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商品的语言和基于语言的文化

2009-05-31 22:32:52 　　来自: 芈兠 (倘若无以为继，惟有循爱而行。)
世界上的语言的评论   

　　《世界上的语言》作者是荷兰人，这本书最初是用法语写成，因为感觉不对味儿又用英语重写。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作者引入了政治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审视世界上的语言，把语言作为一种经济商品看待。不同的语言可以通过计算赋予不同的Q值，而Q值的大小又可预测该语言未来发展的趋势。结合这一创新的观点，作者合理地解释了多种世界上的语言生存和竞争的状况。
　　
　　比如被讨论最多的一点就是，为什么同为前殖民地，在独立之后，有些国家仍继续使用前殖民语言，有些国家的前殖民语言则迅速消亡，有些国家一种本土语言独占鳌头，有些国家却出现了多种本土语言的竞争？所谓的“语言帝国主义”或者“语言歧视主义”在解释个别情况时或许奏效，但却无法面对这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答案。而Q值倒是令人信服地作出了解答。
　　
　　其实Q值可以解释的事儿还真不少。比如为什么美国观众讨厌外国进口的字幕电影而喜欢配音电影，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很大一部分观众口味却正好相反呢？就像不必用殖民主义或者霸权主义来解释非洲国家的官方语言一样，这一问题也犯不着扯上“崇洋媚外”，谁叫人家英语是现在唯一的超超中心语言呢？Q值大着呢！而同样基于Q值或者说更宏观的经济学层面的考量，诸如法国作出的对好莱坞电影配额制的做法压根就是无济于事，美国则压根不需要对哪国电影进行配额限制。至于说到中国人学英语，其实这是一件既增加汉语Q值也增加英语Q值的双赢之举，自然会趋之若鹜了。当然谁要非扯上民族大义什么的那也没辙。
　　
　　我特别想提到的是以下观点。针对“主张人人有权使用自己选择的语言”，作者不无讽刺地说道：“唉，关键不在于人们有权说自己想说的语言，而在于其他每个人都有权不听他们用这种语言说的话。”当提到那些曾经为语言标准化和统一化摇旗呐喊的语言学家如今又一致调头捍卫起小语言的权利并号召使用本土语言，作者认为他们的许多论调是站不住脚的：“他们自然是用英语或他们精通的某种超中心语言来阐述己见。他们会认为，那些不识字、只懂得自己地方语言的人，会迫不及待地要听听他们所发出的如此动听的呼吁。”如果一种小语言的Q值太小，它的消失可能是顺理成章的，又怎么能以保护文化的名义去强求小语言的族人讲这种不利于他们生存繁衍下去的语言呢？这和保护熊猫可不是一回事儿呀。
　　
　　反正这书看到最后，我是不禁感概，原来经济学和进化论都可以拿到语言学里说事儿，真是渗透力广威力无比哇！嗯，以下七七八八的我觉得有点意思的话儿均摘录或改写自本书（及其引文）的内容。更多的感概将在后文展开。
　　
　　1.界定一个生物物种，可看其雌雄两性能否交配；界定一种语言，可看其任意两个使用者能否彼此理解。同一物种存在变种，同一语言存在方言。人类的介入会导致某一物种的灭绝，人类的不介入会导致某一语言的消失。
　　
　　2.世界上有98%的语言属于边缘语言：它们是交谈和叙述的语言，不是阅读和写作的语言；是记忆的语言，不是记录的语言。于是用这些语言说过的话罕有记载。
　　
　　3.在很久很久以前，欧洲许多国家的王公贵族快活地说着法语、意大利语或德语，他们并不在乎老百姓讲什么语言，而学者和教士仍旧和同行们说着拉丁语。
　　在很久很久以前，印度宫廷里讲波斯语，文人僧侣说梵语，而老百姓则使用着上千种本土方言。他们之间相安无事，也老死不相往来。
　　在很久很久以前，印尼爪哇岛的人们说着爪哇语，它分敬语和俗语高低两种变体，贵人们彼此使用敬语，上等人对下人使用俗语，下人向上等人回话则使用简化的敬语。针对不同的尊卑关系，爪哇语存在几十种称谓形式。
　　
