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与一段时光

2009-05-26 00:28:11 　　来自: 盒饭
作为法律史学家的狄更斯的评论   

　　 阅读与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偶然，一个人亲近一本书，是一种机缘。一个人由于喜爱此书，而产生了翻译的愿望，是希望更多人了解它，并分享读书的快乐。与《作为法律史学家的狄更斯》一书结缘，既得益于毕竞悦、贺维彤的盛情邀约，也来自内心对它的喜爱。
　　　　维彤曾说，邀我翻译此书，很大原因在于我曾是法律与文学领域的实践者：当过警察，做着法官，还出版过一部警察题材的小说，担当译者，实在再合适不过。当然，如此选译者还是要冒些风险的。自己当年那部小说，充其量只是一段青春轨迹的白描，离真正的文学尚相距甚远。而且，从知识结构上说，我从事的是刑法研究，对普通法和英国史，乃至法律与文学，都只知皮毛，未曾深入。不过，这毕竟是一部由法律史学界“大牛”撰写的小册子，作者声名赫赫，作品内容也颇具吸引力，况且原书不过150多页，工作量看起来也不太大。2006年6月，赶在毕业典礼前，我终于硬着头皮接下了这项差使。
　　　　2006年8月，甫一考入最高法院，便被安排至云南省玉溪市中级法院从事刑事审判工作。9月，刚开完一个庭，法袍还未脱下，就收到维彤寄来的原书，是耶鲁大学出版社1928年的版本。当时案件繁多，法官人手不足，经常半天奔走各区县开庭，半天合议或撰写判决，有时甚至整天都在路上。翻译便只能在深夜进行，每每零点后离开审判大楼，总用手机拍下当时月色，俱存于一个名为“云南的月亮”的文件夹内，算是那段患得患失岁月的记录。
　　　　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去，照片攒至100余张时，我又调至位于昆明的高级法院，那时最高法院已经发出通知，要求死刑案件二审必须全部开庭。我所在庭负责普洱、西双版纳的上诉案件，时常需要南行审案，一去数周，翻译事务便彻底撂下了。这一放，又是半年，至当年8月调回北京，整本书竟只译了一半。
　　　　进度缓慢，工作忙是一方面，另一个原因在于翻译难度，被一个词组、一个句子卡上两三天是常有的事。原著出版时间距今已有八十多年，许多句式用法已有变化，读来颇觉拗口。正文内容也跨越了文学与法学两个领域，里面不但有许多生僻词汇，还频频引用小说原文及文学评论。原文部分虽有中文译本可资参考，但因为译者们多数非法学出身，其内容拿捏与字词译法，仍须一一校对，并悉心打磨。可以说，这项翻译工作既是对悟性的挑战，也是对耐性的磨练。行文至此，特向本书参考的部分中译本译者致谢，亦即莫雅平（《匹克威克外传》，人民文学出版社）、宋兆霖（《双城记》，华夏出版社；《大卫·科波菲尔》，译林出版社）、黄邦杰、陈少华、张自谋（《荒凉山庄》，上海译文出版社）、王科一（《远大前程》，上海译文出版社）、许君远（《老古玩店》，上海译文出版社）、陈原（《人生的战斗》，商务印书馆）诸位先生。
　　　　接着说翻译进程。2007年，我被派至英国出差，除了译稿，行李箱内还塞了两本书，一本是塞西尔·黑德勒姆的《律师会馆》，一本是罗杰·塔厚尔的《漫步文学伦敦》。到伦敦后，我曾按图索骥，兴致勃勃要去道蒂街48号探访狄更斯故居，却因事务繁忙，终于未果。倒是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诗人角，瞻仰了老人家长眠之处。
　　　　某个雾霭沉沉的下午，从舰队街的海米克斯法律书店踱出，我突发奇想，决定沿文秘署巷寻访传说中的四大律师会馆。及至黄昏，只找到格雷会馆与林肯会馆。后者院内景色格外秀美，红墙灰檐内，仿若隐藏无数奇趣典故。藉此机缘，翻译热情居然重又燃起。接着，便又是半年的努力。其间，由于经常出差，许多译句是在飞机上迸入脑海，落地后又记忆成文的。2008年5月，全书译完，回头一看，薄薄一本小册子，居然译了两年多，这样的效率着实令我惭愧不已。
　　　　为译此书，自己曾阅读大量背景资料，因此，译书之外的一大收获，在于对文学与法学的因缘有了一定了解。从我角度来看，把法学、文学之关系作为学术课题研究，无论是语境分析，还是训诂考据，都有些寡淡无味，其乐趣远不如欣赏小说原文或阅读一篇精彩书评。
