罗马帝国衰亡史>,或许就不会有第二段了...
.......
2009-07-27 07:21:47 九只苍蝇撞墙
1. 确切的说，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社会变革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运行模式的思想。不能因为马克思理论提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就全面否定这个理论其他方面的意义吧。他的社会经济学理论至今还是很多欧洲大学里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必修课。不能因为贴了马克思标签他的社会经济学就和资本主义历史和现状有所区分。而是看它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2 君主制也不是单一的吧。都在不同的变化之中，罗马帝国本身的君主制在几百年间也有巨大的演变。还是一个一个案例的研究比较精确。
2009-08-06 15:51:28 三学斋主人
关于恐龙。最近我看到报道说，科学家已发现之前在计算恐龙体重时所用的公式错误，也就是说恐龙的真实体重可能只有之前大家想象的二分之一重。
http://it.sohu.com/2
不要轻易否定地球引力。我们的计算也会出错。
2009-08-06 17:58:30 爆青
《生活科学》网的新闻都很轰动，很多都是佚名科学家的发现。不要轻易相信小道消息。即使重量减少一半，翼龙能飞翔也是有疑问的。
从恐龙到人类之间的跨度和自然界变化，和三皇五帝到溥仪的差别是很大的，地心引力的改变，是假设，个人觉得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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