　　4.非洲的卢旺达唯一的官方语言是法语，却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口使用。特权阶层垄断了法语作为资本积累，对绝大多数卢旺达人来说，法语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它是一般民众听不懂也学不到的唯一的书面语言，民众知道自己不知道那些成文在典的知识，于是也就认为自己不够格知道那些知识。排斥现象蛮不讲理地证明了自己的合理性。
　　
　　5.非洲的刚果（扎伊尔）唯一的官方语言是法语。家长们不愿让子女接受本土语教学，怕影响孩子将来获取高声望和高酬工作的机会。身为公民，刚果人会在公开场合贬斥法语，但作为家长，私下里却希望子女能学习法语。学好林加拉语，能找份给人开车的活；学好法语，不仅能有辆车，还有人给你开车。
　　
　　6.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法国科学家被迫在国际会议上要求使用法语，而且只能在法语刊物上发表文章。
　　由于实行多语制，1999年，欧盟委员会的笔译和口译费用总额，占到了内部预算的30%。据说比例实际更高，但未经确认，因为这个话题是一个禁忌。
　　Henry Ford早在1925年就从经济学的角度敏锐地提议美国废止一切外语教育，因为其他国家的人反正会选择学习英语。
　　
　　7.苏联重新发掘出各种民族语言，对少数民族来说是好坏参半的事，因为这会导致一个很怪的结果：俄语在非俄语民族中变得更为重要……苏联将地区语言变体升格为单独的语言，有时甚至不惜创造新字母供书写用。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分裂政策，很大程度上是担心庞大、团结的非俄语群体操同一种语言后，会对基于俄语的中央集权的专政形成威胁。
　　
　　当我在一开始读到作者拿物种来类比语言的时候，就想到粤语和闽南语其实更应该是区别于官话的语言而不是作为汉语的方言看待（事实上这是一个本来就未定的学术问题）。不过当了解了古代欧洲和印度的情形之后，我想到自己印象中古代中国的情况是颇为不同的。
　　
　　首先，如果没有秦始皇统一中国并“书同文”的话，各地可能会根据已有的汉字独自演化出不同版本的汉字来，如果是这样的话，时间一长，一个广东人和一个北京人肯定就失去了互相理解的文字基础。其次，虽然一般认为字母文字是较之字符文字更高的发展阶段。但假若中国在古代也发展出了字母文字，因为字母文字只表音，那么即便有“书同文”，各地也会因为语音的不同而演化出字母文字的变体（类似拉丁文在欧洲的演化），久而久之，亦变成了不同的语言。
　　
　　于是中国特殊就特殊在不仅保留了既表音又表意的汉字，而且在很早的时候就完成了“书同文”，更不存在皇族、知识分子和老百姓使用不同语言的情况。这样似乎就为“大一统”的主旋律给定了调。而统一的环境下促成了统一的选拔官员的制度，而后又有了科举，再而后又进一步强化了“学而优则仕”，于是没有发展起近代科学，于是中国落后了，于是落后就要挨打，好不容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后来中国又可以说不了，最近中国还可以不高兴了……
　　
　　呃，越说越扯了。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当我们在考察中国的种种现状时，是不是应该多去问几个为什么？去了解一下中国的今天和西方的今天分别是怎么演变而来的？如果对于这些都没能充分的认识，就硬是要把西方的先进的民主的一切照搬到中国来，是不是有些荒唐呢？更何况水土不服的情况不在少数，总得想想原因吧。
　　
　　还是拿语言来说事儿。比如英语之于英国的国语地位，也不过就最近几个世纪才发展起来的。在此之前，如前所述，老百姓说什么语言统治者完全不在意。而作为一个宗教传统的国家，教会更愿意在不同地区使用当地语言教学，中央政府出于国家利益则志在推广国语，这又存在一个长期的博弈过程。而中国可是在两千年前就完成了“书同文”，这其中差异何其大也？！
　　
　　这里我不是要陷入我们历史教科书里一贯的“中国某一发明比欧洲早了多少多少年”的沾沾自喜。我们在比较中西方文化的时候，总是有一种趋同的倾向，不论是说中国比西方领先多少年，还是当看到西方有什么我们没有的先进玩意时照搬过来。却因此而忽略了看似相同背后的巨大差异，更不用说会去探讨那巨大差异背后的根本原因了。祖冲之的圆周率比欧洲早算出来上千年，郑和航海的壮举更比哥伦布威风得多，可为什么还是落后了呢？
