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的宠儿

2009-05-19 00:00:38 　　来自: 胡叉叉 (金正太)
八十年代访谈录的评论   

　　
　　阅读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是一个充满快乐和焦虑的过程。书中伤痕累累却又充满了鲜活生命力的艺术家们，在剥离了平日里种种传媒和他者强加的评论后，最终归于文本的，是一张张沉静成熟的面容下包含感情的叙述，关于那精彩又充满狂欢、荒诞、乃至绝望的生命历程。一如书的标题，他们曾经是风云变幻的见证者，而八十年代最终造就了他们。
　　其中，和阿城的对话无疑是最打动我的。我惊叹于他对于近百年来历史的精确把握和对社会变革的深度理解，同时他还不时会流露出文人的机智，高度形象化的引证。他的着眼点基于两处：一，知识结构的建立；二，焦虑。在谈到前者时，他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简体字改革的真正的深远影响所在，即让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从此成了少数人的专利，繁体字成为一种专门用于学术化的工具，这种趋势还将愈加严重是因为按当下的情况来看，除了中文系的学生勉强称得上认识繁体字之外，更多人对于这种“音、形、义”高度统一，称得上是世界第一流的文字获取的感知可能仅仅来自于港台电视节目的字幕。由此想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欧洲，随着印刷术的引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读书认字，直接获取知识而非像往日一般专注于教会的布道。几百年后，中国式的“文字去神圣化”运动，却更像是站在了这伟大进步的反面。
　　阿城同时谈到了焦虑的问题，其实每一代人都会不同程度地经历这种心理状态，只是时代赋予了他们不同的内容。我们可以把这种比较按纵向的年代来划分，以直接反映出社会进程的演变。比如他们当年的焦虑在于如何首先去寻根，接着怎么走，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他们有一种责任感，一种如同理想化的精英主义般对国家的统领意识。在1989年这种意识和被证明成为幻觉一场，于是就到了轮到我辈的迅速成长，迅速成为哈维尔笔下“内在化的、单向度”的人。
　　无论是阿城，北岛，陈丹青，艾未未，或者是本书的作者查建英，都有很长一段海外生活的经历。与其说是“生活”，不如说是自我放逐，再说地沉重些，或许就是一种精神流放。在当时中国独特的语境下，似乎大多数后来卓有成就的文化人士之所以选择这条道路，就是为了感知作为他者的存在，试图触摸一种异质的文化，与自己的文明相对的，或至少对自己文明的另一种的解构。同时还有个有趣的现象，似乎喜欢写异域游记的，往往是匆匆的过客而非在外久居之人。这好像成了一种传统，老舍对他在英国的生活几乎只字未提，而郁达夫回想起自己的日本的遭遇则充满了失败者的惨痛，估计那种连妓女都会嘲笑的生活决计不会是一件多么值得感叹的回忆。从这个意义上讲，《棋王》以及后来的《孩子王》等作品，《西藏组画》，都可以看作是在经历了异质文化生活后，对于所谓“寻根”最有力的阐释和无畏的尝试。
　　无论如何，那都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年代。”Better than the worst”。每件事都是崭新的，每个声音都期待着响亮的回音，每一个年轻人都仿佛地平线般地生活，至少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中，我们之所以总是乐于回过头去，静静地注视他们，是因为后来我们都知道了，他们变成了下一寸即将升起的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