　　　　其实，在国外，许多法学家都有文学作品传世，不少大文豪早年亦有修习法律的经历。比如，巴尔扎克毕业于巴黎法律专科学校；海涅是德国哥廷根大学法学博士；司汤达出生于法律世家，其父是法国最高法院律师；席勒在卡尔斯学校学习过两年法律，之后才弃法学医；泰戈尔在伦敦大学学习英国文学之前，读的也是法律。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写的就是他在高等法院实习时，郁郁寡欢的生活体验，他还曾做过四年执业律师，案源虽然多来自他那转任法官的舅舅，却以气势恢宏、修辞华丽的民事诉状名噪一时，算是很好地融汇了法律与语言上的天赋。
　　　　即使在中国，也不乏与法结缘的文人逸士，远者如徐志摩，赴英留学前，他曾在天津北洋大学法律预科学习，与后来的大法官吴经熊先生系同窗好友。近者如诗人海子，他是北京大学法律系八三届毕业生，离世前曾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综观上述名人际遇，倒是印证了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那句名言：“很多诗人都是从法学院逃逸的学生。”
　　　　至于现在的国内法学界，虽然也有法学家写过小说、诗歌，但从传播角度来说，基本没有太大社会影响力，品质也差强人意。倒是一些有过法学院学习经历，从事过法律执业者的文学作品，曾引起过很大关注，如张者的《桃李》，描绘的就是法学院师生的众生相。慕容雪村的《原谅我红尘颠倒》，更是写透了基层法官与律师间的微妙关系。后者我曾推荐给许多师友，不少人读完后，免不了对司法现状有一番叹息与无奈，不过也有朋友告诉我，该书作者恐怕已很久没有接触司法实务了，因为书中揭露的内幕交易方式，多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时兴的老黄历，如今无论受贿或行贿，寻租手法早已升级换代。真若如此，也算是司法之大不幸了。
　　　　说些技术性问题吧。关于Inn of Court的译法，我曾在“律师公会”与“律师会馆”两种译法间踌躇许久，最终还是按照张芝梅女士先前的表述，确定为“律师会馆”。还有部分专门词汇，如The Convention Constitution，则采用了雷宾南先生译戴雪《英宪精义》时的译法，将其译为“宪法性典则”。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本书脚注偏多，之所以如此，是考虑到可能会有一部分读者对英国法，或当时的司法环境感觉陌生，尽量释明一些背景知识与专业术语，或许有助于丰富大家对正文的理解。至于每篇小说的主要情节，由于实在无法用几个脚注说清楚，只好委屈读者阅读原文了。事实上，若有人在读完本书后，真能对狄更斯小说或普通法产生兴趣，进而有进一步阅读的想法，也就不枉译者一番苦心了。
　　　　当然，翻译过程的最大受益者，其实是译者本人。翻译此书，本身就是一个学习普通法知识的过程。回过头看，当初深深困扰我，甚至令我打算半途而废的地方，恰恰也是我获益最多之处。不过，本人学识有限，知识储备亦有不足，许多内容几经斟酌，恐怕也难达本意，由此导致的翻译谬误或疏漏，也期盼师友、读者来文指正，邮件地址：frankhe@vip.sohu.net。
　　　　一本书的创作或翻译，总会烙上一段时光印记，也与同行的人们息息相关。谢谢小郭、段段、彤彦、东青与晓云，只有你们才明白最高法院“云南分舵”这个称谓的意义与温情。感谢最高法院外事局马晓旭女士在翻译期间给予的诸多帮助，更要感谢贺维彤、毕竞悦为本书倾注的心力，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西南政法大学徐昕教授、最高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蒋惠岭、王晓东、付育诸位法官一直关注译事进展，这里一并致谢。最后要感谢的是女友鸿谅，是她帮我审定了译稿，导论的题目、框架，都来自与她的讨论，这本书亦是那段温暖时光的见证。
　　　　谨以此书，向无尽岁月致敬，是为记。
　　　　
　　　　何 帆
　　　　2009年3月2日
　　　　于最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