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张旭《古诗四帖》的考证

2009-06-05 21:21:12 　　来自: 黑甜
鉴余杂稿(增订本）的评论   

　　去借书，翻到谢稚柳著《鉴余杂稿（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刀斩斧齐，颇厚的一册，纸张厚实白洁，字迹明洁清爽。因是书画考证文集，当然附了不少图画板子，也很清晰，并不如时下所谓艺术史之类的滥书插进莫名其妙模糊灭裂的图版以规利。看印数，只区区5100册，书前无序，书后无跋，开门见山，目录之后便是正文。谢先生书画文博大家，不须借重他人声名，无序无跋，隐隐然位望自在。装帧考究，刷印稀少，又是“增订本”，此书内容也算得上谢子“晚年定论”了。
　　
　　谢先生以画家名世，多少遮蔽了书家名声，集中所论也以考辨古画为主，于我只能泛泛而过，唯论王羲之、柳公权、张旭、怀素、黄庭坚书帖几篇还能仔细瞧瞧。
　　
　　《唐张旭草书<古诗四帖>》、《宋黄山谷<诸上座>与张旭<古诗四帖>》两文张、黄共论，自以其递承迹显，分析不开，然而结论是《古诗四帖》为张旭真迹，不得不细寻其理据了。寻绎两文，理据如下：
　　
　　一、董其昌的论证。
　　董见了四帖一口咬定便是张旭所书，因为“狂草始于伯高”，还因为此帖风格与长史另两帖《宛陵诗》、《烟条诗》相近。然而《宛陵》、《烟条》现已不存于世，谢先生就举明詹景凤《东图玄览》的描述以证两帖与古诗帖实乃同一风格。
　　
　　二、倒推的内证。
　　无有力的外证，谢先生就从书法风格、传承这些内证入手。首先论张旭草书乃晋唐之间的新体，而颜真卿是亲受笔法于张旭，怀素又从颜真卿处辗转得闻。于是颜真卿《刘中使帖》、怀素《自叙帖》中某些结体、风貌的单字酷似古诗帖亦多少证明古诗帖为真迹。
　　
　　谢先生论列黄山谷书帖，首先破除明清以来山谷学怀素的成见，以为山谷草书得力于张旭的为多，《诸上座帖》“其中若干字与《古诗四帖》可谓波澜莫二。”“山谷每论书，几乎言必称张旭，真是情见乎词了。”以山谷之好张，两帖之相近，可见古诗帖为真迹。
　　
　　谢先生如此论证古帖的真伪倒使人愕然，因为所列的几条都算不得牢靠。
　　
　　董其昌自是书界大老，然而他的论证功夫可称“玄学派”、“名士派”，如论这《古诗四帖》：“项玄度出示谢客真迹，余乍展卷即定为张旭。”真是好神奇呀。董其昌考证的轻率早有启功先生著文述之，董引《烟条》、《宛陵》证《古诗四帖》，何以见得《烟条》、《宛陵》便是张旭所书？如今天壤之间两帖杳然，死无对证，谢先生爱之心切，竟以詹景凤的文字描述为据，确实牵强。况认此帖为长史真迹也仅为董其昌一家之言，何能据为的论？先于董氏在此卷题跋的丰坊就认为书风约略近于贺知章，也是一说。
　　
　　谢先生说如今的书画鉴定注重外证，太忽略风格、传承此类内证。话是没错，但针对《古诗四帖》的具体问题，实在也有些底气不足。颜真卿、怀素、黄庭坚就算真的习过长史笔法，凭几个字的近似就能证明眼前的这件《古诗四帖》就是真迹了？书法创作，偶有结体趋近并不足怪。譬如今日突然新出了一件董其昌书，而康熙皇帝正是以学董书出名的，以康熙手迹中某字某字与其相似便认此书为真迹，可乎？引黄证张，正是如此。依启功先生看法，《古诗四帖》为宋朝人书，我倒可以说写古诗帖的人临过颜真卿、怀素、黄庭坚的字，故落笔之际往往而有影响。
　　
　　一般考论文章，有力的证据就一再强调其重要，不利的证据便轻轻带过，谢先生也不能免俗。如说：“丰坊是对历代法书识见极广的鉴赏家和书家，然而始终辨认不清，正是由于因张旭的书体久不为人所熟悉。”对啊，丰考功“识见极广”的人都辨认不清，董其昌就能辨清了么？而且丰坊也非凭空臆测，他是比较了历代历家书体，觉得与贺知章最为相近，才说：“唐人如欧、孙、旭、素，皆不类此，惟贺知章《千文》、《孝经》及‘敬和’、“上日”等帖，气势仿佛。知章以草得名......弃官入道，在天宝二年，是时《初学记》已行，疑其雅好神仙，目其书而辄录之也。又周公谨《云烟过眼录》载赵兰坡与勤所藏有知章《古诗帖》，岂即是欤？”丰考功是个老实人，看了半天，因证据不足还是揣测的口吻，不似董香光那般洒狗血的“展卷即知。”
