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菲利普•图森访谈

2009-05-14 00:11:05 　　来自: 禅疯子
逃跑的评论   

　　人物周刊：你是如何开始写作的？
　　图森：我在巴黎政治科学学院读书，学习当代历史。那时候，更让我感兴趣的是电影。我父亲是记者，母亲是书商，我从小就有很多书籍的资源，但是我抵触我的父母，于是也就抵触书籍。我对电影很感兴趣，但是电影不可能独立完成。在没有支持、没有资金的情况下，我开始独自写书。在我结束大学生涯以后，大概二十二三岁的时候。
　　
　　
　　人物周刊：罗伯-格里耶对你非常推崇。我在一些资料上看到，当初午夜出版社社长热罗姆•兰东就是在罗伯-格里耶的桌上看到你的小说手稿的。你和罗伯-格里耶的交往是怎样的？
　　图森：事实上，我跟罗伯-格里耶开始接触是在我发表作品之前。那时我默默无闻。我把稿子寄到午夜出版社，罗伯-格里耶在那里上班。他看了我的稿子，并在出版社见了我。那时候我还很年轻，大概二十一岁，二十二岁。他的态度很友好、亲切，给了我很多鼓励。他说，你写得不错，但是还需要继续努力。那就是我跟他的第一次见面。当我的第一部作品《浴室》发表后，我把后来写的稿子寄到午夜出版社，但那时候罗伯-格里耶已经做了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不再到出版社上班了，所以在之后的二十年里我都没有再见过他。我再一次见到罗伯-格里耶是在2004年。可以说，我们的见面非常不对称。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我还是个刚起步的年轻人，没有发表过作品，而他是个着名作家，也是出版社主编。当我再次见到他时，已经是二十年后，这时我已经是个作品被翻译成各种语言的作家，我们进行了一场关于文学和电影的讨论。
　　
　　
　　人物周刊：你是否喜欢罗伯-格里耶的小说，你对他的看法是什么？
　　图森：我们对文学有着相同的理念。罗伯-格里耶在法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开创了“新小说”，也是重要的理论家。他提出这是一个需要创造一种新文学的时代，他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认同他的观点。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其他“新小说”作家？你喜欢他们的书吗？
　　图森：相比之下，我认为贝克特对我来说是更重要的作家，他也出版了很多有分量的作品。还有杜拉斯，我非常尊敬他们。
　　
　　
　　人物周刊：评论界普遍把你称作“新小说”的继承人，但你们的写法很不同。
　　图森：“新小说”的理论是罗伯-格里耶提出的，而我和他最相近的地方就是我们都在午夜出版社出版作品。实际上，我在罗伯-格里耶出生三十五年之后才出生，可以说我们是两代人。当我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我并没有试图成为谁的继承者，我不想追随谁，我走我自己的道路。我不是很同意继承者这个说法。我们这一代很尊重“新小说”的创始者，但是很尊重不是说我们是他们的学生，他们的接班人，好像绘画一样，有徒弟跟着师傅学技巧，我用的并不是罗伯-格里耶的技巧。
　　
　　
　　人物周刊：你如何评价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
　　图森：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值得尊敬的作家，但是相比于罗伯-格里耶，我觉得他写的东西不太有意思。他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探索还是比较传统的，而他早期的作品，有些重嚼旧东西的意味。
　　
　　
　　
　　人物周刊：你的书在法国销售如何？
　　图森：《浴室》是个惊喜，因为这是第一部作为新的文学探索、新的文学样式取得巨大成功的书，它赢得了很多读者。对我来说，这是次不同寻常的成功，因为那时它的作者才二十七岁，完全不出名。这是他的处女作，而且是在午夜出版社出版的，这个出版社的要求比其他的出版社高，所以这是个不同寻常的事。如果一个人在写作二十年后出名，就没那么让人惊讶了。
　　
　　
　　人物周刊：午夜出版社可以说是法国当代文学的发源地。
