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5-07 15:17:54
来自: 鸿帆
南京!南京! / 南京!南京!的评论



喜欢《南京!南京!》的人赞它为中国电影的里程碑,讨厌的人恨不得把陆川祭上“卖国贼”的十字架。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同意一点,那就是陆川极有野心。
处女作,陆川导演了内地最难合作的演员姜文。第二部作品,他征服了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高原无人区。到了第三部电影,陆川的野心更为宏大,他要拍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烈的疮疤——南京大屠杀。不仅如此,他要拍的,是一个“和过去都不一样”的南京大屠杀。
首先,他想要颠覆,颠覆国人根深蒂固的集体记忆。陆川不想拍一个完全黑暗的南京1937——中国人被屠杀、被羞辱,在被日军夺去生命的同时也丧失了所有的尊严。他努力在历史资料中寻找中国人的坚强和抗争,最终在日军的回忆录中找到了证据。于是,陆川对南京大屠杀的影像诠释中,中国人有了巷战的反抗,有了舍生取义的行为,有了视死如归的勇气,有了那种让一个民族屡遭灭顶之灾、但依旧可以生生不息的神秘特质。
而更为冒险的举动是,陆川还要颠覆历来日本兵在中国影视作品中的固有陈式。那些长期以来被妖魔化处理的日本士兵,在陆川的镜头里显示出些许的“人性”。陆川如此做的理由,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逻辑推断:“如果我们把日本兵当作疯子、魔鬼,那疯子杀人是不犯法的,我们难道认为日本人杀人就不犯法么?我们凭什么要为他们卸去罪孽?”
陆川力图让影片营造出一个强大而逼真的气场,带观众回到那个惨烈的年代。为此,他对影片从整体到细节的历史真实都吹毛求疵,甚至做出一些在旁人看来并无意义的努力。比如,他根据樊建川博物馆的俘虏照片挑选长相类似的群众演员,让造型师、化妆师对着照片在那些演员的脸上精工细作,在拍摄时把这一张张的脸放在镜头中央,在悲怆的特写中完成对无名先烈的集体祭奠。
如果只是一味追求写实风格,也就罢了,他却偏偏还要写意。拍摄这类题材的作品,写意的危险性极大,稍有不慎便会让整部影片滑入深渊,陆川并非不知道这一点,却只是一意孤行。因为一张日本兵坐在孙文像上抽烟的老照片,他设计出几个日军拉倒孙中山像的桥段;拉贝和魏特林在日记上的随意一笔,让他编出小江主动举手当日军慰安妇的催泪篇章。他让张纯如走进电影,化身为姜淑云,让一种天主教的清冷与虔诚漂浮于难民营的上空。他甚至把自己的梦境——一伙日本兵在南京城的废墟上跳着奇怪的舞蹈——化成真实的影像,并处理成全片的最高潮。
事实是,陆川完全可以展现一个国人集体记忆中的南京大屠杀,让日本兵疯狂地屠杀、变态地摧残,让中国人沉默地被害、痛苦地呻吟,由此让观众在民族主义的仇恨中泪流成河;他也可以选择一个小而讨巧的角度,比如“拉贝日记”,轻松地讲一个故事,让观众也满足被感动的欲望。然而陆川偏偏不肯这么做。他选择的,是一条最险峻的道路。在四年的时间里,在那些因为过度接触南京大屠杀的史料而失眠的夜里,在与外界各方面的压力一次次角力的过程中,陆川让自己心目中的南京大屠杀浮出水面,并一刀刀削刻出现在的风骨峥嵘。
就凭这一点,我向陆川致敬。无论如何,艺术家有权向一个野心发起努力;因为没有野心,便不会有任何的进步。
南京!南京! / 南京!南京!的评论




喜欢《南京!南京!》的人赞它为中国电影的里程碑,讨厌的人恨不得把陆川祭上“卖国贼”的十字架。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同意一点,那就是陆川极有野心。
处女作,陆川导演了内地最难合作的演员姜文。第二部作品,他征服了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高原无人区。到了第三部电影,陆川的野心更为宏大,他要拍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烈的疮疤——南京大屠杀。不仅如此,他要拍的,是一个“和过去都不一样”的南京大屠杀。
首先,他想要颠覆,颠覆国人根深蒂固的集体记忆。陆川不想拍一个完全黑暗的南京1937——中国人被屠杀、被羞辱,在被日军夺去生命的同时也丧失了所有的尊严。他努力在历史资料中寻找中国人的坚强和抗争,最终在日军的回忆录中找到了证据。于是,陆川对南京大屠杀的影像诠释中,中国人有了巷战的反抗,有了舍生取义的行为,有了视死如归的勇气,有了那种让一个民族屡遭灭顶之灾、但依旧可以生生不息的神秘特质。
而更为冒险的举动是,陆川还要颠覆历来日本兵在中国影视作品中的固有陈式。那些长期以来被妖魔化处理的日本士兵,在陆川的镜头里显示出些许的“人性”。陆川如此做的理由,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逻辑推断:“如果我们把日本兵当作疯子、魔鬼,那疯子杀人是不犯法的,我们难道认为日本人杀人就不犯法么?我们凭什么要为他们卸去罪孽?”
陆川力图让影片营造出一个强大而逼真的气场,带观众回到那个惨烈的年代。为此,他对影片从整体到细节的历史真实都吹毛求疵,甚至做出一些在旁人看来并无意义的努力。比如,他根据樊建川博物馆的俘虏照片挑选长相类似的群众演员,让造型师、化妆师对着照片在那些演员的脸上精工细作,在拍摄时把这一张张的脸放在镜头中央,在悲怆的特写中完成对无名先烈的集体祭奠。
如果只是一味追求写实风格,也就罢了,他却偏偏还要写意。拍摄这类题材的作品,写意的危险性极大,稍有不慎便会让整部影片滑入深渊,陆川并非不知道这一点,却只是一意孤行。因为一张日本兵坐在孙文像上抽烟的老照片,他设计出几个日军拉倒孙中山像的桥段;拉贝和魏特林在日记上的随意一笔,让他编出小江主动举手当日军慰安妇的催泪篇章。他让张纯如走进电影,化身为姜淑云,让一种天主教的清冷与虔诚漂浮于难民营的上空。他甚至把自己的梦境——一伙日本兵在南京城的废墟上跳着奇怪的舞蹈——化成真实的影像,并处理成全片的最高潮。
事实是,陆川完全可以展现一个国人集体记忆中的南京大屠杀,让日本兵疯狂地屠杀、变态地摧残,让中国人沉默地被害、痛苦地呻吟,由此让观众在民族主义的仇恨中泪流成河;他也可以选择一个小而讨巧的角度,比如“拉贝日记”,轻松地讲一个故事,让观众也满足被感动的欲望。然而陆川偏偏不肯这么做。他选择的,是一条最险峻的道路。在四年的时间里,在那些因为过度接触南京大屠杀的史料而失眠的夜里,在与外界各方面的压力一次次角力的过程中,陆川让自己心目中的南京大屠杀浮出水面,并一刀刀削刻出现在的风骨峥嵘。
就凭这一点,我向陆川致敬。无论如何,艺术家有权向一个野心发起努力;因为没有野心,便不会有任何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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