　　
　　至于《宛陵》、《烟条》两帖亦有可论。
　　
　　谢先生引詹景凤对《宛陵诗》的描述：“字大者如拳，小者径寸......以笔法圆健，字势飞动，迅疾之内，悠闲者在，豪纵之中，古雅者寓，以故落笔沉着，无张皇仓卒之气，虽大小从心，而行款斐然不乱，非功夫天至乌能？”然后以赞叹的口吻评论：“以这样的叙说来引证这一卷的风骨情采，真是如出一辙了。”唉，这是从何说起？以上话语实在玄虚不明，确定是在说《古诗四帖》这类书风？而同一人的话，因为詹氏认定《烟条诗》为赝本，是宋僧彦修的手笔，谢先生就不采信。以下谢先生又嘲讽华夏：“最可笑的是这位大鉴赏家华夏，《宛陵诗》同在他的收藏秘笈，却硬要把与《宛陵诗》同一风格的这卷《古诗四帖》定成‘六朝人书’，是非常离奇的。”且慢笑，到底华夏是收藏《宛陵诗》真迹的，谢先生却连刻本都未曾寓目，华夏说《宛陵诗》为“六朝人书”也许不准确，但可见与《古诗四帖》的风格是有一定距离的，这样似乎詹景凤叙《宛陵诗》的那些话也就不能移赠《古诗四帖》类书风了。统观詹、华两人说法，《宛陵》、《烟条》两帖到底是否张旭真迹却也大有疑问。
　　
　　在《宋黄山谷<诸上座>与张旭<古诗四帖>》》文中有这样的话：“如果说《古诗四帖》不是张旭而是亚栖乃至京洛间人之类的伪迹，那么，这些人都是在山谷的排斥之列，山谷又如何可能吸取他们的书势呢？......在明代为董其昌承认是张旭草书《烟条诗》，詹景凤认为是宋僧彦修的伪迹。亚栖的草书，已不可见，而彦修的草书，至今尚传有石刻，试看哪一点与《古诗四帖》的形体风规有共同之处？遑论它的艺术特性！”且不言《古诗四帖》若是宋人（启功先生断为大中祥符五年至宣和之间）所书也就谈不上山谷吸不吸取书势了，就说这《烟条诗》，与现存彦修草书不侔，而董其昌以为张旭所书；《宛陵诗》华夏认为“六朝人书”，董其昌又定为张旭真迹，我倒疑心董氏所见是否就是詹、华所见的两帖？
　　
　　考辨张旭古诗帖，启功先生在《旧题张旭草书古诗帖辨》一文所举的已是铁证，几无可移易。谢先生与启功先生有交往，治学范围亦复相近，启功先生的考辨文章定是见过的，然而晚年所出“增订本”仍持旧说不移，只能认为是“私其所爱”了。何出此言？原来谢稚柳先生的书风有过大的转变，早年因习画之故醉心陈老莲书，六十年代后期突然转向，倾心张旭狂草，直至晚年，爱之愈甚。而世传长史草书凤毛麟角，墨迹更是独此一件，谢老日昔揣摩，得其霑溉，自然想正其名分，不惜大费周章作一番功夫，对启功如山铁证无以措辞，只好绝口不提。这正像元稹的崔莺莺本是酒家胡女，如此名分虽不减其倾城之姿，终究不易启口，于是摇笔一变而为清河崔氏，爱之适足以诬之。
　　
　　附：
　　启功考证见《旧题张旭草书古诗帖辨》：“按古代排列五行方位和颜色，是东方甲乙木，青色；南方丙丁火，赤色；西方庚辛金，白色；北方壬癸水，黑色；中央戊己土，黄色。”这个狂草体字卷写了庾信的诗，“原句 ‘北阙临玄水，南宫生绛云’，玄即是黑，绛即是红，北方黑水，南方红云，一一相对。宋真宗自称梦见他的始祖名叫‘玄朗’，命令天下讳这两个字，凡‘玄’改为‘元’或‘真’，‘朗’改为‘明’，或缺其点画。这事发表在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见宋李攸《宋朝事实》卷七)。所见宋人临文所写，除了按照规定改写之外也有改写其他字的，如绍兴御书院所写《千字文》，改‘朗曜’为‘晃曜’，即其一例。这里‘玄水’写作‘丹水’，分明是由于避改，也就不方位颜色以及南北同红的重复。那么这卷的书写时间，下限不会超过宣和入藏、《宣和书谱》编订的时间；而上限则不会超过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