　　图森：1985年，我的《浴室》问世了。就在同一年，克洛德•西蒙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也在午夜出版作品。西蒙在致辞中特别表示了对午夜的感谢，而在此之前，贝克特也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在这个奖项上午夜出版社拥有最多的殊荣。
　　
　　
　　人物周刊：在中国，很少有作家能够单纯靠写作为生，法国的情况怎么样？你除了写作还做过什么工作？
　　图森：同样非常不容易。在法国很少有作家能靠写作为生。我除了写书的收入以外，还有一些国家提供的资助，比如文化部或图书中心，钱不多，但总能解决一些问题。还有一些赞助，或者付费的讲座。我拍电影的钱是有赞助，靠着这些我可以不用从事其他职业只靠写作为生，但这是很罕见的。
　　
　　
　　人物周刊：你小说中的场景很多在国外，米兰、威尼斯、东京、上海、北京，异乡之旅似乎格外能激发你的想象力。
　　图森：并不是总是在国外，一开始背景是在巴黎。是从某个时候开始，我开始有了某种意愿，把背景放到了国外，尤其是我的后两部书，一部是在日本，一部是在中国。确实，我有看看世界的想法，世界不是只有巴黎，所以我想看得更宽一点。
　　
　　
　　人物周刊：在你最新的一本小说《逃跑》中，你把背景放在了当下的中国。你也说过，“浮现中国是这本书的主题之一”。
　　图森：是的，对我来说，谈论当今的中国是很重要的。作为一个作家，书写今天的世界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把目光放到中国，放到当今的中国。中国最感染我的地方就是它的能量，它的活力。
　　
　　
　　人物周刊：我注意到，你笔下的中国不是那些浮光掠影的场所，而是更生活化的地方，比如你写了京沪之间的火车、保龄球馆、停车场。
　　图森：这些“很中国”的地方让我更感兴趣。作为作家，我不选择那些旅游景点。我感到，我选择的地方应该更能代表真实的中国，而不是旅游指南上的中国。我尽力避开媒体上的陈词滥调，让人们了解中国的现实。前几天在香港的时候，有个法国人，他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他当然比我更了解中国的情况，他说那些旅游书上的陈词滥调不符合实际。
　　
　　
　　人物周刊：你书写了一趟很奇妙的中国之旅。
　　图森：一个巴黎人到北京，人们总是带他去参观故宫、长城这样的地方，而我在书中要带他到停车场，让他坐摩托车，后来又来到保龄球馆，这都是很日常的地方。
　　
　　
　　人物周刊：让我们谈谈电影。你喜欢的导演有哪些？
　　有很多，我很喜欢60年代的意大利电影，费里尼，安东尼奥尼，帕索里尼等等，还有法国新浪潮的导演，戈达尔，特吕弗。不过最让我喜欢的是美国导演大卫•林奇。我还看过贾樟柯的电影，《站台》、《世界》和《三峡好人》，我觉得他的电影很有活力。
　　
　　
　　人物周刊：有人说，贾樟柯电影的风格很像你刚才提到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你觉得呢？
　　图森：贾樟柯吸引我的地方在于，他呈现的是中国当代生活的面貌。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一样，都是用一种很直接的方式呈现现实。
　　
　　
　　人物周刊：你还看过其他中国作家、导演的书或电影吗？
　　图森：我读过几个中国的作品，比如诺贝尔奖得主高行健的书。他在法国生活。我读过一个上海作家的，她叫做卫慧。我还读过一个作家关于西藏旅行的书。不过总的说来，我对中国作家没有什么认识。
　　
　　
　　人物周刊：法国一直有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传统。在你看来，作为艺术家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
　　图森：对我来说，我的职责就是艺术。艺术家也好，作家也好，他的职责首先在于要为他的领域带来一些新东西。政治的、社会的东西当然也是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他们也可以做这些，但这些不是必须的。罗伯-格里耶说过，一个小说要是太政治化了就不是一本好小说。一本好的小说突出的地方应该是它的艺术性，而不是政治性。我非常同意罗伯-格里耶的看法。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公民参与政治生活，但是这跟艺术没有关系，用政治来做艺术不会是好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