　　
　　这就又说到了“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李约瑟作为一个英国人，这样的发问理所当然。可是当我们同样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去换一种角度：“中国为什么要发展出近代科学？”我的言外之意是，说不定从秦始皇的“书同文”开始就注定了中国与科学的分道扬镳，注定了中国不会发展出近代科学，于是那个问题是不是就成了一个对于中国而言的伪问题呢？难道每个国家发展出科学发展出民主都是命中注定的？
　　
　　如果我不是从小生活在一个对科学家非常尊重、科普运动蓬勃开展的社会，我会对科学产生任何的兴趣吗？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其实是构建的。民主也一样。有一本神奇的小册子叫《民主四讲》，里面引用了很多统计学的图表和数据来讲“民主”。有人见状惊呼：“民主还需要数据吗？天赋人权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可你若是从小生活在古代的中国，你到哪儿去知道“天赋人权”的观念呢？难不成它天经地义地长在每个地球人的脑子里？即便是跑去旧时的英国，你说皇室和老百姓都说的不是一门子的语言，还谈什么民主？
　　
　　说到数据，我觉得自己也有犯错误。作为一向讲数据的理科生，我在用“普世价值”这样的词汇的时候却从来没有想过要数据支持，仿佛“普世”就是天经地义的公理。倒是西方社会科学的学者早已走上了“数字化”之路，而据说我国社会科学的学者，不会用统计而误用滥用数据者有之，无视数据者更有之。其实对数据嗤之以鼻也行，可也别把自己的话当真理。世界现在是这个样子，不代表它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也不代表它一直要保持这个样子。
　　
　　各种知识观念的积累，让我是越来越觉得，想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就必须先从中国历史和文化里去找原因，这门功课我们做得太差了。民主可以无中生有地建构出来，可中国文化毕竟传承了几千年呀，得考虑是否兼容吧。不兼容的话，那要么改造民主，要么改造文化，最好是有更智慧的办法。倘若五四那一代真的打倒了一切传统文化然后洗白下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记忆，在此基础上生搬硬套来民主大概是不成问题的。但那会不会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呢？
　　
　　我们自以为对中国的历史都很懂，一说起来就是两千年封建集权专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对于历史的记忆的确被洗白了）。其实，什么是封建，什么是集权，什么是专制？一知半解。封建了多少年？集权之外有分权吗？皇权和相权是什么关系？更是一无所知。这些都不了解，就想当然地去说中国的落后源自两千年封建集权专制，于是要使劲向西方的先进文化学习，能学出个好来么？照这么个法子仰望星空的人，活该他掉进坑里。
　　
　　这些问题一说就都成大问题了，可以引发很多话题继续说下去。不过我就此打住，学识水平就这么点，再说深了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说多了我也矛盾和犯迷糊。说到底就是如何看待自己和如何学习西方，由此怎么让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的明天更美好。其实我不怎么操这个心，也尚没有能力操这个心，只是看着一些人在那里瞎操心，有点干着急就说了这么些话儿。假使有时光机，我很想跑进历史里，分别问康熙帝治下的一个路人甲和威廉三世治下的一个路人B：“过得舒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